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的法律思想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第一篇：卢梭的法律思想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卢梭的法律思想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在近代西方法律思想家中，卢梭具有其他人所没有的特别声誉，那就是他的名字紧紧与“第一次建立在人权理论和正义原则基础上的”法国大革命连接在一起。“这场革命，导师是卢梭”。(注：转引自李凤鸣、姚介厚：《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98页。)卢梭的思想为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和原则奠定了主要基础，并通过信徒罗伯斯比尔等人(注：“罗伯斯比尔所接受的卢梭影响显然超过其他革命领袖。他和圣鞠斯特都是卢梭的崇拜者，救国委员会里的其他成员也经常引用卢梭的名字。”[法]巴奈尔：《法国革命中的卢梭》，巴黎1977年版，第602页。转引自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29页。马拉赞扬卢梭是“真理和自由的倡导者，恶劣习俗的讨伐者，人道主义的保卫者和人民神圣权利的复兴者。”他多次上街宣读卢梭的著作。勃·姆·列尔纳狄涅尔：《卢梭的社会政治哲学》，第163页。转引自阎海云：《卢梭的民主思想与法国大革命》，历史教学问题1983年第4期。)在革 命过程中加以实践，这是国内外学术界已达成的共识。研究卢梭的法律思想对大革命的 影响，既有利于把握这位著名启蒙大师的历史地位，又可以解读法国革命的特色。

一、卢梭的平等思想与法国大革命

“自由是卢梭思想的名义目标，但实际上他所重视的、他甚至牺牲自由以力求的是平等。”(注：[英]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37页。)恩格斯指出，在“平等要求的资产阶级方面是由卢梭首先明确地阐述的”。(注：《马恩全集》第20卷，第699页。)

(一)法律平等思想与贵族制的废除

平等对于卢梭来说，有切肤的感受。卢梭是当时惟一富有流浪生活经验的人，受到富贵人家的欺凌与侮辱，也得到了穷人真诚的帮助。卢梭宣扬“人与人之间本来都是平等的”，“要知道一位贵族跟一个牧人都有两条腿，也都只有一个肚子。而且那些所谓必需的东西实际上对于他的身份并不是必需的。”(注：[法]卢梭：《论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4页。)他十分厌恶那些上流社会的权贵，指责贵族在法国坐享有害而无益的特权，是法律与自由的死敌，“在它大放光彩的那些国家的大多数，除了专制的势力和对人民的压迫外，还能产生什么呢?”(注：[法]卢梭：《新爱洛伊丝》第1卷(第62封信)，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97页。)所以，他坚持法律平等，即“法律的条件下对人人都是同等的，因此既没有主人，也没有奴隶。”(注：[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4页注。)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提出全体公民都有责任按自己的才能和力量来为国效劳，每个公民也应当按照他们的贡献受到提拔和优待。

法国大革命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平等原则的第一次伟大实践。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被攻陷，不久制宪会议就通过第一个法令即“八月法令”(8月4—11日)，取消了封建贵族的司法、养鸽、狩猎、免税等特权。1789年8月26日，制宪会议又通过了著名的《人权宣言》，明确承认“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1790年3月15日，议会宣布“一切特权，一切财产的封建性质和贵族性质一律废除。”6月19日，议会进一步作出决议：“永远废除世代相承的贵族阶层”，“任何人不得再保留亲王、公爵、伯爵、侯爵、子爵、男爵、骑士„„等贵族头衔”。1791年9月3日，革命政权颁布了冠以《人权宣言》的宪法，从此公民在法律上平等的原则终于完全代替了封建等级特权的原则。与此同时，卢梭提出的政治平等思想也在1791年宪法中得到了落实：“一切公民，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别外，都得无差别地担任各种职位和职务。”的确，一大批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特别是年轻人，不靠出身、权贵，完全靠自己的奋斗和才干赢得了群众的信任，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担当了重任。(注：参见尹虹：《论法国大革命的平等思想》，辽宁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二)经济平等思想与雅各宾的社会分配方案

在所有的平等要求中，卢梭把经济平等的原则放在首位，因为“各种不平等最后都必然会归结到财富上去”。(注：[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1页。)要实现人的平等权利，首先要实现经济上的平等，做到“人人都有一些东西而又没有人能有过多的东西”，也就是“没有一个公民可以富足的足以购买另一人，也没有一个公民可以穷的不得不出卖自身”。(注：[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4页。)“政府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防止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平等。”(注：[法]卢梭：《论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0页。)

“每一个公民只准有一个作坊，一个商店。”无套裤汉党人的这一主张是卢梭论述的 雄浑回声。1792年12月2日，在向国民公会所作的《关于生活必需品》的著名演说中，罗伯斯比尔提出“一切权利之中的首要权利是生存权利”，“社会生活的首要法律是保 证一切社会成员都有生活资料”；(注：[法]波普朗编：《罗伯斯比尔选集》第2卷，巴 黎1973年版，第85页。转引自陈崇武：《罗伯斯比尔与法兰西共和国设想的蓝图》，载 于楼均信主编：《法兰西第一至第五共和国论文集》，东方出版社1994臧妫?4页。)他同时还强调“一切损害人民生命的投机活动都不能算是贸易，而是抢劫。”(注：[ 苏]沃尔金、塔尔列：《1789—1794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苏联科学院1941年版，第2 97页。转引自刘宗绪：《法国大革命的根本任务和革命的上升路线》，世界历史1981年 第2期。)1793年4月24日，在《关于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的著名演说中，罗伯斯比尔 又根据卢梭的学说提出了关于所有权的四点著名建议：“所有权是每个公民使用和支配 法律保障他享有的那部分财产的权利；所有权也和其他权利一样，受到尊重他人权利的 义务的限制；所有权不能损害我们周围人们的安全、自由、生存和财产；违反这个原则 的占有，任何交易，都是不合法和不道德的。”(注：[法]罗伯斯比尔：《革命法制和 审判》，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37页。)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罗马法的全新解释，按 照这种解释，所有权已经受到了法律、公民责任心、社会道德准则的约束，已经不是绝 对“神圣不可侵犯了”。这就为从法律上限制私有权提供了理论依据。基于此，罗伯斯 比尔强调“给予贫困者以必要的帮助，是富人对于穷人的神圣义务；履行这一义务的方 法由法律规定。”(注：[法]罗伯斯比尔：《革命法制和审判》，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37页。)圣鞠斯特也是卢梭思想的忠实信徒，认为“富有是不名誉的事”，“应该 是既不富也不贫”。他计划，凡死后无直接亲属者产业应由国家继承；禁止人民有自立 遗嘱权，公民每年必须报告其财产的使用情形。(注：[法]马迪厄：《法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81页。)

“他们(雅各宾派)从卢梭关于国家对公民财产拥有无上权力的学说中，为自己的社会 措施找到了理论根据，这些社会措施是：反对投机倒把，国家调整物价，强制推销公债，等等。”(注：[苏]沃尔金：《十八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3年 版，第263页。)为缓和财产不均的现象，1793年国民公会废除立遗嘱赠与的自由，法令 规定：“在直系亲属之间的财产处分权，不论是基于死因、生前赠与或通过契约赠与，一概予以禁止。”“其结果是，所有卑亲属继承其尊亲属财产的平均份额。”(注：[德 ]茨威格特、克茨：《比较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页。)有关法令还规 定，遗产必须由死者的子女平分，死者赠送给外人的遗产部分不得超过财产的1/10，赠 款的限额不得超过20万利维尔；凡已经拥有20万利维尔财产的公民根本无权接受赠款。否则，就会破坏有继承权的亲属之间的“神圣平等”。(注：[苏]卢金：《罗伯斯比尔 》，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18—119页。)1793年5月4日，粮食法令(第一“限价法令 ”)公布，规定“所有商人、农民或谷物和面粉的任何所有人，均应立即向其住所地的 市乡政府申报其所占有的谷物或面粉数量和性质。市乡政府人员根据市乡议会决议，有 权到拥有谷物或面粉而未依规定办理申报的、有申报不实嫌疑的公民家中进行搜索。” 1793年6月23日，国民公会颁布“强迫公债”法令，规定已婚者年收入1万利维尔、未婚 者在6千以上的，须征累进公债；收入在9千利维尔者应纳重税。(注：[苏]卢金：《罗 伯斯比尔》，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18页。)圣鞠斯特还曾下令向富人强迫借款，交 款如迟1天处以1个月的监禁。1793年9月3日的法令规定统一全国粮食价格，禁止私人买 卖粮食；9月29日，著名的全面限价法颁布，规定了全国粮食、日用品和原料等39种商 品的最高限价。1794年7月27日的严禁囤积居奇的法令，责令商人出售库存商品，违者 处以死刑。1794年11月15日的法令规定，对面包、肉实行定量供应，对面包质量作了统 一要求，这种面包被称为“平等面包”，凡违反者以“违反全体公民平等精神”论处。(注：[苏]卢金：《罗伯斯比尔》，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23页。)

二、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与法国大革命

恩格斯指出：“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平等；被宣布为最重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所有权；而理想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注：《马恩选集》第3卷，第57页。)

“雅各宾专政时期是卢梭思想影响最大和最突出的时期。卢梭对于罗伯斯比尔来说是 一个无可争辩的权威。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民主派不能不被卢梭政治学说的激进主义所 鼓舞，——在他的学说中，人民主权的原则得到了极为彻底的发展。”(注：[苏]沃尔 金：《十八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63页。)

(一)主权不可分论与法国权力机关的设计、运作

卢梭认为，主权之所以是不可分割的，这是由代表主权的意志是一个整体所决定的。“由于主权是不可能转让的，同理主权也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意志要么是公意，要么不是；它要么是人民共同体的意志，要么就只是一部分人的。”(注：[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6—37页。)基于此，他反对洛克、孟德斯鸠的分 权论，认为“人们所能有的最好的体制，似乎莫过于能把行政权与立法权结合在一起的 体制了。”(注：[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7页。)且看他 最尖刻的一段：“我们的政论家们既不能从原则上区分主权，于是便从对象上区分主权 ：他们把主权分为强力与意志，分为立法权与行政权力，分为税收权、司法权与战争权，分为内政权与外交权。他们时而把这些部分混为一谈，时而又把它们拆开。他们把主 权者弄成是一个支离破碎拼凑起来的怪物。这一错误出自没有能形成主权权威的正确概 念，出自把仅仅是主权权威所派生的东西误认为是主权权威的构成部分。”(注：[法]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7页。)“法国大革命所采纳的正是 人民主权不可分割的信念，这使得孟德斯鸠的政制理论，除了以最刻板的权力分立形式 外，无法被接受。”(注：[英]M.J.C.维尔：《宪政与分权》，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 66页。)卢梭的主权不可分割的“政府理论是对混合和均衡政治思想的一种直接的抨击，在法国大革命对贵族权力以及后来对君主权的抨击中，这种理论达到了其最高峰，卢 梭的理论在当时至高无上就意味着孟德斯鸠关于英国宪制的观点不大可能为人们所接受。”(注：[英]M.J.C.维尔：《宪政与分权》，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70页。)

卢梭的主权不可分理论在大革命时期得到了具体验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抛弃英美的两院制，实行一元制。在法国应建立一院制的议会还是两院制的议会?当时代表王政派的议员们主张实行美国式的两院制以代替富于贵族式的英国两院制；革命派主张建立一院制，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卢梭的人民主权论。他们坚持认为，立法权应由人民代表组成的一院制议会来行使，一院制符合主权在民原则，既然法律是公共意志 的表达，而公意只能有一个，代议机关又是代表公意的，因此议会应取一院制，两院制 违反主权不可分割的原则。1789年9月10日的表决中，以849票对89票(122票缺席)的压 倒多数否决了两院制，通过了实行一院制的决议。(注：参见洪波：《法国政治制度变 迁——从大革命到第五共和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高毅：《 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页。朱学勤：《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95页。)但随着革命的结束和卢梭主 义影响的消失，法国人为了消除“一院制的恶果”和“过去的不幸”，在经过多年的争 论和实践之后，1875年宪法使两院制在法国最终确立，一直延续到今天。

二是反对分权，导致“立法中心主义”。如果说1791年宪法是崇尚权力分立的孟德斯鸠主义的试验场，1793年宪法就是孟德斯鸠主义的火葬场。1793年5月10日，罗伯斯比尔在《关于宪法》的演说中，谈到分权原则时说：“权力均衡，在当时的风气似乎要求我们这样对各邻国表示尊敬的时候，在我们过分的自卑感使我们赞美外国一切稍微有点像自由的制度的时候，我们可能更醉心于这种制度。但是只要稍加思索，就不难察觉，这种均衡只可能是幻想或灾难，它会使政府毫无作用，甚至不可避免地会使相互竞争的 各种权力联合起来反对人民。„„我们同这种平衡暴君权力的安排有什么相干呢?需要 彻底铲除暴政；人民不应该在领主间的争论中寻找喘息的机会，人民权利的保障应当是 自己的力量。”(注：[法]罗伯斯比尔：《革命法制和审判》，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45页。)1793年宪法是一部典型的卢梭式宪法，主要体现在坚持人民主权，摈弃三权分立，庄严地宣布：“主权属于人民。它是统一而不可分的，不可动摇的和不可让与的。”(人权宣言第二十五条)这无疑是卢梭的主权不可分割思想成分在宪法中的沉淀。革 命过程中，在为挽救社会事业所必须的名义下，最高权力机关国民公会被赋予无限制的 权力(全部权力)，“为了捍卫自由事业，国民公会在必要时可以采取一切合理的或强力 的手段”。(注：转引自申晨星：《卢梭思想与雅各宾主义、波拿巴主义》，载楼均信 主编：《法兰西第一至第五共和国论文集》，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页。)这种“ 立法中心主义”势必导致孟德斯鸠所崇尚的“公民政治自由”的毁灭。对此，当代新自 由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哈耶克作过精辟的分析：“法国大革命曾经试图为增进个人的权 利而树立法治，但其目标并未实现，原因在于大革命的一种致命信念，即既然所有的权 力都已置于人民手中，一切用以防止权力滥用的保障措施也就不再必要了。”(注：转 引自吕世伦主编：《现代西方法学流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921页。)

(二)主权不可代表论与直接民主制的建立

卢梭明确指出：“正如主权是不能转让的，同理，主权也是不能被代表的；主权在本质上是由公意构成的，而意志又是绝不可以代表的；它只能是同一个意志，或者是另一 个意志，而绝不可能有什么中间的东西。因此人民的议员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代 表，他们只不过是人民的办事员罢了；他们并不能作出任何肯定的决定。凡是不曾为人 民所亲自批准的法律，都是无效的；那根本就不是法律。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 们大错而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 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注：[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第125页。)“立法权力是属于人民的，而且只能属于人民。”(注：[法]卢梭： 《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3页。)只有在全体人民都参加立法的国家 里，人们的自由、平等才能得到保证。“雅各宾派从卢梭那里吸取了有利于由人民投票 批准法律和选举公职人员的论据”(注：[苏]沃尔金：《十八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63页。)“在这个问题上，作为卢梭的忠实学生的马拉，认为必须规定，代表们通过的法律只有在拥有主权的民族批准以后才能生效。由于提出 了这一全民批准法律的要求，因此马拉远在革命前就已经事先想到了1793年的革命宪法 的一个条文。”(注：[苏]沃尔金：《十八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 3年版，第288页。)这就是后来宪法规定的第十条“人民议定法律”。1793年的雅各宾 宪法在交全民投票时，获180多万人拥护，反对者只11万人。在选举公职人员方面，179 3年宪法规定，主权的人民包括法国公民的全体(第七条)，人民直接选任代表(第八条)，人民委托选举人选举行政官、公共仲裁人、刑事审判官和大理院的审判官(第九条)。

“如果当人民能够充分了解情况并进行讨论时，公民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勾结；那么从大量的小分歧中总可以产生公意，而且讨论的结果总会是好的。但是当形成了派别的时候，形成了以牺牲大集体为代价的小集团的时候，每一个这种集团的意志对它的成员来 说就成为公意，而对国家来说则成为个别意志；„„最后，当这些集团中有一个是如此 之大，以至于超过了其他一切集团的时候，那么结果你就不再有许多小的分歧的总和，而只有一个惟一的分歧；这时，就不再有公意，而占优势的意见便只不过是一个个别的 意见。因此，为了很好的表达公意，最重要的是国家之内不能有派系的存在，并且每个 公民只能是表示自己的意见。”(注：[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 版，第39—40页。)在卢梭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公开性”不仅被视作人民大众行使自 身权利的依据，而且被看成是杜绝政界一切阴谋诡计的根本手段。具体表现在：(1)反 对民主程序中的无记名投票，复归古代的唱名、鼓掌表决，1793年宪法甚至要求民事仲 裁人“进行判决的评议是公开的，他们应高声发表意见”(第九十四条)。(2)国民议会的会议应当是公开的(1793年宪法第四十五、四十六条)，允许民众旁听，导致实践中旁听者通过鼓掌或呐喊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允许群众举着武器在议会大厅内列队游行示威，直接左右了议员们的意志。(3)1793年宪法还废除了议员的“立法豁免权”，将民众对代表的监督扩大到令人吃惊的地步。

总之，卢梭民主政治的原则，这时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真理。拉卡纳尔写道：“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革命替我们阐明了《社会契约论》。”(注：[苏]沃尔金：《十八世纪 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46页。)

(三)革命权论与起义权的宪法确认

卢梭十分重视人民对暴君的革命权，强调这是社会契约赋予的权利。他认为，人民设置政府的目的是为了“树立人权”，当君主腐败而用个人意志代替公意、篡夺国家主权侵害人民的生存要素(财产、自由和生命)而出现暴君时，政府完全违背了人民的目的，人民为维护社会契约、主权和其他权利有权用暴力推翻暴君。“从政府篡夺了主权的那个时候起，社会之约就被破坏了，于是每个公民就当然地又恢复了他们天然的自由，这 时他们的服从就是被迫的而不是根据义务的了。”(注：[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页。)“‘当人民被迫服从时，他们做得对；一旦公民可以打 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而打破它时，他们就做得更对。因为人民正是根据别人剥夺他们的自 由所根据的那种同样的权利，来恢复他们的自由的，所以人民有理由重新获得自由；否 则别人当初夺去他们的自由就是毫无理由的了。’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 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然而这项权利决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之上的。”(注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9页。)从而表明，通过暴 力革命恢复自己的社会秩序，这是人民的神圣权利，是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

在卢梭伟大思想的激励和鼓舞下，1789年7月14日，巴黎民众攻陷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狱，自此以后民众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强大的无坚不摧的力量。也是在这一年的10月5—6日，巴黎妇女进军凡尔赛，公然侵入王宫，试图通过把“面包坊老板、老板娘和小伙计”(即国王、王后和王子)带回巴黎置于直接监督之下，以使困扰百姓多年的“面包问题”得到永久性的政治解决。“人民起义权”的概念由此在群众心目中被具体形象化 了。它将推动群众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一次又一次地诉诸这种手段。1792年8月10日，起 义者冲进立法议会所在地——“马奈兹”大厅，抓住路易

十六、解散议会，废黜君王，诞生了法兰西共和国。巴黎人把这一天的革命叫做“无套裤汉的革命”。

在讨论1793年《人权宣言》的过程中，罗伯斯比尔等人不满足于只承认“以合法手段反抗压迫的权利”，也反对把反抗压迫说成是“自然权利”，力图赋予反抗以一种合法形式，强调“把反抗压迫权套上合法的形式是专制的最后表现”。(注：[法]索布尔：《法国革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7页。)其结果是，1793年宪法前的《人权宣言》第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条强化了群众的革命起义传统：“反抗压迫乃是另一些人权的当然结果”。“当社会成员之一受到压迫时，即是对社会的压迫。当 社会受到压迫时，即是对其各个成员的压迫。”“当政府违反人民的权利时，对于人民 及一部分人民而论，起义就是最神圣的权利和最不可缺少的义务。”

从此，法国难有小民主，要有就是大民主了，表现在抬腿就上街，动辄就起义。查看此后的法国历史，经常会出现一句“巴黎上空再次响起革命的警钟，起义人民纷纷在各区聚集”。也许看到“革命”具有导致政局不稳的后遗症，1795年的《人权宣言》对“起义权”只字未提。但从法国革命到后来的“巴黎公社”这一百年间，几乎没有什么和平的政权交接，暴力政变和暴力镇压却演化成了交替拉锯的“政治习俗”。

三、卢梭的爱国教育思想与法国大革命

与卢梭同时代的其他启蒙思想家在批判王朝国家时，曾响亮地提出“专制之下无祖国”这一口号。卢梭一方面赞同和继续着这种批判，同时又更加深化了这一理论主题。在他心目中，祖国不仅只是一个地理区域概念，而且有着更为广泛的内容，他给祖国这样定义：组成祖国的不是城墙，不是人，而是法律、道德、司法、政府、宪法和由这些事物决定的存在方式。祖国存在于国家与其民众的关系之中，当这些关系没有了，祖国也就成为子虚了。为了加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必须要对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证明，卢梭的这一教诲在大革命中为革命者所遵从。

(一)公民宗教理论与法国的“最高主宰崇拜”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最后一章中说，为了国家的巩固，增加一些宗教的动机是必要的。法律除了本身产生的那种力量以外，还应有另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宗教给它的。国家非常关心的一点，就是要使每个公民都有一个可以促使他热爱自己责任的宗教。天主教不能成为这样的宗教，因为它的精神只有利于暴君制。对于国家来说，宗教的教条只有涉及到公民的道德和责任时才是有意义的。“最高权力应当规定一些决定公共行为的教条，如果没有这些教条就不能成为良好的公民。它们的总和构成‘公民宗教’。这些教条非常简单，这就是全能的、睿智的、仁慈的和关怀备至的神明的存在，未来的 生命，正直者的幸福，对坏人的惩罚，社会契约和法律的神圣。在其他方面每个人都可 以持不同的见解。但是国家有权驱逐不信仰公民宗教教条的人，——这不是因为他没有 信仰，而是因为他反对社会。同样地，如果有人已经公开声称信仰这些教条，而他的行 为却如同不信仰这些教条的人一样，那么国家就应当处以死刑，因为他在法律面前说了 谎。”(注：《卢梭全集》法文版，第7卷，第258—259页。转引自[苏]沃尔金：《十八 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61页。)在卢梭看来，公民宗教 并没有任何形式的宗教敬拜仪式，它是一种没有教堂和教士的宗教，其惟一的教职人员 就是行政官，公民向行政官公开表明他遵守《信仰宣言》忠于国家和个人道德有关的条 款。公民信仰宣言的条款“应由主权者规定”。(注：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85—186页。)

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罗伯斯比尔在所有事情上都是卢梭的忠实信徒，在宗教思想 方面也步他的后尘。”(注：[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33页。)“卢梭学说中的‘宗教认可的合法性’，曾明显而又令人信服地被罗伯斯比 尔的公安委员会的宗教政策证实了。”(注：[苏]沃尔金：《十八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 发展》，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62页。)这就是“最高主宰崇拜”(注：1789年的《 人权宣言》中就有“最高主宰”的提法。原因在于，当时的社会仍处于宗教不可缺少的 时代，起草者还不可能提出废除宗教的口号。从理论上说，“最高主宰”不是天主教中的上帝，而是出自卢梭的自然神论和人格化的神。从策略上看，当时法国大多数人仍然是天主教的虔诚信仰者，这种提法既照顾到信奉天主教人们的宗教感情，又同时满足了信仰其他宗教或不信教人们的要求。不过，“最高主宰”是什么，只能处在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的状态。而随着天主教的摧毁和革命的需要，必须让它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样 子出现在法国人面前。)的确立。

1794年花月18日(5月7日)，罗伯斯比尔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向国民公会提出《关于宗教、道德思想与共和国各项原则的关系，关于国家节日》的报告，并附《关于最高主宰崇拜和国家节日法令》的草案。历史学家将其总称为“花月法令”。这是罗伯斯比尔一生中的代表作品。在报告中，他凭个人的信念并从政治出发，希望人民由此树立一种能淳化风俗、强固道德信仰的宗教：“在立法者眼里，凡是对人有用，对实践有益的就是真理„„对最高主宰的存想意味着对正义的不断存想；因此，最高主宰的观念是社会的，又是共和主义的。”(注：[法]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论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6—67页。)“神的存在，来世之说，社会契约和法律的神圣不可侵犯——这些都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基础。”(注：[苏]卢金：《罗伯斯比尔》，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04页。)在罗伯斯比尔的建议下，《关于最高主宰崇拜和国家节日法令》的草案获得通过。该法令共15条，最能说明最高主宰崇拜的性质、目的的有：“法国人民承认最高主宰的存在和灵魂不灭论。”(第一条)“法国人民认为，完成每一个人应尽的责任，是崇拜最高主宰的最好的方法。”(第二条)“法国人民认为，在那些应尽的责任中，最重要的是痛恨背信弃义和专制统治，惩罚暴君和叛徒，帮助不幸者，尊重弱者，保护被压迫者，为自己的邻人尽力做好事，并以正直态度对待所有的人。”(第 三条)“择定牧月20日(1794年6月8日)为最高主宰的全国纪念日。”(第十五条)(注：参 见陈崇武：《罗伯斯比尔与法兰西共和国设想的蓝图》，载楼均信主编：《法兰西第一 至第五共和国论文集》，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9页。)此法令颁布后被制成大 标语、大幅宣传画，覆盖所有的大街小巷。在最高主宰的全国纪念日这一天，法兰西共 和国举行了隆重的开教大典、游行和集会。全国的共和国庙门额上刻着“法国人民承认 主宰及灵魂不死”。最高主宰的崇拜产生了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反革命武装的力 量，相当数量的农民天主教徒参与了叛乱。

(二)重视教育的思想与人权宣言的传播

卢梭认为，国家依赖着公民，公民必须具有爱国美德。对此，必须要建立一整套教育体系，通过教育来强化和加深公民对祖国的热爱，培养自由祖国的公民，把对祖国的热爱与热爱民主共和紧密联系起来。而培养公民并非一日之功，必须从儿童时代开始，教育他们爱自由、爱法律、爱祖国。(注：参见[法]卢梭：《论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1页。)他还列举了具体的内容，如要让孩子10岁时知道祖国所有的物产，13岁知道祖国各个省份、道路和城市，15岁时通晓祖国的整个历史，17岁时知道所有的法律。

1793年12月19日，国民公会通过了《公共教育法》。其基本原则是教育免费并且公办。不满6周岁的儿童不得入学，儿童在8岁前即应入学，家长、监护人或保护人不得在儿童于学校至少连续读满3年之前让其退学。家长、监护人或保护人应将儿童或受保护的未成年人送入初等学校。如有不遵守规定者，应受警事管教法庭的检举。如其不遵守的法令的动机被认为并非正当时，对初犯者处以相当于其所纳税款的1/4的罚金；如属再犯其罚金加倍，违法者将被视为平等的敌人，并被剥夺公民权10年。国民公会责成教育委员会提出公民教育中绝对必需的知识的基础书籍，并宣布此类书籍首要的几种为《人权宣言》、《宪法》和《英勇善行一览》。(注：转引自《关于雅各宾专政时期的文教政策》，杨子竞译，世界历史1979年第6期。)在革命过程中，人们教孩子们学习《人权宣言》和宪法，孩子们登上讲坛宣读宪法。(注：[法]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5页。)

(三)大众节日思想与国家激发人民的理想精神

除了正规的学校教育外，卢梭还提出要通过节日、公共庆典等方式来培养所有公民的爱国热情。卢梭生前曾在给科西嘉、波兰的立法建议中，多次提出执政者应有意识地创造大众节日文化，以凝聚民族向心力。对此，雅各宾派的创造能力，可能已臻世界历史中同类活动的巅峰程度。1793年12月关于组织国民教育的法令中，全国和地方性的节日与公民会议、剧场、军事演习等一起被列入“国民教育第一阶段”的内容。(注：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23页。)

罗伯斯比尔把规定国家节日作为公共教育的内容的主要组成部分。他说：“应该有整个共和国的普遍和隆重的节日；每一个地区，也有特殊的节日，它们可以是一些休息日，也可以代替那些由于局势紧张而取消了的原来的节日。”“所有的节日都以唤醒使人类生活具有美丽和光彩的普遍感情，唤醒对自由的热忱、对祖国的爱和对法律的尊重为目的。”(注：波普朗编：《罗伯斯比尔选集》，巴黎1973年版，第176页。转引自陈崇 武：《罗伯斯比尔与法兰西共和国设想的蓝图》，载楼均信主编：《法兰西第一至第五 共和国论文集》，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在他的建议下，1794年5月7日国民 公会通过法令，规定法兰西共和国每年都将庆祝1789年7月14日、1792年8月10日、1793 年1月21日、1793 年5月31日这些节日。(注：这些日子分别为攻陷巴士底狱日，巴黎人 民起义、废除国王日，处死路易十六日，雅各宾派开始执政日。)法兰西共和国将每十 天分别纪念36个全国性节日。(注：这些节日包括：最高主宰和自然节，人类节，法国 人民节，世界自由节，热爱祖国节，憎恨暴君和叛徒节，真理节，正义节，廉耻节，光 荣和不朽节，友爱节，艰苦朴素节，勇敢节，诚实节，英雄主义节，大公无私节，禁欲 主义节，爱神节，夫妇挚爱节，父爱节，母爱节，孝顺节，儿童节，青年节，成年节，老年节，灾祸节，农业节，工业节，祖先节，后裔节，幸福节。)可以说，几乎达到了 十天一大庆、五天一小庆的频繁密度。节庆的主题设计罗伯斯比尔都亲自过问，节庆活 动通常都设计成人民大游行，人人都必须参加，并必须按照行业、性别、年龄排成行列，井然有序地通过广场。

结语

1789年巴黎人民攻克巴士底狱后，举国欢腾，取得革命胜利的人民为此特制了一种扑克牌。在扑克牌的梅花K上画的是卢梭立姿全身像：身着红色长袍，手执一本《社会契约论》，面部表情作沉思状。像的两旁，一边写的是“让-雅克·卢梭”，另一边写的是“智者”两个字。

1791年12月21日，国民公会通过决议为卢梭立一座雕像。

1793年春天，国民公会决定把卢梭尊为先贤。

1794年10月15日，卢梭的遗棺从落葬地起柩。次日，国民公会的一个代表前去接收卢 梭遗骸，仪式在《乡村牧师》的音乐中进行。17日，卢梭落葬于先贤祠，国民公会主席 坎巴塞雷斯宣读葬词：“我们向卢梭致敬，我们的再生——我们的道德、风俗、法律、观念、习俗所发生的一切幸运变化，都归功于他。”

卢梭的特殊人格已经成为法国大革命的象征。卢梭的名字永远与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

第二篇：论卢梭的政治思想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世界近代史课程论文 姓名：吴兴旺

学号：2220*** 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 班级：2013级师范（1）班

论卢梭的人民主权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摘要：卢梭(1712一1778),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是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启蒙运动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卢梭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所以他的政治思想上比其它任思想家更激进，更充满了反封建精神。人民主权思想是卢梭政治思想中的一个核心内容,它的目标是建立平等、自由的政治社会,实现人类真正的自由。

关键词：法国大革命

卢梭

人民主权

十八世纪末叶发生的法国大革命，一方面，它从社会的下层发动起来，打破了法国原有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它既是本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果，也与革命前夕启蒙思想的传播密不可分，尤其是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更加广泛而深远。

18世纪末，法国依然是欧洲大陆上的强国，并且作为文化中心，在欧洲光芒四射。但此时法国依然受阻于它那绝对君主制与中世纪等级社会的混合体，严重阻碍了法国经济的发展，而此时的英国与荷兰已经走上了宪政的道路，个人享有较多的自由，经济充满了活力，甚至开始出现了人均产值的持续增长。财富和才能也对法国此时教士、贵族、第三等级的等级体制产生了冲击，法国的资产阶级出现了贵族化的潮流。

在这一时期，法国社会矛盾尖锐，国王专制昏庸，国家在国际竞争力中力不从心，一系列战争的失败，财政危机的困扰，还有包括教士等在内的特权等级胡作非为、腐败透顶，并疯狂搜刮百姓。而第三等级政治上无权,经济上受剥削,尤其是下层群众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所以第三等级与国王、教会、特权等级之间的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推翻旧制度,建立资本主义新制度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种现状反映在思想领域就是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特别是“人民主权”思想的传播对第三等级在精神上、思想上、理论上起了巨大的解放作用。

在革命爆发之前，法国土地工厂的所有者，或自由职业者统治着国家，实行中央集权和将国家组织得有秩序，这一类的思想已经在许多的小册子中讨论，这位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理论的传播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在以后大革命时代行动的人，都曾受过此类书籍的影响，行动者们从这些地方获得了他们的精神教育和智力。在此之前的英美等国得革命，加之法国内部的一系列问题，在启蒙思想家们的推动下，卢梭的人民主权起到了一个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就爆发了。

针对着封建的君权、神权、特权，卢梭提出了“人民主权”，这是卢梭民主思想核心。它主张人民是主权者，国家的权力应当属于人民；主权是不可转让的、不可分割的和不可代表的，主张直接民主；主权者只服从公意，而公意是人民共同意志和公共利益的集中表现,主权是公意的运用，法律是公意的表现；第四，国家的产生是人民自愿协商的结果。社会契约的目的在于回复和保持人类的自由、平等。当政府违背了人民的意愿时，人民有推翻政府的权力；第五，人民有立法权。这种学说虽有着种种局限性，但在当时却具有非常革命的意义，为广大人民群众揭竿而起，并不断将大革命推向前进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第三篇：儒家法律思想及其影响

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极其影响

一提起儒家思想，人们往往会想到“德治”、“仁”、“礼”，法治的标签一般都被贴在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上。但是，虽然以德治为主，儒家也有一套自己的法律思想。而且从古至今，这套思想也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巨大的思想。本文将从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名词、核心内容及其影响这三个方面浅析儒家法律思想，最终得到自己的结论。

一、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名词探究

儒家法律思想，顾名思义，即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的关于法律方面的思想。儒家法律思想一直强调礼和德的重要性，而法律只不过是前两者的辅助工具而已。在流传于世的儒家经典文献中，“礼”、“仁”、“德”、“孝”等字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所以，想要了解儒家法律思想，必须了解儒家法律思想的这几个核心名词

（一）德

“德”也是儒家思想认为一个“君子”应当具有的品质。儒家认为，“德”包括忠、孝、仁、义、温良、恭敬、谦让等。

古代儒家曾经提出过“明德配天，以德慎罚”、“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思想。可见，“德”在儒家思想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仁

“仁”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本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础，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他提出要为“仁”的实现而献身，即“杀身以成仁”的观点，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

（三）礼 《释名》曰：“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即，礼，为在日常生活中，君子行动所遵守的方法和规则。《论语》曰：“不学礼，无以立。”可见，在儒教中，礼甚至作为了判断一个人是否为“人”的标准。

在儒家思想中，礼的集大成者当然是孔夫子。尊崇儒家思想的人，奉孔子为圣人，像孔夫子一样尊教重道，是每一个信奉儒家思想的人的理想。遵守礼的人，会合宜且虔诚地参加古老的仪式典礼。他会根据他的身份习尚与礼节—儒家思想的根本概念—表现优雅而庄重地控制着自己所有的举止、身形姿态与动作。可以说，“礼”体现出一种典雅和自治以及儒的尊严。

但是，礼并没有在古代中国的全民中适用，它只是贵族的特权。“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句古语便很好的说明了这点。

（四）忠与孝

忠是维系国君与臣民之间的纽带，而孝则是维系家庭关系的一条纽带。忠是指臣子对国君的绝对的沉浮，孝是指在家庭关系中家长的绝对的支配地位。这也体现出身份在古代中国的重要作用。这两个字，好像戴在中国人头上的几千年的紧箍咒。至今对中国有着极大的影响。“百善孝为先”，便体现出了这个道理。一个不忠不孝的人，会遭到刑罚的处罚，同时也会遭到人们的唾弃。

二、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

（一）国有国法，家有家法

在古代中国，家和国史两个非常重要的单位。若干人组成了一个家，而若干家便又组成了一个国。“国家”一词便由此而来。在国家和家庭中，都有着自己的规则和方法。这些规则和方法统称为宗法。

因为由国和家之分，所以便有大宗和小宗之分。“亲亲父为首，尊尊君为首”是古代宗法的基本原则。除了这个基本原则之外，还有很多纷繁复杂的规则，在内在和外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和思想。比如在家庭中，以父亲为最具有权威的人。而父亲去世后，长兄即为最具有权威的人。还有，一个女子，需遵守三从四德。三从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从三从四德等规则中，我们可以看出儒家法律思想对秩序的严格要求。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妇女必须忍受无数规则的束缚和约束。这样下来，虽然达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水平。但是，一是因为当时教育普及范围不高，所以老百姓只是在被动的遵守这些规则，二是这些规则确实压制了人们尤其是女子的内心和行动的自由。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几百上千年后迟迟不愿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封建统治异常稳固的原因。

（二）德主刑辅，礼刑并用

分析这句话。道德和法律同时为调控社会的一种手段，在封建社会儒家法律思想的支配下，道德显然站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但是道德和法律虽然有不同，但是也有相通的地方，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相互转化。孔子遍是希望通过“德主刑辅”达到“德治”。“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听讼，吾犹人也，必使起无讼乎”（《颜渊》），“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以德去刑，以仁去刑，而非以暴治暴，以刑止刑，其所侧重是违法与犯罪之防范，以道德教化来进行防范，本身就是法律向道德的转化，由刑辅德，为德治提供了硬性保障，这一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不仅体现法律与道德之地位比较，更重要的是促成一种法律文化的形成，一种法律社会化的底蕴。

礼和刑事古代调控社会的两种手段。虽然礼法并用，但是在儒家法律思想中，礼显然比刑更加重要。比如在家庭中，三从四德等规则是礼的一部分，这些规则控制着中国人几千年。而刑在中国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显然是明显低于礼的。除此之外，礼和刑并不是对所有人适用的。周朝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即刑不能适用于大夫以上，里不能适用于平民百姓。这是赤裸裸的不公平。也是当时当时社会的法律适用的最准确的概括。

除此之外，在古代中国，道德和礼还能干预司法。“春秋决狱”遍是最好的证明。“春秋决狱”是指审判者运用儒家经典如春秋等判决案件。这样的做法在现在来说是极不合理的，严重的干预了司法的稳定性、严肃性权威性。但是，也许“春秋决狱”给司法注入了一些人文精神和道德关怀。但总的来说是绝对的弊大于利的。

所以，在那个时代，法律是居于道德和礼的后面的，德和礼占据着统治的地位，法律终究视为前两者服务的。那时候的法律人，可能是哭泣的。

（三）法律的适用张弛结合 孔子曰：“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这一思想乃其“仁”之思想的体现，但欲达到“中”，他提出了具体的方法和途径，就是“宽猛相济”。《左传.昭公二十年》载：“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而在《礼记.杂记》中：“子曰：张而不驰，文武弗能也，驰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亦反映了孔子之如此思想。如果说“德主刑辅”作为其法律思想的主导思想原则，而“宽猛相济”则是其法律思想的具体指导方针。“择其二端二用，”也是孔子政法思想的中庸之道。如古代对破坏社会基础家庭基础的违法犯罪行为（如十恶）采取了极其严酷的刑罚，甚至违法犯罪人会千刀万剐。而长辈对小辈的侵害则可以从轻或减轻抑或免除处罚。这样做可以维护封建伦理纲常，但也破坏了司法的平等性。

（四）仁的核心地位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孝悌是仁的基础。其法律思想是主要是基于对国家或社会，家族或宗族的兴衰的关注，而过分压抑了个人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及个人价值的实现，从而在其思想中体现强烈的国本位和家本位思想，而也是这一点一直支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在仁的支配下，不仅是立法、司法还是执法都必须体现仁的思想。但是近现代，随着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之风的吹来，仁思想与西方思想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和越来越实质化的交流与碰撞。

三、儒家法律思想的影响

儒家法律思想史我国中国古代起着支配作用的法律思想。而历史是传承的，法律思想也是传承的。时至今日，儒家法律思想依然有着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法治的影响。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一）慎刑的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强调“德主刑辅，礼刑并用”。这反映出儒家法律思想感化教育为先为主，惩罚为后为辅的思想。反映在当代法律中最显著的就是刑法的罪刑法定的原则。

罪刑法定是指被告人的罪名和刑罚都必须要有刑法来规定，既不能由非刑法的东西如习惯契约来规定，也不能由除刑法之外的其他法律来规定。而且刑事诉讼必须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进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虽为处罚犯罪人的法，但是它更是保护犯罪人的法，处处体现着慎刑的思想。这与儒家的仁和德教的思想史不谋而合的。

除此之外，其他法律领域也体现着这种谨慎处罚的思想。不仅如此，在立法、司法、执法中，也体现着这种思想。比如行政法的行政合法原则、行政合理原则。

（二）国家为上的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强调君权皇权至上，权大于法。这种思想和基调一直影响着中国几千年的法律。在古代中国，中国史法治和法制的中心，掌握着最高的立法权、司法权。“法由君出”。而且，中国的法律一直是统一的，没有出现欧美国家同一国家不同法域的套路。在今天我们国家与此也有一定的相同的不同。在当今中国，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立法权属于人民。而且我国的法律也是统一的。但是，当今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这决不代表人民就能随意干涉法治。这与古代中国权大于法的思想是不同的。

（三）厌讼的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强调道德礼教和调节的作用，其核心在于：注重人际和谐，轻视法律诉讼；重视道德教化，注重犯罪预防；重视贤人政治，轻视个人权利。这也就导致了人民厌讼情绪的出现。古语有云：“好讼之子，多数终凶”。这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厌恶诉讼，爱好息事宁人的思想。这种厌讼的思想一直延续到现在。有的老百姓甚至认为一打官司就会触霉头。这种思想与当今社会的法治是有一定的矛盾的。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厌讼，因为诉讼是我们的合法的权利。当我们的权利受到侵犯时，我们就应该拿起诉讼的武器。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道德和调解的作用，不能成为讼棍。总之我们要把握好诉讼的度，既不能厌讼，也不能一味的依靠诉讼。

（四）人治的思想

人治和法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儒家法律思想强调人治，强调“为政在人。”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孟子也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都把统治者道德的好坏，看成是影响民众道德品质的重要因素。

而在当代中国，强调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法为上的思想渗透着整个国家。但是在强调法治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忽视人的作用。

首先，不管是立法、司法还是执法等，都是人来实行的。“徒法不足以自行”。缺少了人的法治是无法想象的。其次，法律人的带头示范作用也是非常作用的。倘若每个法律工作者都能遵纪守法，依法办事，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我国的法治也应该会更早更快更好的实现。否则，只是有着完善的法律，而没有拥有信仰法律、掌握法律的法律工作者，那法律只不过是一张充满着生硬辞藻的废纸而已。

（五）仁治的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强调仁治的思想，这对我国的法治建设也是有着很大的借鉴作用的。首先，法律不仅是规范人们的行为的规则，而且也应该有一定的人文精神和仁爱观念。生硬的法律只能被人们所遵守，而不能被人们所信仰。其次，在司法过程中其实是一个判断和推理的过程，包含着一定的价值判断。如果一个法律工作者没有仁爱的价值，而是一个偏执的法律狂，我们也很难想象他能驾驭好法律，他也很难运用法律保护当事人权利，做到惩恶扬善。所以，即使是法治，人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六）家庭因素

前文说过，宗法分为大宗和小宗。大宗即国法，小宗即家法。在现代社会，家庭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我国是有这几千年儒家思想积淀的国家。比如，在我国，当今父亲仍然是一个家庭的中心和权威。对于这种思想和习惯，我们不能抱着全有全无的态度去处理。我们应该抱着扬弃的态度去处理。比如，对于孝这个观念，我们应该要大力弘扬的。毕竟，家庭依然是维系社会的纽带。但是对于那些不好的因素，比如“三从四德”这类的，我认为应该是坚决抛弃的。在这个男女平等，甚至女权愈来愈大的社会，我们应该解放妇女，还妇女以自由。而不应该继续的毫无人道的用旧观念来压迫他们。总是，我们应该用扬弃的眼光和态度来看待和利用儒家的家庭观。

四、结语

儒家法律思想史流传于我国数千年的法律思想和法律传统，对我国古代的法律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当今社会，儒家法律思想依然有着自己的可取之处，但是也有一些需要抛弃的糟粕。而且，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清风已经吹入中国很长时间，不断的、越来越强的影响着中国的法治。在此种情况下，中国的法治建设面临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抉择。留给我们的任务非常重要，也非常艰巨。我认为，面对不同的法律思想，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管是儒家法律思想、法家法律思想、西方法律思想等，我们都应该抱着这种态度和方法来进行抉择。只有这样，我国的法治才会向着包容化的方向发展。会越来越完善。

第四篇：浅析卢梭的立法权思想

浅析卢梭的立法权思想

国家的生存绝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立法权。

——卢梭《社会契约论》

卢梭(J·J·Rousseau 1712-1778), 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他的主要著作有《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新爱洛漪斯》、《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山中书简》和《忏悔录》等等。而让卢梭享誉世界的要数《社会契约论》，其中阐述的自由平等观念、社会契约理论和人民主权思想为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美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理论纲领，确立了卢梭在近现代世界思想史上的显要地位。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立法权是国家的心脏, 行政权则是国家的大脑, 大脑指使各个部分运动起来。大脑可能陷于麻痹, 而人依然活着。一个人可以麻木不仁地活着;但是一旦心脏停止了它的机能, 则任何动物马上就会死掉”，认为立法权对国家至关重要，决定国家的存亡。现我仅结合《社会契约论》一书，并参考其它一些相关资料，就卢梭的立法权思想做一初步分析。

一、立法权的概念及其源流

洛克在《政府论》中对立法权有过明确定义：“立法权是指享有权利来指导如何运用国家的力量以保障这个社会及其成员的权力。”卢梭没有这么做。但我们可以从其权力划分理论中看出他的一些想法。卢梭表示过不赞成分权理论，但他对国家权力还是做了划分，“政治体也有同样的动力，我们在这里同样地可以区别力量与意志；后者叫作立法权力，前者叫作行政权力。没有这两者的结合，便不会或者不应该做出任何事情来。”这里的“政治体”、“动力”应该分别是指国家和权力。事实上，在卢梭的国家权力理论中是存在权力的划分的，而且与洛克和孟德斯鸠的权力三分法不同，卢梭赞成两分法，即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和行政权。洛克很重视立法权，认为“制定法律的权力归谁这一点就决定国家是什么形式。”卢梭对此也深以为然。在卢梭的国家权力理论中，是以立法权为中心建构起来的。他认为一切自由的行为, 都是由两个因素的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是精神的，即决定行动的意志；另一种是物质的，即执行行动的力量。在国家权力中，体现意志的权力称为立法权，体现力量的权力称为行政权；意志决定力量，立法权决定行政权。综上可以看出，卢梭眼中的立法权是国家权力的核心，是指导国家和人民行动的权力，是“属于人民的，而且只能是属于人民的（权力）。”

这里，我们还应注意到，卢梭不仅采用了权力二分法，而且他把立法权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高过了洛克三权分立理论中的立法权。卢梭认为立法权是国家权力的中心，行政权只不过是立法权的执行形式。当然，这只是卢梭对分权理论一种继承与发展。早在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就主张把国家权力分为讨论、执行和司法等要素。后来罗马时代的波利比奥斯和16世纪的博丹对此也有相关论述。但对后世最有影响的当推洛克，他在《政府论》中第一个明确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实际上，洛克之后的一些著名法律思想家大都承认因读《政府论》而深受启发，孟德斯鸠就是一个典型。那么，出生在洛克一个世纪以后的卢梭有类似于洛克的分权思想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立法权的实质

卢梭认为，法律不过是“公意”的表现形式；法律“就是公意对于一个共同利益的目标所做出的公开而庄严的宣告”。那么，在卢梭看来，立法权的实质是什么呢？卢梭指出“可是，我们的政论家们既不能从原则上区分主权，于是便从对象上区分主权：他们把主权分为强力与意志，分为立法权力与行政权力，分为税收权、司法权与战争权，分为内政权与外交权。他们时而把这些部分混为一谈，时而又把他们分开拆开。他们把主权者弄成是一个支离破碎拼凑起来的怪物；好像他们是用几个人的肢体来凑成一个人体的样子，其中一个有眼，另一个有臂，另一个又有脚，都再没有别的部分了。”由此可知，卢梭是不太主张将主权细分的，或者要细分，也是不赞成其他人的分法的。但如笔者在上面第一部分已说明的那样，相比较而言，他似乎更赞成二分法，而且把立法权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高过了洛克三权分立理论中的立法权，卢梭认为立法权是国家权力的中心，行政权只不过是立法权的执行形式。卢梭又指出,“主权者除了立法权之外便没有任何别的力量，所以只能依靠法律而行动”，“我们已经看到，立法权力是属于人民的，而且只能是属于人民的”，卢梭又主张人民主权，由此可以推出，卢梭所说的主权主要表现为立法权。可以说，立法权的实质就是主权。此外，卢梭还认为，“主权既然不外是公意的运用，所以就永远不能转让”；“主权也是不可分割的”；“主权也是不能被代表的”；“ 主权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这是卢梭总结的主权所具有的四个特征，根据立法权与主权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说，立法权也有如上四点特征。

三、立法权的主体——人民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两个概念容易让人混淆，即本书中的“立法者”和我这里所说的“立法权的主体”。卢梭强调，“因此人民的议员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代表，他们只不过是人民的办事员罢了；他们并不能作出任何肯定的决定。凡是不曾为人民所亲自批准的法律，都是无效的；那根本就不是法律。”接着，他更明确地指出了人民和立法权的关系，“我们已经看到，立法权力是属于人民的，而且只能是属于人民的。”很显然，卢梭所说的立法权的主体就是人民，“而且只能是”是人民；法律只能为人民所批准，那么立法权当然属于人民。

立法权属于人民，而且“公意永远是正确的，但是那指导着公意的判断却并不永远都是明智的”，“正是如此，才必须要有一个立法者”。那么，卢梭这里所说的“立法者”肯定不是指人民，指什么呢？卢梭在书中交代得很清楚了，“立法者在一切方面都是国家中的非凡人物”，他应该是“一个发明机器的工程师”。他“为了发现能适合各个民族的最好的社会规则”，应该“有一种能洞察人类的全部感情而又不受任何感情所支配的最高的智慧；它与我们人性没有任何关系，但又能认识人性的深处；它自身的幸福虽与我们无关，然而它又很关怀我们的幸福；最后，在时世的推移里，它照顾到长远的光荣，能在这个世纪里工作，而在下个世纪里享受。要为人类制订法律，简直是需要神明。”由此可知，卢梭所说的“立法者”是类似于“神明”的“非凡人物”，普通的人民是做不到这点的。

这样，卢梭对立法权的主体（人民）和立法者进行了严格的区分，认为立法权只能属于人民，而且只能由人民统一行使；而立法者则是拥有最高智慧的“非凡人物”，他们的职能是通过法律的形式把公意表达出来，他们的活动只是技术性、职业性的。

四、立法权与其它权力的关系

博登海默在他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里对卢梭的国家权力划分体系有过这样的评价：“卢梭与孟德斯鸠不同，他并未主张一种三权分立、独立、平等的政府制度。在他所提出的政治方案中，立法权高于其他两权，它属于全体人民，而不属于象议会那样的代表机构。”卢梭不主张“分立、独立、平等”的“三权”，但卢梭却倾向于近似分立、不独立、不平等的“两权”。在卢梭的国家权力体系中，除了立法权，便只有行政权了。他认为，“政治体也有同样的动力，我们在这里同样地可以区别力量与意志；后者叫作立法权力，前者叫作行政权力。没有这两者的结合，便不会或者不应该做出任何事情来。”这里，卢梭把国家权力做了类似于洛克分权理论的划分，但卢梭又主张的是一种以立法权为中心的复合权力结构，他立法权与行政权是复合在一起的，是至高无上的，行政权只是立法权的执行形式而已。这样就必然导致行政权的不独立和二者地位的不平等。所以，卢梭会说：“立法权是国家的心脏, 行政权则是国家的大脑, 大脑指使各个部分运动起来。”此外，他在《政治经济学》里也指出，“我请求读者们还要好好地区别我所说的公共经济，这我就称之为政府，以及我所说的最高权威，这我就称之为主权者；这一区别就在于后者具有立法权并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强迫国家共同体，而前者则只具有执行权并只能强迫个人。”显然，这里的“立法权”是高于“执行权”（即行政权）的，是具有支配地位的。

五、对卢梭立法权思想的反思

卢梭所说的立法权实质是主权，是主权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一观点直接立基于他的人民主权论。这为以后某种程度上和某些范围内的直接民主的实现提供了理论指导。卢梭的立法权又是至高无上的，是英国式的立法权，是其他权力的来源。英国在卢梭之前的实践中就这么做了，而卢梭的理论则进一步为其提供了理论支撑，以后很多国家根据卢梭的理论也建立了类似于英国的政治制度。卢梭是主张直接民主的，他的立法权直接由人民行使，表达了一种人民直接参加立法、直接掌权的民主思想。但他的理论被人怀疑“极易导向一种专制民主制。在这种民主制中，多数的意志不受任何限制”，是一种“多数的专制”。卢梭向往古希腊、古罗马的直接民主政治，因为这比较符合他小国寡民的思想，但连卢梭自己也承认：人民直接行使立法权，行使如此重要的立法权，现实中根本不可行，历史上也没有先例，“我们不能想象人民无休止地开大会来讨论公共事务”。此外，卢梭精密地区分了“立法者”与“立法主体”的概念，对我们也不无启发价值；只是，卢梭眼中的立法者太过超然、近似神明，表达的更多是对古代“圣贤政治”仰慕，现实意义就大打折扣了。

不可否认，卢梭的立法权思想带有或多或少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色彩，有其时代的、个人的局限性。但其仍不失为卢梭法律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法国大革命的政治理论和以后的法学学说产生了强烈影响。我们不能过分苛责古人，而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立场和态度去认识、理解卢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读懂卢梭，读懂《社会契约论》，感动于他将其“贡献于公众之前”的良好心愿！

第五篇：卢梭的生平及其思想

卢梭的生平及其思想

郭晓蓉

（内蒙古大学，01004025，哲学学院2010级）

关键字：社会契约论；自由民主；人民主权；自然状态

主要内容：卢梭是启蒙思想的代表之一，他的经历充满传奇色彩，他的政治主张和思想也对后人以及世界各地的哲学思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文学作品更是为许多人所喜爱，被广为流传。德国哲学家康德（Kant）因读他的作品而为之神往，说卢梭“使我双目重光”所提出的“自由是人类的特性”的原则也是受到卢梭的启示。可见，卢梭在历史上的作用或者是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卢梭可以说能够超过德国所有的天才，连著名的莱辛（Lesing）、赫德（Herder）、歌德（Goethe）和席勒（Schiller）都是他的崇拜者。他是法国的大思想家、文学家，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先驱，是启蒙运动的卓越的代表之一。卢梭的一生耐人寻味，要了解他，我们还要从头说起。

一、卢梭的生平

在那黑暗的中世纪之末、近代社会肇始不久的时代里，卢梭敢于在政治社会制度方面、自由平等权利方面超越同时代的众多思想家，历经来自包括朋友在内的多方的诽谤，官方的焚书与追捕，民众的骚扰（他曾遭到石头甚至手枪的威胁），终使他晚年处于阴影之中，以致精神的错乱，这一切都与他生存的环境与经历有关。

卢梭在1712年6月28号出生在“日内瓦共和帮”。他是一个被迫从法国逃离的新基督教的后裔。他的父亲是一个制表匠，很仁慈，但脾气暴躁，他是个冒险者和游荡者的结合体，而且酷爱读书。

卢梭的母亲在他生下来便难产而死。所以在卢梭的一生中他受他的父亲的影响巨大。因此，他常常和他的父亲一起读书，甚至到深夜。他阅读极其广泛，从古希腊的今典著作到启蒙论著，从文学历史到自然科学读物他都有涉及。

卢梭热爱日内瓦，也热爱法国，他的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法国度过的。在卢梭10岁的时候，他从被收养的人的家中出走，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华伦夫人，并在她家他得到了良好的教育，两人分手后，在1742年，卢梭来到巴黎和百科全书派还有休谟有来往。在巴黎，他写了《社会契约论》、《爱弥儿》等著作。1749年，在狄容学院悬赏作品中，他因为《论科学和艺术》获得了一等奖，使他一举成名，自信心大大的提高。1764年巴黎法院查禁《爱弥儿》一书，并下令逮捕作者。卢梭流亡到了英国。休谟虽然极力想要帮助他但他却猜忌休谟要害他，两人关系破裂。

后来，卢梭不得不回到法国，最终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人世。

卢梭是个感情极其丰富而不免多疑的人。他一辈子都是在流浪之中。他寄人篱下的时候也并没有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格，他的自信、幻想、多愁善感也许就是他成功的源泉。

二、卢梭的主要思想和主张

（一）自然和文明的对立

卢梭把人类历史划分为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把自然状态作为社会政治学说的出发点。卢梭的自然状态说，与其说是历史事实，不如说是为了阐明人的本性，为了正确的判断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而采用的一种理论假设。他使用抽象分析方法，从“人所形成的人性”，即既成的人性事实中，剔除人的社会性，剩下的就是人的社会本性，进而追溯到自然状态中的人的善良本性。

卢梭所谓的自然状态指没有人际交往、语言、家庭、住所、技能的人类最初状态。自然状态的人具有的自我保存和怜悯情感等善良的本能，以及区别于其他生物的“自我完善化”的能力。人对自然有服从和反抗的自由，“因而才显示出他的精神的灵性”。自然状态既赋予人以自由，也包含着丧失自由的原因。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自然能力，最后达到自然状态的终点-私有制的产生。社会的不平等伴随着文明的进程而加深，而文明的第一阶段就是法律和私有财产权的确立。

卢梭关于社会的学说包含着对人类文明的反省，他克服了启蒙学者盲目的社会进步观。他对文明的批判着重指出，文明的基础是私有制。他说：“各种不平等最后必然会归结到财产上去”。他对所有制的批判预示了资本主义行将出现的矛盾，对现代社会的弊病有先见之明。

（二）自然教育思想

在《爱弥儿》中体现的卢梭对教育的观念---自然主义，深深地影响了现代教育理论。他降低书面知识的重要性，建议孩子的情感教育先于理性教育。他尤为强调通过个人经验来学习，根据自然天性来养育孩子，侧重培养人格品质，而非提高人的智力。

卢梭教育思想的格言是：“上帝造就万物原本善良，但因人捣乱而变邪恶。”根据当时的教育体制，自然与社会势不两立，“我们的智力充满奴性的偏见；我们的习俗在于统治、限制和强迫。文明人生为奴隶，死为奴隶。幼时被裹在襁褓里，死时被钉在棺材里，一生被囚在机构里”。他的教育体系分三种：“我们器官与感官的内在成长是自然的经验；我们学习利用这种成长的过程是对人的教育；凭借我们对周围世界的经验即获取的东西则是对物的教育”。教育的真正目的是培养品格而不增长知识。为此，卢梭推崇经历和实践而非书本。

卢梭还在《爱弥儿》的第二卷说到传授给孩子道德品质的内容。他从痛苦与快乐谈起，痛苦或忍受痛苦的能力，是道德人格生成过程中的第一课，欲望是痛苦的根源，因此我们的教育要避免向孩子灌输不必要的需要和欲望。教育要顺其自然。孩子未达到理性年龄之前，不要教授孩子道德法则之类的东西。作为孩子，他所要接纳的唯一习惯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屈从于必要性；作为成年人，他所要养成的唯一习惯就是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顺从于理性。

（三）社会契约论

卢梭认为，私有制是不平等的基础；认为人类是从自然状态，经过缔结契约，而进入社会和国家状态的，人们订立社会契约结成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和生命。“社会和法律就是这样或者应当是这样起源的。它们给弱者以新的桎梏，给富者以新的力量；它们永远消灭了天赋的自由，使自由再也不能恢复；它们把保障私有财产和承认不平等的法律永远确定下来，把巧取豪夺变成不可取消的权利；从此以后，便为少数野心家的利益，驱使整个人类忍受劳苦、奴役和贫困。”他对这种不平等现象进行了抨击和否定，致力于从理论上探讨一种新的契约关系。

“人生来是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人们为了摆脱枷锁，人们就应订立社会契约，从而去获得自由。通过社会契约，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联合的形式即国家，在其中的每个成员不是把自己让渡给某个统治者，而是让渡给整个团体，“把自己给予所有人就等于没有把自己给予任何人；同伙有仅支配我们，我们也有同样的权利去支配同伙，我们失去多少也就获得多少，获得保存现有一切的更大力量。”在自然状态下，个人在体力上是不平等的；

有了社会契约，人们在法律上是平等的。根据社会契约，国家变成了所有个人财产的拥有者。个人财产并没有因此而失去，而是得到了真正的保护。

《社会契约论》是世界政治法律学说史上最重要的经典之一，是震撼世界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号角和福音书。它阐述的许多原则原理不仅在革命之初被载入法国《人权宣言》等重要文献中，在革命后的长时期里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基石。卢梭的思想对后世思想家们理论的形成有重大影响。

（四）人民主权说

以契约方式建立的国家，其最高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主权即人民主权，人民主权是公意的运用和体现，是国家的灵魂。其原则有：第一，主权不可转让；第二，主权不可分割；第三，主权不能被代表；第四，主权是至高无上、绝对和神圣不可侵犯的。

卢梭认为“‘主权’就是公共意志的运用，所以它是永远不能转让的。”“主权是不能分割的，其理由正和不能转让相同。”公共意志“只考虑公共的利益，”它与全体意志不同，全体意志只“不过是个别意志的总和而已。”

（五）自由和平等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第一卷开篇就指出“人生来是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中；自以为是其它的主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这是什么原因呢？卢梭把自由分为天然的自由、社会的自由和道德的自由，正是因为自然状态下的人们生来就有天然的自由因不平等的出现而被破坏，订立社会契约的目的就是恢复人类本应该享有的自由，实现社会的自由，进而实现道德的自由，使人们成为更有道德的公民。

卢梭认为，对于人类而言，自由本来是固有本质，但社会契约必须把自由本身的意义加以转变，将其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它排除个人私自无拘无束的“自然的自由”，而使人具有“社会的自由”。卢梭还显示了在确保公民的自由平等的关系上，彻底的人民主权是不可或缺的要件，同时，他把这个主权概念，提升为人类道德价值的源泉，而非仅局限于政治制度的原理之中。卢梭说：“放弃了自由，就是放弃了做人的权利和义务。”“社会秩序是一种神圣的权利，它是其他一切权力的根本。”卢梭反对用暴力来改变社会制度，他认为“暴力并不带来权力，我们只有义务尊崇合法的力量”。

三、卢梭的影响

卢梭的伟大思想，是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法国大革命高潮阶段的雅各宾专政正是他的理论的实践。不单是雅各宾专政时期，而是整个大革命时期，以及后来，都深受卢梭思想的影响。

例如，1789年的《人权宣言》第1条：“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第2条：“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第3条：“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寄托于国民。”第6条：“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1793年宪法：“社会的目的是公共的幸福”；“一切公民都同样有资格担任公共职务”；“宪法的目的即保障全体法国人民的平等、自由、安全，并享有一切的人权”；“主权在民，主权不可分，不可失，不可弃让”；“当政府侵犯人民权利之时，全体人民，以及人民的每一部分，最神圣和最不可少的义务就是起事。”杰弗逊起草的《美利坚合众国十三州共同宣言》序言：“我们认为下述这些真理是非常明确的：一切人都是生而平等的，造物主曾赋予他们以一些不可让与的权利，„„政府的权利来自被统治者，变更或废除政府，这是人民的权利。”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卢梭的影响已经非常广泛的运用到了各个宪法和法律上了。可见他的影响巨大。

四、总结

卢梭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哲学家，他上承柏拉图、蒙田、孟德斯鸠、洛克，下启康德、马克思、杜威等无数思想家。他还是浪漫主义之父，他推崇自然、情感，主张人与自然融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但不抛弃理性，启蒙运动所盛产的知识只是鼓励人性中的邪恶，为了适合公众舆论而研究无用的信息、纸上谈兵的阅读、久坐不起的案牍生活，会使个体无聊和虚弱。但是自己一生坎坷，备受磨难。“我把一生奉贤给神圣而纯洁的真实，我的情感从未玷污我对真实的挚爱，利害与恐惧也从未腐蚀或败坏我对真实的敬意，只有当我手中的笔担心自己是出于复仇的目的时才拒绝描绘你。”卢梭是法国大革命的哲人，他拒绝君主政体的武断统治，憎恶因财产导致的人间不平等。

参考文献：

【1】（法）罗曼•罗兰著：《卢梭传》，陆琪译，华岳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版。【2】卢梭著：《爱弥儿》，英译《每人图书馆丛书》本，第253页 【3】卢梭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法律出版社，第103页 【4】卢梭著：《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3页 【5】卢梭著：《忏悔录》，转自注[1]书，第5页

【6】周敏凯《试析法国大革命思想原则的困顿及其原因》选自《华师大学报（哲社版）》1983年

【7】张秀兰《试论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选自《求是学刊》19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