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楼梦》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推荐）

第一篇：论《红楼梦》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推荐）

浅谈《红楼梦》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

如果说起张爱玲的小说，人们往往无法回避的是，张爱玲所最钟爱的两套书，即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及张恨水的若干作品。然而尤以曹雪芹的作品影响最为深刻，张爱玲就曾说人生三恨中有一恨为红楼未完，甚至还写下一本《红楼梦魇》来考据《红楼梦》，可见其对《红楼梦》痴迷之深，喜爱之狂热。那么这本中国文学史上的巨著带给张爱玲的难道仅仅是考据的欲望么？我想，《红楼梦》对于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同样有一定的影响。

一、环境的架构——家族

《红楼梦》中分别写到了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以贾家为主，作为故事发展的场所和背景，而王史薛三家为辅，交代和推动故事的发展。并且这样的家族是由许多小家庭构成的，大家长的子嗣娶妻生子开枝散叶，从而构成了人丁兴旺的大家族。例如贾府荣国公贾源这一脉中，其子贾代善与史太君生贾赦贾政贾敏，二儿一女，贾赦生贾琏、迎春，一儿一女，贾琏与王熙凤生巧姐。贾政与王夫人生贾珠、元春、宝玉，与赵姨娘生探春和贾环，贾珠与李纨生贾兰，宝玉也与宝钗育有一子。贾敏外嫁，自此不谈。由此可见，红楼梦中的大家族是以封建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一个个小家庭为基础组成的。

在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张爱玲构架了一个家族——白家，白家这个没落的家族居住在家族世传的老公馆中，外表虽说光鲜却已走到了穷途末路，全靠典当祖上传下来的物品过活。这个家由老母亲白老太太，三儿子与四儿子的家庭以及三个女儿构成。还有如《金锁记》，《怨女》等故事都是发生在中国旧社会的大家族中。

《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家族小说，其发生的背景，以及故事的架构，对张爱玲的小说都产生了影响。同时，以家族小说为背景，也使得小说中的人物为家庭成员，小说的情节多以家庭纠纷为主。

二、人物的共通

（一）男性角色

1、父亲角色的弱化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以父系血缘为纽带，以主要的男性成员为框架，形成了中国社会中的家族。男性角色，尤其是父亲的形象，除了承载着传统社会赋予的权利、责任、义务等社会性特征外，还被作家赋予了与此相协调的“高大”、“果断”、“威严”、“勇猛”等自然性特征。然而在《红楼梦》和张爱玲小说的写作中，这样的特征却有所流失。

《红楼梦》中，代表贾府这一大家族威望的是贾母，然而对于从父系社会名义上而言的家长贾赦和贾政的描写多为面目可憎的。详见《红楼梦》第四十八回：

谁知雨村那没天理的听见了，便设了个法子，讹他拖欠官银子，拿他到衙门里去，说所欠官银，变卖家产赔补，把这扇子抄了来，作了官阶送了来。那石呆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老爷拿着扇子问二爷说：“人家怎么弄来了？”二爷只说了一句：“为这点子小事，弄的人坑家败业，也不算什么能为。”老爷听了就生气了，说二爷拿话堵老爷。因此，这是第一件大的。还有几件小的，我也记不清了，所以都凑在一处，就打起来了。

由上可见，贾赦为了一把扇子，便唆使贾雨村，使得石呆子坑家败业，不知是死是活。然而贾赦在面对儿子贾琏指责时，显得不以为然后来更是恼羞成怒，与几件小事凑在一起，便打了起来。然而这样一个设定，这样一个有关于父亲的形象，是不符合一个中国传统所谓“诗礼簪缨之族”的。

作者曹雪芹在描写主人公贾宝玉时，除去描写其与丫鬟姐妹的嬉戏，还常常描写到贾宝玉与其父亲贾政的冲突。如在《红楼梦》第三十三回中，贾政几欲打死贾宝玉。第三十六回击鼓传花时，花传到贾政手中，贾政讲了一个怕老婆的人，舐老婆脚的笑话，这个笑话是相当恶心的，可见贾政品味之低级。更由俞平伯先生所说，贾政之名谐音为假正经，并且通过其周围其他人的描写对他进行烘托，如门下清客之流。

张爱玲的作品中对父亲形象的淡化较之《红楼梦》更甚，在《红楼梦》中，作者对于父亲的形象架构并不高大，但是却给予了父亲在家族中一定的地位和权威，对于父亲形象的架构，张爱玲继承和发展了《红楼梦》的这一特点。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她进一步的淡化了父亲在家庭中的影响，对于子女的影响。例如在《倾城之恋》中，白家这个靠着夕阳余晖而生存的家族，并不存在一个定名为父亲的大家长，这个大家长留给儿女的除去一些回忆，没有任何在精神上的影响。相反，白家中的白老太太虽少发一言，却仍然居于核心地位。《金锁记》中的姜老太太，《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她们都是张爱玲笔下由于家族中男性大家长的缺失，而自动扮演家族权威的女性。这样一个与《红楼梦》相似的架构，则反映出张爱玲受到《红楼梦》的影响，也在自己的作品中，抽离了男性父亲的形象。

2、其他男性形象的塑造

《红楼梦》和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都是以家族作为事情发生的背景，家族中有男性有女性，然而不论是《红楼梦》还是张爱玲的小说她们都对男性形象产生了变化。

⑴、男性形象的坦诚化

《红楼梦》中的男子并不同于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平面形象，他们有更多的欲望，或许是拿不上台面的欲望。而《红楼梦》中的男子，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荣耀之极的大家族中，则给了他们更多的欲望和实现欲望的手段。比如其书中好色如贾琏，“在情操的表现上是动物似的人，连欲望都是动物似的，因为没有矛盾冲突的内心，常能在性生活上得到肤浅的快乐，对他所接触的女性，不论凤姐、平儿、多姑娘、鲍二的前妻、尤二姐、秋桐，他所表现的一样糊涂而简单，永远是饿狼般的饥不择食。他所沉迷的性的对象，是没有选择、没有品位的。”贾琏则是个“身处在不幸之中而自身已经麻木的精神病患者”。再如呆霸王薛蟠，他为因香菱而引发的纠纷而打死对方，体现出其“愚而好强”的性格。可见曹雪芹对于男性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是与读者坦诚相见的，曹雪芹写这些男性的好色与愚昧，同时也写到了他们身上的优点，例如贾琏对于贾雨村强抢石呆子家的扇子来巴结父亲贾赦的行为不屑一顾。同时曹雪芹也写到了这些人身上有趣的现象，比如贾琏和薛蟠同时惧内，贾琏惧王熙凤这样的女强人，而薛蟠则惧夏金桂这样的悍妇。可见曹雪芹并未将男性形象平面化，而是使其丰满起来。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张爱玲也以毫不掩饰的方式描写了一系列的男性形象。比如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范柳原放浪形骸，四处留情，收买女人的心。但是通过与白流苏的调情中，我们却可以看到范柳原对于女人爱情的一种需求，这是否可以归结于由于范柳原私生子的身份，而导致其对于人间温情的缺失，一方面他渴望体验所谓温情，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想负责任。在白流苏和范柳原的调情或者说是交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矛盾心理在范柳原的身上不断交织。可见，范柳原这个形象，是一个坦诚的形象，对于男性心理需求和心理缺陷的正面描写，使得这个形象丰富起来，与读者坦诚相见。张爱玲的另一部作品《怨女》中的姚二爷是一个残疾或者说是从生理到心理的畸形人。这样一个畸形的，无法满足女性对于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的幻想的男性，张爱玲对其的塑造也是非常坦诚的，不加掩饰的。尤其是姚二爷在于其妻子的交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既希望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但又沉湎与现状的状态。

⑵ 男性职能的弱化

针对男性在家族中的职能，《红楼梦》中的描写却没有女性的那么多，例如，红楼梦中重点描写了王熙凤管理家族，但是却没有重点写道贾琏所做的事情，对于贾琏的工作着墨不及王熙凤得多。贾府的核心人物也是贾母而非其他的男性家长，那么，男性职能的弱化有事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如何体现的呢？张爱玲塑造了一系列的被畸形化、残疾化和根本就不存在的男性形象。例如《怨女》中的姚二爷，《花凋》中的郑先生。通过对这样一些从身体到精神都残疾的男性形象的塑造，来淡化男性在家族中的职能，凸显了女性的作用。

（二）女性形象

1、女性作用的强化 伴随着男性形象的淡化，女性形象开始强化起来，在红楼梦中，最为令大家津津乐道的的金陵十二钗，或是张爱玲笔下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曼桢或白流苏这样的人物。可见，女性在小说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

《红楼梦》中，贾母就作为贾府的权威人物人物而存在，而故事的主体架构则是由一群女子来撑起的，这就与传统的父系家族形成了矛盾。《红楼梦》中的女子形象比比皆是，最著名的有金陵十二钗，围绕着这金陵十二衩，发生这故事，金陵十二钗之间也发生着故事，这些小故事便构成了《红楼梦》。并且在曹雪芹的笔下，着墨最多的仍然是女性，钗、黛、湘云不提，也有元、迎、探、惜，以及众多丫鬟。都是有血有肉，有才情，有思想的人物。

张爱玲的笔下这样的描写更多了些，

第二篇：张爱玲的人生体验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张爱玲的人生体验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内容摘要：每个作家的人生体验必定或多或少的对其作品的创作产生影响，本文通过分析张爱玲的家庭成长经历、社会生存经历和爱情婚姻经历，总结这种缺失性的人生体验对其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关键词：张爱玲 缺失 人生体验 小说创作

张爱玲以其敏感、细腻的女性视角，向我们诠释的是一种“苍凉”的美感。在她的作品中，真实描摹了普通人的灰暗人生，刻画出了普通人的可怜人性，她的作品中弥漫着孤独的情绪，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作家作为感情充沛的个体，其人生经历和感情跌宕的蛛丝马迹必定会成为其重要的人生体验，而这种体验必然会投射于作品之中，张爱玲也不例外。她的的作品之所以会呈现这样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张爱玲对家庭成长、社会生存和爱情婚姻经历等人生体验的感知与认识。

一、家庭成长经历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

张爱玲最主要的成长体验是来源于父母，其父是个典型的遗少，虽其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朝廷重臣李鸿章之女，但是到她父亲这一辈，已经家道中落，其父染有捧风弄月的习气，吸毒、嫖妓、娶姨太太，并且性格暴躁。母亲则是受新思想熏陶的新女性，美丽而冷傲，爱好文学和音乐，几度跨洲越洋去留学。旧习气和西洋化的格格不入导致两人长期婚姻不和，张爱玲八岁时两人协议离婚。父母不幸的婚姻生活导致了张爱玲童年时代父爱与母爱的双重缺失。

1、母爱的缺失

母爱是一个人童年生活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而张爱玲的母亲在她的心目中是辽远而神秘的，母亲在女儿童年成长中渴求母爱的每时每刻都是缺席的。张爱玲和母亲一起生活的时间极其有限，而母亲又是一个在情感上非常淡漠的女人，张爱玲从未感受过母爱的温暖与慈祥;即使当她拖着受尽虐待的躯体、带着满满的希望逃出父亲的家投奔母亲时，母亲也未能给她所渴望的温暖。这种刻骨铭心的体验，造成了日后她对母亲这一形象的极端理解，并通过文本将这一思绪表达了出来。

在张爱玲的笔下，母亲都是冷漠与自私，甚至是残酷的。《倾城之恋》中白流苏想象中的母亲不是现实中的母亲。当流苏满怀着孩子般的心情伏在母亲的床上哭诉委曲时，母亲却只知一味地避重就轻，劝说女儿回到已亡故的前夫家中去领个孩子守寡度日。母亲视流苏为一个麻烦。终于，流苏也明白了她所祈求的母亲与她真实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这种领悟正如当年张爱玲明白了母亲的家不是她的家一样。而《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更是一位疯狂的狼一样的母亲，她从一位受虐者变成一位施虐者，亲手埋葬了一双儿女的幸福。为了自己的私欲，羞辱虐待儿媳，诱惑儿子吸食鸦片，逼迫女儿舍弃学业、舍弃爱情等等。这些母亲的形象已经与传统意义上我们心目中的伟大、慈祥的母亲形象截然相反，这与童年时母亲给张爱玲造成的心灵伤害是分不开的。

2、父爱的缺失

张爱玲性格内向、不善交际，父亲对她更是从不关心，还经常打骂，甚至囚禁，这直接影响了她对于男性的认知，并间接的影响到创作时对男性群体形象的塑造。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有众多的遗老遗少的男性形象，他们大都吸毒、赌博、嫖妓、娶姨太太。如《倾城之恋》中的白家三父子，白老爷虽没有出现，但在白家人的回忆中他是一个有名的赌徒，为了赌而倾家荡产，第一个把白家带向破落的地步;白家的少爷更是狂嫖滥赌之徒;还有白流苏的第一任丈夫唐家少爷唐一元，典型的纨绔子弟，整天无所事事、拈花惹草、吸毒致死。

再者，张爱玲在创作的过程中将父亲这一作为封建家庭家长的权威给予了复仇式的改写。在她的小说中，一群男性家长成为了毫无发言权的沉默团体。《半生缘》的顾家、《倾城之恋》中的白家等等，他们的男性家长从未出场，被张爱玲直接排除在文本之外。

张爱玲自小在这个充满矛盾的大家庭里备受亲人的冷落，从一个孩子的角度来说她的童年是不幸的，她变得分外敏感、早熟、沉静、孤僻。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良好的家境和出身，也给张爱玲提供了非常好的受教育的机会，为其今后的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社会生存经历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

如果说张爱玲的童年是不幸的，那么她的整个人生就是无奈的，充满了变数。1937年，张爱玲毕业于上海圣玛利亚女子中学，次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伦敦大学，但因为战乱迫使她放弃远赴伦敦的机会而选择了香港大学。在那里她一直名列前茅，无奈1941年底，上海、香港相继沦陷，张爱玲还没有毕业，便亲身经历了香港被围困、被侵占的全过程。在战争面前，人的力量是那么的渺小，不但失去了安全的保障，还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和意义，一切都变得虚空和绝望。

这段经历在她的很多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无不带着人性的缺点而存在，有的冷酷、有的麻木、有的如行尸走肉一般，还有一些曾经有理想、充满渴望的人，却难逃宿命的安排。如《封锁》中所描述的，当警报拉响，封锁了，商店一律地沙啦啦拉上铁门。女太太们发狂一般扯动铁栅栏，叫道：“让我们进来一会儿！我这儿有孩子哪，有年纪大的人！”然而门还是关得紧腾腾的。铁门里的人和铁门外的人眼睁睁对看着，互相惧怕着。

这段描写真实的表现了在战乱的年代里人性的冷漠、无情、甚至是敌对。

由于战乱，张爱玲没能完成学业，最终回到上海，靠写作谋生，1944年，因为这篇《封锁》的发表她遇到了一生的挚爱，开始了她人生中的第一次情感体验。

三、爱情婚姻经历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

张爱玲经历了两次婚姻，而对其文学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她的第一任丈夫胡兰成。张爱玲因为《封锁》与胡兰成结缘，相识后不久两人便相爱了。张爱玲为这段恋情拼命地付出，她不介意胡兰成已婚，不管他汉奸的身份。中间，胡兰成的妻子提出离婚，给了两人爱情升华的机会，走进婚姻殿堂。但是战后人民反日情绪仍然高涨，全力捕捉汉奸。胡兰成被迫潜逃，却因而结识新欢。当张爱玲得悉胡兰成藏身之处，千里迢迢觅到他的时候，胡兰成对她的爱早已经燃烧完了。

在短短的一年里，张爱玲经历了与胡兰成的相识、相知、相爱、结婚及胡兰成的背叛，对于这一切她无能为力，1947年，张爱玲正式提出分手。但是与胡兰成的爱情与婚姻的经历对于张爱玲的创作影响是深远的。

遇到胡兰成之前，张爱玲对爱情和婚姻的看法都源自于父母不幸的婚姻，产生的是“无爱”的结论，所以在她的作品中是没有正常的爱情的，有的只是《金锁记》中曹七巧的疯狂和《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算计。而在与胡兰成相处的三年里，张爱玲对世俗充满了喜爱与悲悯。与胡兰成分手之后，她的创作力虽一泻而下，但她的笔下却开始出现了一点点爱的温情，她笔下的男女主人公之间开始出现情投意合的爱情，但是最终还是逃不出命运的摆布，就象张爱玲自己一样。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小说《十八春》。写《十八春》时，张爱玲已相当成熟，在经历过战乱和自己的感情的沧桑后，她已经很理性，小说的表述也趋于平淡，并多了份对世事的洞明与无奈。《十八春》中到处可见张爱玲的影子，女主人公自食其力，父母离异，男女主人公没有了以前小说的斤斤计较和盘算计谋，有的仅仅是两情相悦的爱恋，一种心灵相契的爱情，然而最终总是人逃不过命运的摆布，最后无奈地选择分离。在《十八春》中，世钧最终离开了曼桢，曼帧还得照样生活下去，但她仿佛整个人陷进泥潭里去了，神情恍惚。这是抗战后张爱玲的真实心情的写照。

即使是在张爱玲彻底死心以后，在《十八春》的结尾还是隐隐透露着张爱玲内心隐秘的希望。《十八春》里，一系列阴差阳错的命运捉弄虽然造成了世钧与曼帧的分离，但是与翠芝结婚后，世钧心里爱的仍然只有曼桢一个人而已。在张爱玲的潜意识里还是希望胡兰成的爱能像小说里一般，只是因为一系列阴差阳错的命运捉弄造成的，胡兰成心中爱的始终只有张爱玲一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张爱玲自幼没有父母的关爱、历经战乱、青年时期遭遇爱情与婚姻的失败，这些经历归根结底都是一种缺失性的人生体验。缺失性的人生体验较之丰富性的人生体验，更能够激发创作者的内在心理。而张爱玲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她的传奇般的人生经历、缺失性的人生体验，造就了她敏感、细腻、悲观的性格，同时也成就了一位惊世的传奇女作家。

参考文献：

[1]余斌.张爱玲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2]林素琴.论张胡之恋对张爱玲及其创作的影响[I].淮海工学院学报.2011（4）.[3]王亚平.论童年母爱缺失性体验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I].咸宁学院学报.2004（10）.[4]李娟.张爱玲性格对其创作风格的影响[I].平原大学学报.2006（12）.（作者单位：公安海警学院基础部）

第三篇：浅析张爱玲小说的创作风格

浅析张爱玲小说的创作风格

武小洁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张爱玲的生平，一部分是张爱玲小说的创作风格。在张爱玲的生平中我简单的介绍了张爱玲的家庭情况、童年生活，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故事及她的创作经历。之所以写张爱玲的生平，是想让大家在理解她的经历的同时，知道是她的经历决定了她的性格和创作方向。在创作风格中我通过对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创作文体、写作手法、语言、内容、取材等几方面的分析来写张爱玲的创作风格。在创作风格中我将张爱玲独特的写作手法和优美的语言单独拿出，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张爱玲作品的独特之处。在论文中我还简单介绍了张爱玲的几部小说作品，并选取了张爱玲小说中的精彩片段。在文章及最后的总结中我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写出了欣赏张爱玲之处。

张爱玲的生平

张爱玲原名张缨，1920年出生在上海，她的外曾祖父是李鸿章，祖父是张佩纶她虽出生于这样的一个家庭，但家庭给她的印象却是父母之间的不和谐，张爱玲四岁的时候她母亲成为中国第一代出走的“娜拉”，失去母爱的她是个小天才，6岁就开始小说创作，7岁的时候她和母亲学画画，钢琴和英文，张爱玲对他的母亲一直有着罗曼蒂克的爱，她对母亲的感情是很浓郁的，她的性格中有很多无意识的承袭了她母亲的影子。1934年张爱玲的生活中发生两件大事，一是父亲再婚，一是她开始上中学。从此她生活更决定了她的创作方向。她在十八岁的时候获得了远东考试的第一名，但因战争的爆发去了香港大学。她在1942年开始她的创作生涯，可谓是一鸣惊人。她的处女作是《不幸的地》。在1942年到1944年这两年中创造了一系列做品，我们比较熟知的有《第一炉香》、《 倾城之恋》、《金锁记》等。这段期间可以说是张爱玲创作的黄金期。而给她创作灵感的人正是影响她一生的一个人——胡兰成。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可以说是浪漫的，也可以说是凄惨的。看你站在哪个角度去审视他们的爱情。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相识源于他们的互相吸引，他们的意见相投，才气相吸。也许你会觉得胡兰成这样的一个国家罪人他会有什么吸引张爱玲的呢？但我们不能否定的是他的才华，张爱玲的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他的意见。他们的爱情类似于李清照与赵明诚，但不同的是政治身份和对爱情的忠贞度。胡兰成的身份，他的年龄，他的政治思想完全没有阻碍张爱玲对他的欣赏和爱慕。但张爱玲不能容忍的是胡兰成对他们爱情的不忠贞，他们曾有过一纸婚书，“原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张爱玲亲笔写下的承诺，还有炎樱做他们的证人，但他们还是在张爱玲的绝望中结束了，1947年6月一份诀别信将他们结束了。从此张爱玲的创作开始了另一个阶段。1956年8月张爱玲开始了她的另一段婚姻与赖雅结婚，1960年张爱玲成为美国公民，1973年定居美国洛杉矶，1975年，她唯一的依靠赖雅逝世，1995年秋天张爱玲孤独的逝世了。但她的许多作品却是留给我们张谜的精神食粮。

张爱玲的创作风格

张爱玲之所以在沦陷的上海掀起轩然大波，而且在上海文坛大放异彩首先归功于她创造了一大批不一样的人物形象。

1、以曹七巧为代表的“女结婚员”：张爱玲独辟蹊径之处，是抓住“破落户”最年轻，也最敏感的一代女性，让这些走出破落家庭后即将被时代潮流无情推向社会、碰得头破血流同时也磨练的异常精明的“女结婚员”，曹七巧是《金锁记》的主人公，也是张爱玲塑造“女结婚员”的代表她本为“油麻店的活招牌”，却被兄嫂逼迫，嫁到有钱人家做妾，伺候残疾的丈夫，她压抑这正常的生命欲望，并经受了大家族特有的勾心斗角，丈夫死后，她虽继承了遗产，另立了门户但她内心的压抑并没有停止，长久的压抑像一把金锁，不光锁住了她的幸福，也使她看不得别人幸福，尤其是对他的儿女，她不让他们与自己相爱的人在一起，污蔑自己的女儿抽大烟。对自己的情人也是放心不过，她的心比她的命还苦。她在慢慢的吞噬她身边的每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这就是张爱玲笔下的人物，认真的活着，拼命地活着，谨慎的活着，怕生活得威胁，怕别人的威胁，但他们始终摆脱不了的是束缚在自己身上的金锁。

2、有知识、有文化敢于大胆追爱但逃不过命运悲剧的现代女性——曼珍①:张爱玲笔下的婚姻很少有纯爱，都是出于目的性的，而曼珍却是个特例，她爱世均，他们的爱情是美好的，干净的，可她却被姐姐曼露当做维持婚姻的工具，让姐夫祝鸿才强奸为姐夫生子，这样荒谬的故事，是我们不愿见到的悲剧，虽然很多年后，她又与世均重逢，但命里注定他们终是只有半生情愿。我也曾为曼珍惋惜也着实恨过曼露，可后来想想这也正是中国式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也是作者参差写法的一大体现，有人爱了不曾得到想要的幸福，有人强迫得到幸福，最终无力再争。

3、以佟振保为代表的大上海男性：在《红玫瑰与白玫瑰》这部作品中，张爱玲塑造了一个表面近乎完美的人——佟振保，他事业成功，提拔兄弟，办公认真，热心代友，侍奉母亲。整个一近乎完美的现代男人，他在别人面前都会展现出自己的完美。他先后爱过两个女人，白玫瑰孟烟鹂，也是他的妻子，他虽然厌恶他的妻子，但在别人面前从不表现出来，因为他认为那是丢面子的事。还有一个是红玫瑰王娇蕊，虽然他很爱她，但他却逃不过世俗对他的看法，他害怕自己建立的一切功亏一篑，因而她抛弃了娇蕊。本文通过两个女人，来展现男主人公赤裸裸的虚伪，表面的完美掩盖不了内心深处的功利、世俗。张爱玲也是通过这两个女人来一点点的解剖了男主人公，将他的缺点慢慢的展现给大家。在这里我想借张爱玲的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佟振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②”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张爱玲真正了解现代女性的生存处境，她的作品也多以女性为主人公，而这篇貌似以男性为主人公的作品也在生生的揭露那个时代女性生存的故事。

4、以丁阿小为代表的下层人：《桂花蒸.阿小悲秋》是张爱玲第一个以女佣为主角的中篇，“要强的苏州姨娘”丁阿小看不起好色吝啬的洋主人，但别人批评她的主人，就会刺激她的“母性”来呵护，甚至拿自己的户口面在妓女跟前为主人撑世面。她在别人的屋檐下认真经营着自己的生活，只要不在“她的范围内”别人“作脏”与她无关，但实际上正是这个善良本分的阿小帮着自己的洋主人“作脏”和上海的上等人一样，上海的下等人同样也不坏，只是没出息，不干净，不愉快。

张爱玲在内容上也与当时的作家有所不同，她的作品很少涉及政治，没有大背景，只是单纯的写一些男女间的婚姻，和软弱的凡人，故事多以上海、香港和南京为场景。她自己就清楚的知道“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但这并非完全因为情势所迫，也和她独特的文学观有关。“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虽然这种安稳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会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③”

还能让她在文坛上掀起**的是她所涉猎的文体多种多样。

1、随笔：代表作《流言》张爱玲的随笔虽然未能避免一般早熟的天才常见的青涩和张扬，但人生体验的深透与修辞造句的精炼，并不逊于许多老作家。就文体来说，则已经脱去了20年代的生硬和30年代的驳杂，呈现出40年代特有的知心贴肉的圆融畅达。

2、小说：文坛最关注的就是张爱玲的小说她的主要作品有《沉香屑.第一炉香》(1943年)、《沉香屑.第二炉香》（1943年5月）、《心经》（1943年7月）、《封锁》（1943年8月）、《倾城之恋》（1943年9月）、《金锁记》（1943年10月）、《红玫瑰与白玫瑰》（1944年6月）、《桂花蒸.阿小悲秋》（1944年9月）、《半生缘》（1948年）、《色戒》（1979年）。我觉得这都是我们所熟悉的我简单介绍几部作品 《心经》：《心经》是一篇演绎弗洛伊德理论而用力稍猛的作品，但立意很微妙：许太太为了拴住丈夫，竟然默认甚至纵容女儿的恋父情结，使本为正常的少女性倒错倾向在一种畸形的家庭关系中发展的不可收拾。一个女人想获得幸福，不得不眼看着至亲骨肉陷入罪恶，即使这样——或正因为这样她离幸福越来越远。《倾城之恋》：《倾城之恋》是张爱玲最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之一，是一个动听而又尽人情的故事，故事发生在香港，上海来的白家小姐白流苏，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身无分文，在亲戚间备受冷嘲热讽，看尽世态炎凉。偶然认识了多金潇洒的单身范柳原，便拿自己当做赌注，远赴香江，博取范柳原的爱情，要争取一个合法的婚姻地位，两个机关算尽的情场高手斗法的场地在潜水湾饭店，原本白流苏似是博输了，但在范柳原即将离开香港时，日军开始轰炸浅水湾，范柳原折回保护白流苏，在生死交关时，两人才得以真心相见，许下天长地久的诺言。虽然结局在我们看来是美的，但在作者的眼里是庸俗的。虽然他们拥有好的结局，但这并不是作者所要给我们的结果，作者总是在丑陋上点上美，本来就是两个精明的人，他们勾心斗角，虽是换来了想要的结局，但改变不了的是他们丑陋的目的性。

除了小说和随笔张爱玲还涉猎散文，剧本和译作。她的散文主要有《到底是上海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烬余录》《谈女人》。剧本有《太太万岁》、《未了情》、《小艾》等。她的译作有两种一是译外文一是译方言创作。张爱玲晚年主要从事《红楼梦》的研究。

张爱玲独特的写作手法及优美的语言

张爱玲最别树一帜的是她独特的写作方法，他喜欢用参差对照的笔法写人生的苍凉，基调冷艳雅俗并存。且集古典与现代于一身，她能在叙述中运用联想，使人物周围的色彩、音响、动势，都不约而同地富有照映心理的功用，充分感觉化，造成小说意向的丰富而深远，这里明显留下西方现代派的痕迹。而作者构造故事，设置人物，又以中国古典小说为根底，从题目到叙述风格，都有极强的市井小说的色彩，使其古典与现代并存。

更为吸引人的是张爱玲作品的语言，犀利，优美。我在这里摘了几段：

1、精神恋爱只有一个毛病:在恋爱过程中女人往往听不懂男人的话。④

2、流苏觉得自己就是对联上的一个字，虚飘飘的，不落实地。白公馆有这么一点像神仙的洞府：这里悠悠忽忽过了一天，世上已经过了一千年。可是这里过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为每天都是一样的单调与无聊。流苏交叉着胳膊，抱住自己的颈项。七八年一眨眼就过去了。你年轻么？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这里，青春是不稀罕的。他们有的是青春——孩子一个个的被生出来，新的明亮得到眼睛，新的红嫩的嘴，新的智慧，一年又一年的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这一代便被吸到朱红洒金的辉煌的背景里去，一点一点的淡金便是从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⑤

3、她一向怀疑漂亮的男人。漂亮的女人还比较经的起惯，因为美丽似乎是女孩子的本份，不美才有问题。漂亮的男人更经不起惯，往往有许多弯弯扭扭拐拐角角心理不正常的地方。再演了戏，更是天下的女人都成了想吃唐僧肉的妖怪。不过她对他是初恋的心情，从前错过的，等到到了手已经情况全非，更觉得凄迷留恋，恨不得永远逗留在这个阶段。这倒是投了他的缘，至少现在是这样。⑥

张爱玲的创作在取材上、内容上、语言上都有着独特之处，但最终这些还是要归于她的人生经历，及在这些经历中磨练出的性格。

张爱玲的一生经历了很多，也写了很多，也许她是在宣泄自己的情绪，也许她是在抚慰沦陷区人们的情绪，但不可否定的是她的在文坛上的贡献和地位。现在的很多人都喜欢她，也许是因为她的孤傲，也许是因为她的淡定，但毋庸置疑的是她的作品很吸引人，让人们在喧嚣的城市中，找到了孤僻的角落，在一个漂移的城市，找到心的归所，不论你有多少烦躁，但看她作品的那一刻你将心归一处——书中的故事，也许同样的喧嚣，同样的世俗，但你却可以以一个旁观者的心情去审视这一切，孰是孰非，你也许会和他们一起爱，一起恨，但不会再觉得自己是一个孤独者，因为书中有人比你更孤独，也不会觉得自己是个世俗人，因为故事中的人也很世俗。不会觉得自己的爱情不够浪漫，我们看到的是更千疮百孔的经历，不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太过复杂，因为与四十年代的大上海比，我们生活的环境很优雅。这一切，足以让你爱上她的作品。也许你是因为张爱玲的一部作品爱上她这个人，但我是因为她这个人喜欢她所有的作品。当然我最爱的作品是她的《小团圆》因为这是以她一贯的讽刺的细腻工笔，刻画出张爱玲最深知的人身素材，在她历史中过往来去的那些辛酸往事现实人物，于此处实现了历史的团圆。那余韵不尽的情感铺陈已臻炉火纯青之境，读来时时有被针扎心的滋味，故事中的男男女女的矛盾挣扎和颠倒迷乱，正映现了我们心底出诸多复杂的情绪。注释： ①张爱玲：《半生缘》中的女主人公。②张爱玲：《天才梦》见于《张爱玲散文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③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载《苦竹》第2期，1944年12月，收入《流言》。④张爱玲：《倾城之恋》，见于《张爱玲全集》，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⑤张爱玲：《倾城之恋》，见于《张爱玲全集》，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⑥张爱玲：《小团圆》，见于《张爱玲全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73页。参考书目：

[1]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J].万象.1992,3(11)． [2]胡兰成.评张爱玲[J]．杂志．1944，2(13)． [3]饶岚子．黄仲年．张爱玲小说艺术论[M]，1987.[4]张爱玲．张爱玲文集[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5]仝彦芳．洋场才女张爱玲[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6]夏志清．论张爱玲[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 [7]余斌．张爱玲传[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

[8]万燕．海上花开又花落——解读张爱玲[M]．南昌：白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 [9]李雪英．张爱玲女性形象浅析[J]．大众科学.2007，（15）．

[10]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第四篇：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启示

教科院2009级 中外文学导引作业

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启示

最初迷上张爱玲，是源于她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的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①。在这里，没有故事的轰轰烈烈，没有情感的狂悲狂喜，有的只是最简单的语言、最平淡的场景，却讲述出世间最巧妙的缘分、最难得的感情。

也许正是出于这种迷恋吧，读了很多张爱玲的作品，有些喜欢的文章甚至还不止读过一遍、两遍。然而，毕竟是个业余的文学爱好者，讲不出那些专业的文学理论，因此无法从更深的层次上来探究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启示意义。而且，更为关键的是，我也无意于用一些高深的、他人的“专家语言”来谈论我所喜欢的作家或作品，因为我觉得那是属于“他们”的张爱玲、“他们”的《倾城之恋》或其他。我只想用自己的语言，来谈一谈我对张爱玲作品的几点粗浅认识：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张爱玲的小说？她的作品好在哪里？或者说，一部好的小说创作会体现出哪些特点？我想，在某种程度上，这也算是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启示吧。

一、好的小说创作要有特定的时代背景

这里所说的“特定的”时代背景，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二是指与作者相关的时代背景。

任何好故事的发生、发展都不应该是孤立的、局部的，只有将其置于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其设置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故事的内容才会更加丰富多彩，也会更便于读者理解、引起读者的共鸣。读过金庸作品的人都知道，经典的《射雕英雄传》以遭受靖康之变后的宋朝为其时代背景，《鹿鼎记》的故事则发生在清朝康熙年间，而至于那部《白马啸西风》，我却一直没有发现它在讲述何年何月之事，读起来似乎有一种被“搁浅”的感觉。也许这也是造成它不如前两部作品更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吧。

再说张爱玲，一提到张爱玲小说中的画面，首先会想到什么？是歌舞升平、却散发着腐朽气息的上海滩，还是洋味十足、但随之陷落的香港；是依依呀呀的胡琴，还是现代的钢琴、无线电；是鸦片的迷雾、小脚的女人，还是工厂、洋房和电车„„如果要用几个词汇来描述张爱玲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的话，我会选择：20世纪初；“双城记”——上海与香港；社会动荡；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这些，都是属于张爱玲的典型时代的，正如革命时期是属于鲁迅的时代、土改时期是属于周立波的时代一样。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这一时期只有这么一位代表作家，只是这些作家以这一特殊时代为背景而创作的作品更为优秀；或者说，这是一个与作者本人高度相关的时代。

二、好的小说创作要有独到且细腻的笔触

说起独到、细腻的描写，不禁想起张爱玲在《桂花蒸 阿小悲秋》一文中对阿小及她家主① 《爱》，P80

人形象的描述。阿小生成这样一副模样，“脸一红便像是挨了个嘴巴子，薄薄的面颊上一条条红指印，肿将起来。她整个的脸型像是被凌虐的，秀眼如同剪开的两长条，眼中露出一个幽幽的世界，里面‘沉鱼落雁，闭月羞花’”①。她的主人呢，“脸上的肉像是没烧熟，红拉拉的带着血丝子。新留着两撇小胡须，那脸蛋便像一种特别滋补的半孵出来的鸡蛋，已经生了一点点小黄翅”②。这样的两个人，生动得让人无法遗忘。这就是张爱玲的小说。

（一）张爱玲的小说是色彩浓重的张爱玲极爱用各种鲜活的颜色来写人、写景、写心、写情，因此她的句子常常是深刻、形象且丝丝入扣的。

她曾用红和绿来写振保朋友的太太王娇蕊，“她穿着的一件曳地的长袍，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沾着什么就染绿了。她略略移动了一步，仿佛她刚才所占有的空气上便留着个绿迹子。衣服似乎做得太小了，两边迸开一寸半的裂缝，用绿缎带十字交叉一路络了起来，露出里面深粉红的衬裙”③。虽然是平日看似过分冲突、刺眼的红绿二色，在这里却无疑是最适合描写“红玫瑰”的颜色了。娇蕊不但成功的“染绿”了她曾经占有的空气，更无意间“染活”了振保的心，成为他心口上的那颗朱砂痣。

在小说《金锁记》中，她曾这样描写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④。同一个月亮，却因不同的人而产生不同的感受，这种差异，张爱玲是借助颜色简单而生动的体现出来的。

她还曾用“野火花”的红来写白流苏的心，“黑夜里，她看不出那红色，然而她直觉地知道它是红得不能再红了，红得不可收拾，一蓬蓬一蓬蓬的小花，窝在参天大树上，壁栗剥落燃烧着，一路烧过去，把那紫蓝的天也熏红了”。其实，漫延开的不仅仅是那不可收拾的火红而已，还有在流苏内心里悄然涌动着的恋爱的情愫。而在流苏初到香港时，也有一段很精彩的描写，“那是个火辣辣的下午，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蹿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⑥。这一抹抹犯冲的颜色，不仅彰显了当时香港社会的繁华与凌乱，更将流苏心里那股兴奋与无措交织的复杂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还有什么会比这些“蹿上落下”的颜色更能表现出流苏对未来忐忑不安的心情呢？

（二）张爱玲的小说是可以聆听的“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⑦。范柳原与白流苏的故事，便是在这“咿咿哑哑”的胡琴声中拉开了序幕，拉出①

②⑤ 《桂花蒸 阿小悲秋》，P384《桂花蒸 阿小悲秋》，P383

③ 《红玫瑰与白玫瑰》，P338

④ 《金锁记》，P3

⑤ 《倾城之恋》，P67

⑥ 《倾城之恋》，P61

⑦ 《倾城之恋》，P48

了高潮，又拉向了尾声。而我们听到的不仅是故事，还有那仿若一直在耳边萦绕着的胡琴声，咿咿哑哑„„

她写安静的时候，“难得有人说句把话，只听见银筷子头上的细银链条窸窣颤动”①。但更多的，还是有声音的时候：那街上小贩远远地摇着拨浪鼓的“不楞登„„不楞登”的声音，“包车叮叮地跑过，偶尔也有一辆汽车叭叭叫两声”②，那封锁时“叮玲玲玲玲玲” ③的摇着铃的声音，那“工隆工隆”响的电梯的声音„„多亏了这些拟声词，读张爱玲的小说，永远不会寂寞，却又很容易陷入永远的寂寞。

这就是张爱玲的小说，她用自己独到的想象、细腻的笔触，描绘着一个个绘声绘色的文字世界。

三、好的小说创作既要有挖掘“美”的眼力，又要有直面“丑”的勇气

张爱玲的小说便具有这样的魅力，尤其是后者。在张爱玲的笔下，许多人物都被作者有意地撕下了伪装的面具，将他们“赤裸裸”地展现给大众。君子也好、恶人也罢，在她的小说里都原形毕露；人性中贪婪、自私、懦弱的一面，在她的文章中也无所遁形。相比之下，那些一味歌功颂德的文章在浩瀚的文坛中一闪而过，也就不足为奇了。

上述这几点，能否算作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启示呢？但不管怎样，它们足以说明我为什么喜欢张爱玲的小说、为什么认为张爱玲的作品是好的作品了。其实，还有一点更为关键的是，她的文字能够轻而易举地贴近人的心灵、触动人们内心深处那抹难以察觉的感情。就犹如平静的湖面，哪怕投以小石，也会涟漪不止。套用《半生缘》中的一句话⑤：我要你知道，在张爱玲的作品里总有一些文字是能够触动你的，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样一些文字。

参考文献：

[1] 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2] 张爱玲.传奇[M].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3] 张爱玲.半生缘[M].广西: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④

①

②

③

④

⑤ 《金锁记》，P9-10 《金锁记》，P9 《封锁》，P274 《心经》，P211 “我要你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人是永远等着你的，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一个人”，P321

第五篇：论传统文化对施蛰存在小说创作的影响

论传统文化对施蛰存小说创作的影响

摘要：施蛰存的小说创作融汇了中西文学的传统，不仅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也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呈现出浓郁的传统文化特质。本文试从施蛰存小说对传统文化的汲取、对传统文化的反叛以及受传统文化的制约等三个方面，来分析传统文化对施蛰存小说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施蛰存 小说 传统文化 汲取 反叛 制约

施蛰存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代表作家之一，其小说创作在文化取向和审美选择上鲜明地呈现出了有别于其他新感觉派作家的创作特点。他不仅灵活地运用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对人物进行细致的心理分析，充分挖掘人物的潜意识，成功地创作出了一系列优秀的心理分析小说，而且其小说也明显地保留着传统文化的印记，无论是表现都市快节奏生活下分裂的人格，还是回望乡镇惆怅忧伤的往昔，或者是审视遥远历史人物内心的苦闷，都表现出鲜明的传统文化的特征，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传统文化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对这种影响的分析，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施蛰存小说创作对传统文化的汲取

施蛰存小说中所包含的传统文化的因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创作时所带有的传统文化心理，而这种传统文化心理与其早年的乡镇生活经验和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密不可分。施蛰存原籍浙江杭州，幼年随父母迁居苏州，八岁时又迁居松江，中学时学作旧体诗，取法黄庭坚，后来转而学唐诗时又喜欢李贺、李商隐。早年乡镇生活的经历以及古典文学素养的积累对他后来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反映在小说创作中，则是创作方法上始终注意传统的写实手法的运用，注意抒情写意，重视含蓄之美的表现，有时流露出感伤与怀旧的乡土情结，在含蓄优美的语言中传达出诗意的美，这也是其传统美学思想和文化心理的自然流露。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他早期的小说集《上元灯》。这里面的作品大多是对苏州古城和松江小镇早年生活的怀旧和感伤。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大多在一个追忆性的叙事结构中，纳入诸多怀旧感伤的情绪，小说常常在追忆中开始，又在惆怅中结束，而整篇小说则在意境的营造或意象的选取等方面表现出传统文化的影响。如短篇小说《扇》，文中所描绘的清丽的月色，静穆的花圃中的蛙鸣虫噪，以及少女珍官小小的倩影，无一不具有传统文化美的印迹，而一对少年男女在花前月下以团扇追扑流萤的意境，更是容易使人联想到杜牧的《秋夕》。再如《上元灯》也描写了少年男女纯真的爱情，他们把仿北宋南院画本画起来的上元灯当做爱情的信物，柔婉含蓄地表达爱情，荡漾着古时文人幽远的惆怅和浓重的怀旧情调。

除了早期的作品之外，施蛰存在后来的表现心理分析的作品中也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例如《梅雨之夕》一篇，主人公由偶遇的少女、初恋的情人和现实中的妻子这三个女子联想到“担簦亲送绮罗人”的诗句和日本画伯铃木春信的一帧题名叫“夜雨宫谐美人图”的画;《魔道》中的主人公看见村姑洗衣，浮现在脑中的则是“休洗红，洗多红色浅”的古谣句;《将军底头》开篇即引用了杜甫的诗句“成都猛将有花卿，学语小儿知姓名”。由此可见，对传统文化的汲取贯穿施蛰存小说创作的始终，在早期的感伤与怀旧的作品和后来具有明显现代色彩的作品中均能寻找到一种古色古香的韵味。

二、施蛰存小说创作对传统文化的反叛

施蛰存在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传统文化有所依恋和汲取的同时，也热衷于在创作中另辟蹊径，引用西方现代主义创作理论，用精神分析学说剖析人的行为，还神和英雄以人的本来面目，这种对传统创作手法的颠覆和在创作中打破传统历史定论的理念则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反叛。

首先是对传统手法的颠覆。施蛰存曾有过这样的自述：“二十年代末我读了奥地利心理分析小说家显尼志勒的许多作品，我心向往之，加紧了对这类小说的涉猎和勘察，不但翻译这些小说，还努力将心理分析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去，接连出版了《将军底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等集子，这一时期的小说，我以为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了现实主义的轨道。”①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新兴的创作方法，本是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而施蛰存却说将其纳入现实主义的创作轨道，这无疑是创作手法上的颠覆。在创作实践上，尤其是《将军底头》和《梅雨之夕》这两部小说集，确实是施蛰存运用现代主义创作手法进行艺术探索的结果。施蛰存成功运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在作品中大量运用内心独白、联想、虚构、象征、荒诞等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技巧，着重揭示主人公性欲与文明相冲突所导致的精神病态与精神分裂。

除了创作手法之外，施蛰存小说对传统文化的反叛还表现在打破几千年来传统历史的定论，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将神和英雄化为凡人，还以普通人的本来面目。如《李师师》一篇，历史传说中的宋代名妓李师师本也是才貌双全、孤傲高洁的女子，然而到了施蛰存笔下，李师师则成为一个充满着底层人的俗气和世故的妓女，看到“痴呆地沉睡着，打着雷针般的鼾声，嘴角边淌着好色的涎沫”的巨商赵乙，她本是觉得“铜臭熏人欲呕”，“即使那样的豪富，一个市侩总无论如何是个市侩”，满是对市侩的不屑和鄙薄。可是当得知这个嫖客赵乙原来竟是当今天子之后，其态度马上由先前的厌恶变为曲意逢迎，甚至做上了被娶进宫的美梦了。另外，在《将军底头》《鸠摩罗什》《石秀》等小说中，施蛰存也对人物进行了细致的心理分析，消解了英雄的崇高和伟大，揭示了他们掩饰在光鲜外表下不光彩的内心世界，还原了他们作为人的本性。关于这些作品的论述颇丰，这里不再赘述。

三、施蛰存小说创作受传统文化的制约

施蛰存小说创作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除了表现出其对传统文化的汲取与反叛之外，还表现为受传统文化的制约，如果说汲取和反叛均是有意为之的话，那么这种制约则是被动的了。这种制约可以理解为施蛰存对传统文化的汲取的结果，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反叛的不彻底性的表现。

这种受传统文化的制约的情况主要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表现出来，我们可以从这些形象入手来进行具体的分析。例如《魔道》一篇，小说讲述了主人公“我”在去朋友陈君的寓所度假过程中看到黑衣老妇后一系列奇怪而诡秘的遭遇，在这一连串的遭遇中，“我”的荒诞恐怖的怪异心理其实都是都市人内心焦虑的外化。尤其是在主人公幻想自己与陈夫人“已经在接吻”的时候，脑海里立马闪现出“我犯了罪，会得到天刑吧，也许我立刻会死了的”的念头，这便表现了主人公这一形象被中国封建传统束缚而不能自拔。另外，正如施蛰存自己所说，《将军底头》所表现的是种族和爱的冲突，《鸠摩罗什》所表现的是道德和爱的冲突，这种冲突也正是作品中人物形象内心原始本能在传统文化的制约下力图冲破束缚的结果。

除了上述一些作品之外，这种受传统文化制约的人物在《善女人行品》这个集子里表现的更加彻底。“善女人”中的“善”字有着深刻的含义，“善女人”指的就是安分守己、严守三从四德、遵从传统道德的女性。作品中表现的善女人，她们在中国传统礼教的束缚下，不仅神态举止都严守规矩，长期以来的束缚甚至使她们最原始本真的欲望都变为收敛和力求适度的了。《周夫人》中年轻寡居的周夫人，常年谨守妇道，压抑自己的情欲，虽然内心的欲望因见了一个相貌颇似亡夫的12岁男孩而被诱发，甚至出现变形，表现出恋童的倾向，但是这种爱恋也仅是停留在意识的层面，绝没有发生不该发生的越轨行为。又如《雾》这一篇，素贞小姐虽然对异性充满憧憬，但当她得知这个男子是个电影演员时，却骂他是一个“下贱的戏子”，通过对素贞小姐的心理分析，以及前后态度的鲜明对比，这种封建守旧思想深入骨髓的情况可见一斑。再如《春阳》里面的婵阿姨，在未婚夫死后，竟然抱着牌位与“丈夫”结了婚，顺理成章地获得了三千亩田的合法继承权。婚后面对族人对财产的虎视眈眈却依然吝啬度日，以为“既然牺牲了毕生的幸福以获得了此产业，那么惟有刻意保持着这产业，才比较的是实惠的”。在上海的街头上行走时虽然有“一阵很骚动的对于自己的反抗心骤然在她胸中灼热起来”，也曾冥想有一位新交的男朋友和自己挽手并肩走在和暖的太阳下，让她觉得通身的轻快，但当看到令自己心动的银行职员开口叫自己太太并只同她谈存款业务，却以“密司”来称呼另一个艳装女郎时，立刻感到一阵冷，随即坐车回昆山准备依旧去过孤苦吝啬的生活了。这位与丈夫的排位结婚甘愿去过没有真正幸福的生活的婵阿姨，与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颇有一些相似之处，都是给自己戴上了一副黄金的枷锁。七巧即便在不幸婚姻的折磨下心理扭曲变形，破坏儿子和女儿的幸福，却也曾有试图与季泽亲近的勇气，而婵阿姨则怕是要在自己的金牢笼中孤苦地过完自己的一生了。

施蛰存的小说创作，一方面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一方面又将触角向外伸展，实现了对中西文学传统的融汇。正如杨义所言，“施蛰存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较深，他从江南带书香味的城镇走出来，站在现代大都会的边缘，窥探着分裂的人格，怪诞中不失安详，在中外文化的结合点上找到了相对的平衡。”②也有学者对其创作流变过程进行“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现实主义”的划分，他后期出版的《小珍集》，“已经从现代主义又较多地回到现实主义道路上来了”。③这种对现实主义的回归与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也不无关系。应该说施蛰存是较早认识到现代派需要有中国特色并付诸实践的一个作家，他不仅吸取了西方现代派的创作技巧，丰富了小说创作手法，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而且积极从传统文化深厚土壤中汲取有益的养分，形成了中西合璧的创作特色与文化品格，体现了立足传统、兼容并包的现代性视野与开放的文化姿态，开辟了一条最适合自己特色的文学艺术之路，其小说作品和这些作品中洋溢的创作个性都将散发出持久的艺术魅力。

注释

①施蛰存.关于“现代派”一席谈，《文汇报》1983年10月18日

②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 第二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P647

③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P134

参考文献

[1] 施蛰存.世纪文学六十家·施蛰存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5)

[2]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 第二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3]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8)

[4] 徐敏.都市边缘的乡土回望——论施蛰存小说中的传统文化特征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5)

[5] 李夏.浅论施蛰存小说中的传统文化 安徽文学2011年第4期

[6] 单昕.施蛰存都市题材小说对中西文学传统的融汇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