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案例集合

第一篇：内部控制案例集合

四川长虹

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控股股东一股独大、巨额应收款难以收回 四川长虹从１９９４年３月上市至今，创造了众多的纪录：既包括一度占领８０％以上行业出口市场份额的辉煌；也包括数十亿元应收账款化为会计符号的痛苦；还包括在中国证券市场也是独一无二的、上市１０年却一直没有独立董事的尴尬。终于，在辉煌逐渐远离、痛苦演变为反思之后，尴尬也即将成为四川长虹的过去——四川长虹１月８日召开的２００５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首次通过了选聘四名独立董事的议案。至此，我国目前仍然没有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只剩下两家。但是，四川长虹的新任独董们若不希望只当“花瓶”、真正获得市场的认同，还需面临考验。独董们如何对四川长虹的问题和痼疾“见招拆招”，市场将拭目以待。

事实上，四川长虹是中国证监会２００１年８月发布《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后，几家为数不多、迟迟没有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四川长虹的公告显示，此次就任的四位独立董事分别是：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执行总经理黄朝晖、清华大学校长助理冯冠平、国际法律师背景的张玉卿和中银国际公司执行董事、首席执行助理李彤。

从几位独立董事的背景来看，黄朝晖和李彤是资深投行专业人士，资本运营方面经验老道，而冯冠平身兼清华大学校长助理、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数职，又是上市公司力合股份（０００５３２）的董事长，在资本市场上更是长袖善舞。去年，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下属的“深圳清华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更是刚刚收购了上海飞乐音响（６００６５１）；张玉卿的国际法背景、律师资历对于产品大量出口的四川长虹无疑也可以发挥把关的作用。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规定，独立董事除应当具有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赋予董事的职权外，还对重大关联交易等许多重要事项拥有特别职权，并可以发表独立意见。例如，独立董事应当就“可能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事项”等问题发表独立意见。权利是有了，但四川长虹的独董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仍旧不少：

第一，从四川长虹与美国ＡＰＥＸ公司打交道并且最终近３０亿元难以收回的情况看，四川长虹的法人治理结构并不能算健全，经营决策程序也存在漏洞。而由经营层聘请回来的独董该如何为自己定位，值得思索。

第二，四川长虹作为传统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一股独大的情况更加严重。从四川长虹的半年报来看，该公司５３．６３％的股权掌握在长虹集团手中，前１０大股东的其余９位合计仅持有四川长虹２．５１％的股权。这一方面意味着，若想提出反对意见，独立董事们的工作环境相对会比较艰难；这同时也意味着，在许多重大事项上只有独立董事的投票可以牵制大股东，避免形成“一言堂”的局面，独立董事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第三，四川长虹上市十年没有设立独董，原来的管理层背后肯定有所考虑和顾忌，新任管理层能否打破旧体制框架，还有待时间和实践检验。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经历了ＡＰＥＸ**之后，四川长虹已经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市场的信任，甚至其蓝筹形象也遭到了严重破坏。聘请独董无疑是四川长虹“收复人心”的有效手段之一，但若功夫仅停留在表面，四川长虹肯定难以重新赢回信任。因此，独董上任后的首要任务将是对四川长虹存在的问题帮助提出解决方案，使得长虹能在经历困难后中实现蜕变重生。

中科健

中科健财务问题严重

今年1月18日，中科健曾发布补充公告，披露了公司控股股东科健集团及第二大股东深圳智雄电子（郝建学控制的公司）所持中科健股权被司法冻结的情况，同时，还披露公司约有5亿多人民币元对外担保未履行审批程序，也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在同一天，西藏金珠（600773）也发布了一系列补充公告，披露公司应收中科健及其相关公司货款合计23483万元，占应收账款总额的90.44%，其他应收款中，应收中科健及相关公司共计占用公司资金13081万元，占其他应收款总额的47%。另外，中科健还存在侵占该公司利益的情况，占用资金1350万元。西藏金珠的股东与中科健目前的实际控制人南京合纵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上述未披露的信息应该还不是中科健资产财务问题的全部，熟悉内情的人士称之为，只是揭开了冰山的一角。据了解，深圳证监局、深交所等仍要求该公司对担保事项等进行核查，目前中科健还没有进一步的信息披露出来。

王海斌曾是中科健东山再起的最大希望，而且他进入公司后也的确给公司带来积极的变化。中科健内部市场销售人士透露，科健手机一月份已经略有盈利。但资料显示，截至2003年12月31日，广州海纳资产总额17418.85万元、负债总额6198.66万元，净资产10709.43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4999.36万元，净利润740.43万元。截至2004年11月30日，广州海纳净资产为24125.09万元。显然，纵使广州海纳与三星手机有很深厚的渊源，但也难以填平中科健的窟窿。据了解，目前王的辞呈还未得到公司董事会的通过。但业内人士认为，在发现中科健“水很深”之后，即使郝建学再三挽留，王海斌应该还是去意已决。而由于手机核准制的出台，手机牌照不再是奇货可居，中科健的吸引力也大大下降。

企业文化与内部控制

摘要：加强和完善内部控制，实施企业文化建设，促进企业科学快速发展，确保企业目标顺利实现，是当前企业界最为关注的话题。本文从内部控制与企业文化的关系出发，具体分析了二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和相互补充，阐明了加强内部控制与企业文化建设对促进企业科学快速发展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如何加强内部控制与企业文化建设的意见，旨在促进企业科学快速发展。

关键词： 内部控制、企业文化、关系、影响

一、内部控制与企业文化的关系及相互影响

1、内部控制是实现企业目标的保障机制

企业的内部控制是管理者为确保企业目标的实现而建立的一系列规则、政策和实施的程序。内部控制作为企业的一项管理和保障机制，其有效性直接关系到企业经济效益、会计信息的质量、资产的安全完整、抵御风险的能力等问题，对实现企业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保障作用。内部控制制度是企业运营的基本规矩，是检查管理者和员工工作质量的尺度，也是衡量企业经济效益和管理水平的标准。内部控制制度是企业中最高的行为规范，企业内部的任何人都无权凌驾于内部控制制度之上。一视同仁、公平合理是内部控制制度得以贯彻执行的生命线。内部控制制度通过一整套详细和具体的操作程序来约束企业各个部门、环节及员工的行为，使之成为一种规范的操作系统。

2、企业文化是企业科学发展的基石

企业文化是在长期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区别于其他组织的价值观念和精神风貌，它将企业员工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融合统一，是员工自身价值和企业发展目标的有机结合。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精神，代表着一个企业的形象，表现为企业的追求与理想。企业文化是一种企业的经营理念，是依存于企业的价值观念，是培养员工忠于职守、乐于助人、勤勉尽责、诚实守信的一种制度，是企业的精神支柱和全体员工的力量源泉。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促进企业科学快速发展，阻止企业衰败；而落后的企业文化则可能使企业陷入困境，直至导致企业破产。

3、内部控制与企业文化互为动力、互相促进 企业内部控制的逻辑起点是自我管理，而自我管理是企业文化的一个基本内容。优秀的企业文化促进内部控制的建设，完善的内部控制能进一步规范企业文化。内部控制保障企业规范经营，企业文化促进企业科学发展。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和执行与企业文化的建设密切相关，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贯彻执行有赖于企业文化的支持和维护；科学、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能够展示企业的精神风貌，融汇企业经营理念,打造和谐企业形象,有利于促进优秀企业文化的形成，在实施过程中会推动企业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只有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才能为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4、内部控制保持其有效性依赖于企业文化的支持、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保证内部控制制度贯彻执行

企业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能够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提高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的中枢神经，它支配着人们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只有当企业中的每一个员工目标明确、观念趋同，内部控制才会更有实效。在IBM公司的发展史上，曾多次出现过濒临灭亡的危机，而每一次它都能够生存下来并成为当今世界500强之一，依靠的就是公司全体员工对企业文化的高度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强化内部控制，优化各种资源，使其基业长青、生机勃勃。内部控制要发挥作用，需要企业内部各方面的支持、协调与配合。如果没有各方面的支持、协调与配合，内部控制制度就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重视内部控制的企业文化，不仅有利于科学合理地制定和执行内部控制制度，还可以弥补内部控制制度的不足，使企业的内部控制始终处于有效状态。在良好的企业文化基础上建立的内部控制制度，必然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会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

二、加强内部控制与企业文化建设，促进企业科学快速发展

1、完善的内部控制和优秀的企业文化相结合，能更好的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建设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打造优秀的企业文化是现代企业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是精神文明的重要体现，是实现企业目标并使企业得以长久发展的重要保障。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提高员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员工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促进企业科学快速发展。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把内部控制与企业文化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建设。管道局的企业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即企业精神、经营理念、企业形象。“创新思维、实现超越、争雄国内、走向世界”是管道局新时代的企业精神。以新的理念、新的思维方式进行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主要是按照现代企业的标准，建立以资本为纽带的多元投资主体的“公司制”；管理创新是在狠抓基础管理工作的基础上，运用现代企业管理的方法，建设富有管道特色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技术创新是鼓励员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明创造可大大提高生产效率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专、人专我精”。管道建设队伍从“一面旗帜、一句口号、一套工装、一顶帽子、一张胸卡、一双工靴”做起，把企业文化中的形象设计，融汇到整个队伍管理之中，把管道局打造成了世界驰名品牌的中国石油管道企业，使管道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

2、积极创新内部控制环境，构建先进企业文化，适应现代企业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 为适应现代企业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保证企业目标的实现，企业应积极创新内部控制环境，构建先进的企业文化。（1）设置恰当的组织结构。以本企业的生产经营特点、所处的发展阶段、企业文化状况以及管理层的管理哲学和经营战略为依据，设置恰当的组织结构，即设置科学合理的内部机构与岗位。科学合理的设置企业内部机构与岗位，明确机构与岗位的职责以及各机构与岗位的相互关系，是实现内部控制的基本前提。符合本企业实际的组织结构和与之相适应的企业文化，是实现企业目标的基本保证。

（2）制定科学合理的业务流程和严格的规章制度。科学合理的业务流程使各机构与岗位互相协调、互相促进、互相制约，是确保企业各项生产经营活动达到预期目标的措施；严格的规章制度作为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规范，既是开展各项生产经营活动的依据和完成生产指标情况的衡量标准，又是实施内部控制的基础。

（3）建立优良的信息管理系统。及时识别、获取、加工有利于本企业的各种信息，选择适合于有关机构和岗位使用这些信息的途径，使其在企业内部纵向与横向传递。每个机构和岗位应当了解自己在信息管理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应当具有搜集、处理、传递有关信息的条件，使整个企业具备纵向与横向传递信息的有效途径和机制。

（4）创建优秀、适用的企业文化。适应本企业实际、健康向上，尤其是重视内部控制的企业文化，能够借助价值观念使员工得到自律，从而矫正其价值观，规范其行为，解决个体价值与组织价值之间的矛盾，使个体目标与组织目标相一致。借助尊重人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氛围来激励员工，使其发挥最大的才智，创造最大的价值。

（5）建立科学的风险管理系统。为保证企业乃至各个机构和岗位目标的实现，必须及时识别来自企业内外部的各种风险，并对其进行必要的评价，在此基础上实行科学的规划、控制和监督。企业要建立、健全风险管理机构并使之有效运行，为企业的科学发展扫除障碍，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为企业增加价值。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营造优秀的企业文化是企业科学发展的基础，内部控制建设是企业实现目标的手段，只有将二者紧密的结合起来，使其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才能凝聚真正的力量，企业才会朝气蓬勃，充满活力。

第二篇：内部控制案例

江西鄱阳县“2.11”案件

新华网南昌2月17日电 2月16日，一条名为“鄱阳县财政亿万巨款转澳门豪赌 财政局长风光依旧”的网帖在网络上引发网民极大关注：从2006年开始，国家级贫困县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基金股工作人员李华波转出境外赌博资金高达9850万元，现已逃到境外。而财政局局长风光依旧，儿子开名车、经营酒店。这一消息引起网民的极度愤慨，纷纷要求查明真相、严处责任人、挽回损失。

第一部分： 9400万元专项资金被一股长鲸吞

据专案组有关人士向“中国网事”记者介绍，这一案件发端于2006年，经初步查实，李华波、徐德堂等人利用职务之便，逃避财政局划拨专项资金审批手续，用私盖伪造的公章、提供虚假对账单等手段，陆续将县财政局存储在信用联社城区分社基建专户中的资金9400万元，转至李华波、徐德堂预先注册的鄱阳县锦绣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账上。

针对网民关于“（这些违法行为）为何在长达四五年的时间里没被察觉？”的问题，鄱阳县财政局局长欧阳长青说，李华波与徐德堂两人串通，每月由农信社提供给财政局的虚假对账单都显示专户的资金是安全的。而鄱阳县农村合作联社理事长吴智敏回应说，“家贼难防”，徐德堂与李华波两人关系要好，串通在一起作案，隐蔽得太深，农信社稽查了多次都没有发现。

鄱阳县原名波阳县，1986年被国务院定为国家级贫困县，2010年地方财政收入仅为4．1亿元。鄱阳县财政局党组成员徐晓明说，经济建设股分管的资金主要是上级拨付用于病险水库、农田改造等。

另据人民日报18日报道：一个假公章，越过7个资金管理环节

财政局和农信社都有严格的制度，为何持续数年的资金套取却没有被发现呢？

鄱阳县财政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徐晓明介绍了财政资金划拨的几个环节——按照财政账户管理流程，凡是动用资金，必须由用款单位提出申请、业务股室出具意见、预算科室核定指标、分管领导审核签字、局长签字批准，然后由业务股室开具支票、加盖公章和经手责任人私章，支票最终送达银行才能进行资金划拨。“其实财政局是受害者，没什么责任。”徐晓明认为，财政局资金划拨的流程和机制没有问题。“每划拨一笔钱，7个环节、多人经手，这个事情关键还是人的问题；还有就是李华波私刻了公章，而银行又没有尽到鉴别公章印鉴的义务。”徐晓明介绍，经建股分管的资金，主要是中央和省市拨付用于病险水库、农田改造等基建项目的。

据了解，李华波私刻的公章全名叫“鄱阳县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专用章”，由于有了这个章，他轻易绕开了诸多环节。张庆华出具支票盖章后，李华波就到银行划拨资金了。

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吴智敏承认，在李华波更换印鉴过程中，农信社城区分社存在把关不严的问题，“银行竞争激烈，大客户不敢丢，关系熟悉后，程序就忽略了”。

2009年11月，李华波更换印鉴，本该向财政局申请并经主要领导批准，但并未履行这一手续就更换了印鉴。

按照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的规定，由县联社派到各分社的委派会计负责鉴章和审核工作，行使监督职能。而在李华波和徐德堂等人持续数年的套取转移资金过程中，却无人发现异常。欧阳长青说，每个月，银行都要给财政部门一张包含账户余额的对账单，上面的数字与资金流量都是一致的，而且所有在建工程都没有受到影响。“全国的财政部门和银行间都

是这么对账的，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银行，但问题就在于太相信银行了。”

第二部分江西鄱阳县“2·11”案件57名责任人受处理江西省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并经江西省委同意，追究57名相关人员的责任。责成4个单位作出深刻检查。对参与作案的李华波(在逃)、徐德堂、张庆华等7人，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案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且涉嫌挪用公款、受贿犯罪的鄱阳县政协副主席、县财政局局长欧阳长青，及涉嫌贪污、受贿、违法发放贷款犯罪的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曹绍洲等5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其中:

江西省农村信用联社21日作出一系列决定，对负有领导责任的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吴智敏，党委委员、副主任王正灿，党委委员、副主任叶志军，党委委员、监事长章芳，正科级稽核员、原监事长张文光给予免职处理。

对负有直接责任的鄱阳县城区信用社主任徐德堂撤职处理，鉴于此人已刑拘，责令其积极配合调查，建议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责成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对负有失职责任的鄱阳县城区信用社委派会计潘学迅、综合柜员朱小兰依法依规作出严肃处理；对负有管理责任的鄱阳县城区信用社副主任吴春秀和原副主任王国安给予免职处理。

目前，鄱阳县迅速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行动，目前已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追缴赃款和查封财产总计1003万元，并已查明其中4605万元的去向，余款去向正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第三部分从财务角度分析：

一、加强会计管理体制建设

农村信用社会计委派制度是完善会计管理体制、健全监督机制、规范经营行为的重要举措。通过委派会计对日常业务的指导和监督，对印章、密押、有价单证、重要空白凭证和会计档案等工作的管理，使业务操作流程规范化，各项基础工作质量得以提高，在赋予委派会计一定监督职权的同时，对委派会计履职情况进行定期考核，并定期轮换，可有效防范财务、信贷、结算等方面存在的风险，堵塞漏洞，起到事中监督的作用。

二、加强事后监督体制建设

事后监督工作是继委派会计工作后的第二道防线，在进一步完善业务操作流程、防范操作风险、强化监督体系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县联社应制定详细的事后监督管理制度，根据所辖网点数量和各网点业务量配备事后监督人员专门负责对前台业务操作的事后监督检查工作，发现问题要及时解决处理。事后监督工作除人工操作外还可以通过软件开发，利用计算机部分代替人工操作，规避人为操作风险，缩短检查时间，提高事后监督工作效率。

三、加强稽核体制建设

县联社要不断完善稽核体制，加强对稽核队伍的业务培训。稽核监察部应建立健全对各社事后监督工作再监督的检查机制，对基层网点进行定期检查或不定期抽查，对检查中发现应监督出而未监督出的问题，应追究事后监督人员及相关人员责任。同时，对重要岗位和敏感环节工作人员八小时内外的行为，建立相应的行为失范监察制度。发现有涉黄、涉赌、涉毒等失范行为的，要即行调离原岗位，并对其进行审计。对行为失范的员工要及时进行教育，情节严重的，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如鄱阳县农信社加强内控体制建设，做实监督防范工作，财政局股长又怎能在长达4年的时间内套取资金近亿元？通过委派会计监督——事后监督——稽核部门监督三级风险控制体系的递进式构建，强化农信社内控体制建设，定能在防范操作风险、完善法人治理机制、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农村信用社合规经营、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以上是在加强和强调银行业自律和反省的过程中，一样要注重的问题，这是必须和应

该做到的。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么，什么才是我们的标准呢？

大众的认知程度和认可程度我认为才是我们衡量的标准，不要以为表面数字是成绩和业绩，就是结果，社会的认可才是我们的最终评价员，社会的价值才是你工作的价值。看看

自已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价值呢？ 中新网南昌3月5日电(艾永全 王昊阳)江西鄱阳县财政局近亿元资金被转移一案，激起连锁风暴，受此案影响，江西省纪委、监察厅、财政厅及金融部门下发紧急通知，一时间，在江西各地掀起内部财务清查整顿之风。

3月4日，法学博士、南昌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永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造成鄱阳县近亿元财政资金被非法转移的原因，除了鄱阳县财政局内部管理机制存在问题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鄱阳信用社制度混乱、管理不严、监守自盗，信用社内部监管机制存在重大问题，迫切需要完善。

财政局：信用社监管漏洞致储户利益受损

据鄱阳县官方透露，在2006年至2010年期间，县财政局经建股股长李华波与县农村信用联社城区分社主任徐德堂相互勾结，利用假支票、假公章多次作案，非法套取县财政局专项资金9400万元。今年2月11日案发，李华波外逃，徐德堂等五名涉案人员落网。对于县财政局近亿元资金从信用联社消失的原因，财政局党组成员徐晓明向记者解释说，财政账户资金的划拨管理有严格的流程，凡是动用资金，必须由用款单位提出申请、业务股室出具意见、预算科室核定指标、分管领导审核签字、局长签字批准，然后由业务股室开具支票、加盖公章和经手责任人私章，支票最终送达银行，银行经过认真审核后才能进行资金划拨。

因李华波私刻了一枚“鄱阳县基础建设财务管理专用章”公章，并利用这枚假公章，伪造假支票，和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城区分社主任徐德堂勾结，多次从信用社套取资金。根据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规定，由县联社派到各分社的委派会计负责鉴章和审核工作，行使监督职能，而城区分社未对李华波出具的假支票履行严格把关的职责，相关人员都听命于主任徐德堂，这样，县财政局近亿元资金的转移之路从而畅通无阻。

鄱阳县财政局认为，因鄱阳县农村信用社未尽到核实公章的责任，并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虚假对账单，存在重大监管漏洞，从而导致此案发生。县财政局还表示，将向县农村信用社启动索赔程序。

鄱阳县财政局有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而言，财政局只是一位普通储户，储户将钱存入信用社，并每月都从信用社提供的对账单得知资金运行安全的信息。但是突然有一天，储户被告之所存款项消失了，根本原因就是信用社制度混乱、监管有名无实。

由来已久的漏洞和“难以查清”的真相

记者调查发现，鄱阳县农村信用社因管理存在漏洞，曾引发过多起违法犯罪案件，并屡见报端，涉案金额从万余元至百万元不等。

据2007年2月27日《新法制报》报道，2006年10月，鄱阳县黄岗镇村民洪某存入黄岗镇农村信用社的14800元定期存款莫名消失，原来信用社信贷员黄某严重违规，私下为农民办理存折，收钱后卷款外逃，致使农民积攒多年的养老金化为乌有。

无独有偶。2009年8月24日《新法制报》报道，2009年8月11日，鄱阳农村信用社两名职员被警方抓获，二人克隆银行柜员卡和授权卡，将储蓄户定期存款17万余元转走，并挂失118万元储户存款，欲转账私分挥霍。

实质上，类似鄱阳信用社多次出现的这种“蹊跷案件”，在江西全省的农村信用社系统，近些年并不少见。

据2007年6月8日新华社报道，江西省弋阳县农信社代办员赖传太，以高额利息相诱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846余万元，并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储户存款1947万元。案发后，赖被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

据2010年04月12日《新法制报》报道，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农村信用社职工吴某，在2008年11月至2009年12月期间，15次利用工作之便，非法侵占储户活期及定期存款计17万元。2010年3月29日，吴某被检察机关批捕。

据2005年12月16日《江西法制报》报道，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甫田农村信用社原主任李斌，在短短数月之内，以58位村民的名义贷款近百万元，用于赌博。2005年9月6日，李斌被法院以职务侵占罪终审判处有期徒刑8年。

2007年7月9日《新法制报》报道，2007年6月，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芗溪农村信用社发生一起蹊跷的“贷款”**，樟树市阁山镇韶塘村民阮五根、皮志涛二人各“被贷款”5万元，期限为一年。二人感到莫名其妙，前往信用社讨说法，最后这笔贷款又神秘地“被还清”。事后，樟树市农村信用联社介入调查，但“真相”始终未大白于天下。

法析案情：监管漏洞是案发主因

3月4日，法学博士、南昌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永明接受记者采访，以法律的角度，剖析此案。

熊教授认为，信用社制度混乱、管理不严、监守自盗直接诱发了鄱阳县亿元财政资

金被套取。信用社作为金融单位，对储户提取资金的过程，应认真审核每一个印章和手续，只认手续不认人，因为鄱阳信用社监管体制不健全，存在监守自盗等诸多原因，才导致此案发生。

熊永明教授表示，鄱阳县信用社长期给县财政局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假对账单，掩盖犯罪事实，涉嫌触犯刑法第188条“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其在民事赔偿方面，有逃脱不了的责任。

此前，全国律协宣传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凯律师分析此案时认为，虽然财政局是政府部门，但与信用社建立的是储蓄合同关系，属于民事案件的范畴，信用社如果没有核对预留印鉴，并且连续出具虚假证明，则存在明显过错，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熊教授认为，尽管信用社也建立了包括理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的法人治理结构，具有县联社、市联社、省联社三级风险管理系统，但农村信用社在组织结构、业务流程、经营机制、风险管理等方面仍存在深层次的问题。

上世纪50年代以后，农村信用社的合作性质渐被淡化，并转化成国家银行在农村的基层机构。80年代，农村信用合作社开始推行体制改革，1996年与中国农业银行脱钩，形成一个个独立法人。

基层信用社貌似上有层层监管，但权力很大，信用社是独立法人，吸储与放贷无需上级层层授权，从而形成监管真空。另外，此案还暴露出信用社在每年的稽核监察工作方面存在漏洞，导致此案五年之后才得以案发，熊教授说。（二、

第三篇：内部控制案例

江西鄱阳县“2.11”案件

新华网南昌2月17日电 2月16日，一条名为“鄱阳县财政亿万巨款转澳门豪赌 财政局长风光依旧”的网帖在网络上引发网民极大关注：从2006年开始，国家级贫困县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基金股工作人员李华波转出境外赌博资金高达9850万元，现已逃到境外。而财政局局长风光依旧，儿子开名车、经营酒店。这一消息引起网民的极度愤慨，纷纷要求查明真相、严处责任人、挽回损失。

第一部分： 9400万元专项资金被一股长鲸吞

据专案组有关人士向“中国网事”记者介绍，这一案件发端于2006年，经初步查实，李华波、徐德堂等人利用职务之便，逃避财政局划拨专项资金审批手续，用私盖伪造的公章、提供虚假对账单等手段，陆续将县财政局存储在信用联社城区分社基建专户中的资金9400万元，转至李华波、徐德堂预先注册的鄱阳县锦绣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账上。

针对网民关于“（这些违法行为）为何在长达四五年的时间里没被察觉？”的问题，鄱阳县财政局局长欧阳长青说，李华波与徐德堂两人串通，每月由农信社提供给财政局的虚假对账单都显示专户的资金是安全的。而鄱阳县农村合作联社理事长吴智敏回应说，“家贼难防”，徐德堂与李华波两人关系要好，串通在一起作案，隐蔽得太深，农信社稽查了多次都没有发现。

鄱阳县原名波阳县，1986年被国务院定为国家级贫困县，2010年地方财政收入仅为4．1亿元。鄱阳县财政局党组成员徐晓明说，经济建设股分管的资金主要是上级拨付用于病险水库、农田改造等。

另据人民日报18日报道：一个假公章，越过7个资金管理环节

财政局和农信社都有严格的制度，为何持续数年的资金套取却没有被发现呢？ 鄱阳县财政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徐晓明介绍了财政资金划拨的几个环节——按照财政账户管理流程，凡是动用资金，必须由用款单位提出申请、业务股室出具意见、预算科室核定指标、分管领导审核签字、局长签字批准，然后由业务股室开具支票、加盖公章和经手责任人私章，支票最终送达银行才能进行资金划拨。“其实财政局是受害者，没什么责任。”徐晓明认为，财政局资金划拨的流程和机制没有问题。“每划拨一笔钱，7个环节、多人经手，这个事情关键还是人的问题；还有就是李华波私刻了公章，而银行又没有尽到鉴别公章印鉴的义务。”徐晓明介绍，经建股分管的资金，主要是中央和省市拨付用于病险水库、农田改造等基建项目的。

据了解，李华波私刻的公章全名叫“鄱阳县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专用章”，由于有了这个章，他轻易绕开了诸多环节。张庆华出具支票盖章后，李华波就到银行划拨资金了。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吴智敏承认，在李华波更换印鉴过程中，农信社城区分社存在把关不严的问题，“银行竞争激烈，大客户不敢丢，关系熟悉后，程序就忽略了”。

2009年11月，李华波更换印鉴，本该向财政局申请并经主要领导批准，但并未履行这一手续就更换了印鉴。

按照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的规定，由县联社派到各分社的委派会计负责鉴章和审核工作，行使监督职能。而在李华波和徐德堂等人持续数年的套取转移资金过程中，却无人发现异常。欧阳长青说，每个月，银行都要给财政部门一张包含账户余额的对账单，上面的数字与资金流量都是一致的，而且所有在建工程都没有受到影响。“全国的财政部门和银行间都

是这么对账的，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银行，但问题就在于太相信银行了。”

第二部分

江西鄱阳县“2·11”案件57名责任人受处理

江西省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并经江西省委同意，追究57名相关人员的责任。责成4个单位作出深刻检查。对参与作案的李华波(在逃)、徐德堂、张庆华等7人，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案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且涉嫌挪用公款、受贿犯罪的鄱阳县政协副主席、县财政局局长欧阳长青，及涉嫌贪污、受贿、违法发放贷款犯罪的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曹绍洲等5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其中:

江西省农村信用联社21日作出一系列决定，对负有领导责任的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吴智敏，党委委员、副主任王正灿，党委委员、副主任叶志军，党委委员、监事长章芳，正科级稽核员、原监事长张文光给予免职处理。

对负有直接责任的鄱阳县城区信用社主任徐德堂撤职处理，鉴于此人已刑拘，责令其积极配合调查，建议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责成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对负有失职责任的鄱阳县城区信用社委派会计潘学迅、综合柜员朱小兰依法依规作出严肃处理；对负有管理责任的鄱阳县城区信用社副主任吴春秀和原副主任王国安给予免职处理。

目前，鄱阳县迅速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行动，目前已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追缴赃款和查封财产总计1003万元，并已查明其中4605万元的去向，余款去向正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第三部分

从财务角度分析：

一、加强会计管理体制建设

农村信用社会计委派制度是完善会计管理体制、健全监督机制、规范经营行为的重要举措。通过委派会计对日常业务的指导和监督，对印章、密押、有价单证、重要空白凭证和会计档案等工作的管理，使业务操作流程规范化，各项基础工作质量得以提高，在赋予委派会计一定监督职权的同时，对委派会计履职情况进行定期考核，并定期轮换，可有效防范财务、信贷、结算等方面存在的风险，堵塞漏洞，起到事中监督的作用。

二、加强事后监督体制建设

事后监督工作是继委派会计工作后的第二道防线，在进一步完善业务操作流程、防范操作风险、强化监督体系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县联社应制定详细的事后监督管理制度，根据所辖网点数量和各网点业务量配备事后监督人员专门负责对前台业务操作的事后监督检查工作，发现问题要及时解决处理。事后监督工作除人工操作外还可以通过软件开发，利用计算机部分代替人工操作，规避人为操作风险，缩短检查时间，提高事后监督工作效率。

三、加强稽核体制建设

县联社要不断完善稽核体制，加强对稽核队伍的业务培训。稽核监察部应建立健全对各社事后监督工作再监督的检查机制，对基层网点进行定期检查或不定期抽查，对检查中发现应监督出而未监督出的问题，应追究事后监督人员及相关人员责任。同时，对重要岗位和敏感环节工作人员八小时内外的行为，建立相应的行为失范监察制度。发现有涉黄、涉赌、涉毒等失范行为的，要即行调离原岗位，并对其进行审计。对行为失范的员工要及时进行教育，情节严重的，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如鄱阳县农信社加强内控体制建设，做实监督防范工作，财政局股长又怎能在长达4年的时间内套取资金近亿元？通过委派会计监督——事后监督——稽核部门监督三级风险控制体系的递进式构建，强化农信社内控体制建设，定能在防范操作风险、完善法人治理机制、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农村信用社合规经营、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以上是在加强和强调银行业自律和反省的过程中，一样要注重的问题，这是必须和应该做到的。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么，什么才是我们的标准呢？

大众的认知程度和认可程度我认为才是我们衡量的标准，不要以为表面数字是成绩和业绩，就是结果，社会的认可才是我们的最终评价员，社会的价值才是你工作的价值。看看

自已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价值呢？

第四篇：内部控制案例

(1)三九集团的财务危机

从1992年开始，三九企业集团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通过收购兼并企业，形成医药、汽车、食品、酒业、饭店、农业，房产等几大产业并举的格局。但是，2004年4月14日，三九医药（000999）发出公告：因工商银行要求提前偿还3.74亿元的贷款，目前公司大股东三九药业及三九集团（三九药业是三九集团的全资公司）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权已被司法机关冻结。至此，整个三九集团的财务危机全面爆发。

截至危机爆发之前，三九企业集团约有400多家公司，实行五级公司管理体系，其三级以下的财务管理已严重失控；三九系深圳本地债权银行贷款已从98亿升至107亿，而遍布全国的三九系子公司和控股公司的贷款和贷款担保约在60亿至70亿之间，两者合计，整个三九系贷款和贷款担保余额约为180亿元。

三九集团总裁赵新先曾在债务**发生后对外表示，“你们（银行）都给我钱，使我头脑发热，我盲目上项目。”

案例简评：三九集团财务危机的爆发可以归纳为几个主要原因：（1）集团财务管理失控；（2）多元化投资（非主业/非相关性投资）扩张的战略失误；（3）集团过度投资引起的过度负债。另外，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发展环境来看，中国金融体制对国有上市公司的盲目投资、快速膨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华源集团的信用危机

华源集团成立于1992年，在总裁周玉成的带领下华源集团13年间总资产猛增到567亿元，资产翻了404倍，旗下拥有8家上市公司；集团业务跳出纺织产业，拓展至农业机械、医药等全新领域，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企大系”。进入21世纪以来，华源更以“大生命产业”示人，跃居为中国最大的医药集团。

但是2005年9月中旬，上海银行对华源一笔1.8亿元贷款到期；此笔贷款是当年华源为收购上药集团而贷，因年初财政部检查事件，加之银行信贷整体收紧，作为华源最大贷款行之一的上海银行担心华源无力还贷，遂加紧催收贷款；从而引发了华源集团的信用危机。

国资委指定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对华源集团做清产核资工作，清理报告显示：截至2005年9月20日，华源集团合并财务报表的净资产25亿元，银行负债高达251.14亿元（其中子公司为209.86亿元，母公司为41.28亿元）。另一方面，旗下8家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合计高达73.36亿元，即这些上市公司的净资产几乎已被掏空。据财政部2005年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报披露：中国华源集团财务管理混乱，内部控制薄弱，部分下属子公司为达到融资和完成考核指标等目的，大量采用虚计收入、少计费用、不良资产巨额挂账等手段蓄意进行会计造假，导致报表虚盈实亏，会计信息严重失真。

案例简评：华源集团13年来高度依赖银行贷款支撑，在其日益陌生的产业领域，不断 “并购－重组－上市－整合”，实则是有并购无重组、有上市无整合。华源集团长期以来以短贷长投支撑其快速扩张，最终引发整个集团资金链的断裂。

华源集团事件的核心原因：（1）过度投资引发过度负债，投资项目收益率低、负债率高，说明华源集团战略决策的失误；（2）并购无重组、上市无整合，说明华源集团的投资管理控制失效；（3）华源集团下属公司因融资和业绩压力而财务造假，应当是受到管理层的驱使。

（3）澳柯玛大股东资金占用

2006年4月14日，G澳柯玛（600336.SH）发布重大事项公告：公司接到青岛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青岛澳柯玛集团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处置事项的决定》，青岛市人民政府将采取措施化解澳柯玛集团面临的困难。至此，澳柯玛危机事件公开化。

澳柯玛危机的最直接导火索，就是母公司澳柯玛集团公司挪用上市公司19.47亿元资金。澳柯玛集团利用大股东优势，占用上市子公司的资金，用于非关联性多元化投资（包括家用电器、锂电池、电动自行车、海洋生物、房地产、金融投资等），投资决策失误造成巨大损失。资金链断裂、巨额债务、高层变动、投资失误、多元化困局等众多因素，使得澳柯玛形势异常危急。

澳柯玛症结并非仅仅是多元化投资下资金问题，关键问题还有自身的管理模式，是鲁群生近17年的家长式管理模式。鲁群生在特定环境中创业成功，然而在扩张中缺乏应有的风险意识，澳柯玛近亲繁殖任用领导现象是企业对市场缺乏应有的敏感度。

案例简评：扩张几乎是每个企业追求的目标。而同在青岛的三家家电集团（都是上市公司）却有不同的选择：海尔的扩张基于品牌战略；海信的扩张基于技术突围；而澳柯玛的扩张却选择了不相关多元化道路。

“发散型的多元化扩张，不但没有让澳柯玛做大作强，发而使其一盘散沙”。澳柯玛集团大额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用于其非相关多元化投资；然后频频发生的投资失败和管理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也把集团风险也转嫁给上市公司。应当说，造成澳柯玛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管理层投资决策失误、投资监管不到位、管理能力不足的综合因素造成的。

（4）以上3个案例的归纳与分析

以上案例，简单归纳如下：多元化投资引发资金链断裂的重大风险，其主要原因是决策失误、非主业/非相关性投资、快速扩张、过度负债等。

以上这三家大型国有企业，都是通过多元化投资实现快速扩张的，又是以高度依赖借款支撑其快速扩张的，最终引发了整个集团危机。应当说此类操作模式及其风险发生案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并不鲜见：比如1997年日本发生的八百伴（YOHAN）破产案（日本战后最大的一宗企业破产案）；又比如2004年国内发生的德隆系崩溃案。

企业多元化投资，包括非主业投资和非相关性投资，是进入一个新的行业领域，企业往往对其认识模糊，容易引发决策失误；另外，高度依赖借款投资，是引发风险发生的重大诱因。也即多元化投资伴随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都很大，因而发生的概率和损失也会很大。尤其在中国，金融体制对大型国有企业的纵容和资本市场监管不力，都提高了此类风险发生的概率。

另外，多元化投资风险很多都归因到决策失误，尤其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出现强势个体领导时，特别容易受到领导个人权威的影响，使个人决策代替或凌驾于集体决策，致使导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2．金融工具投机

（1）中航油的金融衍生工具投机

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航油）是中国航油集团的海外控股公司；是新加坡交易所主板挂牌企业。中航油于2004年由于石油衍生品交易导致5.54亿美元的亏损；被迫于2004年11月30日向新加坡高等法院申请债务重组。而之前，中航油曾被评为2004年新加坡最具透明度的上市公司；中航油成立有风险委员会，还曾聘请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编制了公司的《风险管理手册》和《财务管理手册》；风险管理手册明确规定，损失超过500万美元，必须报告董事会。

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中航油自2003年开始做油品套期保值业务。但总裁陈久霖擅自扩大业务范围，从事石油衍生品期权交易；一直未向中国航油集团公司报告，中国航油集团公司也没有发现。陈久霖一直独立于中国航油集团公司班子的领导之外，集团公司派出的财务经理两次被换，集团公司却没有约束办法。

陈久霖和日本三井银行、法国兴业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和新加坡麦戈利银行等在期货交易场外，签订了合同。陈久霖买了“看跌”期权，赌注每桶38美元；但是没想到国际油价一路攀升。中航油从事石油期权交易从最初的200万桶发展到出事时的5200万桶，致使中航油在清算时造成账面实际损失和潜在损失总计约5.54亿美元。

2005年6月3日，普华永道发布了有关中航油巨额亏损的最终调查报告。报告认为以下因素单独或共同的造成了公司在期权投机交易上受到损失：（1)后来被证明从2003年3季度开始的对油价走势错误的判断；（2)不想在2004年披露损失；（3）没有按照行业标准对期权仓位进行估值；（4）没有正确的在公司的财务报表上记录期权组合的价值；（5）缺乏针对期权交易的适当的及严格的风险管理规定；（6）公司管理层有意违反本应该遵守的风险管理规定；（7）整个董事会，尤其是审计委员会，就公司投机衍生品交易的风险管理和控制未能完全履行各自的职责。

案例简评： 中航油从事场外石油期权投机是我国政府明令禁止的。国务院1998年8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取得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只允许进行套期保值，不得进行投机交易。”1999年6月，以国务院令发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期货交易必须在期货交易所内进行。禁止不通过期货交易所的场外期货交易。”第四十八条规定：“国有企业从事期货交易，限于从事套期保值业务，期货交易总量应当与其同期现货交易量总量相适应。”2001年10月，证监会发布《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指导意见》，第二条规定：“获得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只能从事套期保值交易，不得进行投机交易。”

对从事金融衍生业务操作来看，中航油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还只是个新手；直接与国际大型基金进行对垒，无疑“以卵击石”。

中航油事件最突出表现在“管理层凌驾”，导致监控机制的失效；直接抵触了内部控制的经营合规性目标和报告可靠性目标。其违规之处有三点：一是做了国家明令禁止不许做的事；二是场外交易；三是超过了现货交易总量。其报告不可靠表现在：从事期权场外交易没有在财务报告上披露，也没有直接向母公司汇报。

（2）南方航空的委托理财

南方航空集团公司2004年7月间曝出的巨额委托理财投资损失；随后，国家审计署广州特派办对南方航空实施了专项审计；广东证监局也在2005年10月对南方航空股份公司进行了检查。2004年绩效考核的179家中央企业中，南航集团由于重大财务违纪事件，从B级降至了C级。2006年4月底，在香港、纽约和上海三地上市的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宣布，2005财年巨亏17.94亿元人民币；公司将其归结为航空燃油价格持续暴涨，以及近年收购北方航空、新疆航空两家公司导致的费用攀升；但这显然难以说服市场。

南方航空集团属于国有大型企业，在银行贷款方面具备良好的信誉凭证，不用任何抵押即可以从每个商业银行获得10至20亿元的贷款。用银行的钱来进行投资理财，确实是赚钱的商机。南航集团从2001年就开始进行委托理财业务；与南航集团有过委托理财业务的有汉唐证券、中关村证券、世纪证券。南航集团调集巨额资金乃至账外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其中仅流向深圳世纪证券公司的委托理财资金即达12亿元。

南航给世纪证券的委托理财资金基本上被世纪证券用于重仓持有南航集团旗下的南方航空(600029.SH)。南方航空2003年7月25日上市，当时因“非典”的影响，南方航空上市首日收于3.88元，是四大上市航空公司中股价最低的。世纪证券在此低位入货，3个月不到，南方航空从4.2元上涨到6.8元，升幅超过60％，世纪证券也获得了丰厚的账面利润。但随后，在油价不断攀升的压力下，航空股开始萎靡不振，世纪证券因此损失惨重。从世纪证券账面上看，南航委托理财的12亿资产已经无法偿还。也正是由于对南航所形成的巨大债务压力，世纪证券被迫走上重组之路。世纪证券无力归还南航集团12亿元委托理财中的7.15亿元，南航集团无奈只得将其实行债转股。

2005年8月，南航集团副总裁兼上市公司董事彭安发、南航集团财务部部长的陈利明因涉嫌违法，先后被司法机关依法逮捕；2006年3月二人被广东省反贪局移交广州市检察院起诉。2006年10月16日，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原财务部部长陈利民因涉嫌挪用、贪污、受贿等罪，接受广州市中级法院公开庭审。据检察机关侦查证实，2001年8月至2005年5月，陈利民利用经办委托理财的职务便利，采用先办事，后请示或不请示；只笼统汇报理财收益，不汇报合作对象或隐瞒不报等方式，大肆超范围地开展委托理财业务，已侵吞集团部分理财收益，收受回扣；超权限地从银行贷款供个人、朋友注册公司、经营所用；收受汉唐证券、世纪证券、姚壮文贿赂近5400万元，挪用公款近12亿元，贪污公款1200多万元。

案例简评：南航集团的委托理财业务，实际上是南航集团用自己的钱，借助于证券公司进行操作自己的股票。从法律法规方面来说，不论是国有资金入股市炒股，还是利用自有资金操作自己股票，都是被明令禁止的。

从内部控制的角度说，南航集团几十亿的委托理财业务集中于公司2-3个人的运作，企业决策层、党委、内部审计监管没有跟上，虽然不能肯定存在管理层纵容，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是对重大投资监控不到位；个人收受贿赂、挪用和贪污公款，反映了关键人员的道德败坏和企业基本内部控制的缺失或管理层凌驾等问题。另外，中国的金融体制也为这种现象提供了便利。

（3）国储局的铜期货投机

2005年11月13日开始外电纷纷披露，中国国储局一名交易员刘其兵在LME（伦敦金属交易所）铜期货市场上通过伦敦金属交易所场内会员SEMPRA，在每吨3000多美元的价位附近抛空，建立空头头寸约15万至20万吨。这批头寸交割日在12月21日。但自9月中旬以来，铜价每吨上涨约600多美元，这些空单无疑已经造成巨额亏损，而该交易员刘其兵则神秘失踪。国储局的交易对手包括斯迈尔金属公司、瑞福期货、伦敦标准银行、巴克莱银行、曼氏集团、AMT、萨顿公司、以及一家总部在法国里昂的基金公司。

国储局选择了部分交割，即向伦敦交易所交付5万吨现货铜，其余15万吨的空单展期到远期。市场人士指出，国储目前以3.7亿元左右的亏损，换得了短期的风平浪静；但是与国际基金的对决还将继续，最后的结局还没有出现，不排除基金再度逼仓的局面出现。

在国储铜事件上，同样是普通的调节中心的交易员，一边为中心做交易，一边为自己建立了多达20万吨的头寸，严重被套且长时间没人发现；另外，交易行为由原来的两个岗位变成由刘其兵一个人操控。

案例简评：国家物资储备是国家直接建立和掌握的战略后备力量，是保障国家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事实上，当国储局从负责国家战略物资储备调节向投机赚钱的方向转变时，它就已经开始背离其固有的职责。

同中航油期权投机案一样，同样是小角色、新手的国储局，与国际基金大谔对垒，显然不是其的对手。

吴其兵进行投机性铜期货操作，显然有悖于国家相关法规规定的限于套期保值业务。对于重大的期货业务交易由一个人操控，严重违反了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不相容职务分离）；另外，一起跟进的与公司业务相当的“老鼠仓”，说明关键交易员存在严重的道德败坏。

（4）以上3个案例的归纳与分析

以上3个案例简单归纳如下：投机心理、监管不到位、关键人士的道德风险，是引发金融工具投机风险的重要原因。

中国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还是个新手，以投机为目的金融工具交易，势必会成为国际金融大鳄的“盘中餐”。当然，中国企业从事金融工具的案例比起1995年巴林银行破产案（股指期货投机亏损14亿美元）、1996年住友商社巨亏案（铜期货投机亏损26亿美元）和1998年美国长资公司破产案（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进行俄罗斯国债和日本股指投机亏损43亿美元），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单单中航油的损失，已经是国资委感受到了切肤之痛。其实早在1997年株洲冶炼厂就因为进行锌期货投机，造成亏损1亿美元。然而，同样的事件在2004年、2005年重新上演。

虽然我国政府多次强调国有企业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仅限于套期保值，但是国有企业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投机的行为屡有发生；核心原因还是投机心理和缺乏监管。因此，为降低国有企业金融工具投机风险，一定要加强金融工具投资的监管和相关业务操作的内部控制。

3．结合案例看大型国有企业的高风险业务控制

2006年7月国资委发布的《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非主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一般控制在10％以下；自有资金占总投资的比重一般在30％以上；总投资规模不能超出企业财务承受能力，企业资产负债率要处于合理水平。2006年10月国资委下发的《关于做好2007中央企业财务预算工作的通知》，特别强调：央企要加强对外投资、收购兼并、固定资产投资以及股票、委托理财、期货（权）及衍生品等投资业务的风险评估和预算控制，及时跟踪和评测高风险业务的风险水平。

从国资委的相关规定和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多元化投资和金融工具投机确定为大型国有企业的高风险业务是确切的。因为，一方面大型国有企业获取从事高风险业务的资金更容易，获得金融工具交易资格（尤其是境外期货、期权）也更有先天优势；另一方面此两类业务风险的发生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打击是致命的。

为了防止大型国有企业的高风险业务发生，企业应当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控制：

（1）建立正确的风险文化和意识

收益与风险是共存的。建立正确的风险文化和意识，就是要不能因为强调利润和规模增长，把业绩提高依赖于高风险业务，而忽视从事高风险业务的高风险性。

（2）完善高风险业务控制制度，并加强监督检查

现在大型国有企业涉及到高风险业务的管理制度比较少，因为这些业务涉及到决策，又多属于新兴业务。另外，国有企业普遍缺乏对内部控制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从而也导致制度严肃性和权威性的丧失。主要的原因有企业领导人不重视内部控制和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力量薄弱等。

（3）完善法人治理，建立决策者的制衡机制

大型国有企业管理的行政色彩比较浓，法人治理没有完善，内部人控制现象还比较严重，管理层独断专行是导致决策失误的主要原因。大型国有企业最大的风险是战略决策风险；一方面表现在战略方向选择的错误，另一方面表现在对战略风险认识和管理不到位。

（4）加强国资监管，建立风险预警机制。

虽然十六大已经明确国资委对国有企业要做到“管资产、管人、管事”，但是国资委对对国有企业的监管还比较落后。主要原因是国资委对中央企业监管的技术和手段还比较落后，比如还没有建立一套可行的风险预警机制。

第五篇：存货内部控制案例

从企业失败的原因看：

第一，该企业基本没有内控制度，更谈不上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合理性问题。在内部控制中，对单位法定代表人和高管人员对实物资产处置的授权批准制度作出相互制约的规范，非常必要。对重大的资产处置事项，必须经集体决策审批，而不能搞一言堂、一支笔，为单位负责人企图一个人说了算设置制度上的障碍。

第二，企业没有对入库存货的质量、数量进行检查与验收，不了解采购存货要求。没有建立存货保管制度，仓储部门将对存货进行盘点的结果随意调整。

采购人员应将采购材料的基本资料及时提供给仓储部门，仓储部门在收到材料后按实际收到的数量填写收料单。登记存货保管账，并随时关注材料发票的到达情况。

第三，没有规范的材料的领用和盘点制度，也没有定额的管理制度，材料的消耗完全凭生产工人的自觉性。应细化控制流程，完善控制方法。我们知道，单位实物资产的取得、使用是多个部门共同完成的采购部门负责购置，验收部门负责验收，会计部门负责核算，使用部门负责运行和日常维护，可以说，实物资产的进、出、存等都有多个部门参与，为什么还会出现问题？由此看来，不是控制流程不完备就是控制方法没发挥作用。一个人、少数几个人想要为所欲为，在制度面前就根本不可行，除非他买通所有的人。第四，存货的确认、计量没有标准，完全凭会计人员的经验，直接导致企业的成本费用不实。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导致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企业最终失败。

在分析存货管理失败的案例时，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一是都由单位负责人掌握着人、财、物大权；二是不重视内控制度，企业没有一套严格的办事程序；三是领导者对内控制度的不了解，加之管理人员的素质跟不上先进管理模式的需要。这些均说明单位负责人首先不按规定办事，是无法保证单位实物资产的安全、完整。

我们认为，从内部控制角度讲，至少应解决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在单位、公司治理结构中合理安排授权批准职务。就目前掌握的企业、公司实物资产流失案例看，除了盗窃、毁损等类型的流失，多数与单位法定代表人，如董事长和单位高层管理人员，如总经理等有关。但是，无论董事长还是总经理，都并不代表对单位法定财产权的任意支配。因此，在内部控制中，对单位法定代表人和高管人员对实物资产处置的授权批准制度作出相互制约的规范，非常必要。对重大的资产处置事项，必须经集体决策审批，而不能搞一言堂、一支笔，为单位负责人企图一个人说了算设置制度上的障碍。

第二，细化控制流程，完善控制方法。我们知道，单位实物资产的取得、使用是多个部门共同完成的，采购部门负责购置，验收部门负责验收，会计部门负责核算，使用部门负责运行和日常维护，可以说，实物资产的进、出、存等都有多个部门参与，为什么还会出现问题？由此看来，不是控制流程不完备就是控制方法没发挥作用。一个人、少数几个人想要为所欲为，在制度面前就根本不可行，除非他买通所有的人。第三，要把科学、合理的内部控制作为一种企业文化渗透到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要通过改善控制环境切实发挥内部控制的积极作用。实际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单位的舞弊案件往往只是少数人、个别人，多数人都蒙在鼓里。但之所以蒙在鼓里，与缺乏控制意识、未尽到控制职责不无关系。单位控制坏境的好坏固然与单位负责人的行为、态度有关，但并不完全取决于单位负责人个人，在某种程度上说，单位职工的行为、态度、品格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四，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如何促进单位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如何对单位富有责任感、正义感的职工进行有效的保护和充分的激励。国务院财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根据《会计法》和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对本行政区域内各单位内部控制的建立和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我们认为，这种监督检查首先应该针对单位负责人的行为和态度，并且，要在监督检查中逐渐摸索规律，加以总结和提高，制定出更详尽、可行的具体办法，切实把对单位负责人的监督、制约，把对职工的保护、激励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