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预算法》修订的背景利弊等问题

第一篇：浅谈《预算法》修订的背景利弊等问题

浅谈《预算法》修订的若干具体问题

13-法学-罗雅芳

【摘要】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需要，我国预算法的修订已经列入了国家“十五”立法规划，有关的立法论证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本文从分析《预算法》的修订背景修订过程入手，就现行的《预算法》存在问题级新法改进提出自己的看法、对策与建议 【关键字】 预算 预算法 修订 问题

预算法是规范预算行为及由此而产生的预算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国现行预算法颁行于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之初、脱胎于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之时1，其内容不可避免地带有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的烙痕。随着经济、社会等环境条件的改变，这一法律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日益脱节，迫切需要根据现实国情加以修订。事实上，国家有关机关和部门早已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国家预算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近几年来一直在中央和地方层面试点进行2；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预算法的修订列入了 “十五”立法规划第一类3，有关的立法研讨、论证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为此，本文拟就预算法修订当中若干重要而具体的问题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并祈能对修订预算法贡献绵力。

一、预算的含义和《预算法》的法律定位

（一）国家财政预算的含义

我们这里所说的预算指的是国家预算，预算法规范的也是国家预算的法律，而不是企业抑或是其他方面的经济预算。

国家预算也称政府预算，是政府的基本财政收支计划。财政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的需要，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是国家配置资源的重要方式和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是确保国家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有财才有政。

（二）《预算法》的法律定位 在法学实践中，《预算法》作为最为重要的经济法律之一，每个国家对其采用的具体法律形式有以下几种，一是在《宪法》中直接有个章节规定预算的相关内容，将其列入《宪法》的体系中，例如丹麦、奥地利；二是专门制定财政管理的法——《财政法》，在其中规定相关的预算管理问题；三是制定专门的《预算法》，我国采用的就是这种法律形式；四是不通过专门制定专门法律的方式，而是通过年度预算方式确立预算的法律效力。这四种法律形式，是目前各国规范预算的主流形式。很多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在宪法当中直接规定了预算的内容，抑或是通过制定《财政法》来规范预算的形式，这是国际社会两种最主要的形式。但是，由于我国宪法缺乏对财政制度方面的具体规定，通过《财政基本法》的形式规范相关财政行为就显得尤为必要。不过由于目前我国的公共财政体系正处于构建和完善之中，因而制定《财政基本法》的时机尚不成熟。那么根据这些现实的情况以及我国现阶段的国情问题，《预算法》既可以只规定与政府预算有关的内容和要求，也可以表现为涵括所有财政经济活动的财政法，内容和形式并没有像其他法律形式那样受到太大的限制。所以，专门制定一部《预算法》是目前规范我国政府财政问题最可行的法律形式。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看到我国的预算制度的法律形式向专门的财政管理形式转变。

二、当前《预算法》的修订迫在眉睫

预算法一直与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相伴而生，而当下财政频出问题，也映射着《预算法》存在的诸多问题。

（一）当前我国政府财政收支状况不完整、真实、准确

我国目前较为规范地编制了完全预算管理意义的政府一般预算、纳入财政管理视野的非完全预算管理的政府基金预算及中央政府预算中的债务预算，而国有资本运营预算（即原规定的国有资产经营预算）于2008年才开始试编，社会保障预算的编制2009年刚刚起步探索，且后两者目前完全在行政系统内部运作而未纳入立法机关的监督和审议批准。另外，我国政府部门还较为普遍地存在预算外资金、制度外“小金库”，我国连年来巨额财政超收收入的支出使用、政府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的隐性举债、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高达4万亿的巨额经济刺激方案的实施等，都并未纳入预算实施应有的管理、审议和批准。凡此导致预算权威性、严肃性受损，企业和个人负担失真，国家财力分散，预算收支随意，资金使用低效、浪费，乃至贪污、挪用、公款消费等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等，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警惕。对此，我们在预算管理改革方面，从行政层面必须实现财政部门对所有政府收支的全面、完整管理，在立法层面则必须实现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同级政府所有收支的全过程控制和监督。而在制度建设方面，则应借鉴国际立法的基本经验，至低应在修订《预算法》的层面确立“全口径预算管理原则”，明确规定“政府全部收入和支出应当纳入预算”，依法取缔“小金库”，逐步取消预算外资金，建立、健全一个包括政府公共预算（含一般预算、基金预算、债务预算）、国有资本运营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在内的完整、真实、准确反映政府财政收支状况的“复式预算体系”，并依全面性原则指导和科学设计预算过程中的各项具体制度，诸如临时预算的编制、审批制度，预算执行中的调整制度，财政资金出入库制度，财政资金的转移支付制度，预算执行中超收收入的处置制度，重大预算事件的专项调查或听证制度，紧急预备费的动用、报备制度，预算执行结果的审计制度、决算制度、绩效评价制度和公开制度等，真正实现将预算的全过程置于人民群众及其代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控制之下。

（二）我国财政体质、分税制度和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中央与地方财力与事权不相匹配

我国《预算法》的修订，有一项重要的使命，就是确立和完善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实现中央和地方的财力与事权相匹配。财政管理体制（或称预算管理体制）是确定一国各级政府财政收支范围和管理权限的重要制度，很多国家除了在宪法或基本法当中明确规定其财政管理体制的核心制度外，还往往通过专门的财政法、财政基本法或财政收支划分法等法律详细规定各级政府的财政权限，一些国家和地区还在地方财政法或地方自治法中对此作出进一步规定。在我国，由于宪法对财政体制等基本财政问题缺乏详细规定，也没有制定专门的财政法、财政基本法、财政收支划分法或者地方自治法、地方财政法，因而《预算法》实际上发挥着财政基本法的作用。因此，确定和完善财政管理体制、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范围和管理权限，应成为我们修订《预算法》的基本任务之一。

当前，我国实行的是五级预算制，在各级政府当中，都设立了相应级次的预算。这一模式层级过多，从而造成机构重叠、人员臃肿，财政养人过多不堪重负，而且明显降低行政效率，形成层层向上集中、层层对下截流的局面，在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中其负面效应还有扩大之势。而综览国外的实践，多实行三级预算管理，如在美国是联邦、州和地方三级预算，在日本为中央政府、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为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政体制，我们首先应简化我国的财政级次，修订《预算法》中五级预算制的规定，结合当前一些地方进行的“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模式的改革实践，探索建立“中央——省——市县”三级财政管理体制。作为确定财政管理体制的主要规范，我国《预算法》还需规定各级政府收入划分的有关制度。现行《预算法》仅仅原则性地规定了我国实行分税制，对于中央和地方如何划分预算收入则未作明确规定，而是授权国务院进行规定。我国1993年12月由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下称《决定》）对于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具体内容和配套措施进行了规定，尤其是对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的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的划分进行了较详细的规定。《决定》将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为中央税；将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划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将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税，并充实地方税税种，增加地方税收入。这种划分看似合理，实则存在两大问题。其一，《决定》在收入划分上，出于当时中央财政占比低的现实考虑，过多地向中央政府进行了倾斜，而对地方财政收入保障则明显不足，这从《决定》规定的分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中就可以明确看出；在具体税种的划分上，向中央的倾斜也很明显。其二，通过国务院决定的形式对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与财权进行划分，在立法上不够严肃，甚至有违反法律保留原则之虞。因此《预算法》修订迫在眉睫。

（三）人大与政府之间预算权配置不合理，人大理财能力低下，对预算权运行的制约与监督不够

我国预算权力的横向配置，如果仅从制度规定上考察，我国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也已经具有了国家预算中的最高决策权，处于同级预算主体中的至高地位。因为，按照我国《宪法》、《立法法》、《预算法》和《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的规定，我国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也同样拥有年度预算草案、预算执行报告、预算调整方案和决算的审查权、批准权，对预算执行的监督权，财政和税收事项的立法保留权及对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有关预算、决算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和地方性法规、决议的撤消权，听取和审议政府专项报告权，质询权等等。而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则主要享有预算草案、决算草案、预算调整方案的编制权，预算执行权，预备费的动用决定权，及对本级各部门和下级政府预算执行的监督权。但是，权力的规定是一回事，而权力能否在预算实践中实施和实现则是另一回事。因为预算权的实施、实现还受着一系列要素的制约，那就是观念、能力和包括时间资源在内的程序。

由于我国缺乏政府预算是公共预算、民主预算、法治预算的观念，我们的预算过去长期被视为国家机密，由专门机构的极少数人代编，不对百姓公开，对权力机构的人大代表也是短暂、有限公开，预算编制的科学、合理、公平，纳税人人民的知情、参与、监督，人大代表的实质审议、批准势成不能；我们的预算每年可有多达4、5个月的执行依据空档，我们的财政、税收立法可以空白授权给行政部门，我们的多达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我们每年巨额预算超收收入的支出使用，可以不经人大或其常委会审议批准，凡此，给非规范的财政收支开启了便利之门；我们预算文件编制、报批的关键时间节点，不是由《预算法》直接规定或由权力机关主导，预算的审议、批准因时间紧迫只能流于形式，要知道权力的行使必须经由时间才能发挥作用，谁掌握了预算审议的关键时程谁才真正掌握了预算的控制权；我们的财政部权限过多存在职权冲突、人员有限而又要汇编13亿人数以7、8万亿元计的预算，其结果不可能不粗疏简略；我们的各级人大其会期很短，其代表为兼职，其常设机构的实质审查、审批权无法律的明确授权，其专门机构、工作机构的人员编制、专业素质又十分有限，从而无能力对预算进行有效审议；我们的审计机关，其最主要的职能是审计政府各部门及下级政府的财政收支，但却要隶属于本级政府首长开展工作，其审计的独立性、公正性不无疑问。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笔者观察得出的结论是：“预算权力在我国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分配可以概括为立法机构基本上无权而行政系统内高度集权”从而“对于我国而言，预算法治化改革首先应强调立法机关的权威地位，落实其在预算中的最终决定权并使行政权力在预算决策领域进行必要的收缩。而针对行政系统内部高度集权的现状，也须对预算权力在行政系统内部的配置进行必要的改造。

三、当前《预算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缺陷

（一）我国法与法之间的协调不够

随着财政支出预算的日益刚化，出现了预算法与其它法不协调的现象。《预算法》明确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但是我国的《教育法》、《农业法》、《科技进步法》等其它法律、法规对教育、农业、科技等投入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都有明确的规定。在地方当年新增财政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财政部门往往处于两难的境地。按照上述的法律、法规计算，每年增加用于农业、教育、科学等方面的支出，已超过当年地方财政新增加的财力。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财政部门安排的预算既要符合这些法律、法规的规定，又要保证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所需资金和行政事业单位的正常运行，还要实现《预算法》规定的财政平衡，实在困难。

（二）《预算法》中的法律责任规定过于简单，责任不明、惩治不严，法律约束力弱，影响其贯彻和执行

预算活动的每一环节都直接涉及财政资金的分配和运动，因此，预算管理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着重大的责任。但《预算法》对法律责任规定得太少，面太窄，起不到真正约束的作用。对许多情况下不执行《预算法》的单位或个人，因没有相应的法律责任规定而无法追究。因此，《预算法》实施以来，不按《预算法》规定办事的情况时有发生，使《预算法》形同虚设。

（三）地方政府举债不在预算中反映，造成债务监督失控，并已成为财政的隐性风险

虽然《预算法》第四章第二十八条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与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向银行贷款或各类以公司名义借钱、代发债券等途径筹集资金，由财政提供担保，形成一些地方政府债务，且游离于预算管理之外，脱离了财政监督与管理，已形成了潜在的财政风险。

（四）人大对预算的审查监督流于形式

由于财政部门送人大审查的预算草案过于粗疏，加之预算审查专业性、技术性很强，而目前各级人大预算审查专业人员匮乏，因此，人大很难对预算进行细致的审查。不仅如此，由于人大对预算案审查的时间过短，要在很短时间内完成对预算草案的实质审查往往不太现实。一年一度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期一般不超过15天，其中审查预算的时间最多不超过一天，因而代表们没有充裕的时间仔细阅读预算草案，这样造成人大对政府预算审议走过场。政府的预算没有经过严格把关就生效并付诸实施，其结果是预算的执行和监督也同样失去了意义。而且，人大这种未尽职责的态度反过来助长了政府编制预算的随意性。

（五）《预算法》中不合理的法律规定和漏洞较多 1.预算年度起讫时间安排不科学

使预算审批时间与执行时间脱节，存在约占全年1/4的时间是空预算，没有法律效力问题。目前，我国的预算年度采用日历年制，自公历的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从其它方面看并无不当，但从法律方面看，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两个明显问题：第一，《预算法》第五条规定：“地方各级总预算由本级政府预算和汇总的下一级总预算组成”。即县以上各级政府预算都要编制本级预算和汇总下一级预算，但现在每年的人代会在开会时间顺序上一般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开了，省里再开；省里开了，市里再开；市里开了，县里再开；县里开了，乡里再开。由于各级人代会时间上的不一致，造成上级人代会通过的汇总下一级的总预算而未通过本级人代会的批准。这种“本级人代会尚未审批上级人代会已批准”的现象，明显地背离了预算的合法性原则。第二，每年各级人代会（一般在每年的1—3月份召开）开始审批政府预算时，该年度的预算实际上已执行了大约三至四个月，有些地方执行的时间甚至更长，特别在县乡级。这样就造成全年约l/4的时间的预算没有法律效力的空档期，大大削弱和限制了对预算的法律约束力。

2.《预算法》中规定的预算收支平衡存在外延不清、期间不明、自相矛盾的问题。

首先，《预算法》第三条规定，“各级预算应当做到收支平衡”，其本意是要实现财政平衡，确保经济平稳发展，但现实生活中该法条的规定只具有形式意义，因为预算的平衡并不等于政府全部收支的平衡。只有把政府实际控制的预算内外的全部收支都纳入部门预算之内，也就是做到综合预算，谈论财政平衡或预算平衡问题才真正有意义，也才能使政府的财政行为受到权力机关的全方位约束。其次，该法条并未说明预算收支平衡的期间是年度内还是周期或长期，理论界一般的理解是年度内保持收支平衡，但《预算法》第二十七条同时规定，“中央政府公共预算不列赤字。中央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通过举借国内和国外债务等方式筹措，但是借债应当有合理的规模和结构。中央预算中对已经举借的债务还本付息所需的资金，依照前款规定办理。”这说明至少在建设预算中，可以有事实上的赤字；在公共预算部分，也可以为已发生债务的还本付息而发行公债，从而使年度内收支难以保持平衡，由此否认了第三条的规定，形成自相矛盾。

3.预算审核内容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

如《预算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县以上地方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审核本级各部门的预算草案时，发现不符合编制预算要求的，应当予以纠正”，但具体哪些内容不符合编制预算要求却没有明确规定，既造成财政部门审核本级部门预算草案时缺乏法律依据，又造成财政部门与各部门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对有些项目，财政部门根据要求与资金供给的可能，认为不应当安排，而部门根据需要坚持安排，当二者意见不能达成一致时，人大或政府进行审核裁决时又没有法律依据。这实际上加大了财政部门实施《预算法》行使职能的难度，同时也降低了其它部门对财政部门工作的支持力度，并且为“政绩工程”、“关系工程”开了绿灯。

（六）预算审计的独立性不强

审计机构的独立性被视为西方监督制度的“生命之水”。发达国家的财政监督制度中普遍实行的是较为严格的独立审计制度，即审计机构独立于政府，行使其对于预算的审计监督权。然而，在我国，审计机关是设在政府内部的一个职能部门，实行的是双重领导，是一种行政型审计体制。由于审计机关的人权、财权主要都在本级政府，因而在涉及中央与地方，全局与局部利益以及本级政府自身问题时，不可能不受本级政府的影响，更不用说其超脱于政府之外，站在国家角度去处理问题了。所以，我国的预算审计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其很难发挥监督作用。

四、《预算法》的修订任重而道远

（一）预算法的修法历程

原预算法1994年颁布后，1997年全国人大就提出修改动议，直到2004年，修法才正式启动。但启动修法后，修法主导权与国库管理权这两个问题，纠结了近十年。

2006年，由人大主导起草的第一个草案，就曾向相关部门、机构征求意见。但该草案因部分分歧没有通过，修法随之搁置。2009年，修法再次启动，但起草单位变成了两家，2010年二审时，初稿公开征集意见，公众质疑焦点之一是部门立法痕迹，写有“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字样的“授权立法”条款达15条。

（二）为何预算法修订困难重重

1、预算法中的技术性问题与财政基本法问题之间的协调

现行预算法中既涉及预算流程管理中的技术性问题，又涉及诸多财政基本法层面的问题。概括起来说，预算法中的技术性问题主要包括：预算收支范围与政府收支分类改革的关系，预算先期执行、临时预算与按上年薄款的既有规定之间的关系，预算编制与执行机构的分离与制衡问题，复试预算体系的构建问题，等等。预算法中涉及的财政预算问题，地方政府的举债权限问题，预算法与相关部门法的协调问题，等等。

其中，相关技术性问题尽管也同样面临着诸多备选方案之间斟酌取舍的困境，但冰晶其解决是相对容易的。而诸如设置几个层级的政府财政预算，是否允许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举债权限等问题，则因牵涉的相关因素较多，在短期内难以寻求较为妥善的解决方案。因此，当前的预算法修订，重点应放在解决预算流程管理中的技术问题上，对于《财政基本法》层面的问题，如果涉及因素较多，可以暂不纳入修订的范围。待近日时机进一步成熟的时候，或者配合《财政基本法》出台而进行相应调整，或者在《预算法》再次修订的时候予以考虑。否则，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旧难以看到《预算法》修订会有实质性进展。

2、人大与财政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

《预算法》与其他法律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预算法》设计人大和政府两个执法主体。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编制预算、执行预算（也有监督职能），而人大及其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负责预算的审查、批准和监督（专门委员会承担具体工作）。现行《预算法》修订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预算管理的核心权力在人大与财政部门之间的合理配置问题。应该说，始于2004年的上一轮《预算法》预定工作之所以“停摆”，在相当程度上也源于人大与财政部门在正当核心预算部门方面存在较大分歧。

理论上，各级人大作为最高权力中心，代表着广大民众的利益，加强人大在预算管理中的权能配置，提升其管理权威，自然有助于推进预算管理的法治化和科学化水平。然而在现实中，由于各级人大全体会议的会期相对较短，会议期间审议的事项涉及社会民生的方方面面，导致人大全体会议对于政府财政预算草案的审议，难免不够深入且细化。这种预算管理的现实，进一步导致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往往将加强各级人大的预算监督权，理解为加强各级人大常委会的预算监督权。但是，受人员编制、专业经验、年龄结构等多方面的局限，在预算管理专业程度上，各级人大常委会及其专门委员会，较之同级财政部门具有较为明显的劣势。加之在相当程度上，各级人大常会为也具有相当对典型政府部门的运行色彩，这就使得这种加强人大常委会预算监督权的预算法修订取向，难以获得更加广泛的立法支持。而这种人大和财政部门在争取核心预算部门的权利之争，进一步导致了预算法的修订陷入某种僵局。

3、预算法与部门法的冲突与协调问题

我国《农业法》、《教育法》等法律规定，本部门的财政投入应达到财政收入的某一比例标准。这种规定没有考虑到《预算法》的规定和财政的承受能力，影响了预算的整体性、统一性。据调查，上级各项法律、政策、配套等新增支出，在有些地方占到当年可用财力增加额的200%以上。在一些省每年仅教育、农业、科技三项按法律要求安排的支出增长就要占当年新增财力的一半以上。尤为严重的是，某些部门法对于法定支出的规定，采取了“一刀切”的方式，要求各级财政均应按照僵化固定的比例保持法定支出的增长。例如。200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农业投入与支持保护”一章中，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要求。将此前规定的“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增幅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更改为“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加幅度应当高于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应该说，这一调整对于保障国家逐步提高农业投入的总体水平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该规定在细化各级政府财政支农责任的同时，也存在着某些过于片面之处。对于众多副省级以上城市的中心城区而言，其作为一级独立的县级以上地方财政，用于农业投入的增幅也同样需要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但是这些城市已经进入城市化的较高级阶段，在其中心城区没有相应的农业和农村，这些依法安排的农业支出难免造成某种浪费。

从合理性角度分析，似乎有必要适当削减相关部门法中有关法定支出的规定，将其支出增长的规定纳入与算法的规范框架，以增强预算管理的弹性。但是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教育、农业、科技等确实属于需要优先发展的重要领域，也有必要通过单行法律的刚性界定，保证上述支出的可持续增长，因此，如何处理《预算法》和相关部门法在法定支出问题上的冲突，也是当前《预算法》修订中面临的较具中国特色的时代命题。

五、新预算法的改进

（一）政府全部收支入预算接受人民监督

新预算法一大亮点是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如第4条明确规定“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预算”；第5条明确规定“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基本前提。收入是全口径的，不仅包括税收和收费，还包括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等；支出也要涵盖广义政府的所有活动；同时，将地方政府债务纳入预算管理，避免地方政府债务游离于预算之外、脱离人大监督。

（二）避免“过头税”预算审核重点转向支出预算和政策

原预算法规定预算审查重点是收支平衡，并要求预算收入征收部门完成上缴任务。于是在客观上带来预算执行“顺周期”问题，容易导致收入征收部门在经济增长放缓时，为完成任务收“过头税”，造成经济“雪上加霜”；而在经济过热时，为不抬高基数搞“藏富于民”，该收不收，造成经济“热上加热”。

新预算法旨在改变这一现状，将审核预算的重点由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同时，收入预算从约束性转向预期性，通过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解决预算执行中的超收或短收问题，如超收收入限定冲抵赤字或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省级一般公共预算年度执行中出现短收，允许增列赤字并在下一年度预算中弥补等。这些规定强调依法征收、应收尽收，有助于避免收“过头税”等行为，增强政府“逆周期”调控政策效果。

（三）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减少“跑部钱进”

针对地方可自由支配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偏小、限定用途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繁杂、交叉重复、资金分散、配套要求多等问题，新预算法第16条、第38条、第52条等条款对转移支付的设立原则、目标、预算编制方法、下达时限等做出规定。

新预算法重点规范了专项转移支付，如强调要建立健全专项转移支付定期评估和退出机制、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事项不得设立专项转移支付、除国务院规定上下级政府应共同承担事项外不得要求下级政府承担配套资金等，有利于减少“跑部钱进”现象和中央部门对地方事权的不适当干预，也有利于地方统筹安排预算。

（四）“预算公开”入法从源头防治腐败

与原预算法相比，新预算法首次对“预算公开”做出全面规定，第14条对公开的范围、主体、时限等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对转移支付、政府债务、机关运行经费等社会高度关注事项要求公开作出说明，并在第92条中规定了违反预算公开规范的法律责任。

将预算公开实践成果总结入法，形成刚性的法律约束，是预算法修改的重要进步，有利于确保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提升财政管理水平，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而对于预算不够细化问题，新预算法第32条、37条、46条等多处做出明确规定，如强调今后各级预算支出要按其功能和经济性质分类编制。按功能分类能明确反映政府职能活动，知道政府支出是用到教育上还是水利上；按经济分类则明确反映政府支出按经济属性究竟是怎么花出去的，知道有多少用于支付工资，多少用于办公用房建设等。两种方式不能偏废，分别编制支出功能分类和经济分类预算有利于更全面理解预算是怎样实现的。

（五）严格债务管理防范债务风险

相比原预算法，新预算法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套上预算监管的“紧箍咒”。楼继伟说，目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虽总体可控，但大多数债务未纳入预算管理，脱离中央和同级人大监督，局部存风险隐患。

按照疏堵结合、“开前门、堵后门、筑围墙”的改革思路，新预算法第35条和第94条，从举债主体、用途、规模、方式、监督制约机制和法律责任等多方面做了规定，从法律上解决了地方政府债务怎么借、怎么管、怎么还等问题。

（六）“勤俭节约”入法违纪铁腕追责

针对现实中的奢侈浪费问题，新预算法对于厉行节约、硬化支出预算约束做出严格规定，如第12条确定了统筹兼顾、勤俭节约、量力而行、讲求绩效和收支平衡的原则，第37条规定严控机关运行经费和楼堂馆所等基本建设支出等。

相对于原预算法仅就擅自变更预算、擅自支配库款、隐瞒预算收入等三种情形设置了法律责任，且不够具体明确，新预算法重新梳理了违法违纪情形，加大了责任追究力度，在第92、93、94、95四条里集中详细规定了法律责任。如对政府及有关部门违规举债、挪用重点支出资金，或在预算之外及超预算标准建设楼堂馆所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此外，如构成犯罪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结语

《预算法》的改革每每被提上日程却又一次又一次的被搁置，但是，预算法的修订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框架体制下一次势在必行的改革。它的修改，也是关乎到整个公共财政体制的构建与国民经济体系的发展，预算法的全面修改和完善，能够使以后的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决算等领域更加科学规范以及有效。在这条修改的道路上，任重而道远，但是我相信前途是光明的，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们一定会看到一部崭新完善的《预算法》呈现在国民的面前，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添油加料。

结语

《预算法》的改革每每被提上日程却又一次又一次的被搁置，但是，预算法的修订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框架体制下一次势在必行的改革。它的修改，也是关乎到整个公共财政体制的构建与国民经济体系的发展，预算法的全面修改和完善，能够使以后的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决算等领域更加科学规范以及有效。在这条修改的道路上，任重而道远，但是我相信前途是光明的，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们一定会看到一部崭新完善的《预算法》呈现在国民的面前，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添油加料。

第二篇：利弊问题

谈利弊比较辩题之标准问题

缘起大一时参加法学院新生杯辩论赛，半决赛时碰到了一支队伍，这支队伍产生了后来法学院辩论队的第一任队长沈夏明，第二任队长徐小奔，04级最终坚持下来的8名队员当中的李臻、何卿源。当时的辩题是“网络对于大学生的影响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采取99年自由人赛制。在进行第一轮自由人对话时，对方自由人李臻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请问对方辩友判断利大于弊的标准是什么？”我当时想也未想，就回答说当然是看利和弊何者影响更大，因为在讨论辩题时我和我的队友并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后来比赛以3分之差败北，点评的师兄说正方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立论中没有提出判断标准，失了先机，是打这类辩题的大忌，在后面的环节也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就对“要提出明确的标准”这个观点抱有很大疑惑，只是那个时候辩论于我一切都是新鲜，好不容易有前辈指点，那当然是前辈说什么，自然就奉行不渝了……

在以后准备各种比赛的过程中，经常碰到这样利弊比较的辩题，而师兄师姐们也一再的强调，碰到这样的辩题，不提出判断标准几乎能说明这个辩手是十足的外行了。在去年国辩赛国内选拔赛的第一场，对阵上海对外贸易大学，辩题是“在校大学生结婚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对方又提标准之争。然而此时比赛打得多了，原有的疑惑却是越来越强了。为什么要提出判断标准？标准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当然，这样的问题在当时是有答案的。不提出判断标准那怎么进行利弊比较呢？想当然吗？标准的作用当然是符合标准才能说己方观点成立啊。所以当时在打这类辩题时，如果一方没有给出标准，那对手仿佛找到死穴一般穷追猛打，一些惯用的伎俩也是屡试不爽，比如“对方同学没有给出比较的标准却给出了比较的结论，是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呢？”或者“没有标准却告诉我们利大于弊，是不是您说利大就是利大呢？”再或者“我方一再追问对方同学判断利弊大小的标准对方同学都不回答，是不是利处说的多就是利大呢？”而一旦场上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没有给出标准的一方几乎是输定了。“利弊比较辩题一定要率先提出判断标准”被各路辩手奉为无上的金科玉律，然而仔细推究一下，这样的做法究竟有没有道理呢？

我们不妨再来看一下在这个金科玉律之下大家又是怎样提出这种理所当然的判断标准的呢？通常都是这样的，比如上面提到过的辩题“网络对于大学生影响利大还是弊大”，通常会这样提标准：网络是否有利于大学生今后的发展。如果辩题是“加入WTO对中国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那么所提的标准通常就是：是否能够促进中国的发展。辩题不同，但所提的标准大抵如此，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些标准合适吗？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仍然以前一个辩题为例，乍一看，“网络是否有利于大学生今后的发展”当然是可以作为标准的啊，因为符合这个标准，是促进大学生的发展当然不就说明了是利大于弊吗？反之，不符合自然也就意味着弊大于利啊。然而这里有两个问题了，其一，有促进作用就一定意味着利大于弊吗？为什么不会是“有利”呢？当然，这里我们完全可以坚持矛盾论的几家之言回答：矛盾是普遍存在的，那当然结果就是利大于弊，怎么会是单纯的“有利”呢？辩论场上基本都是在说一家之言有理或是数家之言有理，那么我们姑且认为这第一个问题不成问题。其二，这样一个“标准”应该是衡量的标准还是我们论证出观点之后理所当然的推导结论？为什么不是我们先论证出了网络对于大学生影响利大于弊，然后再推导出结论——网络能够促进大学生今后的发展呢？或者说我们所要论证的立场实际上根本就是可以跟这个所谓的标准划等号的，也就是说论证“网络对于大学生的影响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跟论证“网络是否促进大学生的发展”根本就是一码事，只不过是换了个说法而已，那么我们不妨再这样问，判断网络是否促进大学生的发展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自然也可以说标准就是“网络对于大学生的影响利大还是弊大”，如此，何谓标准？意义何在？完全没有意义，完全是当初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了打这类辩题或说是讨论这类问题就必然该提出一个经得起“推敲”的标准，有人这样说了，成习惯了，我们也就认为是天经地义了。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又是如何应用自己提的经得起推敲的标准的呢？前文已经说过一方给了标准另一方未给时常见的情况，下面再来谈谈两边都给了“标准”时的情况。要么是双方执着于标准之争，互相指责对方标准有误，但是争来争去，往往在赛后点评时被人说成“你们的标准不是一回事么？只是话说的不同罢了”，或者双方所谓的标准只不过是毫厘之差，也可能真的差别很大，那么仍然是拼命指责对方同时誓死捍卫己方的标准，甚至整场都纠缠于标准的问题，对于辩题应该讨论的实质性问题反而根本不提，所以在赛后也往往被人说成是“局限于标准，使得比赛毫无意义”。实际上我倒不认为是局限于标准，因为如果要提标准是个真理的话，那么标准就成了论证辩题的前提，标准如果被人攻击了而不能捍卫，那么在一个“错误”的标准之下又如何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整场比赛陷于标准之争就非常能够理解，也非常值得同情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双方给的标准都差不多，彼此默认，那么这时候的标准又是被如何应用的呢？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将标准弃之不用，不过在立论时提一下而已，整场比赛再也听不到了，了不起在结辩时似是而非的说一下以上种种，显然是符合了我们的标准，于是我方观点自然就成立了。还是前文说过的问题，这时候也完全可以说“以上种种，显然我方观点成立，于是自然可以推出符合我们的标准了”。由此来看，这个标准问题实在是无聊得紧，荒唐得紧……

然而还有一种惯性思维在作祟，那就是每人心中一杆秤，自己不提出一个让大家信服的标准，又如何谈利弊呢？是举出利处有三四点，弊处只有一点，就能说明利大于弊吗？那显然也不是，这点在场上也成了套话，经常被人用“是不是利处说得多了就证明利大于弊”来恶心。那既然这样，是不是说明我们仍然需要提出一个标准呢？我们想想我们生活中是如何谈利弊的？当然是把自己认为的利都讲出来，弊也谈出来，在利弊都摆出来的时候自然就能理性的判断利弊大小了，这里面是利弊数量、程度、缓急等等的综合博弈，而这些问题本来就包含在自己所要谈的利弊之中，而别人如何否定你的观点呢？要么是全部否定，你说的利我不觉得是，你所说的弊我认为不能称其为弊，或者你所说的利很可能转换，你所说的弊很好解决，也有可能是在部分肯定你所谈的利弊前提下进行上面的工作，如何得出结论呢？仍然是上面所说的暗含在自己所谈的利弊本身的数量、程度、缓急等等的综合博弈，不服则说服之，这才是谈利弊问题的本质，而不在什么题目转换似的标准游戏。我们再想一下诸葛亮赤壁之战时，前往东吴向孙权、周瑜陈述联合抗曹之利弊，诸葛亮没有给出标准，而是直陈利害，舌战群儒时反对孔明者也没说诸葛没给标准或是标准不对，而是不承认诸葛所说的利，也反对诸葛所说的弊，为什么？这个时候如果按照辩论赛的做法，那么诸葛亮提出的标准八成该是是否有利于东吴之前途命运？这不是废话么？又回到了前面所说的“一个问题，换个说法”罢了……

如果还有人认为就是应该提出标准的话，那我们甚至可以提出一个应对一切利弊辩题的标准，那就是“是否有利于人类的发展”，我相信这样一个标准绝对可以衡量一切问题，然而这个或是这类标准本身不就也是个问题么？这样又有什么意义呢？更加使得辩论彻底沦为游戏了……

那么抛开标准，利弊辩题我们该如何打呢？还是回到了我们所讲的辩论是打给谁的。搞辩论的基本已经达成共识——辩论是打给观众和评委的，因为对手无论怎样处于劣势总还是会誓死捍卫己方的立场的。所以我们打这类辩题其实并无多少特别之处，仍然是摆出利弊，渲染之，找详细材料佐证之，然后力求说服之,是要通过自己的展示让大家接受你的这个博弈过程。标准，实在是该让他见鬼去了……

第三篇：延迟退休背景及利弊分析

延迟退休背景及利弊分析

摘 要：2016年2月28日，人社部研究所所长金维刚表示延迟退休方案将在明年正式出台。出台后会有五年左右的过渡期，到2022年正式实施。该消息一经发布，便在社会中引起了密切的关注与讨论，本文将从就业以及养老金的缴纳与支付等视角对延迟退休的背景及利弊影响进行分析。

关键词：延迟退休；背景；利弊分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医疗技术进步，我国的人均寿命已由建国初的40.5岁增至目前的75.5岁，老年人口的数量与日俱增，加之计划生育的影响，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加重。由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养老金压力加快了延迟退休方案的制定步伐，日前人社部研究所所长已经表示延迟退休方案将在明年正式出台，延迟退休已经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改革问题之一。

一、延迟退休的背景

（一）人口老龄化严重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中国13.67亿人口中，60岁及以上的老人2.22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6.1%；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为1.44亿人，占比10.5%。按照国际上通常说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处于人口老龄化。按照这个标准看，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的门槛，处于老龄化逐步加深的阶段。

（二）养老金缺口巨大

2014年一份名为《现行统账结合模式下隐形债务预测与测算》的报告称，以2012年为基准，社会统筹账户的隐形债务为83.6万亿元，个人账户的隐形债务为2.6万亿元，合计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账结合制度下的隐形债务为86.2万亿元，占2012年GDP的比率为16.6%。实际上，我国的养老金长期以来都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拓宽资金的来源已经迫在眉睫。然而在当前经济发展不景气、养老金收益率较低的情况下，延迟退休年龄自然就成弥补养老金收支缺口的一剂“灵丹妙药”。

（三）劳动力年龄人口开始下降

我国规定男子16岁～60周岁，女子为16岁～55周岁，这部分人口被视为劳动年龄人口。近年来随着计划生育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于2011年达到顶峰后便开始走“下坡路”。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劳动力年龄人口总量已从2011年的9.4亿减少至2015年的9.1亿，且依然有继续减少的趋势，预计在2030年以后劳动力的供给将出现严重不足。

（四）延迟退休已成国际潮流

我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女职工50岁，女干部55岁，男60岁）的规定于1978年5月2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原则批准，至今已将近40年。

目前世界上大多国家都在推行延迟退休，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已经普遍达到了65岁，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最低退休年龄也以达到了60岁。考虑到我国目前的人均寿命延长的国情以及国际上普遍延迟退休年龄的潮流，我国政府应该加快出台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

二、延迟退休的影响

（一）有利影响

1.减缓养老金支付压力

据《201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7620亿元，比上年增长11.7%，其中征缴收入21100亿元，比上年增长9.5%。全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23326亿元，比上年增长17.7%。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35645亿元。从账面上看，养老金并无缺口，而且还“绰绰有余”，这明显与学界对养老缺口的担忧形成巨大反差。不过据业内人士分析之所以会出现养老保险基金结余规模不断扩大的现象，是因为《社会保险法》出台实施以后，全国各地的社保部门扩大了对养老金的征缴范围并加大了征缴力度，同时国家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出台了允许部分人群一次性补缴的措施，这才导致基金征缴收入剧增。

实行延迟退休一方面可延长劳动者养老基金的缴费年数，另一方面也可推迟劳动者领取养老金的时间，从而增加养老金的积累量。按照“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测算与管理”课题组的测算，若退休年龄每推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就可增收40亿元，减支达160亿元，合算起来仅一年便可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大大减轻养老金的支付压力。

2.应对劳动力人口减少现状

在我国劳动力人口开始减少的背景下，保留现有岗位上的劳动者就成为了缓解劳动力短缺的重要方法。延迟退休既可增加劳动者在岗位上的工作年限，也能发挥“老人”在工作岗位上的经验和技术优势。因此不仅能有效应对劳动力减少的现状，而且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

3.提高劳动者退休后的养老金收入

目前我国人民领取养老金的条件为：一是达到领取养老金的法定年龄，二是缴费年限满15年，且这两个需要同事满足。根据现行基本养老保险政策规定的月基本养老金计算公式：月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帐户养老金组成。其中：

基础养老金=（全省上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2×本人缴费年限×1%=全省上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1+本人平均缴费指数）÷2×缴费年限×1%

个人账户养老金=退休时个人账户储存款÷本人退休年龄相对应的计发月数。计发月数略等于（人口平均寿命-退休年龄）X12。

由公式可以看出，基础养老金与缴费工资的高低以及缴费年限的长短挂钩，缴费年限越长，计算基础养老金这一部分的比例也就越大，并且计算比例没有封顶。个人帐户养老金部分，个人帐户养老金的计发月数是以社会的平均预期寿命为依据，按照退休年龄的时间来分别对待，退休年龄越晚对应地计发月数就越小，个人帐户养老金就越多。

经过以上分析可得出：延迟退休不仅能增加基础养老金的收入，也能增加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收入，进而使劳动者能够在退休后领取更多的养老金。

（二）不利影响

1.挤占劳动岗位，增加年轻人就业压力

工会界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的大会书面发言透露，目前中国每年退休的人数约有700万人，延迟退休也就意味每年相应期间或减少约700万个就业岗位，而我国每年新增的劳动力达到2400多万个。虽然年轻人与老年人存在很小的岗位竞争和替代，但是对工作岗位的挤占都是从上级往下级的，需要一个中间层次的接续，而且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总量大于需求总量。因此，延迟退休仍然给年轻人的就业带来不小的压力。

2.加重企业养老金的缴费负担

在许多企业中，劳动者的工资会与工龄挂钩，所以临退休员工的工资会普遍比同岗位的新员工高出很多，相对应地，企业为这些员工缴纳的养老金数额也比同岗位的新员工大。延迟退休会使“老员工”延长自己工作的时间，企业也要依法为其缴纳更大数额的养老金，这无疑加重了企业的缴费负担。

3.损害不同层级劳动者的利益

对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低的劳动者而言，因为他们工作压力大，长时间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对身体损伤也大，到了60岁的退休年龄身体就很难负担起工作的强度。因此，这些劳动者都渴望着能早点退休领取自己的养老金，避免自己的身体再受到伤害。

对普通的低收入劳动者而言，他们不会因为延迟退休而获得较高的收入，自己在岗的工资与退休后的养老金相差不多。所以与延迟退休在岗位上辛苦工作相比他们更乐意选择提前退休拿着养老金惬意地生活或者找一份相对轻松的兼职工作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对高收入劳动者而言，虽然延迟退休会使其获得更高的收入，但他们在工作期间就已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由延迟退休所增加的收入对他们来说意义不大，他们需要的是退休后的闲暇时间或是单位返聘给自己带来的成就感。

总之，延迟退休的实行已经不可逆转，它符合我国的发展状况与国际潮流。政府应当早做打算，权衡利弊，充分听取民意，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努力将延迟退休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参考文献：

[1]陈煜.延迟退休的利弊思考以及政策建议[J].时代金融，2013，（2）.[2]朱聪芬.从人力资本层面论“延迟退休”[J].教育管理，2013，（9）.[3]金刚.中国退休年龄的现状、问题及实施延迟退休的必要性分析[J].社会保障研究，2012，（2）

[4]苏春红，李齐云.延迟退休年龄效应分析与中国渐进式推进策略研究[J]理论学刊，2014（5）

第四篇：背景调查常用问题

背景调查注意事项：

背景调查十问：

1． 职位抬头是否真实

2． 在职时间是否真实

3． 公司规模是否真实：人数

4． 具体工作内容的描述是否确切：工作职责是否扩大化，工作业绩是否虚高…

5． 离职原因是否与候选人描述符合：合约到期不续约的情形，还是公司发展瓶颈，办公地点的问题，或是人际关系、违纪、诚信各方面出现问题….6． 你欣赏她什么: 你自己不具备的但是该候选人具备的特质。

7． 你不喜欢她什么，或者你觉得需要改进的方面。

8． 性格如何：团队精神，事业心，思维方式….9． 以后还会再跟她一起工作么

其它需要核实的内容：

学历、培训经历是否真实-通过网上查询

薪酬情况：

由本人提供具体数字，税单，人事部门提供离职证明

第五篇：关于中国引进外资利弊问题的探讨

关于外资的探讨

反对引进外资

观点——中国不缺资金，吸引外来投资有害国家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提倡引进外资，如今也不例外，问题是中国缺资金吗？别忘了中国还有2万亿外汇储备，它远远超过了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所吸引的所有外资。即使没有这笔外汇，中国是否就缺资金，是否就需要外资？

假设1：从前有两个与世隔绝的小岛A和B，A岛不使用货币，居民自己组织劳动，分享自己的产品，B岛唯一与A岛不同的是，B岛使用货币，通过市场进行经济活动。后来，A岛和B岛都获得了别人赠送的机器，采用机器生产，只需要一半人来生产原先的所有产品。如何安排另外一半人活动。A岛就自己组织开发生产新产品，供给岛上所有人使用。B岛由于原先的货币发行量与原先的经济活动匹配，B岛没有多余货币，或者说资金，无法投资组织这一半人从事新产品开发和生产。B岛这一半人就失业了。请问B岛该如何解决此困境？

这里A岛和B岛都获得了别人赠送的机器，相当于生产效率提高。显然B岛不缺资金，缺少的是经济运行的良好机制。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是政府通过银行增加货币发行量贷给公司投资。现代国家在经济运行中，是通过货币进行管理的，类似寓言故事中B岛。一个不断发展的国家，其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对每年新增的生产能力，国家必须为这部分新增的生产能力提供货币，从而扩大再生产。日本经济协会理事长金森久雄在 << 日本经济增长讲话 >>(中译本 84---86 页)中讲到： “ 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是由于所必需的钱得到了充分的供给才得以实现的，„„日本银行的货币是供给通货的最主要的渠道 , „„日本银行向民间银行贷放 , 民间银行再向公司放款，„„日本银行在超出自己力量以上的放款叫做“超额贷款“，日本为经济增长所必需的钱正是靠这种超额贷款供给的。” 他进一步解释说： “在实行金本位制时，由于货币的数量受到限制 , 若是经济活动旺盛，则银行自然拮据，不久经济活动的旺盛便告结束，在经济知识尚不发达的时候，人们把这种不合理的做法都称之为黄金的自动调节机能，并且认为是有益的东西。可是，现在已经可以做到不依靠黄金的盲目调节力来支配经济，而由中央银行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调节通货量了。正因为如此，日本银行对通货管理的重大责任就在于要为适当的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通货。”我们从日本发展的经验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发展经济需要资金，是不存在的。实质上，当技术进步，促进了生产效率，从而使国家财富生产能力提高，国家必须增加货币发行量，为这部分生产能力提供市场交换的工具－货币。

既然我们不缺资金，我们引进外资投资的目的是什么？外资投资究竟有什么作用？

假设2：从前有二个小岛A和B，A岛上的工厂都是外来资本家投资的，其他人都是打工的，B岛上的工厂都是B岛人自己投资的，但是，两个岛所有工厂的设施，包括各种原料都是来自自身的，来A岛投资的资本家并没有从岛外带来任何生产资料，仅拿来黄金到A岛上换成A岛货币，在A岛上开始利用A岛资

源开始建设。假设两岛建设内容相同，资源相同，建设效率相同，建成成功所用时间相同。显然两岛上劳动者付出的劳动也是相同的。等所有设施完成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唯一区别，B岛所有产品归B岛自己，而A岛生产的产品归外来资本家了，A岛资本家只需将产品销售，部分利润作为工资付给劳动者，其余部分就归自己了。至于A岛外来资本家给A岛带来的金子，还是储存在A岛银行，A岛居民从来没有用过。工厂投产一段时间以后，外来资本家在获得足够的利润以后，又从市场上换回了自己的黄金。从此以后，两岛居民的区别是，引进外资的A岛今后不仅要生产自己生活所必需的商品，还必须为资本家提供商品，如果这个资本家是今天的中国资本家，A岛居民可就可怜了，因为当前中国资本家给劳动者的工资太低了，A岛居民再也没有时间从事自己的财富生产，发展自己的经济，存在着永远给外来资本家打工的可能。而B岛居民生产的商品全部归自己，他们可以比A岛居民有更多的休闲时间或更多的时间提高技术水平，从而使自己的发展大大加快，将A岛远远抛在后面。

从假设2可以看出，一切新增财富都是劳动者创造的，这也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结论。外来投资不仅没有创造任何价值，而且是有害国家经济发展的，它的唯一效果是使国人创造的财富的一部分归外来投资者，而外来资本家并没有提供或创造任何财富。日本在其发展过程中，直到现在，外来投资所占比重也很小。是经济快速发展的良好例子。一个国家发展经济根本不需要资金，实际需要的是资金所代表的物资或技术。也许有读者会说，外来资本家会带来技术。即使外来资本家有技术，我们也应选择购买技术，而不是引进投资。例如，寓言故事中B岛资本家贷款外汇购买技术，其效果与外来资本家带来技术是相同的，但投产后产权归属不同。如果外来资本家不卖给我们技术，即使我们引进了投资，仍然得不到技术。主流经济学家长期以来误导中国人民缺资金，为引进外资投资制定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出卖了国家利益，使外资投资在我国的比重越来越大，是我们经济发生困难的主要原因。我们今天的引进外资就如寓言故事中B岛，它的唯一作用是今后部分国人在外资企业为外国资本家创造财富。

假设3：很久很久以后，地球要走向毁灭了，人类必须考虑移民到其他星球上去，于是就派了很多先遣队，到不同星球上去，由于飞船装载量有限，必须准备携带合适的物品，主流经济学家说，最重要的是资金，有了资金，就有了一切，只要把资金带足就一切ok，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在加入先遣队时，会听从经济学家的。

一个国家发展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其过程与人类到外星球上发展是类似的。资金是没有任何用处的，资金的实质是其背后所代表的物质。

不赞同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引进了大量外资的说法，引进外资能带来经济增长，但不能片面地引进外资就能带来经济增长的说法，还要使引进的外资在我国市场中得到有效的利用，创造社会价值。至于如何才能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的问题，可通过持续的科技创新来实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国家拥有创造力才能使本国各个行业的企业和产品不断满足变化的市场环境的需求，充满竞争力，才能在国际市场上不断争取市场份额，为国家和社会创造财富。

引进外资可能抑制我国某些产业的发展

由于政策的放宽，一些实力较强的外商投资企业会强占我国市场。一些重要行业甚至有被外资控制的风险。其次，外商控股越来越多。合资企业中，外商投资比例越来越大。虽然在合资初期并不要求股权，但随着企业的发展，外商往往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控制企业的股份。外商凭其资本技术优势，可能会直接通过市场竞争将我国的知名品牌挤跨，还会通过垄断性的经营行为压制我国企业重新创造和发展自己的品牌。不仅损害我国本土企业的利益不利于我国企业的做大做强，甚至我国某些产业的发展都会被国外势力所牵制。如果任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我国国民经济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必然会受到影响。

另一种观点

引进外资的好处：

1.国内就业矛盾暂缓。增加国内的就业岗位，适时解决部分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并且缓解当前沉重的就业压力造成的混乱，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

2.产生“技术外溢”效应。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提高本国企业的技术水平，是我国“以市场换技术”引资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

3.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外商投资带来的开发项目和方案，也促动着国内新兴产业的崛起。外国银行大量进驻，带来全新的金融理念和金融产品，为国内居民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我国的国内同行企业为了避免在激烈的竞争中惨遭淘汰，也开始引进和自行开发新兴的金融产品，促成了金融工程的兴起与发展。同时，中外合资开发新项目的比例增加。这种模式提供了国内人员与外国技术人员频繁交流的平台，学习和切磋的机会增加，进一步促进了外溢效应的产生。

总结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战略： 三步走战略、非均衡发展战略、赶超型战略。履行了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转型过程中的结构调整产生再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吸纳和借鉴了世界的和我国的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找到了一条真正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实现了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的全面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二：转型对人的主体性的解放。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三：转型使中国出现前所未有的创业潮。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之四：转型中的制度融合。今天的国际竞争已经从物质领域进入到文化领域，非物质生产能力的重要性已经已经超过物质生产能力。核心竞争力的实质：技术竞争、品牌竞争、自主创新竞争。

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水平：完善我国的经济制度；加强经济立法；鼓励企业科技创新，增强企业的竞争力，支持企业走出去；加强中外的合作。

1.要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的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互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2.要创新利用外资方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3.要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支持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加快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