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农业违法行为呈现的主要特点及其原因（大全）

第一篇：*县农业违法行为呈现的主要特点及其原因（大全）

2006年，**县农业局在各类执法检查中共出动执法人员1000多人次，查处各类农业行政违法行为四十多起，案件办结率达100，收缴罚没款30多万元。下面结合查处案件的情况，简要分析当前**县农业违法行为呈现的主要特点及其原因。

（一）违法行为隐蔽性增强，查处难度加大。随着我们农业执法力度的逐年加大，我县违法分子的对抗性和违法行为的隐蔽

性也逐年增强，违法行为由以前公开和半公开状态逐渐向地下违法生产经营行为发展。尤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兽药店销售人用药的违法行为。几年前由于我们人员、体制、法律等多方面不健全的原因，兽药店经营人用药的行为较为公开和普遍。但随着近年，我们执法力度的加大以及法律法规的宣传，现在兽药店违法销售人用药基本是“不见买者，不上柜台”，我们查处的几起兽药店经营人用药的案件都是接群众举报，而不是我们例行执法检查发现的。

（二）违法行为跨区域性增强现在通讯发达，交通便利，一些违法分子充分利用我国农业执法体系还不健全，各地农业执法部门协作通报制度还不完善的特点。将假劣农资的产、供、销等违法行为分散在不同地区进行，查处难度加大，即便查处一次，也难以从源头，从根本上进行彻底查处。

（三）农业违法行为的违法主体多为主体不规范，规模小，条件差，技术水平落后的生产经营单位。我县兽药、饲料生产经营单位，多数规模较小，技术水平落后。形成这种状况有一定历史原因，就是以前我国对兽药、饲料生产经营单位设立的门槛低，获得准入的要求相对较少；另一个原因就是随着我国对“三农”的重视，一部分单位看到兽药、饲料行业利润丰厚而新设立的。前一类单位，由于我国长期对兽药、饲料生产经营单位的要求不高，所以一直在技术更新和规范企业管理等方面进展不大，并且，对抗执法的手段相对较多，多数属于故意违法；后一类单位则进入农资市场的时间相对不长而且仓促，对法律法规的要求了解不多，多数违法属于无意或不知道违法。

（四）多数违法行为人法律意识淡薄。尽管我们每年都举办多期法律法规的培训班，但多数违法行为人的守法意识仍然不强，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执法人员数量相对不足，影响了普法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社会中生产、经营者守法意识不强，违法相对人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往往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

（五）几种违法行为具有高发性第一，使用违禁药品的现象较为突出。在我中队今年查处的案件中，多起案件都属于违法使用盐酸克伦特罗（俗称“瘦肉精”）等违禁药物。这当然有一定偶然性，但我们也应看到其必然的原因：盐酸克伦特罗（俗称“瘦肉精”）等药物都是用于生猪产品，这一方面是由于生猪养殖的“门槛”不高，且生长周期不长，形成利润较快，因此，散养户较多。这给我们管理和产品检验带来了难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对动物产品需求较大，而这些药物可以在短期内迅速达到欺骗消费者的目的。第二，多数饲料生产企业的产品标签不规范。常见的是：“饲料标签没有完全标明法律规定所必须标明的项目”或是“饲料标签标识的内容与企业生产质量标准不符”。另外，诸如：超范围经营生产；生产、销售无登记证、批准文号或未经审定的饲料产品；生产、销售掺杂掺假、以次充好等假冒伪劣的饲料产品等违法行为也较为常见。关于做好农业执法工作的几点体会**县农业局农业行政执法大队成立于1999年，从成立之初至今，共查处农业违法案件276起，其中简易程序78起，一般程序198起，查处较大案件（处罚没款5000元以上）118起，每年处罚没款10?36万元，共收缴罚没款约152万元。这些执法行动使**县的农资市场进一步规范，执法行动成效明显。我们认为主要得益于以下几点。(一)领导重视，大力改善执法装备和工作条件是顺利开展执法的关键。局党委和局里的主要领导的重视是我们做好农业执法工作的基础。可以说，执法工作的每一项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局领导将农业执法工作看成转变工作职能的突破口，看成农业生产的有力保障，并多次召开会议统一全体执法人员的认识。在执法工作的硬件建设上，县农业局更是不遗余力。在经费紧张和办公科室不足的情况下，县农业局不仅能保障专门执法经费的及时到位，还给执法大队专门配备了8间办公室、8台电脑、8部电话、4架照相机、3台摄像机、3台传真机、4台打印机、3台复印机（其中2台便携式）和4辆专用执法车等。良好的执法设备和工作条件是执法工作能够快速反应和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没有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农业执法工作是不可能取得明显的成效。

（二）夯实基础，加强自身建设是依法行政的根本。任何工作的开展和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自身的基础建设。县农业局作为身处基层的职能部门，有责任对一些基础性的工作进行有效的梳理和总结，有责任为上级决策和改善综合执法工作提供必要的信息。农业局主要从三个方面加强自身基础建设：首先，努力提高农业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县农业局主要采取集中组

第二篇：*县农业违法行为呈现的主要特点及其原因

2006年，**县农业局在各类执法检查中国共产党出动执法人员1000多人次，查处各类农业行政违法行为四十多起，案件办结率达100%，收缴罚没款30多万元。下面结合查处案件的情况，简要分析当前**县农业违法行为呈现的主要特点及其原因。

（一）违法行为隐蔽性增强，查处难度加大。随着我们农业执法力度的逐年加大，我县违法分子的对抗性和违法行为的隐蔽性也逐年增强，违法行为由以前公开和半公开状态逐渐向地下违法生产经营行为发展。尤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兽药店销售人用药的违法行为。几年前由于我们人员、体制、法律等多方面不健全的原因，兽药店经营人用药的行为较为公开和普遍。但随着近年，我们执法力度的加大以及法律法规的宣传，现在兽药店违法销售人用药基本是“不见买者，不上柜台”，我们查处的几起兽药店经营人用药的案件都是接群众举报，而不是我们例行执法检查发现的。

（二）违法行为跨区域性增强现在通讯发达，交通便利，一些违法分子充分利用我国农业执法体系还不健全，各地农业执法部门协作通报制度还不完善的特点。将假劣农资的产、供、销等违法行为分散在不同地区进行，查处难度加大，即便查处一次，也难以从源头，从根本上进行彻底查处。

（三）农业违法行为的违法主体多为主体不规范，规模小，条件差，技术水平落后的生产经营单位。我县兽药、饲料生产经营单位，多数规模较小，技术水平落后。形成这种状况有一定历史原因，就是以前我国对兽药、饲料生产经营单位设立的门槛低，获得准入的要求相对较少；另一个原因就是随着我国对“三农”的重视，一部分单位看到兽药、饲料行业利润丰厚而新设立的。前一类单位，由于我国长期对兽药、饲料生产经营单位的要求不高，所以一直在技术更新和规范企业管理等方面进展不大，并且，对抗执法的手段相对较多，多数属于故意违法；后一类单位则进入农资市场的时间相对不长而且仓促，对法律法规的要求了解不多，多数违法属于无意或不知道违法。

（四）多数违法行为人法律意识淡薄。尽管我们每年都举办多期法律法规的培训班，但多数违法行为人的守法意识仍然不强，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执法人员数量相对不足，影响了普法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社会中生产、经营者守法意识不强，违法相对人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往往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

（五）几种违法行为具有高发性第一，使用违禁药品的现象较为突出。在我中队今年查处的案件中，多起案件都属于违法使用盐酸克伦特罗（俗称“瘦肉精”）等违禁药物。这当然有一定偶然性，但我们也应看到其必然的原因：盐酸克伦特罗（俗称“瘦肉精”）等药物都是用于生猪产品，这一方面是由于生猪养殖的“门槛”不高，且生长周期不长，形成利润较快，因此，散养户较多。这给我们管理和产品检验带来了难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对动物产品需求较大，而这些药物可以在短期内迅速达到欺骗消费者的目的。第二，多数饲料生产企业的产品标签不规范。常见的是：“饲料标签没有完全标明法律规定所必须标明的项目”或是“饲料标签标识的内容与企业生产质量标准不符”。另外，诸如：超范围经营生产；生产、销售无登记证、批准文号或未经审定的饲料产品；生产、销售掺杂掺假、以次充好等假冒伪劣的饲料产品等违法行为也较为常见。关于做好农业执法工作的几点体会**县农业局农业行政执法大队成立于1999年，从成立之初至今，共查处农业违法案件276起，其中简易程序78起，一般程序198起，查处较大案件（处罚没款5000元以上）118起，每年处罚没款10?36万元，共收缴罚没款约152万元。这些执法行动使**县的农资市场进一步规范，执法行动成效明显。我们认为主要得益于以下几点。(一)领导重视，大力改善执法装备和工作条件是顺利开展执法的关键。局党委和局里的主要领导的重视是我们做好农业执法工作的基础。可以说，执法工作的每一项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局领导将农业执法工作看成转变工作职能的突破口，看成农业生产的有力保障，并多次召开会议统一全体执法人员的认识。在执法工作的硬件建设上，县农业局更是不遗余力。在经费紧张和办公科室不足的情况下，县农业局不仅能保障专门执法经费的及时到位，还给执法大队专门配备了8间办公室、8台电脑、8部电话、4架照相机、3台摄像机、3台传真机、4台打印机、3台复印机（其中2台便携式）和4辆专用执法车等。良好的执法设备和工作条件是执法工作能够快速反应和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没有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农业执法工作是不可能取得明显的成效。

（二）夯实基础，加强自身建设是依法行政的根本。任何工作的开展和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自身的基础建设。县农业局作为身处基层的职能部门，有责任对一些基础性的工作进行有效的梳理和总结，有责任为上级决策和改善综合执法工作提供必要的信息。农业局主要从三个方面加强自身基础建设：首先，努力提高农业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县农业局主要采取集中组织执法人员对案例进行讨论和分析的形式。从实践情况来看，这种形式具有针对性和模拟性强的特点，易于提高执法人员的学习兴趣，增强学习效果。其次，加强制度建设。制度的生命力在于不断的完善，使其更加符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我局的执法人员虽然都经过了培训，但多数人未经过系统的法律学习，与正规的法律专业人员相比有一定的差距。农业违法行为不仅涉及到专业的农业法律法规，还或多或少的涉及民法、刑法等相关法律知识。在现有人员的基础上，短时间提高其法律素质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有通过不断细化和完善各项执法制度去弥补这些不足。我们先后制定和修订了《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农业行政执法程序》等21项制度，这些制度渗透到各个执法环节，有力的弥补了执法人员自身法律知识的不足，提高了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另外，为了避免了对同一违法行为的处罚出现畸轻畸重的情况，我局制定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并在各个中队试行。这一制度的实施最大化的保证了行政处罚的公开、公正。最后，建立组织，加强执法监督。我们将以前制定的《行政执法案件审查委员会制度》进一步完善，明确了委员会的职能范围，使执法回避、错案追究等监督制度更加具有可行性。

（三）狠抓落实，建立考核目标责任制是依法行政的保证。任何没有责任的制度都是空话，没有责任就是没有强制力；没有强制力，制度就没有生命力。只有将制度与责任相挂钩，才能为各项制度的切实履行提供保证。局与执法大队签订了《农业渔业执法考核目标责任书》。大队又与各个中队、站、所分别签订了《执法考核目标责任书》。《责任书》主要从信息上报、法律与业务培训、执法检查、防检疫监督、案件质量等各个方面加以监督考核。《执法考核责任书》的签订不仅加强了执法工作的监督，而且促进了执法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四）抓住重点，改进检查方法是有效途径。我们执法工作主要是围绕下面几点开展：①“两个重点对象”，即重点产品、重点企业；②“五个专项整治”，即种子、农药化肥、兽药、饲料和拖拉机安全专项整治；③“四种高发违法行为”即，标签不规范、生产经营超范围、经营使用违禁药物、电毒炸和渔业污染。在执法检查方面，我们除了加强举报监督和例行的执法检查之外，还经常利用明察暗访、违法行为复查、联合执法和组建专项联合执法机构等形式开展执法检查工作。我们联合县公安局成立公安局驻农业局警务室，强化对我县农机车辆的监管力度；联合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对我县农资生产、经营企业进行联合执法检查。这两种联合执法形式有利的弥补了我们在执法人员和某些专业知识方面的不足，并为以后我局执法人员单独执法提供了经验。

（五）教育是目的，处罚是手段，服务三农是执法工作的立足点。教育与处罚相结合是行政执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行政执法的目的是教育违法相对人改正违法行为，处罚只是一种保证手段，不能将二者本末倒置。我局以当前开展的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和我县举行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为契机，加强全体执法人员服务三农的意识，把保护农民利益作为执法工作的出发点。要求全体执法人员做到既是执法者又是普法者，在执法中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为农资生产经营者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积极引导企业建立自律机制。

第三篇：公安领域违纪违法行为呈现四大特点

公安领域违纪违法行为呈现四大特点

近年来，会同县个别公安干警漠视群众、忽视责任，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群众意见很大。对此，该县纪委重拳出击，2010年先后立案查处了3起公安系列大要案件，牵出了县公安局局长违纪违法问题。目前，1名公安干警受到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涉嫌违法的另外2名公安干警已移送司法调查。其违纪违法行为主要呈现四大特点：

一是腐败行为与权力运行相互纠结。公安干警手中都具有一定的权力，权力运行正常，可以守护正义、维护稳定；权力运行失控，必然行为越轨、腐化堕落。个别公安干警抱着“权力不用，过期作废”的腐朽思想，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看作为自己或亲友谋取利益的便捷工具，沉迷权钱交易，乐衷敛财收物，不给钱不办事，给了钱乱办事，致使腐败现象在权力运行的关键环节滋长不息。如，有的利用分管火工品审批、特种行业许可等职权，直接插手矿山开采、工程建设及娱乐行业，收受或索要被管理对象的钱物。有的利用手中的人事呈报权，公开索要下属红包礼金，给了钱就是“自己人”，提拔重用；不给钱就是“两条心”，换岗移位。有的利用主管一方治安的权力，对聚众赌博场所等收受保护费或暗中分红分利，给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致使多次抓捕行动无功而返。

二是腐败拉拢与主动索要紧密纠结。一方面，权力是不法分子亲近和拉拢的目标，在糖衣炮弹的攻击下，意志薄弱的公安干警纷纷塌陷，视主动拉拢的不法分子为知交好友。在这种扭曲的朋友关系面前，放弃应该坚守的原则，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不法行为提供服务，最终滑入违纪违法深渊。如，一些工程及矿山老板，为了保证自己的工程建设和矿山开采顺利进行，确保在危爆物品管理、安全检查等方面能过关，对掌握火工品审批权的公安干警，采取给回扣、让干股、送关系费等方法进行大肆贿赂。一些服务营销商为推销自己的危爆物品保险柜，以金钱铺路，拉拢公安干警在执权过程中为其推销产品，并以“行规”为由主动送上中介费，这种“潜规则”也成为个别公安干警欣然受贿的理由。另一方面，个

别公安干警在履职过程中，变象索要被管理对象的钱物或有价证券。有的利用审批炸药时，提出要好处费，不给不审批，不给不办证。有的在押送火工品时，中途停车，强行抬高服务费，不给不开车、不给不送物。有的利用执法检查时，公然向工程或矿山老板索要汽油费，把公职开支转嫁给服务对象。

三是主要案犯与涉案人员利益纠结。从查处的案件来看，涉案人员多是公安干警违纪违法的最大特点。如，陈某在大肆收敛钱财过程中，涉及到的人员多达30余人，其中包括个体经商户、工程建设老板、矿山老板、公安内部人员等，以他为中心的受贿、行贿、贪污等问题呈多条线发散。与公安内部人员之间，主要是为了笼络关系，你好、我好、他也好，人人有份，人人受“利”，大家一团和气。与个体经商户之间，主要是为了“分一杯羹”，你发财、我出力，有的甚至直接插手参股经营；个体经商户看中的是公安干警手中的权力，主动依附，如影随行，谋求在今后执法检查过程中得到“关照”，谋求凭借公安干警的权力达到不良目的。与工程建设和矿山老板之间，主要是为了审批办证方便和秩序维护及时，你困难我“帮忙”，我缺钱你送上。在这种利益驱动下，违纪违法的公安干警与涉案人员紧紧抱成一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送的不含糊，拿的不手软。

四是财务混乱与部门利益错综纠结。县公安局主要领导为追求部门利益，违反财经纪律，自创名目乱收费，擅作主张乱报帐，不该收的乱收，不该报的乱报。局机关二级机构巧立名目，私设“小金库”，公然收取赞助费、回扣费、管理费等。收取的钱物，上交部分给局财务，局里不管来源，一概收受；剩下的列入“小金库”归小集体，“局里都收了，我收之坦然”。这些机构将收取的费用或是当作补助发放给民警，或是购置了金额较大的财产归单位所有。个别公安干警纷纷效法，在执行公务时“索拿卡要报”，上交一部分给“公家”，剩下部分则进入个人腰包，据为己有，更有的全部装入个人口袋，供己挥霍。

第四篇：当前职务犯罪呈现十大特点

当前职务犯罪呈现十大特点

时间:2007年03月27日 00时11分 作者: 王悦 赵海利 张璞 张利 冯婷婷 林小强 陈明杰 吴

银 张浩 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河南省济源市检察院搜集近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办的３０００余起典型职务犯罪案例，建成职务犯罪信息库，开展专题调查研究发现——

当前职务犯罪呈现十大特点

□河南省济源市检察院“惩治与预防职务犯罪研究”课题组

图表一：办一案带出一片

图表二：作案持续时间比例图

图表三：处级以上官员权钱交易高发领域分析（此类案件统计

人数为１３４８人）注：柱型图依次代表工程项目和土地批租 608人；买官卖官 216人；贷款 120人；推销 95人；改制 67人；其他 242人

图表四：商业贿赂高发领域分析

图表五：渎职犯罪情况分析（统计渎职犯罪案件５２６件）

图表六：贿赂也讲究包装

图表七：贪贿类犯罪共犯情况分析（统计共犯为３３０人）

图表八：金融系统职务犯罪出现三种新动向

图表九：财会人员作案情况分析

为了更好地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提高预防工作的针对性和专业性，河南省济源市检察院搜集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查办的３０００余起典型职务犯罪案例，初步建成了职务犯罪信息库。在《检察日报·廉政周刊》的支持协助下，去年以来该院组成一个专门的课题组，运用归纳与分析的方法，研究信息库中的这３０００多起案件，深刻剖析职务犯罪的发案原因、犯罪手段及体制管理等方面的漏洞，力求探索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预防对策。现将他们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当前职务犯罪的十大特点”予以发表，我们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反腐败机构和专业人士，以及所有关心中国廉政建设的人们，积极参与进来，共同研究讨论。群体效应：办一案带出一片

最近几年，中央加大反腐力度，查办了一批包括一些省部级领导干部在内的高官职务犯罪案件。在对这一类犯罪案件进行分析后发现：一名官员落马，往往会带出一批官员甚至是高级干部，即所谓的“群体效应”（见图表一）。在这３０００余起职务犯罪案件中，涉及官员的串案窝案有５５２起，占案件总数的１８％，涉案人数达９３３人。

群体效应来源于权力效应，来源于钱权交易形成的犯罪网络。如２００１年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原主管信贷工作的副行长丁志国因经济问题被审查，牵出绥化市委原书记马德的受贿问题，继而带出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卖官案、绥化市原市长王慎义行贿、受贿案，接着又牵出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整个绥化市有５０多个单位的“一把手”共２６０多名干部牵涉其中。这一串案窝案被称为近年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不仅犯罪数额巨大，而且牵涉人数众多。

还有两个案例也很典型：福建省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受贿东窗事发后，带出了福建省委原常委、宣传部部长荆福生。荆福生被查办后，又带出了２０多名处级以上官员。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市委宣传部部长樊甲生、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等腐败窝案，就是由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该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原主任李树彪腐败案带出来的。

串案窝案的形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主要领导腐败导致下属纷纷效仿，结果“全军覆没”。广东省江门市人民医院腐败窝案就是典型一例。原院长方机利用购买药品吃回扣达１８５万元，由于他的带头腐败，全院２００多名医生有１４０名医生收受贿赂。

《廉政周刊》点评：这种“群体效应”是腐败在深层次蔓延的体现，不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往往会严重影响一个地区、一个系统的稳定和发展。这种现象足以让人警醒：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捉住一个，就能逮住一窝。长久腐败：有的人边腐边升

据统计，在３０００余起案件里，持续作案５年以上的占２６％（见图表二），其中最长的为１６年，“代表人物”是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他从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０５年受贿２９４次７０４万元，另有８１０余万元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被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死缓。

更让人吃惊的是，长时间作案者往往边作案边提升，带“病”上岗。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长杨志达，从１９９４年到２００４年受贿２９５万元，另有２６０多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与他受贿相伴相随的是他的职务一路升迁，从最初一个路桥建设总公司下属分公司的技术员，一直升到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

一些贪官之所以能长期作案，并不是因为手段高明，他们中的一些人曾被群众多次举报，或被其他案件牵涉其中，但靠着厚厚的保护层和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屡屡化险为夷。还有的是靠着身上的光环掩人耳目，掩盖犯罪。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在任海南省铁矿矿长期间，就因收受贿赂被多次举报，但他照样官运亨通，一路升至海南省副省长和湖北省副省长，直到１９９９年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廉政周刊》点评：由于作案时间长，不被及时查处，作案者

往往滋长了侥幸心理，更加肆无忌惮地疯狂作案。只有及时发现和查处犯罪，才能制止犯罪。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群众举报，及早严肃查处违法犯罪。如果对群众举报不及时查处，不仅会严重挫伤群众与腐败斗争的积极性，而且会助长腐败者的侥幸心理，使他们变本加厉地作案。权钱交易：涉及工程犯罪多

近年来，一些贪官大搞权钱交易，其中插手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最为突出。不仅犯罪人数多，而且涉案金额大。在这３０００余起职务犯罪案件中，由于插手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而收受贿赂的约占３９．２％（见图表三）。如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毕玉玺，利用职权，采取直接干预项目招投标工作，为他人承揽工程，从中收受贿赂１００４万元；广东省交通厅原厅长牛和恩，在高速公路发包过程中，收受贿赂人民币２５０余万元、港币２６．２万元、美金１．９万元；山东省青岛市规划局原局长张之光，利用审批房地产建设规划项目的职务之便，先后６次非法收受３８个单位和个人钱财８６０余万元。

官员涉及工程犯罪，往往容易形成串案窝案，这是因为工程建设从立项审批、招标投标、大宗采购到检查验收、款项拨付等每个环节都容易产生权钱交易。同时往往一个行贿人向多人行贿，而一个受贿人又会收受多人的贿赂。如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委原副书记刘强，从２００１年１月至２００５年１月，在芙蓉区政府大院建设工程、荷晏路工程和火车站广场扩建工程等项目过程中，在工程发包、验收、付款中，收受多名行贿者送的人民币１３８万多元、港币２１万元、美金４０００元。

发生在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既有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也有行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既有建设单位的主要领导和基建管理、建筑材料设备采购、财务等部门人员，也有施工企业的经理、工程技术人员；既有金融部门的信贷人员，也有与建设项目相关的土地、规划、设计等部门的工作人员。

《廉政周刊》点评：由于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市场不规范，行情上涨，竞争激烈，一些开发商为得到土地、承揽工程，千方百计去寻租权力，一些掌握权力的官员就成为开发商们“进攻”的目标。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市场投资大、利润高，因而开发商们往往出手大方，不惜以巨资行贿，打通关节。那些掌握实权的人又往往会利用权力，轻而易举地得到高额回报。权力进入市场，就会“点石成金”，破坏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因此，要规范建筑市场和土

地批租市场，推行“阳光工程”，同时严禁领导干部插手工程，防止权力进入市场，才是治本之策。商业贿赂：潜规则大肆横行

在这３０００余起案件中，发生在经济往来中的贿赂犯罪最多（见图表四）。进药得回扣、放贷得分成、审批收“红包”，这似乎已成司空见惯的潜规则。在这些潜规则的驱使下，一些人开始心安理得地受贿敛财。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原所长罗耀星，利用购进疫苗的职务之便，５年收受回扣１１１８．５万元；柳州铁路局财务处原副处长甘培，多次暗示包工头给他好处，先后收受贿赂１１３万多元„„

商业贿赂的背后，往往是国家财产、人民利益的巨大损失。当权者收受贿赂后，要么羊毛出在羊身上，把贿赂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损害消费者利益，要么慷国家之慨，损失国家利益，让国家为他们的犯罪行为“买单”。这些行为不仅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且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

《廉政周刊》点评：潜规则的盛行，并非“一日之寒”。只有腐败蔓延到一定程度，才会有这样的潜规则。这种潜规则潜移默化地腐蚀着人们的思想，推波助澜，致使商业贿赂盛行。而商业贿赂盛行，又为潜规则不断开“绿灯”。由此看来，治理商业贿赂，要用明规则挑战潜规则、遏制潜规则，乃至最终消灭潜规则。渎职犯罪：不落腰包的腐败

渎职犯罪，被称为“不落腰包的腐败”，其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贪污、贿赂犯罪所带来的损失。据对３０００余起职务犯罪案件的分析，渎职案件平均个案案值为５００万元，而贪污贿赂平均个案案值为６０万元。在５２６件渎职案件中，还造成了死亡５４８人、重伤３４４人的严重后果。

尽管渎职犯罪被称为“不落腰包的腐败”，但它往往是由贿赂引发的。一些领导者往往因为接受贿赂或贪图蝇头小利、顾及私情而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导致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在渎职犯罪案件中，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约占３２％，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约占２２％。其中，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渎职案件居首，主要表现为玩忽职守、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见图表五）。北京市公安局原民警曾岩利用侦查北京市商业银行中关村支行原

行长霍海音涉嫌经济犯罪的便利条件，多次将移动电话提供给霍海音与外界联系，并私自会见多名证人，指使证人作伪证，导致涉案约５亿元的国有资产流失。

尽管渎职者造成损失严重，但他们容易得到人们的宽容，如“好心办了坏事”等，这种说法往往成为为渎职者开脱罪责的理由。同时又由于现行法律对渎职犯罪设定的刑罚偏低，造成对渎职犯罪处罚偏轻。据统计，在渎职犯罪案例中，被判缓刑的约占５６％。在判实刑的案例中，往往也只是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廉政周刊》点评：职责不容亵渎，人民生命财产不容儿戏。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严惩这种“不落腰包的腐败”。以礼代贿：贿赂也讲究包装

现如今，行贿受贿披上了礼尚往来的面纱（见图表六）。据统计，有６０％的贿赂犯罪案件是以“红包”、感谢费、过节费等名目出现的。在“这是正常的人情交往”的掩饰下，贿赂行为往往容易得逞。有了这层礼节性的包装，又与感情投资相结合，就容易掩盖权钱交易、买官卖官等丑恶罪行。吉林省白山市原政协副主席李铁成，受贿的途径主要是在自己手术住院、三个子女结婚，再加上逢年过节等时候。他用这些“人情往来”的幌子，掩饰受贿的实质，然后再大肆卖官。

《廉政周刊》点评：礼尚往来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但不能成为贿赂犯罪的伪装。在法律面前，任何伪装都无法掩盖贿赂犯罪的本质，这种礼节性的伪装实质就是包裹着砒霜的“糖衣”，到头来，只能是害人害己。贪官蜕变：与生活作风有关

一些贪官的蜕变，往往与色情腐败有关，而从权色交易到与情人互相勾结、共同犯罪，更说明色情腐败的严重危害（见图表七）。常见的是，贪官幕后操纵，情人台前收钱；贪官收钱后交给情人享用或共同挥霍；由情人出面牵线搭桥、招揽生意，贪官用权换钱。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与其情妇李平共同受贿４０００余万元案，就是由李平出面“揽活”，收取钱财，成克杰则在幕后“点石成金”。江苏省连云港市卫生检疫局原局长田宗庆与女副局长朱本美成为情人关系后，利用职权联手捞财，把９２万元公款装入了自己的腰包。

《廉政周刊》点评：这种权色交易的腐败，是新形势下职务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最近几年披露的高官犯罪往往都有权色交易，这种犯罪不仅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还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利益，污染了社会风气。对此必须高度重视，对构成犯罪的依法查办。同时，要加强监督，尤其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及时查处，不可以视为生活小节、作风问题而置若罔闻或者不了了之。

对官员来说，色情腐败并非生活小节。从放纵小节到权色交易，从权色交易到共同作案，一些贪官的堕落轨迹再次为人们敲响了警钟：贪官蜕变往往与生活作风不良有关，而放纵欲望就是放弃自由甚至生命。金融腐败：出现三种新动向

金融系统一直是职务犯罪的高发区，目前呈现三种新动向（见图表八）——

团伙作案。据统计，团伙作案为２４３件，占统计总数的６１％，并且呈逐年增加之势。由于金融系统管理的特殊性，制约环节多，监管相对严格，单个作案不容易得逞，因此，一些利欲熏心者，或拉拢腐蚀有关人员，或相互串通，内外勾结，侵吞、挪用国家资产。中国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工作人员与社会上一诈骗团伙相勾结，私刻印章，伪造凭证，骗取银行贷款３．２８亿，该行包括原行长在内的３０多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携款潜逃。在携款潜逃的职务犯罪案件中，金融系统以人数多、数额大居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金融腐败分子往往经过周密策划，或早将家人移民国外，或将财产非法转移国外，一旦时机成熟或一有风吹草动，便逃之夭夭。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相互勾结，相互掩盖，相继运用各种手段，共盗取４．８３亿美元逃往美国和加拿大（２００５年，余振东被遣返回国）。

利用高科技手段作案。随着金融信息化的发展，利用信息网络等科技手段作案的问题也日渐突出，此类案件约占金融系统职务犯罪案件总数的２２％。有的是盗取系统密码，非法转移账目资金；有的是伪造金融凭证，盗取客户账目资金；有的是修改交易数据，非法转移客户保证金。与高科技手段犯罪相伴随的是，犯罪人员年轻化、智能化，且高学历者和一线操作人员居多。

《廉政周刊》点评：预防和遏制金融系统职务犯罪，必须对重

要岗位、重要人员加强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提高他们的“免疫力”。同时，要完善和严格执行各项管理制度，强化监督制约，实行重要岗位轮换制、任职回避制；强化技术监管，堵塞管理漏洞，对重要岗位的技术人员加强监督，对重要金融凭证、信息密码加强管理，防止失窃和盗用。会计犯罪：手段多为做假账

在３０００余起职务犯罪案件中，涉及财务人员犯罪的有２３０件２７６人，涉案总金额高达１１．４８亿元。统计资料显示，这类人员大多拥有高学历，具有作案手段隐蔽、持续时间长、涉案金额大的特点（见图表九）。他们的作案手段大都是利用职务之便做假账。

收款不入账或少入账，这是最简单而又常见的作案手段。此外，虚列伪造账目支出，少支多报，重报支出；篡改账目、伪造票据、调账平账方法侵吞公款，这种手段较为隐蔽，犯罪不易被发现。这两种作案手法也是财务人员较常采用的。还有一种就是，把公款通过转存入个人账户挪用或直接侵吞库存现金，此种手段风险大，所以多为一次性作案。

财会人员之所以敢把手伸向单位或客户的钱，除了他们心中的贪欲、管理中的漏洞外，和单位领导与之同流合污不无关系。在这期间，单位领导和财务人员构成了利益共同体，互相包庇。如震惊四川的巴中市地方税务局直属分局原两任局长魏林森、曹忠诚伙同单位财会科原科长陈鉴、原税收会计张红英贪污挪用巨额税款１５０２万余元窝案，就是典型一例。

《廉政周刊》点评：财会人员利用做假账作案，手段隐蔽，不易被发现，因而作案持续时间长，犯罪数额大。一个假字的背后，无不是巨额资产的被侵吞和挪用。假账不仅滋生着腐败，而且还败坏着社会风气。因此，治理和预防财会人员犯罪，应从治假、打假入手。村官腐败：侵吞土地补偿款

农民以土地为本，土地补偿款是失去土地的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却利用职务之便，伙同土地管理部门人员打起了土地补偿款的主意。侵吞土地补偿款占农村干部职务犯罪案件总数的６０％以上。

这样的案例有很多，如：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３年，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庄村两委班子１１人多次采取虚列、冒领或虚增补偿金等手段侵吞土地补偿款近千万元，又先后１７次套取８０余万元土地补偿金，秘密私分。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石佛办事处大理村原村委会主任金明池，将收取拨下来的土地补偿款后隐瞒不报，从中贪污６７万元、挪用４６万元。辽宁省沈阳市新城子区道义镇郭七屯村原支部书记邢仲凯多次将村集体土地转让补偿款２００万元非法占有。

《廉政周刊》点评：由于土地补偿款发放不规范、价格波动大，而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没有知情权和监督权，这就为少数村干部暗箱操作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必须捅破这层不透明的“窗户纸”，推行村务公开，实行阳光操作，将土地补偿款的发放标准、数额以及款项发放、管理、使用等情况公布于众，接受群众的监督，才能堵塞各个环节的漏洞，让暗箱操作者失去市场，让失去土地的农民得到应有的补偿，以保障农民利益，维护农村稳定，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防止权力与贪欲结合

□河南省济源市检察院检察长 李宏民

职务犯罪信息库从一个侧面发现了新形势下职务犯罪的一些特点、规律、手段，也反映出在思想教育、制度管理、监督制约和惩治等方面的漏洞，为有效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提供了翔实而可靠的资料。一个个贪官的蜕变轨迹，也能使我们受到深刻的警示教育。

腐败的实质是钱权交易，是权力和贪欲的结合。分析表明：腐败在当今社会滋生和蔓延并非偶然。一方面，新旧体制的交替，思

想教育、法律制度等方面存在的漏洞，监督的缺失，容易使权力失控，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使一些人民公仆理想信念丧失，人生观、价值观发生错位，容易滋长贪欲。

因此，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构筑起牢固的思想防线。而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更是必不可少，要以防止和避免钱权交易为重点，建立科学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尤其是对领导干部权力的运作实行有效的规范和监督，使人事权、司法权、审批权、行政执法权等权力的运行都置于监督之下，防止权力与贪欲的结合。

同时，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土地批租市场、金融市场、政府采购市场、医药市场等，大力推行信息公开，全面实施“阳光工程”，防止隐形市场和暗箱操作。

检察机关则要针对职务犯罪的新动向，在新经济领域、资金高密度领域、垄断性行业开展预防，帮助他们堵塞管理漏洞，加强对人、财、物的管理，遏制职务犯罪的高发势头。

（本文执笔人：王悦 赵海利 张璞 张利 冯婷婷 林小强 陈明杰

图表制作：吴银 漫画：张浩

第五篇：沈阳城市建设呈现五大特点

沈阳城市建设呈现五大特点

2001年以来，沈阳市坚持以人为本的建设理念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立足现实，规划长远，不断加大投资力度，加快城市建设步伐，相继开展了“绿化年”、“项目年”、“环境年”等一系列主题活动，市政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显著增强，城市面貌明显改观，沈阳一跃成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和“最具经济活力城市”。同时，“一宫两陵”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6沈阳世界园艺博览会”的成功申办，使沈阳的国际知名度不断提高，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地位也得到进一步巩固。

4年来，全市累计完成城建投资266亿元，主要进行了道路、排水、垃圾和污水处理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绿化、水系、大气污染治理等生态环境建设，供水、燃气、供暖、公交等公用设施建设，铁西、浑南、棋盘山、农高区等新区建设，实现了城市建设的全面快速发展。

特点一 加大城建投资力度，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4年来，全市共建设和改造道路948条、面积2320万平方米。相继完成了市府大路、南京街、东陵路、沈南大道、南北二干线、生态旅游路等标准化街路建设和改造；全面实施小街小巷整修工程，市民出行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城市道路交通框架体系基本形成。

新建和改造仙女河、满堂河、沈水湾、五里河等5个污水处理厂，城市污水处理率由2000年的17%提高到2004年的71%，污水处理体系已经形成（今年我市正在新建和扩建污水处理厂4座，建成后城市污水处理率将达到84％）；新建大辛和老虎冲两座垃圾处理场，全市生活垃圾实现了100%无害化处理，结束了沈阳只有垃圾排放场而无垃圾处理场的历史。

同时，高标准建设了公和桥、富民桥、浑河新桥和胜利大桥等桥梁项目。实施浑河南部污水截流工程，进行西北部、西部排水系统改造，进一步提高了汛期的城市排洪能力。

特点二 加强环境建设，人居质量进一步提高

近年来，我市相继实施了东北楔、西北楔绿化；建成了五里河公园、沈水湾公园、体育场公园等大型绿地；实施了大规模的单位庭院、住宅小区组团、铁路公路沿线、水系沿岸绿化和城市街头绿地建设，新增城市绿地69平方公里，是2001年前绿化面积总和的2.5倍。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提高到40.65%，绿地率提高到35.97%，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12平方米，基本形成了“外围森林环抱、内部绿化成网”的绿化格局。同时，以故宫、昭陵和福陵为重点，陆续开展了保护性建筑修缮和周边环境整治，进一步彰显了沈阳这座历史名城的文化底蕴。

2002年以来，我们以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城市水系治理、重点环保项目建设为重点，大力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连续3年对42公里长的浑河城市段进行了污水截流和清淤整治，建设并改造了一批人工湖；实施了集中供热、扬尘覆盖等7项大气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共拆除烟囱3240根、锅炉房1250座。经过不懈努力，城市环境得到显著改善。2004年，我市大气优良天数达到301天，汽车尾气合格率达到85％以上，被命名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实现了城市建设的历史性突破。今年，我市还将继续开展生态城市规划工作，实施大气和水环境综合整治，计划拆除烟囱1000根，锅炉房400座，并大力推进燃气汽车推广工作，进一步改善我市生态环境质量。

特点三 以满足市民需要为出发点，公用事业建设成效显著 几年来，建设和改造供水管网319公里，泵站1223个，基本解决了“三峰”供水问题；投资2.66亿元，改造地下燃气管网290公里；解决遗留的煤气拖期开栓问题14.4万余户。

进一步加大集中热源建设力度。2003年、2004年全市新建、改建、扩建集中热源项目39项，新增供热能力近2000万平方米。

进一步方便市民出行。截止2004年末，我市共有公交线路140条，公交车辆5357台；每万人拥有公交车数量由2001年的9.4台增加到13.6台；公交线网密度由2.5公里/平方公里增加到3公里/平方公里；市民乘坐公交车的步行半径由500米降至300米；市民乘坐公交车一次出行的时间由55分钟降至40分钟。

特点四 加强宏观政策引导，房地产开发总量持续增长 2001年—2004年，全市房地产开发建设累计完成投资714亿元，建设规模6671万平方米。其中，住宅507亿元，施工面积5107万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面积1250万平方米。

住宅建设水平不断提高。涌现出万科花园新城、河畔新城等一批国家康居示范工程、小康住宅示范工程和国家商品住宅AAA性能认定工程。城建东逸花园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认定为“中国国际花园社区”；万科四季花城、格林梦夏、中房凌云花园小区在2004年“中美大众住宅国际研讨会”上获得“中国大众住宅范例奖”。

大力实施旧住宅区改造。3年间，共整治住宅区（含组团）2510个，建筑面积6500万平方米；实施房屋平改坡工程146栋、46.94万平方米，进一步改善了普通住宅区环境。

全面推进棚户区改造。2001年—2002年，棚户区改造完成投资39.6亿元，改造总占地面积451公顷，建设规模851万平方米。2003年以来，进一步加大了棚户区改造工作力度。2003年完成平房区改造40820户，拆迁建筑面积122万平方米；2004年完成平房区改造40240户，拆迁建筑面积128万平方米。

与此同时，加强政府补贴住房和廉租周转住房的建设。截至2004年末，全市建设和购买廉租周转住房1200套、6.7万平方米；建设政府补贴住房8000套、40万平方米。

特点五 不断加快新区建设步伐，为城市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几年来，通过不断加快新区建设，进一步完善了城市布局，逐步形成了东部“世园会”展区、西部铁西新区、南部浑南新区、北部农业高新区。通过产业调整，拉开了“大沈阳”的新格局。

铁西新区通过实施森林公园、仙女湖水系、城市出口路等重点绿化工程，新建绿地1万多块，绿化覆盖面积达到336万平方米。以仙女湖建设为基点，向北延伸改造卫工明渠，向西拓展改造仙女河，建成了仙女河污水处理厂和污水泵站，使具有半个世纪污染历史的细河得到初步治理，卫工明渠成为清澈的水系。浑南新区开发建设至今，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近55亿元，配套面积达30平方公里，形成了东、西产业区、中心区、大学城、新加坡园区、出口加工区等功能性区域，初步具备了接纳项目落地的基础设施配套条件。几年来，浑南新区建设和改造道路59条，长达73公里；水系工程投资5.3亿元，主要进行浑河防洪工程建设，改善了新区防洪能力，提高了综合环境水平。

棋盘山开发区投资2.4亿元实施了森林野生动物园一、二期工程建设；拓宽了沈棋路，建设了生态旅游路；建成了植物园原机车博物馆和多功能冰雪服务楼。

农业高新区自2002年建成以来，大力实施“筑巢引凤”工程，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先后建设和改造道路17条，长达34.4公里；实施绿化2033亩，植树195万余株；投资6600万元，进行了电网改造，基本保证了住区居民和企业的正常用电；投资8500万元实施通讯设施建设，为企业和用户提供信息服务。

“2006沈阳世界园艺博览会”作为世界性知名盛会，必将迅速提升我市的国际知名度，大大加快城市发展进程。在筹备工作中，我们以棋盘山植物园为主展区，从今年上半年开始，全面开展了市政基础设施配套和重点项目的建设。目前，各大项目进展顺利并已初具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