习近平的协同治理思想（共五则）

第一篇：习近平的协同治理思想

习近平的协同治理思想

摘要：一方面，国内存在的复杂性、系统性社会矛盾要求国家治理的综合化、协同化，另一方面，国家治理中分权化、部门化、碎片化现象严重，现实困境及参与全球公共事务、贡献中国智慧的需要要求转变国家治理方式。习近平敏锐地看到了国家治理方面存在的操作性困境，将协同治理的理念融于顶层设计之中，贯穿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各个层面。他强调协同治理要体现人民本位，运用辩证思维，并注意发挥制度保障和调查研究的作用。习近平的协同治理思想内容广博、富有创见，对于我们把握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规律、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提高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协同治理；协同效应

中图分类号：D610； D63-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8.01.009

?f同治理是应对复杂性、系统性的治理危机而产生的一种治理理念，是对传统科层制的纵向线性治理模式的扬弃。它以协同学和治理理论为基础，强调多元主体基于利益共同体需要采取集体行动，互相配合、相互协调、协同进步以达到协同治理优势。它是伴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而兴起的一种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已经成为“各国完善公共服务提供的趋势”[1]。

目前，中国已进入发展战略期、改革攻坚期和矛盾凸显期，各种社会矛盾集中、交织、叠加在一起，呈现出复杂性、结构性和制度性特征。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国家治理理念和方式还存在不适应的情况，还存在分权化、部门化、碎片化的治理倾向，国家治理的效能被严重削弱。习近平敏锐地看到了国家治理方面存在的操作性困境，在深刻把握社会矛盾新表征和国家治理规律的基础上，富有创见性地阐述了协同治理的思想。

一、习近平协同治理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一）应对国内复杂性、系统性社会矛盾的现实需要

随着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社会系统不断出现各种冲突，国内矛盾表现出三大特征：其一是复杂化。国际层面，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交织在一起，资本的逻辑与主权的逻辑互相碰撞、交锋；国内层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呈现新形式，主要社会矛盾和次要社会矛盾、浅层次社会问题和深层次社会问题交融在一起，错综复杂。其二是系统化。改革开放以来，容易改革的领域和方面已经改过，不易改革的领域和方面呈网络状，受体制、机制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社会矛盾往往固化、体系化，枝蔓层面的局部、单方面改革难以撼动。其三是同期化。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过程中积累的社会问题几乎同时集中出现，而尚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又导致它们的副作用外溢。

社会矛盾积累带来的后果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表现得比较突出，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有较大差距；贫富差距、既得利益固化、社会保障不健全、消极腐败等社会问题还将在一定时期存在，与人民的预期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的客观存在影响了人民的社会心理和价值判断，在国内外局势变化、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偶发性的社会事件可能会产生波浪效应，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特别是人民的正当利益诉求在正常渠道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非制度性的社会参与行为增多，大大增加了国家治理的风险、难度和成本。要改变这种境况，必须探寻解决系统性、复杂性社会矛盾的方法，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维度重新审视社会矛盾解决的合理性、科学化路径、手段。

（二）革除分权化、部门化、碎片化的国家治理弊病是新时代的客观要求

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涉及到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等的全面安排和调整，需要各方面协调配合、协同增效。然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尚未完全从革命党的治理思维中转变过来，还存在路径依赖的方面；各级政府还习惯于牢牢把持权力，尚未形成权力让渡、多元协同治理的意识；党和政府的各级干部还存在“本领恐慌”、“能力不足”的状况，他们对中国社会矛盾的表征把握不透彻，对人民群众的愿望了解不深入，对解决社会矛盾的先进理念和方法不熟悉。目前，在国家治理方面还存在三大弊病。一是治理分权化。忽略社会矛盾之间的关联性和耦合性，将权力分散在不同组织和人员之中，且彼此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导致上级与下级之间、同级不同部门之间“各人各扫门前雪”，国家治理的摩擦成本、协调成本增加。二是治理部门化。在国家治理方面，我们基本上采用的是部门负责制，优点是权责明晰、责任到位，缺点是很多具有区域性、全局性的问题，单一部门难以解决，而多部门共管又权责模糊，多头治理、推诿扯皮现象时有发生，治理效率低下。三是治理碎片化。缺乏全局意识和顶层设计理念，将本应该系统化、整体性解决的问题分成若干部分分而治之，这样造成的结果不是“1+1=2”或“1+1>2”，而是“1+1

二、习近平协同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将协同治理的理念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之下，融入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和实践之中，形成了内容广博、富有创见的协同治理思想。主要内容包括：

（一）将协同治理思想融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注重国家治理的联动效应

随着时代主题的转变和历史使命的改变，国家治理的演进逻辑从最初的“摸着石头过河”过渡到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从全局出发整体谋划、全面部署。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党中央从全局和长远出发做出的科学论断，而十八大以来提出并形成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更是党中央高瞻远瞩、统筹规划做出的重要战略安排。“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举措，四者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涉及到的四个方面，不是平行推进的，也不是简单交叉推进的，而是全面推进中的协同推进，协同推进中的全面推进，也即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4]17。可以说，协同推进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本质特征和鲜明特色，是贯彻实施这一战略的基本原则和内在要求。习近平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宏大的系统工程，“零打碎敲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唯有如此，才能“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4]80“四个全面”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布局，而要解决好这一矛盾、贯彻实施这一布局必须“协调推进”[4]12。

不仅“四个全面”总体上要协调推进，而且内部各构成部分彼此之间也要密切配合、协同运作。在谈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主题时，习近平形象指出：“我们要让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期实现。”[4]13鸟要展翅高翔，必须双翼协调一致、保持平衡；车要高歌猛进，必须双轮步调一致、配合得当。若双翼、双轮配合不得当、不协调，则鸟不能如意飞翔，车不能顺畅前进。“双翼”、“双轮”说恰恰是习近平协同治理思想的集中体现。

（二）将协同治理思想贯穿于改革的各个层面，强化协同优势

协同治理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的各个方面。改革大系统由若干子系统组成，改革的顺利进行端赖子系统之间的协同运作、集成发力以实现整个改革系统的最优化运作，取得“整体结果”[4]79。习近平强调指出：“统筹谋划深化改革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要素，注重推进各项改革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协同配合”，防止“畸重畸轻、单兵突进、顾此失彼”[2]44。针对社会上一些人对改革的误读，他特别说明：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协同推进的过程，不存在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没有改的问题，只存在哪些方面改革还不到位、哪些方面改革还不协调的问题。具体而言，习近平全面协同推进改革的思想包含以下五个方面：

1.区域协同发展。包括中国发展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协同性和国内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前者包括统筹各类资源，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在与“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2]129，打造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加快实施自由贸区战略等。后者包括自觉打破地区本位主义和“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式，立足于党和国家事业的全局，相互配合、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推进区域基础设施相联相通、产业发展互补互促、资源要素对接对流、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生态环境联防联控，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统筹发展，使整体利益产生乘数效应。防止“各取所需、挑三拣四，甚至借改革之名强化局部利益”，以及“合意则取，不合意则舍的倾向” [2]15。

2.“五位一体”协同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不是彼此分割的，而是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习近平指出：“所谓顶层设计，就是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作出统筹设计，加强对各项改革关联性的研判。”[2]32他认为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要求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形成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合力”[5]。比如，市场经济的发展主要涉及到经济体制的改革，但是也会影响到其它方面的体制改革。以生态产品的市场化为例，这是个市场产品的问题，涉及到经济体制改革，也与生态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如果解决不好则影响民生，又是一个社会问题，与社会体制改革相关。所以，改革要确立全局意识、整体思维，正如习近平在谈市场经济问题时指出的，“要使各方面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使各方面自身相关环节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6]也即是要实现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协同发展，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体制改革的协同配合，最终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

3.各系统内部协同发展。不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之间也协同推进，而且各自内部也要协同推进，外部协同推进和内部协同推进相互协调。比如，在经济工作方面，要注重改革的关联性和耦合性，力争形成协同治理优势，避免“畸轻畸重、顾此失彼”，“各行其是、相互掣肘”[2]50；在民生保障方面，要“协调推进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工作”[4]26；在生?B保护方面，“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7]，推动人口、经济、生态协同发展；在依法治国方面，要构建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4]11。

4.改革措施协同一致。“协同推进，就是要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2]32宏观方面，要增强改革措施、发展措施、稳定措施的协调性，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实现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有机统一。微观方面，包括整合好组织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政策资源，弄清楚整体政策安排与某一具体政策、系统政策链条与某一政策环节、政策顶层设计与政策分层对接、政策统一性与政策差异性、长期性政策与阶段性政策等“五组”关系，使各项改革举措同向着力、协调共振，“在政策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实际成效上相得益彰”[2]39。

5.治理主体和治理过程的协同一致。克服各领域、各部门、各方面存在的分散封闭、交叉重复等碎片化治理现象，“跳出条条框框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4]63，实现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等多个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另外，推进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在内的协同创新，综合统筹战略、战役、战斗层面的问题，建立健全各主体、各方面、各环节良性互动的机制。

（三）运用制度保障协同治理，发展协商民主

治理是一种规则体系，它通过系列制度确立主体间一致同意并采取集体行动的规则，并保证其可持续性。因为协同治理扬弃了过去那种自上而下的、单纯依靠命令手段控制社会的方式，那么推进协同治理也不可能再沿用过去强制、刚性的人治手段，取而代之的是以法律为核心的，强调制度伦理、制度理性的制度治理。早在给《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的短论中，习近平就曾敏锐地指出，“改革的深化和各种利益关系的不断调整，对从法律和制度上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提出了新的要求”[8]，强调要发挥法律的全局性、先导性、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又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充分肯定了制度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根本作用。同样，对于如何推进协同治理，习近平认为制度建设是关键，必须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比如，在谈到食品安全问题时，他指出必须形成覆盖从田间到餐桌全过程的监管制度，解决“多头分管、责任不清、职能交叉等问题”[2]100。

协同治理是各治理主体基于共识而结成利益共同体的互动过程，而要使具有不同利益的社会主体形成共识并采取一致行动，则必须建立对话和协商机制。协商民主制度是应对协同治理的必然和最佳选择，它为日益多元的利益表达提供制度性通道，有利于扩大有序政治参与，有利于“把公约数找出来，在改革开放上形成聚焦”[2]31，为协同治理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协商民主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制度形式和独特制度优势，一方面拓展了社会主体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建设生态文明的途径和方式，开辟了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商渠道；另一方面有利于社会各主体在协商、对话、交流基础上互相配合、相互扶持，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一起参与国家治理。通过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改变政府权力嵌入社会权力、政府单一治理的状况，实现治理权威的多元化，可以建立协同治理的社会信任基础，形成协同治理的政治认同保障，最大限度地减少摩擦和分歧，最大限度地形成思想共识和治理合力。

（四）坚持协同治理中的人民本位，重视调查研究的作用

协同治理往往面对的是关系复杂、牵涉面广、矛盾突出的社会问题，涉及到多个利益主体和诸多利益诉求，在这种情况下要产生协同效应如果不深入实际、深入群众，那么在复杂的局面中就难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点，有时不仅不能缓和社会矛盾，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习近平认为，人民群众是协同治理的主体和参与者，必须坚持人民本位为最高价值和行动准则，尊重人民群众的权益，了解人民群众的诉求，“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思路、制定举措、推进落实”[9]。只有科学统筹各项改革任务，推出一批能叫得响、立得住、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才能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突破“中梗阻”，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4]88；只有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尊重人民群众在协同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使各方面提出的真知灼见都能运用于治国理政，才能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凝聚共识，才能保证协同治理沿着正确政治方向有效推进。否则，如果还是沿用过去政府全控全管社会事务的方式，容易导致政府职能的“越位”、“错位”，最终事与愿违。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2]37要有效推进协同治理，特别是发挥政府在协同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就不能坐而论道、闭门造车。必须重视社会调研的方法，尽可能多听基层和一线的声音，多咨询相关专家学者，“努力把真实的情况掌握得更多一些、把客观规律认识得更透一些”[4]165，进而从整体上了解事情的真相和全貌、抓住问题的本质，然后确立协同治理的基本思路、推进措施和方法，最后在实践中实验、检验，反复论证和科学评估，使零散的认识系统化、粗浅的认识深刻化，保证协同治理决策的科学性。

（五）掌握协同治理的方法，体现辨证思维

辩证思维也就是全面、整体地看待问题，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协同治理是应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根本矛盾及其派生的具体社会矛盾而产生的治理理念，它是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也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手段。推进国家协同治理，必须掌握社会矛盾分析法、联系的观点，抛却线性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全面而非片面地、系统而非零散地、普遍联系而非孤立地观察事物、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习近平强调要“统筹兼顾、协调联动，善于运用辩证思维谋划经济社会发展”[10]。他认为“改革也要辨证施治”[2]32，要正确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改革发展稳定五组关系，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标和治本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衔接”[4]72。另外，协同治理不是同步治理，更不是均力治理，而是要运用好矛盾分析法，“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重点问题、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找出答案，着力推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4]57，通过主要矛盾的解决带动其它矛盾的解决。比如在工作重心上，以发展为第一要务，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影响其他各个方面改革相应推进”[4]76；在体制改革上，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和牵引，“使各个方面改革协同推进、形成合力，而不是各自?檎?、分散用力”[4]68；在治理措施上，要以制度建设为重点。此外，也要把协同治理看成相互影响与演化的过程，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协同治理中各主体之间的联动机制，在动态中处理各种关系，维持治理结构的平衡。

三、习近平协同治理思想的时代价值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尽管习近平没有使用“协同治理”一词，但是他运用的 “统筹设计”、“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协同配合”、“协调推进”等词本身就是协同治理思想的诠释，包含着协同治理的意蕴。习近平的协同治理思想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丰富了党的治国理政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通过推动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唯经济论”、实用主义等一度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潮。受经济理性、“数字出官”等思想的影响，GDP的增长成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和官员政绩的主导指标，最终导致的结果是：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特别是与生态之间的关系不协调，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居民贫富差距过大。后来我们逐渐认识到协同发展的重要性，陆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战略思想，强调社会协调、社会统筹，但是尚未将之上升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予以重视，认识不系统，也缺少可操作性。针对新的历史时期的新问题新形势，习近平继承了我们党关于社会协调、社会统筹的观点并与时俱进，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维度下赋予了新的内容。

习近平的协同治理思想具有鲜明的特点：其一是创新性，是我们党全面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理念的进一步升华，是国家治理理念的进一步完善，标志着党在治国理政的技术操作层面上从机械叠加走向集成优化；其二是针对性，是基于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过程中存在的现实矛盾而提出来的，是问题倒逼而产生的治理理念，具有现实针对性；其三是全面性，是贯穿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各个战线的战略思想，涉及到全球治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建设格局等方面，全方位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习近平的协同治理思想是在对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准确把握的基础上，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新的历史任务而作出的新论断、新决策。它摒弃了全能全控和碎片化治理的做法，深化了对国家治理规律的认识，发展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政的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理论成果。

（二）有利于更有效地应对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的国家治理危机

协同治理不仅是一种国家治理理念、思想，也是国家治理的一种方法、手段，还是一种决策。协同治理强调在尊重多样性、竞争规则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的目标一致、思想共识、行动协调，发挥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功效。它是应对社会系统内部越来越分化的趋势而提出的，与社会协调、社会统筹不同。其具体表现在：其一，主体不同。社会协调、社会统筹的主体主要是政府或者权力机关，协同治理的主体则是多个，是多元交互共治，既包括政府，也包括社会组织、企业、市场、公民等，远比协调、统筹的主体宽泛。其二，权力来源不同。社会统筹、社会协调的权力来自统治阶级或国家授权，通过委托代理制由官员治理国家，政府权力膨胀，而协同治理的权力则主要来契约或制度，公共权力受到约束，私人权利得到保护和张扬，公民和非政府组织在社会中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三，治理方式不同。社会协调、社会统筹主要通过国家和政府下命令、作指示的方式进行控制，是单向的、刚性的、强制的，而协同治理则强调对话、协商、沟通、协作，是双向的、民主的、包容的。其四，治理绩效不同。协同治理的有效性最高。总之，从社会协调、社会统筹到协同治理，是线性纵向治理向交互联动治理的转变，是政府、民间组织、公民互动博弈、取得协同优势的伟大尝试。

当前，要破除改革进程中的体制机制障碍，必须实现政府危机管理方式的改革，加强战略谋划和策略运筹，在协作互动中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结构整合、功能整合和机制整合。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基于协同治理的需要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及专门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同时，构建了包括专项小组、中央改革办、牵头单位和参与单位组成的领导格局，力求做到在国家治理中既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协作配合。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协调”纳入五大发展理念之中，提出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协同治理认识的重大飞跃。这表明无论从理念上还是工作机制上，我们党已经形成了协同治理的一揽子对策，它有利于解决影响全局的，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突出问题，有利于更好地破解改革过程中的操作性困境和瓶颈制约，缩小国家治理有效性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人民群众期待、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之间的差距。

（三）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影响力

中国的国家治理既受全球治理的影响，同时又为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是全球治理中引人注目的一部分。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将以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为指导，吸收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协同治理的经验，同时糅合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智慧和其他国家协同治理的理论和做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同治理理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同治理做法。这可以为其他民族国家的国家治理提供参考，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影响力，让世界更了解中国。

[参考文献]

[1]田培杰.协同治理：理论研究框架与分析模型[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13：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3]章 轲，等.多部门博弈环保大部制改革，习近平曾明确态度[N].第一财经日报，2014-02-14（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5]习近平.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朝着十八大指引的改革开放方向前进[N].人民日报，2013-01-02（1）.[6]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N].人民日报，2014-01-01（1）.[7]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N].人民日报，2013-09-08（1）.[8]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202.[9]习近平.把抓落实作为推进改革工作的重点，真抓实干蹄疾步稳务求实效[N].人民日报，2014-03-01（1）.[10]习近平.看清形势适应趋势发挥优势，善于运用辩证思维谋划发展[N].人民日报，2015-06-19（1）.（责任编辑 文 格）

第二篇：分享经济协同治理模式初探

共享经济协同治理模式初探

目录

引言.................................................................................................................................................3 1共享经济治理现状..................................................................................................................3

1.1国内共享经济治理现状.....................................................................................................3 1.2国外共享经济治理现状.....................................................................................................4 1.3治理启示：多方协同治理.................................................................................................4

2共享经济治理的几个核心问题............................................................................................5

2.1共享经济治理的核心与实质.............................................................................................5 2.2共享经济监管的要点和边界.............................................................................................6

2.2.1监管商业模式..........................................................................................................7 2.2.2信息平台的责任......................................................................................................7 2.2.3产权新形态..............................................................................................................7 2.2.4公共服务监管..........................................................................................................8

3共享经济协同治理模式的构建............................................................................................8

3.1政府层面.............................................................................................................................9 3.2行业层面...........................................................................................................................10 3.3企业层面...........................................................................................................................10 3.4用户层面...........................................................................................................................11 3.5法律法规...........................................................................................................................11 引言

共享经济，也成为分享经济、协同消费，是一个建立在人与物质资料共享基础上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是在互联网上兴起的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一方面，共享经济浪潮正席卷全球，平台企业持续增加，共享领域不断拓展，市场规模高速增长，涌现出一批“独角兽”企业，行业竞争愈发激烈，竞争格局快速变化；另一方面，用户体验参差不齐、参与各方信任问题、消费者权益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层出不穷，市场竞争环境亟待净化，政策监管亟需填补空白。

同时，共享经济作为互联网经济的一种，其具有的虚拟性、全球性、高效性的特点和利用网络数据传输进行交易的运营模式，决定了监管机构对其的监管必然面临新难题。作为新兴的经济模式，共享经济涉及法律关系复杂，而现有法律规定和行政管理体制明显滞后于共享经济实践发展，甚至在事前的行政许可、事中的数据共享和事后的地域管辖等治理的关键领域有明显“排异反应”。在与现行法律规定相悖或者法律缺位的情形下，如何确定共享经济的合法性？如何界定平台企业、供应方、需求方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政府治理的力度和方式如何调整？消费者权益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权利由谁实现？这些都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共享经济治理现状

1.1国内共享经济治理现状

在我国“共享经济”已得到明确的政策支持。我国2015年11月公布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发展分享经济”。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构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撑平台的指导意见》和《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中，也提及要推动“分享经济”的发展。在行业层面，主管部门也开始探索共享经济的治理机制。例如针对“专车”治理法律缺位问题，2015年10月，交通运输部公布《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将专车定位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明确专车行业的主管部门、监督检查和市场准入条件等事项。

但是，政府对共享经济宏观层面的支持仍存在着落地难的问题。以专车为例，多地出现了行政执法部门以没有运营资格为由，直接对“专车”司机进行处罚的情形；还有一些地方因为政府放手不管，甚至出现出租车从业者围堵专车的群体性事件。当然，地方在专车治理 上也进行了有益尝试。如“上海模式”创新了“政府管平台，平台管车辆”的路径，引入打车平台参与治理，在强化平台社会责任和政府对平台监督的同时，赋予平台更多自主权，这在国际上尚属首次。此外，北京、武汉等地政府采取“约谈”的方式，与打车平台协商解决问题，也是多方参与和合理行政的积极体现。

11.2国外共享经济治理现状

国际社会对于共享经济的治理同样处于探索阶段。从总体上来看，大部分国家对共享经济采取支持的态度，比如欧洲议会工业、研发和能源委员会与内部市场和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就联合发布了对数字市场新战略的立场文件，明确提出支持共享经济发展，敦促成员国消除人为障碍和相关法律法规障碍。不过从具体做法来看，各国前进的步伐却快慢不一。

英国释放了大量鼓励政策推动共享经济发展，比如积极推动如何去除短期租赁的法律障碍，鼓励人们开放更多房屋短租，甚至于出台规定：当租金每年不超过4250英镑时，政府会给予免税待遇，同时督促保险商们为共享经济设计更多的保障服务。在宽松的监管环境下，目前英国共享经济的发展程度超过法国、西班牙和德国三国的总和，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

在澳大利亚，国家字典中心将“共享经济”选定为2015年国家热词。悉尼市政府采用政府主导、企业运营的模式，2015年为600多辆共享汽车设立了400多个专属停车位，既给消费者带来了停车便利，又降低了停车费用。悉尼市政府还计划在2016年将参与汽车共享计划家庭的比例由目前的6.4%提高到10%。

在美国，各州政府对共享经济的“情感”相当多元化。2015年，美国全国城市联盟对30个美国大型城市对于共享经济的情感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其中的9个城市持完全积极的情感、21个城市存在混合的情感，在这30个城市中，有一半城市已经开始着手制定相应的政策和管制计划。

韩国则一直在法律上明确认定，无政府认定的出租车和短期房屋共享为非法行为，有Airbnb公司授权房主因此被罚款。不过，韩国政府也表示，将于2016年开始着手法规方面的调整，调整的核心是放松管制。

1.3治理启示：多方协同治理

总体来看，目前的治理局面是：监管机构对共享经济的治理主要体现在创新与监管之间 12015年10月8日，上海市交通委向滴滴快的专车平台颁发了网络约租车（俗称“专车”）平台经营资格许可。上海市对于约租车平台的相关配套政策被坊间称作是专车“上海模式”。“上海模式”对平台方、专车司机及专车车辆都作出了相关要求。的平衡；企业对监管机构的态度则一方面“游说”政府部门和草根群体，另一方面不断改进自身产品和服务。分析现有治理举措，至少有以下五方面的原则值得考虑。

1.监管目的：监管目的是多样的，除了保护消费者外（质量管制），还要协调相关利益者，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当然，监管俘获也是需要防止的。

2.共享边界：共享经济不能显著偏离共享，共享经济治理的关键就是要对共享与商业运营进行合理的划界，如各地监管法规都是对共享与非共享进行了定义，对共享模式不设限制，对非共享模式出租则进行限制，但给予合理的例外（如阿姆斯特丹允许每年60天非共享出租）。

3.外部性控制：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可能难以避免，监管法规则是尽量减少负外部性，如对于消防安全要求、房屋接待旅客数量限制等都是为了减少个人房屋短租对于小区环境的影响。

4.社会责任：企业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也是监管重要原则，如要求网络平台代征税、宣导监管法规、配合执法部门执法等。

5.利益平衡：协同治理的核心是各方利益的协调，如对家庭酒店业管制须考虑本地房屋租赁市场与家庭酒店短租市场的平衡、出租人与房屋业主的利益平衡、出租人与小区住户利益平衡、酒店业与网络家庭酒店业竞争环境平衡等多方面。

2共享经济治理的几个核心问题

2.1共享经济治理的核心与实质

关于共享经济，众媒体在网上众说纷纭，它们共同强调：用户本身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众人协同对等工作与合作可以产生更多的价值。但这一概念的更多内涵却有意无意被忽视，至少体现在三重意义上：（1）按照上述通常的理解，第三方服务提供者和其他用户之间共享信息或实体物品；（2）平台提供商和第三方服务提供者共享一整套基础设施，并吸引大量用户免费使用；（3）用户和平台提供商（以及第三方服务提供者）共享其基本使用数据，从而便利了精确匹配和创新。共享经济若想正常运转，需要用户、平台提供商、第三方服务提供者这三方之间权力关系的确定，而非简单的两方关系。其中（2）和（3）更是具有产权意义上的重大价值。有趣的是，平台提供商们在尽力淡化它们自身的存在感，一方面作为一个商业实体吉利吸引用户使用，另一方面却在强调各种它们在法律意义上并不直接提供的具体服务共享。互联网的兴起意味着新经济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保护其特有的商业模式和生产方式，最终迫使传统经济和产业向互联网转型。在法律改变之前，既有的实践不得不通过违法和侵权进行，直到新法律确立其合法性。互联网的兴起和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毁灭”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不断跨界，以破坏性的姿态进入一个又一个传统行业，在新行业规则形成之前重新界定势力范围。共享经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新一轮围绕物理资产共享的实践不过是互联网的自然逻辑延伸。它的实质并非是在产权意义上人人共享某一经济体的红利，而是一种生产方式上的变革，即把隶属于传统组织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信息、人、财、物）抽离出来，在一个更大范围内按照信息精确匹配和调配，从而产生指数级的增量价值，提高生产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享经济超越了传统生产组织，靠重新配置既有资源获利。而既有资源（有版权的作品、资金、医生、出租车、教师）受到诸多传统法律的保护和约束，互联网兴起必然意味着对这些法律和组织规范的反动（如版权法、金融法、出租车行业管制规范、医疗、教育法规等），也就和它们产生了直接或间接 的竞争关系和利益冲突。这些冲突需要新的法律来定纷止争，重新划定利益边界。当然，当信息平台巩固地位后，传统行业不得不改变态度，同前者合作。但在新经济彻底胜利之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同时，由于新经济表现为低廉技术成本提供的普遍服务（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共品），甚至要从头搭建平台，本身就变成某种关键基础设施，那么其中的法律问题也涉及针对这类私人企业提供的准公共服务的监管。

另外，对于共享经济平台而言，评级系统和互信机制非常重要，这就涉及到平台对个人数据的使用及伤害问责机制是否会对用户造成风险的问题。共享经济平台在提供信息服务时涉及两个核心行为：一是对个人数据的收集，二是对评级系统的使用方式。这种行为直接关系到共享经济平台对参与共享者实施何种程度的监控。如何他们确实在监控，他们如何在监控的同时，适当保护参与共享者的隐私；当用户受到不公正对待或伤害时，是否有切实可依的伤害问责机制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一旦某人在平台促成的交易中受伤，该平台是否应承担责任？由于共享型企业是中介机构，不是服务供应商，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明确。

2.2共享经济监管的要点和边界

共享经济议题中，另一个热点议题就是政府监管部门和企业间的关系。政府要不要监管共享经济平台？监管的尺度该如何把握？这成了共享经济平台无法回避的问题。总体而言，国家对共享经济的法律监管较少，这不仅和允许新生事物探索的监管态度有关，监管者对监 管对象的认识需要经历一个时段；也和互联网行业带来的巨大生产力有关。尽管目前有不少关于信息内容的禁止性规定，但都没有从根本上约束共享经济的经济基础。只要对比一下欧盟的监管措施，就可以看出中国在著作权、隐私、不正当竞争、反垄断、广告等领域赋予了共享经济极为宽松的环境，使其在使用数据产生价值的过程中较少受到威慑或阻碍。有关共享经济的法律监管的要点，除了各行业的特殊性之外，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2.2.1监管商业模式

目前“免费基础服务+收费增值服务/广告”的商业模式没有受到立法和司法机关的否定，甚至很少有人质疑共享经济针对传统经济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人们默默拥抱新经济，迅速转向互联网。但在像金融和交通等传统行业强大的领域，以安全风险和管理便利为理由要求国家参照旧有行业规则为共享经济制定新规就成为必然。未来的法律不太可能直接挑战现有的互联网商业模式，但在不同领域则可能有特殊规定，例如对如何利用体制内与体制外资源而区分不同的规则。

2.2.2信息平台的责任

从P2P共享软件开始，互联网就明确了自身作为信息平台的中间人地位。互联网平台可以从双方的交易中获益，提供数据匹配，同时又不想对其上发生的非法行为承担过多责任。例如，代驾汽车软件平台对代驾司机的过错是否承担共同侵权责任？网商平台对网店的质量瑕疵是否有担保义务？搜索引擎是否对搜索到的侵权内容承担责任？等等。首先，目前的侵权规则以“明知”为标准，这一标准无法解决大规模侵权的责任问题，因为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就是以非明知地使用海量信息为前提的。我们只能要求信息中介采取辅助性手段提高内容和服务的可信度，从而提升对第三方开发者的控制力。其次，共享经济平台这样的松散组织不同于传统企业组织，其边界是模糊的，与第三方开发者和用户分别签订服务合同而非劳务合同，这意味着尽管平台能够事实上从双方的交易中获利，它仍然不会支付报酬或购买社会保险与医疗保险。随着共享经济的扩张，劳动关系的确认将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影响新旧经济体竞争的重要因素。

2.2.3产权新形态

上文提及的三种共享关系共同指向一条产权规则：使用权从所有权中分离。这种思路在物权法上并不新颖，但却帮助解决了三对共享关系中的利益分配和效率问题。首先，信息技术实现信息匹配对称，从而满足更多的信息和实物共享，让更多用户以低成本享有他人信息 和实物的使用权。其次，平台企业将生产工具——平台的使用权让渡给众多第三方开发者和广告商，允许他们以低成本接触到平台企业的海量用户，并根据平台提供给他们的数据为用户量身订制服务。第三，“共享”不仅意味着用户成为免费的劳动力，他们同时还通过点击“同意”而贡献了作为生产资料的个人信息(比带有人身属性的“隐私”更中立)，用于交换更好的服务，与平台企业和第三方开发者共享。尽管互联网行业已经普遍接受个人信息的财产属性，但国家在法律层面仍然固守着人格权保护规则。如何更好地协调两者的关系将对未来共享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不难看出，这种共享远非共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本主义内部共享使用权的增量实践。

2.2.4公共服务监管

当共享经济平台成为准公共服务平台时，对整体上提升公共品的提供有着积极影响，但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公共利益。这种影响体现在：（1）互联网企业与政府部门合作，帮助后者建设电子政务平台，或直接与后者签订独家合作协议，对后者掌握的海量公共数据进行分析。信息时代政府公开基础数据，放开由市场进行挖掘分析，有助于提升公共资源的利用率，但不应排他地授权给一家或几家企业，独占分析优势地位，而应当向不特定公众公开，促进行业竞争。（2）即使通过政府采购或公私合营方式推进基础设施服务，也应当基于公共利益考虑，对相关私人企业加强监管或提高准入要求，防止企业置私人利益于公共利益之上。（3）信息安全级别需要提升。根据最新的《网络安全法》(草案)，一旦被认定为关键基础设施，私人互联网平台必须在中国境内存储在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公民个人信息等重要数据；如果因业务需要，确需在境外存储或者向境外的组织或者个人提供的，应当进行安全评估。

3共享经济协同治理模式的构建

在我国，长期以来政府监管的理念深入人心。虽然治理与监管表面相似，其理念却大不相同。监管强调的更多的是政府单方面的管理，而互联网治理更多强调多元化的参与，不仅包括政府管理，也包括行业自律、企业参与、消费者意识提高等等诸多因素。不仅如此，与一味强调政府监管相比，治理的理念更加强调市场的力量，通过市场的充分竞争，可以实现监管的目的。如用户权益保护方面，共享经济行业竞争激烈，企业需要不断提高用户体验，保障消费者权益，抓住用户，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并争取有利地位。

共享经济的全面发展既对政府治理创新产生了显著的“倒逼”效应，也为构建多方参与 的协同治理模式提供了经验积累、技术与数据支撑。协同治理既是共享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其必然结果，政府、行业、企业、用户在其中分别发挥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

3.1政府层面

从政府层面来说，要树立创新的监管理念，提倡包容性治理的适度监管，扩大政策法律张力，制定以用户安全保障为底线的创新准入政策；同时要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公共数据开放，推进各类信用信息平台无缝对接，为经营者提供信用信息查询、企业网上身份认证等。

从观念上看，政府应转变依靠事前准入的思维，应看到监管的有效性取决于事中、事后的信息实时共享。监管为什么难？是因为被监管对象和监管机关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双方玩“躲猫猫游戏”。在这个游戏中，事前准入措施效果很有限，因为监管对象可能在申请准入的时候满足一切要件，一旦进入市场就从事和准入标准不相符的活动。在前互联网时代，消费者只敢乘坐有政府牌照的出租车，这是因为消费者上车之前无从了解出租车司机而一旦上车就必须被司机控制行程，面临极大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事前准入是不得已的办法。但是共享经济下，借助互联网技术，消费者在上车之前就知道司机是谁、历史交易情况、是否有违约历史，上车之后乘客手机与外界实时保持联系，下车之后很容易找到司机本人。在这种情况下，事前准入的意义明显弱化。相反，由于司机提供服务的全过程都是可以被监控的，事中事后监管信息不对称大大减轻。政府完全可以通过事中事后手段实施对城市客运的监管，事前准入则无太大必要。

从手段上看，政府应学会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实施监管。共享经济就是互联网大数据的产物，对共享经济的监管，也必须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否则就是“骑士战坦克”，既没有效果，也徒增负担。共享经济调动大量个体从业人员的加入，政府不可能对其一一实施事前审查。但是共享经济有一个特点，就是共享经济成为规模化经济是借助互联网技术，共享经济的几乎全部交易信息都在互联网上实时生成、实时推进、实时结算。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当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对这些海量信息进行处理。如果政府相关技术手段足够强，不仅能够实时发现违规信息，甚至能够预测违法事件。

从模式上看，政府应学会与互联网企业合作监管。共享经济，看上去是点对点十分分散的经济模式，但其是借助互联网技术发展的，而互联网技术本身就是集约化的。因此共享经济实际上总是依托一个或者少数几个互联网公司。这些互联网公司掌握着个体从业人员经营服务的大部分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监管的明智选择是严格监管互联网公司，以此督促互联网公司监管庞大的个体从业人员。3.2行业层面

从行业层面来说，要成立产业联盟、行业和发展协会，加强行业自律和信息共享；促进监管部门沟通协作，树立行业规范和标准。如美国的Indiegogo公司、Rocket Hub公司和Wefunder公司三家自发联合成立了众筹业务监管协会，英国的Zopa公司、Funding Circle公司和Rate-Setter公司发起成立了P2P网贷协会，对加强行业自律、促进与监管部门沟通等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国内共享经济各领域也出现了许多行业组织，在促进协调沟通、资源共享、行业自律等方面将发挥更大作用。

3.3企业层面

对企业而言，企业内生性治理将成为社会协同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共享经济平台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准入制度、交易规则、质量与安全保障、风险控制、信用评价机制等自律监管体系，既保障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成为政府实现有效监管的重要补充。企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大数据为政府监管提供重要依据，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责任也明显加大。

此外，对于共享型经济企业的未来成长来说，监管通常是最大障碍，虽然城市政府和共享型经济企业的目的往往是一致的，不幸的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共享型经济企业和监管机构的关系可能仍会不稳定，因此，企业若能在这一领域与监管部门开展更多合作，掌握与监管部门的合作艺术与沟通技巧，这对双方都大有裨益。

一是对监管部门主动出击（而非被动防御）。共享型经济是一个新的概念，许多城市监管者对这种商业模式并不熟悉。结果是，他们往往持怀疑态度，假设共享型经济企业通过规避传统行业（如出租车）所受的监管来赚取利润。更明智的做法是积极主动地向监管部门解释企业所做的业务，而不是等着他们心怀忧虑地来接近你。通过接近监管部门，企业自己也可以避免误解。

二是对监管部门的合理顾虑有所回应。许多共享型经济模型的确会引起他人在用户安全、隐私和使用权方面的合理顾虑。当监管部门产生合理的顾虑时，公司应当做出回应，不仅因为这是正确的事，也因为这会在官方机构前树立可信度。在回应时，公司应该进行换位思考，做出如果换作他们是监管部门也会相信的论述。

三是使用最先进的方式来与政府接触。就像赔偿或写代码都有最佳做法一样，在影响公共政策方面也存在最佳做法。与政府接触最佳的做法包括，形成有共同观点的联盟和行业协 会，而不是每个公司单枪匹马地在出现问题时独自与监管部门接触。此外，共享型经济企业应寻求外部认可。

四是共享你的数据：与政府共享数据，并因此减少监管部门的顾虑，但无需使数据公之于众。数据共享能够减轻监管部门的顾虑，并减少对企业的要求。对你的企业所提供的价值做一个精心的研究：它不依赖对共享经济实用性的准则，帮助我们获得具体的数据，尤其当面临有疑虑的监管部门时。

五是找到最佳的规则，并与政府共享。城市政府常常资源不足，许多现有的规则都已过时，与共享经济企业的商业模式毫无关联。企业本身没有找不到最佳规则，并将它们提交给市长办公室的理由。对许多城市来说，建立新的规则是种挑战，企业应当走出第一步，从使用者和销售者那里收集意见，去理解现存的障碍，界定那些过时的、需要改写以符合这些新商业模式的规则。

因为商业问题而谴责监管部门是很容易，也确实没错。更困难、也更有益的是避免监管问题并享受商业成功。

3.4用户层面

一方面要增信，一方面要严防。首先，要树立“但为所用，不为所有”的共享观念，积极参与到共享平台这一新经济模式中来，打破社会隔阂与冷漠，尝试建立对社会，对与人共享、物尽其用的信赖。转变消费观念。其次，在共享平台的参与过程中，要树立自我安全和保护（尤其是隐私保护）意识。事先了解平台有关伤害问责机制的相关规定。一旦自身权益受到伤害，要懂得如何维权；同时，注意维护自身隐私安全，对侵权行为做到坚决、合法抵抗，切实维护自身生命、财产安全不受侵犯。

3.5法律法规

（一）完善保险等法规政策

一是制定适用共享经济的法规条款，出台一些法律加强对网络平台和专业从事共享经济的中介公司的监管。二是可在民法、商法、合同法、保险法等与市场共享有关的法律条款中增加对共享经济有针对性的法规内容，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切入现行市场法律体系，对共享对 象的资质进行审查、对网络点对点支付带来的征税问题和交易标的物的质量评价、共享经济中的交易行为进行规范，保护交易双方和政府的合法权益。此外，政府还应对具体的共享经济行业提出监管建议。例如，针对住宿共享，监管要与提供住宿的规模相适应，相关部门应该对所有住宿提供者设置明确的健康标准和安全标准，包括防火安全等。针对交通共享，需要明确拼车等共享行为不能以载客为主要目的，“共享”和租车行业应划分明确界限。

（二）建立促进共享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

税务部门需要制定共享经济的纳税指导意见，并提供网上税务计算器，以帮助共享经济使用者计算他们应该缴纳的税额。对民办共享设施建设进行财政补贴。城市规划建设部门优先受理人民团体或社区推动的共享设施建设申请，对于社区或企业共建的文化性、娱乐性的全民共享 性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财政补贴。

唐清利.《“专车”类共享经济的规制路径》2015 【共享经济的特征】

（1）把自己的商品或服务短期租给客户使用；（2）创建P2P（Peer to Peer）平台为供需双方对商品或服务的短期交易提供中介。

【监管的必要性】

共享经济具有明显的缺陷：一方面，它需要降低门槛让大量非专业人员去建立一个庞大的商品和服务提供者“蓄水池”，这有可能产生大量监管模糊和规则真空的地带；另一方面，虽然通过智能互联网工具进行交易大大降低了供需双方的成本，但是消费者却不能根据自身的理性判断进行契约，其契约权得不到充分的保护；再一方面，买卖双方虽然利用网络支付系统建立起了信任，但是个人的隐私和信息安全却可能在网络平台上受到侵害。因此，共享经济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模式，才能保障其健康有序发展。

共享型企业在全球上百个城市既产生了巨大的市场价值又带来了激烈的监管冲突。不同以往的创业热潮，共享公司不直接聘用员工，不为其购买社保、提供劳动保护、支付退休金等。他们最大的问题主要来自国家政策、地方监管以及传统“实体经济”竞争对手和其他团体的反对。【监管策略】 地方政府对“专车”这类共享经济的治理不应当仅限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或传统行业保护，而应当着眼于实现其更加宽泛的政策追求，对不同类型共享公司采用更具针对性的混合监管策略。

具体而言，地方政府除了强调保护消费者和保护原来的传统行业外，还有应采取一些组合的规制策略:（1）建立合作规制模式，比如通过补贴，鼓励共享公司扩大其提供公共产品和增加消费者剩余的服务范围，尽量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过度监管，鼓励其中的标志性共享公司(或行业协会)建立自律监管机制；（2）利用共享公司作为再分配的工具；（3）通过合同，让共享公司为政府提供一些传统服务；（4）建立以地方政府属地监管为管辖原则的合作监管制度，政府将重点监管涉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经济安全、人权保障、外国在华经营等重大事项。这四个方面结合起来构成了合作监管与自律监管相结合的混合监管模式。【共享经济的缺陷】

第一，消费者权益保护和责任分配上存在不足。第二，劳动监管和安全存在漏洞。第三，信息反馈和信任机制存在缺陷。第四，对市场竞争行为外部性认识不足。

第五，任由共享公司野蛮生长，很可能危及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如何规范和治理共享经济带来的各种问题，保障其健康有序发展已刻不容缓。要解决这些矛盾，共享公司应当与地方政府合作，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纳税义务和行业治理责任，建立合法的经营模式以获得更为长期的收益；同时，应当建立起相应的监管制度，采取可行的监管措施。这意味着应当建立一种混合规制模式，即平台公司与地方政府合作监管加上平台公司的自律监管。这两种监管模式相结合的混合规制模式与共享公司的法律结构能够很好匹配，既能防止平台公司非法的野蛮生长，也能避免政府监管无据，从而保障共享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共享型企业的法律结构与规制方向】

共享型企业的法律结构分为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

内部结构至少包含三方主体：平台提供方，供给方，需求方。不同组合方式结成不同法律关系，并影响对其权利义务的设定。

外部结构至少也包含三方：同行竞争者、同类传统竞争者、地方政府监管部门。

内部结构会产生外部性，外部结构也会发生成本内部化，内外交织将产生更为复杂的法律结构和法律后果。

厘清共享公司的法律结构将直接影响其规制方向的选择。内部结构：总体上，三方主体的法律风险可以组合为四类：相对人之间违法违约、第三人侵权、政策风险、不可抗力。

一、服务对象不特定

二、双方代理，不特定的供需双方都是作为相对方与平台公司发生关系的。

三、具体交易责任合理分担。

四、既获得报酬，又决定交易价格。

第一，平台公司与供需双方的法律责任与风险分担。在这对法律关系中，平台公司对供方具有完全的支付法律责任。但是，如果平台公司出现因违法或经营困难导致财产被查封扣押冻结、公司破产或经营者个人犯罪危及公司财产安全等情况，商品或服务供应方应得报酬以及需方预存平台公司的资金都难以从平台公司按期获得支付或 返还。既有的法律风险和责任分担办法难有实际救济效果，如果没有 相应的治理办法，供需双方将处于严重不利地位，地方政府也可能面临较重的维稳压力。法律风险和责任该如何分担呢？自力救济或司法的矫正正义没有多大实际意义，这需要政府从分配正义的角度预先建立相应的保险好监管机制。第二，供需双方发生违约或侵权的法律责任与风险分担。由于平台公司在供需双方缔结合同前已分别签订了合约，对违约制裁和方式都有平台公司作保障，没有太多探讨必要性。但对于双方发生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和风险就比较复杂。第一种情形，“专车”司机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乘客受到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保险不足以覆盖的部分如何分担？由于这是平台公司单方提供的格式合同，供需双方均没有与平台讨论的机会，“专车”司机与平台公司应该如何分担责任？在实践中，“专车”公司对司机投保的责任和数额都有要求，司机 必须满足，这也是“专车”公司对消费者提供的信赖保障。如果出现保额不足赔偿的情形，消费者没有能力也不应该负担查核每一乘坐的“专车”的投保情况的责任，因此，其信赖的平台公司理应承担“专车”司机赔偿不足部分的补充责任。第二种情形，“专车”司机或乘客相互发生人身伤害，平台公司负有什么责任？这类情形涉及违法甚至犯罪了，基本责任由加害人负担是比较清楚的。但是，由于平台公司对“专车”司机的准入负有审查义务，这既是“专车”公司对消费者提供的信赖保障。如果出现保额不足赔偿的情形，消费者没有能力也不应该负担查核每一乘坐的“专车”的投保情况的责任，因此，其信赖的平台公司理应承担“专车”司机赔偿不足部分的补充责任。第二种情形，“专车”司机或乘客相互发生人身伤害，平台公司负有什么责任？这类情形涉及违法甚至犯罪了，基本责任由加害人负担是比较清楚的。但是，由于平台公司对“专车”司机的准入负有审查义务，这既是“专车”公司得到消费者认同的基础，也符合社会责任承担原则，因此，如果发生“专车”司机违法犯罪行为，平台公司对经济补偿部分理应承担一定责任，地方政府也可以设置相应的规制措施。第三种情形，“专车”司机和乘客的个人信息与隐私权保护，应该如何分配责任？这个问题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是“专车”司机与乘客之间发生个人信息或隐私权泄露、侵害、骚扰等情况，这应该坚持责任自负，但“专车”公司应该负有协助就乘车情况提供证据的义务。另一方面是“专车”公司应该负有协助就乘车情况提供证据的义务。另一方面是“专车”公司泄露或非法利用供需双方个人信息或隐私权的情况，“专车”公司既要承担民事责任和行政处罚责任，严重的情况下，直接责任人和负责人还应当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第三人侵权、政策风险、不可抗力这三种情况都难以预见，共享经济的迅猛发展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不应当由其中的一个公司去承担，而应当通过地方政府甚至国家站在社会资源配置的高度，从制度上设计相应的救济措施和保障方式。

共享公司的外部结构 第一，同行竞争者 第二，同类传统竞争者 第三，地方政府监管部门

四、混合规制路径：合作监管+自律监管

（一）规制路径选择的要素

（二）混合规制模式的构成

第一，共享经济及共享公司对传统经济和企业的冲击不能忽视 第二，地方政府的作用不可忽略。

第三，注意发挥共享公司再分配和替地方政府执行公共职能的作用 第四，应处理好网络无界与安全保护的关系

第三篇：习近平教育思想

习近平教育思想

教育决定着人类的今天，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人类社会需要通过教育不断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需要通过教育来传授已知、更新旧知、开掘新知、探索未知，从而使人们能够更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更好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致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启动仪式的贺信（2013年4月），《人民日报》2013年4月22日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人类传承文明和知识、培养年轻一代、创造美好生活的根本途径。

——在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一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的视频贺词（2013年9月25日），《人民日报》2013年9月27日

中国将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不断扩大投入，努力发展全民教育、终身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努力让十三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

——在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一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的视频贺词（2013年9月25日），《人民日报》2013年9月27日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必须高度重视、加快发展。

——就加快发展职业教育作出的指示（2014年6月），《人民日报》2014年6月24日

要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各层次各类型职业教育模式，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引导社会各界特别是行业企业积极支持职业教育，努力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要加大对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就加快发展职业教育作出的指示（2014年6月），《人民日报》2014年6月24日

考试招生制度是国家基本教育制度。总体上看，我国考试招生制度符合国情，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促进教育公平、提高人才选拔水平，适应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要求。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总的目标是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8月18日），《人民日报》2014年8月19日

教育是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业。

——《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2014年9月9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2页

要制定激励政策，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民族地区教育事业。最美乡村教师的事迹很感人，但感动之余，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为他们做点实事。老师的工作生活条件要有基本保障。对扎根边疆、扎根乡村的教师，要给予更多关爱和培养。国家教育经费要注意向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倾斜。这是个大账、长远账，要想明白、算清楚。

——《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9月28日）

中国坚持不懈推进教育信息化，努力以信息化为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我们将通过教育信息化，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数字差距，大力促进教育公平，让亿万孩子同在蓝天下共享优质教育、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致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的贺信》（2015年5月22日），《人民日报》2015年5月24日

要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全面加强教育事业，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提升教育质量，加快推进中西部教育发展，高度重视对农民工、职业农民、退役军人等的培训，及时对下岗失业人员进行技能再培训，使劳动者更好适应变化了的市场环境。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18日）

时代越是向前，知识和人才的重要性就愈发突出，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就愈发凸显。我国正处于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但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更加重视教育，努力培养出更多更好能够满足党、国家、人民、时代需要的人才。

——在北京市八一学校考察时的讲话（2016年9月9日），《人民日报》2016年9月10日

基础教育是立德树人的事业，要旗帜鲜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要遵循青少年成长特点和规律，扎实做好基础的文章。基础教育要树立强烈的人才观，大力推进素质教育，鼓励学校办出特色，鼓励教师教出风格。

——在北京市八一学校考察时的讲话（2016年9月9日），《人民日报》2016年9月10日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加强对基础教育的支持力度，办好学前教育，均衡发展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特别是要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保障贫困地区办学经费，健全家庭困难学生资助体系。要推进教育精准脱贫，重点帮助贫困人口子女接受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让每一个孩子都对自己有信心、对未来有希望。

——在北京市八一学校考察时的讲话（2016年9月9日），《人民日报》2016年9月10日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世界各国都把办好大学、培养人才作为实现国家发展、增强综合国力的战略举措。我国是人口大国，要从人口大国迈向人才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12月7日)

当前，我们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千年求索、百年奋斗的目标，将在不远的将来变为现实。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重视教育就是重视未来，重视教育才能赢得未来。党中央作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战略决策，就是要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12月7日)

第四篇：习近平党风廉政建设思想探析

习近平党风廉政建设思想探析

【摘 要】 文章阐述了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加强和改进党风廉政建设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从严治党、严明党纪，党风建设以“严”字当头；用巡视这把“利剑”斩断腐败之念；严格落实“两个责任”，从内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建章立制，强化落实，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人。

【关键词】习近平；党风廉政；思想

历任党中央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它关系到党的形象、关系到人心相背、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前四代党中央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基础上，根据党情、国情、世情的变化，提出了许多党风廉政建设的新思路、新举措，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一、从严治党、严明党纪，党风建设以“严”字当头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的讲话中，提出了新一届党中央的责任就是和全体党员干部一起，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我们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2013年6月28日举行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他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1]

从严治党首要的就是严明党的纪律，“我们的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2]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听从党的指挥，始终在思想上、行动上和党中央保持高度统一，自觉维护党中央的权威，无论身处何地、身兼何职，都有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

二、用巡视这把“利剑”斩断腐败之念

习近平在上任伊始就开始大力推行巡视制度。2013年、2014年、2015年中央共进行了七轮巡视，分别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委、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等进行了巡视，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是从未有过的。习近平在2013年4月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关于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研究部署巡视工作情况报告》时指明了巡视组的地位和职责，强调：“巡视是党章赋予的重要职责，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从严治党、维护党纪的重要手段，是加强党内监督的重要形式”。[3]在中央巡视工作开始之前，习近平强调，巡视组要充当好中央的“千里眼”，巡视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发现问题，要着力发现被巡视单位及人员是否存在“四风”问题，是否存在贪污受贿、堕落腐化、权钱交易等违纪违法情况。巡视过程中，凡是违纪违法的都要严肃查处，对腐败问题零容忍，“只有严肃查处腐败，刮骨疗毒，才能使我们的党更加强大、使党的肌体更加健康”。[4]

把巡视成果运用好是巡视工作的重中之重。习近平在审议2013年上半年中央巡视组巡视情况综合报告是指出对巡视成果善加运用，是巡视在党内的监督作用的重要体现，巡视组要把巡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给被巡视单位，要求被巡视单位的党委限期整改，同时要加强督查督办，从而解决巡视中发现的问题，巩固巡视成果。

三、严格落实“两个责任”，从内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有哪些呢？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做了详细说明，党委的主体责任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公平公正的选用好干部，防止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一切工作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从源头上预防腐败，加大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党委要积极主动的支持、配合纪委等执法执纪部门查处违法违纪行为，不得干扰、阻碍；党委主要领导要从自身做起，严格要求自己，管好自己的队伍，做好廉洁从政的表率。纪委的监督责任则体现在：监督党内工作、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同时督促检查相关部门在落实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方面的情况，对党内领导干部权力行使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四、建章立制，强化落实，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人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大后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强调党风廉政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认为制度是解决党风廉政问题的关键，因为制度具有稳定性、长期性和全局性，“没有健全的制度，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现象就控制不住”，[5]指出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反腐体制。加强和改进执政党的作风建设，严格而完善的制度是重要的保证，制度问题不解决，党的作风问题就解决不了，最终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治标不治本。

习近平十分重视党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提出要运用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维进行反腐，必须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和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建设，使法律法规成为刚性约束，从根本上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保障。

五、结语

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三年多来，围绕党风廉政建设，总书记作了许多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并通过从严治党、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制定一系列党内法规等，切实改善了党风廉政情况。但我们仍必须不断深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切实巩固廉政建设成果，维护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执政形象，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注 释】

[1][2]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2014.349-350.131.[3][4][5]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107.110.125.【参考文献】

[1]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2]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3] 蒯正明.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02.[4] 戴安林.论习近平的党风廉政建设思想[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5.01.【作者简介】

金言鸽（1990-）女，河南洛阳人，硕士研究生，从事执政党建设基本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研究.

第五篇：习近平教育思想自学

习近平教育思想——根本任务

自学内容： 两学一做 笔记1次 根本任务：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

希望学校“承担好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神圣职责”

总书记多次强调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党的十八大以后，总书记多次走进大中小学，在与师生座谈时深入阐述了立德树人的重要意义和实施途径。

总书记2013年在山东考察时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2013年总书记给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学生的回信中，要求学校承担好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神圣职责，着力培养造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2016年教师节前夕，总书记与北京八一学校师生座谈时强调，基础教育是立德树人的事业，要旗帜鲜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自尊自信自立自强。

立德树人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构建了一套成熟的道德价值体系，形成了丰富的个人伦理、家庭伦理、国家伦理以及宇宙伦理的道德规范体系和道德教育理论。我们党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崇德的传统，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当今时代，我们更需要加强学生的道德教育。社会的现代化带来了价值观念的冲突，一方面科学技术高速发展，日新月异，社会物质越来越丰富；另一方面社会变革，风云莫测，特别是文化多元，各种思想交相融合和冲突，一些腐朽的享乐文化也随之而来。学生正面临着这种复杂环境的挑战，如果不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难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

坚持立德树人，就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学校教育全过程。总书记在北京海淀区民族小学座谈时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古圣先贤的思想，体现了仁人志士的夙愿，体现了革命先烈的理想，也寄托着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从少年儿童抓起，并且提出，在少年儿童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适应少年儿童的年龄和特点，主要是要做到记住要求、心有榜样、从小做起、接受帮助。

总书记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要全面加强学校的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的工作，坚持文化知识学习与思想品德修养的统一、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的统一、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统一。

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华。总书记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把我国历史文化和国情教育摆在青少年教育的突出位置，引导青少年学生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总书记十分关心青少年的成长，多次与青少年座谈，给青年学生写信，勉励他们努力学习、立志成才。2013年，在同全国各族少年儿童代表共庆“六一”国际儿童节时的讲话中，总书记要求少年儿童从小就要立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长大后做对祖国建设有用的人才。他在北京市八一学校考察时说，中小学生是青少年的主体，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中小学生要立志成才，必须勤奋学习、提高综合素质，努力做到修身立德、志存高远，勤学上进、追求卓越，强健体魄、健康身心，锤炼意志、砥砺坚韧。

总书记对青年寄予了深切的期望。他在2013年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说：“青年最富朝气、最富有梦想”，“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他教导青年，第一要坚定理想信念；第二要练就过硬本领；第三要勇于创新创造；第四要矢志艰苦奋斗；第五要锤炼高尚品格。总之，只有进行了激情奋斗的青春，只有进行了顽强拼搏的青春，只有为人民作出了奉献的青春，才会留下充实、温暖、持久、无悔的青春回忆。

习近平教育理想——走自己的道路，牢记“四个服务”

自学内容：两学一做1笔记次

“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

总书记在第二十九个教师节慰问信中，希望广大教师“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作出贡献”。“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是我国教育发展的理想、方向和目标。

基础教育是培育青少年儿童最重要的途径，总书记十分关心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他在北京八一学校座谈时说，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要遵循青少年成长的特点和规律，扎实做好基础的文章。基础教育要树立强烈的人才观，大力推进素质教育，鼓励学校办出特色，鼓励教师教出风格。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是公平和质量。总书记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恵及全体人民，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基础教育要提高质量。总书记提出，基础教育是立德树人的事业，旗帜鲜明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在少年儿童心中生根发芽，把国家、人民、民族装在心中，养成健康、乐观、向上的品格。

总书记强调，基础教育是全社会的事业，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密切配合，学校要负主体责任，对学生负责，对学生家庭负责。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总书记出席2016年12月7日至8日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发展高等教育的重要性，指出教育强则国家强。他强调，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

总书记提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要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新时期我国教育发展的指导方针，阐明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总书记指出，高等学校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等学校，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要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学生一生成长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要坚持不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要坚持不懈促进高校和谐稳定，培育理性平和的健康心态，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把高校建设成为安定团结的模范之地。要坚持不懈培育优良校风和学风，使高校发展做到治理有方、管理到位、风清气正。

总书记还对职业教育、家庭教育、教育对外开放、教育信息化等发表了重要意见。

队伍保障：塑造灵魂，家国情怀

教师是“最伟大、最神圣的职业之一”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总书记高度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2014年教师节前夕总书记在与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集中反映了他对教师的观点。他首先论述了教师的作用。他说：“教师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职业之一，也是最伟大、最神圣的职业之一。”教师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教师的工作是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他希望教师肩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使命和责任，努力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更大贡献。

怎样才能成为好老师呢？总书记提出四条标准：要有理想信念、要有道德情操、要有扎实学识、要有仁爱之心。

总书记在北京市八一学校座谈时，鼓励教师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他的讲话为教师的培养和专业成长指明了方向。

总书记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2014年4月，总书记在安徽与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时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广大知识分子能够提供十分重要的人才支撑、智力支撑、创新支撑。2017年3月4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期间，总书记在看望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的政协委员时说，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重道义、勇担当。

总书记希望我国广大知识分子自觉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坚持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身体力行带动全社会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投身创新发展实践，不断攀登创新高峰。他要求各级领导要为广大知识分子工作学习创造更好的条件。他的讲话充满了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信任和期望。

教育战线是知识分子战线，要尊重、吸引、用好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的智慧和力量，把广大学生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发展动力：坚持文化自信，坚持五大理念

“大力推动教育改革发展”

总书记指出，“继续大力推动教育改革发展，使我国教育越办越好、越办越强”。

改革创新是教育发展的动力。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

教育改革要坚持文化自信。总书记在视察北京八一学校时指出：“我们的教育改革要坚持文化自信，好的经验要坚持，不足的要补齐。”教育改革要坚持正确的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思路、方向、着力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并对改革提出了总体要求，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和具体举措。

总书记在北京市八一学校座谈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强化责任意识，及时研究解决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要深化办学体制、管理体制、经费投入体制、考试招生及就业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深化学校内部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内容及方式方法等方面的改革，使各级各类教育更加符合教育规律、更加符合人才成长规律。总书记对从教育行政部门到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方方面面提出了具体改革要求，为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总书记站在治国理政的高度，以世界发展大局的视野，论述了我国教育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高瞻远瞩，具有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时代性，不仅丰富了我国教育理论宝库，同时指导着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