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国十条背景下的寿险产品结构调整

第一篇：我国新国十条背景下的寿险产品结构调整

我国新国十条背景下的寿险产品结构调整 2016-03-11

摘要：我国寿险产品的结构调整工作影响到我国寿险业的发展和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新国十条”的公布为我国保险业制定了新时期发展的顶层设计。意在结合新的社会背景，研究新环境下“新国十条”的意义及其对于保险业正在进行的寿险产品结构调整工作的影响。

关键词：寿险产品结构，保险“新国十条”，结构调整

一、引言

自1999平安推出我国第一种投资连结险开始，寿险业进入了新型寿险发展的新纪元。随之而来的，是我国寿险产品的结构调整和优化问题。结合过去的研究，保障性功能理应成为我国商业寿险的主要功能。而我国寿险产品结构失衡，其形成的原因一般认为有以下几点：（1）监管问题：监管注重指标，监管观念和手段的不匹配以及分业监管与金融综合经营的矛盾造成保险行业的监管并没有促成保险业注重保障性功能；（2）寿险公司急功近利，短期行为严重；（3）消费者追求高回报，且还没有形成风险管理意识；（4）寿险产品价格影响和创新不足。

作为社会保障和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寿险的发展关系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健康运行和社会的安定。其产品结构又影响着其发展的质量。本文希望参考过往国内学者对寿险需求及寿险结构优化问题的研究，结合新的社会背景，研究新环境下“新国十条”的意义及其对于保险业正在进行的寿险产品结构调整工作的影响。

二、寿险产品结构发展和现状

1999年出现第一款投资型寿险产品以前，我国寿险市场主要以普通寿险为主。1999年，保监会对寿险保单年预定利率规定了2.5%的上限，传统寿险费率处于严格管控之下，使传统寿险保费水平偏高，加之非保障型产品在分红等方面的吸引力大，使保障型产品的销售一直偏低，产品结构失衡。

现今，宏观上，2013年，我国普通寿险全年规模保费1214亿元，同比增长26%。分红险保费8240亿元，同比增长3%；万能险保费2822亿元，同比增长82%，是驱动行业增长的产品动力。从绝对数额、占比和增长速度上看，我国普通的保障型寿险业务都不是主导。微观上，以中国人寿和平安为例，根据2014年财务报告，保费收入最多的前五种保险中，前者三个为分红保险，两个为两全保险；后者则都为分红型两全保险。由此可见，虽然最近几年业内一直努力优化产品结构，也使普通寿险的增长速度开始加快，但是就目前来看，产品结构失衡的问题依然存在，需要解决。

三、“新国十条”对我国寿险产品结构调整的影响

（一）“新国十条”对寿险产品结构调整带来的利好

1.新国十条强调保险的保障作用和对风险的管控作用，政府的对保障型保险支持尤其是对养老保险的支持将是普通保障型保险的一大激励。这将有助于形成以保障型寿险为主的产品结构。

2.新国十条要求的提升开放水平等，会促进保险公司数目的增加。根据尚颖（2012）通过研究得出，规模小的保险公司发展初期会比较注重保障型保险的发展，因此有利于调整产品结构。

3.税收政策将会直接刺激养老保险的需求。房晓明（2005）通过经济学分析，认为在税收体制健全的国家，国民在养老保险可以使所得税延期缴纳的情况下，将会用更多的资金购买养老保险，扩大寿险需求，同时改善寿险产品的失衡问题。

4.政府对寿险产品的购买会在一定程度上优化现有的产品结构。此举措还会将使寿险公司的社会效益、经济价值与社会责任更加紧密结合，使商业寿险保障性的业务功能更加突出。

5.监管协调机制的建立将会有效的联系起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障，使商业保险更好地发挥其补充整个社会保障需求的功能。目前养老险公司市场运作横跨多个行业，一直受限于分业监管格局。建立跨部门和跨行业的协调监管和信息共享机制将会提升企业年金业务的一体化运作绩效。同时，在已经意识到寿险结构失衡的前提下，科学监管也意味着能促使寿险公司控制规模、注重业务内含价值，进而促使公司注重长期、期缴、保障性强的产品，提升业务盈利能力。

（二）“新国十条”实施过程中给寿险产品结构调整带来的挑战及展望

1.保险业整体发展速度提快，投资渠道的开放无疑将进一步促进非保障型寿险的发展，如何在现今普通寿险规模不足的背景下做到速度和结构两个方面的提升还需要探讨。

2.保险市场开放带来的保险主体增加在另一方面会加剧保险市场的竞争。为了追逐利益和占领市场，寿险公司有发展非保障型寿险产品的冲动。

3.产品创新是解决寿险产品同质化严重并吸引更多需求的重要措施。需要完善相关法律，切实保护创新产品的知识产权，才能激励寿险公司的创新热请。另一方面，需要对创新方向进行引导，将创新的重点放在能够改善寿险产品结构和提高保险业发展质量的产品上，避免“创新导致结构失衡”。

4.保险制度在不断的改变中，且总体寿险发展速度很快。这也使得保险监管很难制定出定量、定性的评估标准。现今我国正处于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体系的过渡时期，监管体系需要在规则制定时为未来的市场变化预留接口。

5.全社会的保险意识还比较淡薄。另外，消费者对商业保险还存在着各种误解。增加全民对保险的认识、提升全民保险意识以及切实保护消费者的权益的途径和方式还需要探索。

总的来说，“新国十条”强调保险业的保障作用，其颁布对调整我国寿险产品结构是机遇大于挑战的。寿险产品的结构优化宏观上需要政府加强顶层设计，准确引导行业定位和实施监管，微观上需要保险公司树立正确的经营理念，开发新的营销渠道发展保障型保险，需要消费者提高对保险的认识和风险管理的意识。“新国十条”在这些方面都有涉及，其总体框架和具体措施都是有利于优化我国寿险产品结构的。但实施过程中还有许多问题，只有把握寿险发展大方向，科学认识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并持之以恒地实行结构优化，才能使解决这些问题，最终实现我国寿险产品的结构调整。

参考文献：

[1]陈文辉。对寿险行业结构调整及科学发展几个重大问题的思考。保险研究，2009（12）。

[2]房晓明。税收对寿险需求影响的经济学分析及实证研究。黑龙江对外经贸，2015（10）。

[3]林涌，我国保险业的结构性矛盾和结构性调整。保险研究，2003（3）。

[4]周华林。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保险市场发展的新变化及其对策。海南金融，2015（3）。

[5]芮楠。我国寿险业务结构调整中的问题与思考（上）、（下）。中国保险报，2012（12-13/14）。

[6]尚颖，贾士彬。中国寿险产品结构调整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公司微观层面的实证分析。保险研究，2012（2）。

作者：冯铭元 来源：《商情》2016年第1

第二篇：新医改背景下

新医改背景下“看病难、看病贵”探讨

郭金有

【摘要】放眼看中国，分析“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和成因，重点探讨“因病返贫、因病致困”的局面是否在新医改政策的实施下改善，提出现代医改政策与民生改善工程能否真正切切落到实处，推广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药品零差率”、“中医中药适宜技术”等举措是否能从微观上得到理想的治理。首先必须确保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凸显政府职能，加强医疗机构内部管理，规范医疗机构经济活动，让群众享有价格合理、质量优良的医疗服务，有效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这一热点问题，本文在分析“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这一中心任务后，提出了看病难、看病贵这一社会性的主要矛盾在新的政策实施后能否进一步遏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转变服务方式，组织医务人员在乡村开展巡回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作为对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一种探索。

【论文关键词】看病难 看病责 医疗体制改革 农村新型合作医疗 大学生下基层 药品零差率 中医适宜技术

展望当代中国，随着国家各个领域的飞速发展“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越来越凸显。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因人口众多，贫富领域不均等客观原因，当代中国“缺医少药”的现象还待进一步完善，“因病返贫、因病致困”的格局随着现代医改政策的实施也逐步得到了改善，“医”、“药”、“专业技术”等等科学领域的发展也逐步走向了标准化、国际化,古往今来，人类的健康问题始终摆在首位。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原因分析：

1.1首先“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正如字面上所表达的那样应该分为“看病难”与“看病贵”两个问题来看待：要分析这两个问题必须搞清主体与对象，即谁在喊看病贵和难、难和贵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看病难”在城市中主要体现在优质医疗资源缺少，医术水平高且可以信任的医生难找。但是反过来讲，不管什么病谁都想看高级医生、住高级医院那是不可能的，也是无法满足的。在农村主要表现在一般医疗资源缺乏，医务人员人数偏少、总体医疗技术水平偏低，所以对病人应进行合理分流，根据各级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小病到基层，大病才上大医院。大力提高农村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诊疗水平，对于常见病、多发病、诊断明确慢性病等病人的信任非常重要，所以不能只讲看病难，而是要作具体分析。“看病贵”指医疗费用个人负担超过了患者的实际经济承受能力，其中社会保障与医疗保险覆盖的广度和强度起着很关键的作用，我国在于医疗保险方面的覆盖面很窄，据统计约44．8％的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绝大多数患者靠自费看病，承受着生理、心理和经济的三重负担。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一卫生系统：改善绩效》得出的结论是，在被评估的1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公平性位居188位，倒数第四。

1.2“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在新旧体制更换等原因长期积累造成的，为此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18次连续药品降价，涉及品种规格多达万余种，2007年对医药卫生系统的商业贿赂问题也重拳出击。尽管如此，问题的解决不能期待一蹴而就，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必须要有长期努力的思想，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先是从病人的方面来剖析：中国病人中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当中绝大多数是农民，约占37%正是因为这样，我觉得他们缺乏有关医疗保险的法律和法规，没有对医疗保险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预见，所以一去到医院，就总觉得看病难、看病贵，那些病人就被这样一个事实所吓倒，同时心理为这笔昂贵的医药费用而产生崩溃，所以像这种情况也就犹然而产生了。

1.3从国家的方面来看，不但有政策方面的原因，而且还有国家和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力度不够严格和财政投入不足的原因。政策方面，我国关于医疗立法还存在很多的缺陷，立法还很不健全，法律监测也很不完善，所以当病人在上医院看病接受治疗时只能是心理感觉价格高而无法用法律来得到根本的保障，况且，医院以及一些卫生院或诊所是属于事业单位，也是具有赢利性质的，所以患者就更加受蒙蔽了。同时，国家对医疗市场的监管不严，还没有真正的落实到每一个人，所以这就大大地助长了看病难看病贵的不良状况。此外，我国医疗卫生投入只占世界的2%，但是我国的人口总数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2%左右，用2%的医疗费用去解决22%的人口健康问题肯定会觉得看病难，看病贵。1.4关于医疗保险方面，目前中国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特别的窄，从结构上看，基本医疗保险主要覆盖的还是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而农民、城镇非正式就业人员、弱势群体还没有被保险制度所覆盖，医疗保险制度应有的公平性和优越性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在农村，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现象非常的多，当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还没充分凸现出来时，我们可以经常从电机屏幕中看到农民工因工伤或意外伤害而没有钱治病，就算给农民保险，但仍还是不够充足。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首先是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资金来源不足，随着基层社区集体经济力量的下降向农民集资成为建立合作医疗资金的重要来源，但向农民投资的难度，重要取于农民对医疗的满意程度。但是国家对医疗事业的投入甚少，农村合作医疗的政策不稳定，因为国家对医疗合作大多是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但是地方政府行政官员为了各自的利益，使得他们对执行政策的主动性大大降低，没有足够推动合作医疗政策的落实。

1.5农民对医疗保障的要求不相同，这给建立统一的农村医疗保障体制，即农村保障的主体、方向、管理方面都构成了障碍,会导致医疗卫生资源的分配不均衡，难以发挥最大的效益。一是农村的行政区域设置的医疗卫生网点业务不足，不少地方的农民基本可以做到小病不出乡，大病直接去县或乡级医院。因此县或乡的医疗布局不能适应新的情况。二是卫生机构人员的分布非常不协调，总之这些都是产生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严重不足的主要原因，不足之后自然就产生病人看病难看病贵。

1.6药品与医用材料价格虚高:关于药品、医用材料价格虚高的报道已经很多，几乎人人皆知,很多药品包括一些政府定价药品从出厂到零售，中间差价为一倍甚至几倍,医疗材料价格管理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状态。“以药补医”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药品销售成为医院利润的主要来源;药品生产领域无序竞争，流通领域环节多，交易成本高，药品价格虚高。医疗资源总体不足、分布不合理: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的2％，其中还有不少资源水平不高，“僧多粥少”导致公众不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城市占有80％的医疗资源而农村只有20％，因此，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尤为突出。1.7 服务质量、态度差，就医流程不合理:医院作为一个特殊的服务部门，面对患病的脆弱群体，该群体面临经济和精神双重的负担，如果遇到不满意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其反应肯定比一般服务群体要来得强烈。加上目前医疗服务人员普遍超负荷工作，待遇也不高，难免出现询问病史时间过短和回答病人问题不耐心等现象。另外，就医流程设计不合理，排队时间过长，挂号、就诊、交费、检验(检查)和取药等往往都需花费较长等待时间。如果有些大医院布局不合理，标识不清晰，需要在不同建筑或楼层之间来回奔波，病人肯定产生强烈不满。

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途径

对于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现象，在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尤为严重，但是近几年我们国家正逐步实施了一些新型的医改政策来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2.1调整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格局，健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重点加强农村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新型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落实经费保障措施。

2.2强化公立医院公共服务职能，根据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各级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应更大程度地承担起卫生事业建设和发展的责任。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规范收支管理，纠正片面超收倾向。关键是明确政府责任，增加政府对医疗卫生服务的投入，对公立医院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改变目前公立医院以药养医、片面创收的机制。

2.3规范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行为。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坚持教育与监管有机结合，完善监管机制，规范医疗服务行为。督促医疗机构坚持合理检查，严格执行疾病诊疗规范，明确基本检查和基本用药，防止因常规药物滥用和不合理检查而增加病人负担。物价部门应加大医药价格的专项监管力度，从源头上防止乱设收费项目、重复收费、多收费现象发生，切实减轻人民群众的医药负担。

2.4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规范，整顿药品生产和流通秩序，保证老百姓的用药需求。根据国家、社会、个人承受能力，又保证安全、有效、价廉的原则，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保证群众基本用药。整顿药品生产流通秩序，加强药品价格监管，严禁任何单位以任何名义把药品的价格太高。

2.5严格医疗机构、技术准入和人员执业资格审核，引导社会资金依法创办医疗卫生机构，各级医疗机构一定要加强人员的培训，让医务工作者真正的明白群众看病的需求，方便群众就医。

2.6发挥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辅助弱势群体。由政府领导及有关部门积极落实，结合社会扶持体系建设，多方面筹集资金，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救治基金，确保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伤病人员及“三无”病人得到及时救治。同时明确指定医疗技术水平相对较好的卫生医疗机构，对下岗失业人员和五包户、孤寡老人实行免收挂号费和诊查费、减收床位费。切实降低弱势群体的用药负担，加大投入举办惠民医院、平价医院等，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使群众能够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医院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2.7当前要建立医务人员定期到基层的制度，推广医疗卫生、中医、中药适宜技术，建立农村卫生人才培养制度，开展各种形式的农村巡回医疗制度。同时，借鉴国外做法，制定政策，要求大学医学毕业生毕业后到乡镇卫生院工作3到5年，充实乡镇医院人才队伍，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要坚持政府主导和公益性质的原则，对社区卫生资源重新布局，积极构建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主的卫生服务网络。

3“看病难、看病贵”的进一步深入探讨

3.1农村医疗建设中,医、患角色的再认识

患者去医院看病不象去一般的市场上消费，医疗过程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患者对自己病情往往知道很少，更不要谈诊断和治疗方案的选择。患者到医院看病是把自己尽快康复的愿望寄托给了医生，希望医生能够对自己的利益采取相应的诊断和治疗方案。医生出于自身利益出发，还有外部压力等要求，往往使这种本应百分之百对病人忠诚的委托关系异化。开大处方、乱用药、多用药等现象十分普遍，医疗乱收费仍然屡禁不止；一些医疗机构擅自提高收费标准，自定项目、分解项目收费现象比较突出。就医时医生和病人的共同敌人应该是疾病，而现实生活中医患之间的互信可以说到了历史的最低点，甚至矛盾与冲突也屡见不鲜。

3.2诊疗行为不规范，医保工作不到位

在医疗领域中除了医生、患者外，绝大部分场合存在第三方，即医疗保险者。医疗保险者除了提供疾病风险经济分摊的重要功能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是代表患者监督提供方医生的诊疗行为是否合理，在保障自身利益的同时保障病人合法利益。但大多数医疗保险公司往往只注重自身利益，主要检查“过度医疗”问题,但作为以社会医疗保险为主的我国，医疗保险部门除了保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必须关注病人的利益是否受损，代表患者的根本利益监督检查医生的医疗服务行为。

3.3实现人人享有健康的改革目标不明确

在进行医疗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人享有健康，而不是只让一部分人病有所医，医疗卫生改革应该始终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如果仅仅为少数人服务，那么社会的整体宏观效率很低，是没有意义的。必须强化政府职能和政府责任,政府应向全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包”，打破城乡与体制界限，平等地提供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

4、我乡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及解决策略探讨

松树乡地处武威市凉州区西南方，近莲花山、祁连山脉，总人口达1500多户，本人认为，在像我乡这种底子薄、财力十分有限的农村，要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这个问题，只有在认真分析并抓住我乡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的基础上，认真贯彻和执行国家的惠民政策，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保率，严格执行药品零差率的标准，提出有的放矢的措施，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4.1 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分析，看病难、看病贵是事物表现出来的现象，其本质是什么？其主要矛盾是什么？必须通过认真分析，抓住其现象背后的本质和主要矛盾，才有可能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有的放矢地解决这一困扰政府、社会和医院3方的社会问题。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最大的变化就是不同社会阶层的出现,与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相比较，现在的社会有了贫困人群、低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改革开放前是整齐同一的社会，其医疗服务需求也基本同一，这种情况下，只需供给无差别的医疗服务，就能满足全社会的医疗服务需求。在这种单一的“需求-供给”模式下，其医疗服务的价格是以社会平均承受水平来制定的，因而在社会的经济承受能力之内，加之社会的均衡同一，就不会出现无法承受的社会阶层，也就不会酿成社会问题。

4.2 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对策探讨： 针对我乡看病难、看病贵的成因及主要矛盾，可以提出许多不同的对策。比如发展经济，减少贫困，加大政府投入，构建“金字塔”型医疗卫生体系，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变卫生资源配置方向，向农村、基层、预防倾斜等。这些对策都属于基础性对策，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一部分原因问题。但由于没有针对看病难、看病贵这一现象的主要矛盾，因而，看病难、看病贵现象仍将继续存在，只是程度会有所缓解而已。我认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理想模式应当是“转变服务方式，组织医务人员在乡村开展巡回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模式”，该模式是在客观事实的前提下，实事求是，针对不同的人群，为其提供来自经济上能承受的医疗服务，从而达到消除看病难、看病贵这一社会问题的目的。

4.3 据本乡十个村摸底调查，截止2010年12月份，本乡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均为74%，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的标准，其主要的原因是群众的思想转变落后，响应这一重大的医改政策的出台，我们今后要做的主要工作为就是要搞好宣传，做好本质的工作，让他们尽快的转变思想，以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紧紧抓住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在最低的社会公正性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问题；用理性政府的理性约束来对待非理性医疗机构的非理性医疗服务供给（表现为过度医疗服务）和非理性病人的非理性医疗服务需求（表现为小病、常见病等均到大医院求治），保障群众的健康，从而改变全乡经济落后的新局面。

4.4 卫生部门及社会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

（1）物价部门要认真把好“最低成本”定价关。

（2）法院在医疗纠纷诉讼中，对涉及低保层、低收入层人群的诉讼，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下，只能按“两低”（最低限检查+最低注档药物和治疗）标准来要求医方举证。即举证要求标准应与实践中的“两低”标准相一致，不能搞“双重标准”（医疗时实行“两低”标准，诉讼时实行“普通”标准），那样医院将无所适从。

（3）信访部门在处理涉及低保层、低收入层的医疗信访案件时，也只能用“两低”标准对医院的服务进行对照检查，而不能用其他任何高于“两低”标准的标准来评判医院的工作。

（4）水、电、气、电信、交通等公用事业部门对医院供给的一切服务，应当以最低价格收费。这应当是全社会对社会弱势人群医疗保障问题关心的具体体现，也是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5）应当有一个政府职能部门来负责社会人群的阶层划分和标记工作，其划分和标记工作一年一定，实行“阳光工程”，公之于众，接受社会监督。

（6）卫生行政部门和物价管理部门要共同配合，对医院执行“转变服务方式，组织医务人员在乡村开展巡回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违规，坚决予以处罚。同时设置举报电话，接受社会、新闻治”，这是否会导致新的医疗服务不公平，还有待观察。同时，由于病人所得到的医疗服务主要取决于其支付能力，因此，对社会弱势人群来说，尽管医院已经用自己所能提供的最低价的服务来履行社会公益职责了，但仍将出现一部分社会弱势人群（主要是一些重病人）连这最微薄的医疗费用也支付不起的情况。这时，问题由谁来解决？是体现无限的社会正义，由政府提供医疗费保障以继续医治、直至治愈（或死亡）？还是按照自然正义原则（政府履行有限社会正义职责），无奈结束医治（目前的现实情况中，是后一种处理情形）？这将是又一个易受社会攻击的地方，也应当是一个政治问题。

5、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我乡实行状况：

5.1、我乡经济处于不发达区域，人口稀少，人均占有量少，地处资源不丰富，经济收入普遍低，主要以农作物为主。任何时候、任何国家如果让个人独立承担疾病风险，终其一生的积累可能都会觉得“看病贵”，甚至无法承担和抵御。在农村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主要职能是疾病经济风险分摊，是将个人一时的疾病风险分摊到一生，是将一人的疾病风险分摊到全社会。如果没有广覆盖的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个人主要承担疾病风险的医疗体制下，“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可以说根本无法解决。因此，我们需要以全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平台，用一生积累的财富来抵御一时的疾病经济风险，更需要调动全民的财富来分摊与帮助某个人的医疗负担。

5.2、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需要各级政府下很大决心，政府财政也必须投入很大的财力才能完成，必须提高到建设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这样一个政治高度才能完成。目前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是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解决农民看病难问题的一项重大举措，对于提高农民健康水平、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具有重要作用。各有关部门要从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和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重大意义，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和要求，统一思想，明确目标，精心组织，扎实工作，把这项造福广大农民的大事抓紧、抓实、抓好。要认真总结试点单位的好做法，积极进行农民个人缴费方式的探索，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建立稳定的筹资机制。

5.3、在对松树乡卫生院展开进一步的调研后，据统计2011年松树乡人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为98%，每日门诊接待人次达100多人，日均补偿金额达1000多元，住院比例根据相关规定内设25张病床，并建立健全既方便农民又便于监管的合作医疗审核和报销办法，实行基金使用管理的卫生院、村卫生室公示制度，把合作医疗报销情况作为村务公开的重要内容，探索农民参与监督和民主管理的长效机制，保证农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加强对合作医疗基金管理和使用的专项审计，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建立和完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做好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衔接。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措施，明确救助范围，提高救助水平，重点解决好本乡五保户和贫困家庭的问题。在帮助救助对象参加合作医疗的同时，对个人负担医疗费用过重、难以承担的部分，给予适当补助。通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医疗救助的协调互补，共同解决贫困农民看病就医难的突出问题。

6、使用药品零差率、地产中药及相关医改策略解决看病贵探讨

6.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正在如火如涂进行的同时，国家又出台了新的医改政策即使用药品零差率、中医中药、适宜技术的施行，这一新政策的出台能否从根本上解决看病贵的问题。本人认为患者就医感觉医院不好进的根本原因是其昂贵的药品使他们望而却步，国家出台这样的新政策应该能解决这一本质问题。再不会是真正真需要救治的患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推行药品零差率、中医中药、适宜技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执行国家、省上确定的基本药物有关规定。基本药物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统一招标、统一定价、统一配送，实行零差率销售。基层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与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同步进行，具体进度为：2010年5月31日前，在28个县市区启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先期试点，完善方案；自6月起，在不少于60%的县市区开始执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开展综合改革；年底前在全省推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全面推进综合改革。

6.2推进保障制度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的补偿机制，确保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正常运转。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经费和业务经费等运行成本通过服务收费、政府补助及医保基金等多渠道补偿。政府补助标准按照“核定任务、核定收支、绩效考核”的办法核定。离退休人员符合国家规定的离退休费用，在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前，由当地财政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核定补助。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建设和设备购置等发展支出，由同级财政根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建设规划统筹安排。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困难地方予以专项补助。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所有收支全部纳入县级国库支付中心或财政专户统一管理。政府对村卫生室承担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给予补助。

6.3政府举办的乡镇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是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益性事业单位，主要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由所在县市区卫生行政部门统一管理。对政府举办的乡镇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严格界定功能和任务、核定人员编制、核定收支范围和标准、转变运行机制的同时，政府负责保障按国家规定核定的基本建设、设备购置、人员经费和其承担的公共卫生服务的业务经费，保证其正常运转。乡镇卫生院要加强对所属行政村卫生室业务、药品、器械等方面的管理。

6.4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因事设岗、全员聘用的用人机制。依据乡镇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承担的工作任务，在合理核定人员编制的基础上，确定岗位设置，核定人员比例。乡镇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负责人，由县级卫生行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选拔、择优聘任，实行任期目标责任制。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实行卫生技术人员资格准入制度。乡镇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核定的编制范围内，按照人社部门核准的设岗方案，所有人员实行竞争上岗，按岗聘用，合同管理。富余人员分流采取多种方式妥善安置。

6.5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建立科学公平、体现绩效的考核分配机制。根据乡镇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功能定位，科学核定承担的工作任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任务根据服务的人口数量、服务质量和服务半径核定。基本医疗服务任务根据近三年医疗服务平均人次、收入情况，综合考虑影响医疗服务任务的特殊因素核定。建立以服务数量、质量、效果和群众满意度为核心，公开透明、动态更新、便于操作的工作任务考核评价体系。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进行绩效考核，财政、人社等部门对考核结果进行审核，考核结果与经费补助挂钩。建立按岗定酬、按工作业绩取酬的内部分配激励机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依据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管理岗位任务制定内部分配管理办法，对职工定期进行绩效考核，考核结果与职工个人收入挂钩。各县市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定岗竞聘完成后，按照国家规定实施绩效工资。

6.6推进服务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实现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免费向城乡全体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现阶段服务项目主要包括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传染病防治，儿童、孕产妇和老年人保健，慢性病及重性精神病管理等9大类。鼓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增加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随着政府投入的逐步提高将不断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依据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健全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提高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在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同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为本地区群众提供方便、快捷、有效的基本医疗服务。要结合实际，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中的作用，强化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中医药的服务能力，提高中医药在城镇医保和新农合制度中的报销比例。

7、必须进行微观上的综合治理

7.1我们必须调整微观卫生经济政策，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比如改革目前传统的按项目付费的方式而采取按病种付费的方式，继续采取药品集中招标等综合措施降低药品的虚高定价，治理医院不合理医药收费行为和按规范进行的医疗行为。控制医疗费用单靠卫生经济手段远远不够，同时要大力推崇循证医学，建立合理的诊疗规范，寻找成本效果好的标准治疗方案，积极推广各种适宜技术，达到提高医疗质量前提下的控制不合理费用这样一个终极目标。当前，医学科技发展非常迅速，我们的优先重点应该引进、吸收、消化那些成本效果好的技术并予以推广。同时，对原有广泛应用的临床技术或治疗方案应该进行全面的成本效果评价，比如对终末期肾病病人移植和透析两种方案成本效果(效用)进行全面权威性的比较。又如，为了减轻过度用药现象，对临床抗生素应用范围、适应征及不适应使用范围的合理界定都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基础性工作。通过提高药品生产流通的准入标准，大力整顿药品生产流通秩序。要加强对医务人员职业道德、职业纪律和职业责任的教育。制定一系列临床技术操作规程和临床用药指南，用制度规范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和用药行为。严肃处理乱用药、乱检查的医院和医生。

7.2必须确保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确保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已经形成共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进行确保。第一，必须弱化医院的趋利动机，但又要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提高医院运行的技术效率。要建立与完善医疗业务工作数量、质量与群众满意度为导向的激励机制。比如，医院在核定合理的支出项目与标准的前提下，如果仍然有结余应该按一定比例上交卫生主管部门，用于区域卫生资源的合理调整与布局、用于医学科技的发展和适宜技术的推广等。第二，政府财政投入力度必须加大，政府财政要投入到疾病治疗成本效果好的医院或科室。因为对医院而言，病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即是自己的收入，如果以比较低廉的费用提供比较优质的服务，医院自身收入必将减少，而这减少的收入如果没有合理的补偿，相信实际上没有一个医院真正愿意朝这样一个非常合理的方向努力。这就是医疗领域非常明显的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财政补助必须正确发挥导向作用，校正市场失灵，专助以比较低廉的费用提供比较优质的服务的医院或科室。目前撒胡椒面式的财政补助方式，不但没有很好的校正市场失灵，而且可能起了与期望相反的“逆向补助”。

7.3政府责任必须到位，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财政应逐年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在政府财政支出中要明确用于医疗卫生的支出比例，明确政府财政对公立医院的补助项目和标准。比如人员经费、基本建设和大型设备购置完全由财政全额拨款，日常运行经费通过低收费予以补偿，不足部分由政府财政“托底”以弱化医院的趋利动机。此外，政府要加大对医疗领域的监管力度，看病贵往往与乱收费和过度医疗密切相关，通过加强政府监管，消除乱收费和过度医疗对克服看病贵问题往往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7.4必须建立梯度医疗体系，三级医院人满为患，社区医疗门庭冷落是医疗系统的一个普遍现象。病人流向必须合理。三级医院的定位决定其主要是负担疑难杂症的诊治，而社区卫生服务主要负责常见病多发病及诊断明确疾病的治疗。要采取行政的、制度的、经济的手段调整各类病人的合理流向，比如制定合理的定点医疗和转诊制度，发挥价格和自负比例的调节作用。7.5严格医疗机构、技术准入和人员执业资格审核，引导社会资金依法创办医疗卫生机构，各级医疗机构一定要加强人员的培训，让医务工作者真正的明白群众看病的需求，支持有资质人员依法开业，方便群众就医。

总之，我相信，在我乡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全乡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乡一定能探索出一条适合我乡实情的路子，很好地解决我乡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给我乡人民一个满意的答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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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善联.上海市“看病难、看病贵”成因和对策研究［J］.卫生经济研究.2006,2: 21-23.［3］邱 童,顾 海.对“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解析及解决建议［J］.卫生软科学.2006, 20(6): 536-537.［4］甘肃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2009—2011年）〉的通知》（甘政发[2009]97号 ［5］何志高.“看病难、看病贵”之我见［J］.中国药房,2007,18(13):961-963.［6］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基层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指导意见的通知 甘政发[2010]23号 ［7］光明日报：用医改的办法缓解“看病难看病贵”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10-12

第三篇：新课程背景下,教师“十问”

新课程背景下，教师“十问”

（1）您有一本教学心得吗？

您的学生每位有一本错题跟踪簿吗？您经常写教后记吗？您不想试试看吗？

（2）您的学生每人有一本课堂练习本吗？课堂练习和课后作业一样认真吗？您上课关心了后三排的学生吗？学生会记课堂笔记吗？

（3）您在备课时，常和同仁思考教材为什么这样写吗？您考虑学生个性了吗？能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吗？这样讲学生好懂吗？学生有兴趣听吗？能有其它方法讲解吗？

（4）您能做到下面的事情吗：自已没有研究透的决不讲给学生听；不懂可以查资料求同事问学生，决不胡弄过关。不备课决不进课堂。要求学生做到的，教师先做到；要求学生做好的，教师先做好；要求学生不做的，教师坚决不做。

（5）您上课思考用过小黑板投影仪、多媒体吗？思考过用彩色粉笔吗？用得正确吗？自制过教具吗？能让学生动手吗？凡是实验您都克服困难做了吗？要这样讲？换一种方法如何？教学中，你有创新吗？

（6）你每个问题讲完后，师生能共同探讨问题的启迪和感悟吗？换一种方法可以吗？

（7）您上课能少讲一些，让学生多练一些吗？允许学生发表意见甚至是错误的意见吗？您如何在教学中实施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

（8）您的评价观念有所改变了吗？您如何理解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内容全面化、评价方式多样化、评价手段科学化、评价过程全程化？

（9）您喜欢读书、经常翻看一些与教学有关的杂志吗？能经常写文章吗？在讲一些较难的综合问题时，考虑用概念图教学吗？能化大为小化难为易化曲为直一题多变吗？

（10）您能从起始年级就注重学法指导，培养学生学习习惯吗？你告诉过学生教师的解题失败吗？教学中您做到重结果更重过程吗？您经常让学生评价你吗？您如何做到不仅教给学生知识、而且教给学生思维的方法，更重要的还要教会学生做人？

第四篇：和谐社会背景下我国律师基本角色的新思考

莲山 课件 w ww.5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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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律师及律师业的定位一直是一个热点问题。国家的法律工作者论、社会的法律工作者论、自由职业论、中介机构论、行业论、职业论等等，虽然各有可取之处，但往往又各有局限甚至各执一端，不能真正准确、全面概括出律师及律师业的本质属性和律师在现代和谐社会中应有的基本角色。试图从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及其法治至上、权利优位的基本价值取向入手，从和谐社会以权利保障为目标、权力应受权利监督、社会和谐实际上是良法秩序的实现这些基本理念出发，通过研究律师的法律性、社会性、权利性、独立性、监督性等特点，扬弃“一般监督”理论，提出了律师是社会法律监督者这一命题，并以此作为对和谐社会构建中我国律师基本角色的定位；同时，对作为社会法律监督者意义上的我国律师与律师业的发展作出初步探讨。

【关键词】社会法律监督者；律师；和谐社会；法治；权利

人类文明进入了21世纪，我国社会发展也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随着“依法治国”、“政治文明”、“保障人权”、“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具有现代意义的进步理念在我国的确立，面对世界进步潮流与全球化浪潮，在新的世纪我国应该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就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2005年2月19日，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同志强调：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即提出了新世纪我国应该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张，并论述了和谐社会应当具有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基本内涵。

一个社会发展模式的出现，必然或多或少对置身这个社会当中的各个阶层、各种职业带来影响，甚至是巨大的、革命性的影响，当然倍受关注的我国律师业也不例外。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中，以及在和谐社会成为我国的社会现实后，我国律师究竟扮演或应当扮演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角色，不仅是我国律师业如何健康、积极发展的行业发展规划问题，而且更是事关我国社会何以达到、保持真正和谐的全局战略问题。

一、关于我国律师及律师业种种定位的评介

毫无疑问，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并非我国“古已有之”的国粹，而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对于我国而言，律师制度完全是“泊来品”，完全是法制近代化与现代化过程中移植过来的产物。无论是晚清的封建社会，民国时期的资产阶级独裁社会，还是改革开放前的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也许是经济制度、政治体制、社会基础与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社会天然缺乏对律师及律师制度的亲和力，律师业得以植根成长的土壤难称肥沃，西方有关律师应有的法理地位与我国律师实有的现实地位形成强烈的反差，随着社会的发展甚至动荡，我国律师似乎根基难定，身似浮萍，从而竟然意外的造成了有关我国律师定位课题的法律、法学研究一派繁荣景象。不仅《中国律师》、《律师与法制》等杂志上频频出现有关律师定位方面的文章，几年以来司法部部级科研项目往往也少不了律师定位或律师权利义务研究的课题，有关律师论坛自然更少不了这一看似老生常谈的话题。

综合起来，关于我国律师及律师业的定位问题，一般有（或曾有过）以下几种观点（规定）：

（一）国家法律工作者。

这是1980年《律师暂行条例》的规定，律师具有公职身份的国家干部，拿国家工资，带行政级别；律师事务所也是国家的事业单位——一句话，律师是姓“公”不姓“私”，属“官”不属“民”。

如果单纯从提高律师自身地位角度来看，头戴一顶“国家的法律工作者”的红帽子也许并不是什么坏事，尤其是在“官本位”的社会中，要提高律师业的表达、对话及交往、交涉能力，为律师活动争取更多的“正宗”性与正当性，至少是在“律师的立场问题”还没有解决的历史阶段，情况尤为如此。但是，这种定位只是面对权力社会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律师从副部级到科员级大大小小的行政级别及干部身份最多只是律师的面具，根本不是律师真正的身份和定位，实在不利于律师承担起保障权利、监督权力、对抗强权的使命，这种体制下的“律师”其实就是政府的附庸，律师及律师业应有的独立性令人怀疑，律师难以发挥真正的作用，律师正确定位问题自然难以在现实中得到解决。

（二）社会法律工作者。

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将律师界定为“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

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换言之，可以认为律师是社会法律工作者。这对于律师脱离行政、回归社会、培育自身应有的独立性具有积极意义。正如著名律师王海云所言，律师不叫“律官”，“律师只有叫律师才是他们的真实作用，才是他们真正的闪光之处”。

1但问题在于，“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似乎更关注了律师的社会性、服务性，而对于其应有的法律性、政治性关注不够，这极容易将律师业异化为一个只有服务、没有理想的服务行业。并且由于“国家的法律工作者”这顶护身“红帽子”的丧失、但执业过程中律师免不了还是要露出律师“监督权力、遏止强权”的“庐山真面目”，结果是短期内既难以获得习惯于从权力当中为自身权利寻找正当性的民众的理解，更难以获得习惯于权力恩赐权利、权力优于权利的权力系统的认同。于是，有趣的是，律师的执业权利和人身保障并没有因为律师法的颁布而有所改进，相反，行政机关，如国家工商总局发文各地、各级工商局对律师查阅企业档案严加限制；新刑法“306大棒”时时威胁着律师的执业的安全；（注1）按照2002年全国律师维权委员会统计数据，1995年以来全国就有１２２个律师因种种原因被逮捕、起诉、判刑等等，还有很多律师遭到侵害、报复等非官方的攻击，但加起来受到官方追究的也在100人以上，这还不包括案件影响不大，没有纳入中华全国律协统计范围的“律师蒙难”事件。（注2）所以，在探讨律师定位的问题时，不能仅仅看到律师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活动表象，对律师进行类似“社会服务业、需要加强管理”之类的“定位”，更应该看到律师提供法律服务背后的制度基础、职业伦理及对法治建设的价值，看到否则，被踢出权力系统的中国律师难以只从“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当中获得自己应有的一席之地。

（三）自由职业者。

自由职业者之说，主要是照搬了西方国家的说法或有关法律规定，在揭示律师只服从

法律、应具有基本的职业独立性方面具有启迪意义。但律师属于自由职业者，并不等于自由职业者就是律师，文艺工作者、新闻记者等等同样是自由职业者，自由职业者与律师两者之间缺乏一一对应关系，缺乏种差的属性在逻辑上不能用作定义，在我国也当然难以用“自由职业者” 对律师进行定位。

（四）中介机构论。

曾有官方文件将律师定位为“社会中介组织”。但这种定位仅仅看到律师提供的法律

服务具一定的服务性、社会中介组织提供的服务也是服务这一点后，就草率地将两者划上等号，完全忽略了律师“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是律师职业的核心价值，是律师的本质属性” 2即律师（及律师业）的法律性、监督性的基本特征，不仅缺乏法律依据，也难以引起学界共鸣，但在少数唯上、唯书成僻的官员中有一定的影响，可能也是律师业过度商业化的“理论依据”或误解律师为诉讼掮客的原因之一。

（五）“行业论”或“职业论”。

或许是中国律师面临的现实的残酷，当年胡乔木同志曾热情讴歌律师的“戴着荆棘的皇冠而来，握着正义的宝剑而来”著名诗句在当今严酷的执业环境面前似乎成了一种高调后，“律师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律师既不代表正义，也不代表邪恶”，3；律师“首先是一个靠法律吃饭的人”4等“律师行业论”或“律师职业论”很容易成为职业理想破灭后律师靠法律挣钱吃饭、独安一隅的行业哲学，甚至是现实的（或堕落的）律师职业的一种真实写照：“挣钱是唯一的目的”；“正义与公平，离我们的律师们，已是越来越遥远”；“律师越来越失去他的历史的和社会的使命感，变成只是关心自己利益的集团了”。5此外，能够为自己的职业、行业套上职业论、行业论的行业比比皆是，医生、护士、保姆乃至于乞丐娼优等等无一不是一种“行业”、一种“职业”，无一不是“一个自己吃饱了还知道饥饿滋味的人”。6因此，从逻辑上来看，将律师定位为一种职业或行业的“职业论”、“行业论”也没有揭示出律师的本质属性。

二、和谐社会的内涵的基本价值取向与律师角色定位的要求

和谐社会的内涵极为丰富，可以从不同角度不断进行挖掘、深化。为避免冗长的讨论或争论，在对和谐社会的内涵与价值取向上，围绕“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28个字通说进行理解。而探讨和谐社会构建中我国律师基本角色问题，首先当然可以围绕这28个字内容具体展开论述。但是，这不免会造成论述冗长，且在未弄清和谐社会基本价值取向的情况下零散论述，很可能因见木不见林而不得要领。

所谓价值取向，就是蕴涵在具体内容当中、关于价值的最为基本的信念、主张和态度，它构成价值取舍和行为评判的核心标准，是统帅具体内容的灵魂，对行为取向和评价原则起着重要作用。那么，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法治至上与权利优位是和谐社会的最为重要的价值取向。

注意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明显就是法治的直接内容，而民主则是民众权利在政治领域的直接体现；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命题，则可以从宪法“权利”角度，从“公民环境权”角度自然得到结论。

诚信乃民法中的“帝王条款”，它要求诚实信用，要求象善待自己事务一样善待他人事务；借用到公法领域，无论是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国际法，还是调整政府与民众之间关系的国内公法，马基雅弗利式的欺诈已经过时，诚信方为上策：因此，诚信既是良法的原则，也是法治的价值要求；而只有真正尊重人权，让民众安享权利，体味现世生活的无限美好，社会才能真正充满活力而不是宗教式的亢奋甚至歇斯底里，“人对人是人”的友爱才有落脚点。

所以，可以认为“法治”与“权利”是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我国行政法学学者杨海坤教授甚至认为，“现代和谐社会应该而且必定是法治社会”。7

在明了和谐社会的法治至上和权利优位的基本价值取向后，对于如何确定和谐社会构建中我国律师的基本角色，可以从以下几点要求着手考虑，以求寻得正确结论：

（一）和谐社会构建中律师定位必须符合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有利于实现社会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要求，体现“法治至上”与“权利优位”方面的法理基础，使律师在捍卫法治、保障权利作出更大贡献。

按此要求，将律师定位为“自由职业者”、“中介机构论”、“行业论”、“职业

论”，显然难以让律师担当捍卫法治、保障权利的重担。一种职业或行业，“自由”也罢，“中介”也好，均不是律师的本质属性。

要体现“法治至上”与“权利优位”，离不开良法的统治，离不开权利相对于权力的优位性，离不开权利对于权力的制衡。

现代社会当中，政府权力不断膨胀、时有侵犯民众权利之虞乃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如果律师仅仅为了自身的地位、利益需要而头带红帽、身担公务，从国家权力资源当中分得一勺羹汤，那么，一支官僚色彩浓厚的律师队伍是难以大有作为的。但律师相对于国家权力系统中的特殊位置即律师既不能“居庙堂之高”而置身权力系统当中，将自身完全等同于国家官员；又不能“处江湖之远” 只知道“靠法律吃饭”，甚至漠视民众权利，只顾自己“把酒临风”，使得律师首先不是“律官”，但却不能丢却自己的最为宝贵的属性——作为“戴着荆棘的皇冠而来，握着正义的宝剑而来”的在野法曹的法律性。因此，相对而言，“国家法律工作者”或“社会法律工作者”当中，“社会性”（如果我们真正按“主权在民”的理念理解“国家”二字，就会发现，“国家”并不等于政府，而应该是一个包括政府、社会、国民等主体在内广义概念，从而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的说法也并非错误）、“法律工作者”使得律师不同于一般的服务产品生产者、提供者，而是站在社会、站在权利、站在平衡政府权力强大与民众权利弱小的立场上，手持法律宝剑，通过自己踏踏实实、货真价实的法律服务，维护民众权利，伸张社会正义。

（二）和谐社会构建中律师定位必须凸现律师行业区别于其他行业的特点。

从前面的讨论可以看出，律师的法律性、社会性、权利性、独立性等是律师法律服务

区别于其他服务的行业特点。律师的定位当然要凸现律师的这些特点。那么，法律性、社会性、权利性背后，支撑律师行业的更高层次的职业理念又是什么呢？或者说，究竟是什么使得律师行业具有并概括独立性、法律性、社会性、权利性这些特点？这恰恰是律师行业的监督性。要正确定位律师角色，必须反映出律师行业的法律性、社会性、权利性、独立性的特点，并能够对其进行言简意赅的高度概括。

（三）和谐社会构建中律师定位必须针对中国社会官贵民贱、漠视权利的不良历史传统以及当今中国社会官本位思想依然盛行、轻视侵犯民众权利仍然屡见不鲜的现状，提供能够制衡权力、保障权利的法律服务方面的“社会公共产品”。

中国的历史是皇权至上、权力优位；中国的社会现实是官本位思想依然盛行、轻视侵犯民众权利仍然屡见不鲜，前几年收容审查、房屋动迁等方面暴露出来的问题与产生的事件可谓是触目惊心。那么，社会更需要什么？从对症下药、雪中送炭的角度出发，更需要律师的法律服务，更需要律师通过法律服务在法律准绳上与权力进行有效沟通，对权力失范现象进行制衡和监督。这才是律师能够为社会提供更有价值的社会公共产品，才是促进、维持社会和谐方面真正的贡献。因此，和谐社会律师角色的定位，必须针对中国的现状，对症下药，而不能“损不足而补有余”，漠视民众与社会真正的诉求。

（四）和谐社会构建中律师定位必须能够为从律师诉讼及非诉讼律师种种业务的具体行为当中，为我国律师寻得一个最为贴切的基本立场。

一般来说，律师均可以从事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等诉讼业务以及担任仲裁代理人、担任法律顾问、提供法律咨询、出具法律意见书等非诉讼业务。今天可代理张三，明天会帮助李四，仿佛谁给了钱就替谁说话，甚至于会“替坏人说话”，最是没有立场。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判断。律师的基本立场乃是忠于法律、服从法律。和谐社会的律师定位必须在律师忠于法律、服从法律的基础上，针对律师业的具体特点，从律师诉讼及非诉讼律师种种业务的具体行为当中，为构建和谐社会当中的中国律师寻得一个最为贴切的立场和准确位置。

三、权力的社会法律监督者——律师当仁不让的使命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和谐社会中律师的基本角色应该是社会法律监督者，特

别是对容易造成对权利侵害的权力进行社会法律监督，更是和谐社会构建中我国律师当仁不让的使命。主要理由如下：

（一）社会法律监督者概括了律师的法律性、社会性、权利性、独立性等特点，凸现了律师行业区别于其他行业的重要特征。

所谓“社会法律监督者”，就是说作为社会中的一支重要的独立力量，律师通过自己的法律服务执业活动，对各种重叠甚至冲突的权力权利进行初步评判、代为正确表达及对相对或相关的权力权利的扩张性的表达甚至滥用进行平衡和制约，从而让权力权利各得其所、在法律轨道内行使，最终实现了法治秩序、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

律师业的法律性、社会性、权利性、独立性等特征，在“社会法律监督者”的表达权利、平衡权利和制约权力当中完全得到体现，且“社会法律监督者”又能够高度概括、提炼、升华律师的准确角色，成为律师行业区别于其他行业的最为重要特征。

（二）社会法律监督者定位顺应了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与现实意义。

前面论及，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是法治至上与权利优位。而法治至上及权利优位的最大天敌恰恰是源头上的违法即权力的滥用与暴虐。为此，人们设计了种种精巧的制度，如洛克的以权力制约权力、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孙中山的“五权分立”，以图解决这一难题。但是，诚如我国著名法学家郭道晖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上述思想或构想限于“以权制权”，即国家机器内部的权力制约和平衡，可是人民群众则被安置在这架机器之外，无能为力。而现代法治则强调对权力的外部监控，故提出“公民权利制衡国家权力”的构想。8此外，朱光认为，律师应在当时政治和社会敏感的复杂问题和老百姓要求迫切解决的问题方面起一点社会制约和制衡作用；9朱洪超认为，律师与法官之间存在统一与制约的关系；10李建明通过研究刑事诉讼过程中律师的地位后，得出刑事辩护律师不只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者”,而且也是“社会正义的维护者”与“刑事诉讼过程的监督者” 11的结论，可视为从刑事诉讼角度为辩护律师发挥“社会法律监督者”作用所作的精彩诠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表示，欢迎律师和社会各界对法官进行监督； 12此外，实践当中，法院、检察院请律师监督工作的新闻并不少见。13可见律师充当社会法律监督者，既有深厚的法理根据，又有较为扎实的实践基础。

限于信息不对称、专业知识缺乏、利害关系者监督难以确保监督的理性，直接的权利监督效果并不理想。所以现代社会出现了新闻监督、律师监督等对权力行之有效的社会监督制度。就社会监督的直接性、广泛性、法律性、专业性，特别是专业性和法律性而言，有效的律师监督更具有其他监督所不可比拟的制度构建价值。通过明确律师的社会法律监督者的地位，不仅仅可以解决长期以来律师本身身份含糊甚至被边缘化问题，更主要地，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当中，充分发挥律师作为“权利代理人”的积极作用，准确、充分表达权利，实现权利与权利之间、权利与权力之间的有效对话，将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纳入法治轨道，并以平和、理性方式化解纷争，避免被损害的和被侮辱的权利所形成的对社会的巨大、非理性、甚至是非和平方式的报复和冲击；同时，权利有所保障，社会也就有了真正的活力，从而真正通过律师的个案正确代理和整个律师业有效工作所形成的合力，为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出最有积极意义的贡献。

（三）社会法律监督者定位可以更好地发挥“一般监督理论”在中国司法实践中上的积极作用。

谈到法律监督，人们又很自然会想到检察制度。如所知，中国的检察官制度是扬弃列宁的“一般监督”理论，即在国家的权力结构中确立一种督促人们遵守法律、发现并追诉违法者的法律监督机制，并吸取包括古代中国御使制度在内的中国监督实践的产物。但如前所述，这种一般监督的思想，并没有突破“以权制权”的框架，并且在国家的权力结构中确立一般法律监督机构又受谁监督难圆其说，故在中国权力监督实践当中也遭扬弃，而造就了中国特色的“法律监督机关”即检察机关。但是，只承认检察官的国家法律监督者身份不仅在制度设计上忽视了社会的权利监督，在司法运作当中，例如刑事诉讼过程中，检察官既是国家的代理人又是国家的法律监督者，诉讼中究竟如何真正体现刑事诉讼的控辩平衡原理等刑事诉讼原理，实在令人怀疑。可以说，缺乏社会法律监督、缺乏权利监督的一般监督理论，至少在实践当中是极不平衡、甚至是残缺的理论。

以司法运作当中足以活埋公民权利的司法不作为现象为例。司法不作为系指拥有国家司法权的机关(在我国主要是审判、检察和侦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或违背宪政原则，拒绝履行、不履行、怠于或迟延履行其法定司法职责的行为。侦察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以及执行机关都有可能不作为。独立的司法更需要有效的监督，包括社会监督，如民主党派及社会团体监督、新闻监督、律师监督等等。但如前所述，就社会监督的直接性、广泛性、法律性、专业性，特别是专业性和法律性而言，有效的律师监督更具有其他监督所不可比拟的制度构建价值。因为律师熟知法律，能够知道何为司法不作为及通过何种法律途径救济、制约司法不作为，使得监督更多一些法律理性；律师广泛代理各种案件，直接和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打交道，在刑事辩护业务中直接就是平衡控诉的力量，更加容易发现包括司法不作为在内的司法渎职和腐败现象，使得监督有的放矢，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不是美丽的宣言或空洞的口号，即健康、高效的律师制度应当使律师成为“在野法曹”，成为国家法治建设的基石，成为沟通公共司法权力和公民权利的最好的桥梁，更应该成为制约包括司法不作为在内的司法专横、司法渎职和司法腐败的直接力量。通过进一步健全律师制度，使得公民一方面能够获得更多的法律帮助；另一方面，律师的社会法律监督权能够有效监督司法机关的行为，纠正司法机关及其人员的司法不作为现象。而司法公正，则对于社会的公平正义、对于社会的和谐，无疑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

因此，如果注入律师作为社会的法律监督者的制度内涵，那么，一般法律监督的残缺就得到弥补，社会公正度也有可能得以提高。

（四）社会法律监督者的定位为社会提供了制衡权力、保障权利的法律服务方面的最好的“社会公共产品”。

如前所述，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官贵民轻、权力优位等侵犯权利并容易激化矛盾的因素在我国目前社会当中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甚至连本来最高权力机构在现实的权力面前，都难免沦为“橡皮图章”，最应该代表民众利益、反映社会公意的人大代表席位往往也成了众多官员分享的战利品，司法的公正与效率也很成问题。制衡权力、保障权利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但却的的确确为社会所急需。和独立的新闻监督一样，能够通过有效代理、参与社会权力权利实际运行并形成对权力有效制约的独立的社会法律监督者，就成了民众所急需的社会公共产品，而律师业恰好是最有资格、最有条件也最有必要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充当社会法律监督者的一支法律工作队伍。

（五）社会法律监督者定位为和谐社会构建中律师所从事的各种诉讼及非诉讼业务的具体行为寻得了一个最为贴切的基本立场。

律师从事各种诉讼及非诉讼业务，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不受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意志的左右，而在其他诉讼及非诉讼业务中，则是基于当事人的授权，诉讼权利具有依附性。如此看来，仿佛律师更多情形下的只是“拿人钱财、替人销灾”，缺乏立场；而在刑事辩护当中，那种不受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意志的左右的有限独立性也是基于对国家利益的优先考虑：总之，律师难有独立的立场。其实，这些都是没有准确定位律师角色造成的误解。国家的法律工作者论、社会的法律工作者论、自由职业论、中介机构论、行业论、职业论等等也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社会法律监督者”之说可以直接从刑事诉讼参与诉讼当中得到印证：律师既不是第二公诉人，也不是法官，更不是“替坏人说话”者。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是为了保障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体现“控辩平衡原理”，防止公检法对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正当权利的侵犯而通过参与诉讼活动，代表社会从法律角度对诉讼活动的合法性、公正性进行表达、争取和监督，实实在在地担当了社会法律监督者的重任；在民事、行政等诉讼以及仲裁等诉讼色彩浓厚的非诉讼业务当中，律师的社会法律监督，不仅体现在以法律为准绳，对己方当事人的证据按照法律进行“过滤”后，初步评价、判断并相对正确地表达权利（个别情况下可能是“权力”，如担任行政诉讼的被告等），而且，对他方当事人的证据、权利表达也能够正确评判，并结合己方当事人应有的法律权利，形成更为正确的判断后，作为监督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和仲裁权的依据。即不但监督权力，也附带监督了权利；在其他非诉讼业务当中，律师的出现，为当事人正确表达权利、防止权利失衡（含忽视与滥用等情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公权力不便介入的私权利领域，客观上起到社会法律监督者良好作用。

所以，社会法律监督者的角色，为和谐社会构建中律师所从事的各种诉讼及非诉讼业务的具体行为寻得了一个最为贴切的基本立场，而这个角色作用的良好发挥，又为和谐社会的构建起了积极而难以替代的作用。

（六）社会法律监督者定位也为和谐社会构建中我国律师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从社会整体发展来说，律师应该是国家法治建设的基石。著名法学家江平先生教授曾言：“律师兴则民主兴；律师兴则国家兴”，（注3）对照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可以断言，律师兴则社会和谐。

但是我国律师发展一直步履维艰，其中原因自然很多，但是权力系统对律师的角色认同上 的错位及不足乃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尽管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指出“现在我们能担任司法工作的干部，包括法官、律师、审判官、检察官、专业警察，起码缺一百万。可以当律师的，当法官的，学过法律、懂得法律，而且执法公正、品德合格的专业干部很少”，14 但是，很难说我国现在绝大部分官员就有了邓小平同志的这种伟大胸襟与战略眼光。立法上律师权利的天然受限制，如调查取证权的不足、“306大棒”、律师角色的边缘化、律师法蜕化为“律师管制法”和实践当中社会公众的误解、行政机关的排斥、公检等机关的职业报复等等，已经说明律师业的发展上出现了严重不和谐现象的存在，已经到了非要为律师的正确定位、恢复其社会法律监督者本来面目不可的地步了。

通过正确定位律师的“社会法律监督者”的基本角色，明确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重要角色，在恢复律师的应有地位与提高律师积极作用上做到良性互动，进而通过权利权力资源整合与制度构建，解决长期困扰我国律师业发展的身份模糊、地位不高、权利受限、执业受阻、对法治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应有作用和贡献发挥有限的现实问题，为我国律师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四、结束语

俗话说：“言正则名顺”，而律师的“社会法律监督者”的“正言”和“顺名”为律师维护法治、声张正义、制衡强权、捍卫权利提供了正确理念和正确理念指导下制度整合，使律师在正确评价、表达权利，提高职业交涉力，实现权利与权利之间、权利与权利之间的有效沟通，化解矛盾、解决纷争等方面更加有所作为，换言之，为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的构建作出自己的最大贡献；在贡献自己的过程中也升华了自己，使作为社会法律监督者的律师业成为和谐社会中一道亮丽的景色，一堵权利与公正的防护墙，一个最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律师制度优越性的显著标志。（版权所有，禁止转载，剽窃必究）

【注释】

注1：新刑法第306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不仅人为地将律师单独列为伪证罪的主体，而且实际操作中“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判定标准任意性极大，司法机关很容易借机对律师进行执业报复，许多律师不愿或不敢从事刑事辩护，律师界及学界戏称该条为“306大棒”。其实，歧视、敌视律师，非法驱逐、甚至拘捕律师事件在“306大棒”实施之前常有发生。

注2：见陈兴良.律师的使命

（一）EB/OL.北大法律信息网中提供的数据。

注3：江平教授在为孙国栋主编的《中国大律师》作序时说：“律师应当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职业，共和国五十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无可辩驳地证明：律师兴则民主兴，律师衰则民主衰，甚至可以更进一步说，律师兴则国家兴，律师衰则国家衰”；另参见江平.律师的哲人气质C.律师文摘,2002(1):卷首语。

【出处】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主编：《律师事业与和谐社会——第五届中国律师论坛优秀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67页。

【参考文献】王海云.律师，为何不叫“律官”J.中国律师,1999(2):8。缪晓宝.正确认识律师的本质属性N.人民日报,2004年03月31日,第14版。

3李菁.大律师田文昌的非法律困惑EB/OL.中国律师网..chineselawyer../program/search.jsp。王人博.律师之所以为“师”C.律师文摘,2005(1):卷首语。朱光.探寻律师的本原C.律师本质属性论文集.上海市律师协会,2004:47。王人博.律师之所以为“师”C.律师文摘,2005(1):卷首语。

7杨海坤.现代和谐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EB/OL.东吴公法..gongfa.net/nslist.aspx?CID=17。黄震,日开.依法治国:人民的要求、时代的呼唤——访著名法学家郭道晖教授J.中国律师,1999(1):58。朱光.探寻律师的本原C.律师本质属性论文集,2004:47。朱洪超.统一与制约——浅谈审判人员与律师之关系J.中国律师,1999(9):6。

11李建明.刑事律师法律地位的三维考察J.学海, 2005(02)：113—118。肖扬.要求法院全面公开审判欢迎律师监督法官EB/OL.搜狐网站.news.sohu./2004/06/04/30/news220383092.shtml。孟得英,曾晓华.行家监督行家——北京东城区法院聘请律师监督法官J.中国律师,1999(9):21；“职业对手”签订协作书：律师有权监督检察院EB/OL.百灵网..beelink../20030830/1416336.shtml；让民事行政申诉案件更加透明公正：黄岛检察院请律师监督EB/OL.青岛新闻网..qingdaonews./content/200206/07/content_721699.htm。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C.邓小平文选.第2卷: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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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我国社区建设在什么背景下提出

我国社区建设在什么背景下提出

社区建设是一种社区工作，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社区成员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过程。社区建设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力推进社区建设，是我国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面向新世纪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途径。

社区建设的内容，各地区不尽相同，一般说来，主要有六个方面。一是社区服务，包括面向社区残疾人、老年人、优抚对象和其他社会困难群体的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服务，面向全体社区成员的便民利民服务和面向属地单位的社会化服务。二是社区卫生，包括社区的公共卫生、医疗保健和计划生育等。三是社区治安，包括社区内的治安保卫、民解调解、帮教失足青少年、防火防盗和其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四是社区环境，包括绿化、环境建设和环境保护等。五是社区文化，包括各种群众性的文化、体育、教育、科普活动，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主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六是社区组织，包括社区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社区中介组织的建设。

各地区在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应根据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水平和现有工作基础，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确定自己的社区建设的内容。

补充：

城市社区建设的由来及其历史背景

1991年5月，民政部号召和要求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系统开展社区建设工作，得到了许多城市社区的积极响应，并逐渐得到了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1996年，江泽民总书记明确提出“大力加强社区建设”的要求；1998年，国务院明确赋予民政部“指导社区服务管理工作，推动社区建设”的职能；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出23号文件，要求进一步加强社区建设。按照中央领导指示和民政部部署，各地以奋发向上的工作、与时俱进的精神、敢为人先的劲头，不断推进社区建设这项伟大的民心工程、德政工程，谱写着恢宏壮丽的城市社区建设新篇章。14年来，关于社区建设的理论研究步步深入，上海、青岛、沈阳、石家庄、南京、武汉、西安、哈尔滨等地的社区建设实践取得了明显成效。这项旨在提高社区成员的生活质量，促进社区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协调发展的城市社区建设，是中国城市社会转型的客观要求和必然产物。

这是因为：第一，开展社区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国实现现代化伟大目标一个必经的发展阶段。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目标，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深刻含义。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社会成员固定地从属于一定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已被打破，大量“单位人”转为“社会人”，同时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社会流动人口增加，加上教育、管理工作存在一些薄弱环节，致使城市社会人口的管理相对滞后，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社区式管理模式。

第二，开展社区建设，是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迫切要求。随着经济的发展，群众富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越来越讲究生活的质量。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住房医疗养老就业等体制的改革，城市居民与所在社区的关系愈来愈密切。但是，目前许多地方跟不上形势的发展需要，不能满足群众多方面、多层次的需求。因此，推动社区建设、拓展社区服务是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最佳途径。

第三，开展社区建设，是加快城市现代化进程的迫切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城市人口快速膨胀，城市基础设施日益完善，高楼大厦不断崛起，新区开发方兴未艾。俗话说，城市“三分建，七分管”。管理是重要的，而管理重点在基层。但是目前普遍存在管理不顺和社区资源难以共享等弊端，一些陈旧的、落后的观念，自觉或不自觉的在阻碍着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只有加强社区建设，才能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提高城市居民的整体素质和文明程度，从而加快城市现代化的步伐。

第四，推进城市社区建设，是巩固城市基层政权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十六大报告指出：“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城市居民委员会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化管理的现象，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程度还不太高。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居民对社区事务的日益关注，城市居民委员会原有的管理方式很难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开展社区建设，发挥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的作用，保证社区居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办法。总之，世纪之交的社区建设是当今中国社会转型的客观要求和必然产物，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述情况使城市党政领导认识到：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使城市基层出现一系列矛盾，原来的管理办法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必须寻找新的管理办法——社区建设。

那么什么是社区建设呢？社区建设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社区成员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过程。

社区建设还具有以下五个特征：一是社会性，即社区建设是一项社会性的工作，是各类社区主体、各种社区力量共同参与的过程。它面向整个社区，面向社区成员，为社区组织和成员提供多方位、多样化的服务。同时它也需要全社会的参与，辖区单位与社区居民的共驻共建是社区建设的基础工程。二是群众性，即社区建设是一项群众性的工作。社区居民的根本利益和实际需求是社区建设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这是社区建设发展的根本所在。只有真正树立社区意识，才能增强居民对社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才能促进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三是地域性，社区是一种地域性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建设就具有突出的地域性特征。社区建设主要是根据本社区成员的需求和愿望，解决本社区的问题，为本社区成员提供多样化服务。四是综合性，即社区建设是整个社区的全方位建设，而不是特指某一方面的工作。它包括拓展社区服务，美化社区环境，强化社区治安，繁荣社区文化，推进社区卫生等多方面的工作。这就决定了社区建设的工作方法是多样的，既有一般的方法，也有特殊的方法；既有经济手段，也有行政手段和社会手段。只有采取多种方法和手段，社区建设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五是计划性，一般地说，要系统的开展社区建设工作，需要从本社区实际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发挥规划

和工作计划，并按计划开展工作。因此，计划性是社区建设的一个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