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市场=机票销售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篇：法治+市场=机票销售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法治+市场＝机票销售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解读“五部委、局通知”

张昭辉*

摘要：本文通过对“五部委、局通知”有重点的分析解读，以务实的态度初步探讨了当前我国机票销售市场混乱的根源，并对机票销售市场上的表见代理做了初步分析，在考虑到机票销售市场法律体系出现“空壳化”可能的前提下，提出了机票销售市场由政策主导型向“法治+市场”型转化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主题词：机票销售市场 表见代理 市场 法治

近年来，一些地区暗扣销售和非法经营销售民航国内航班机票问题比较突出。1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航空运输企业和旅客的合法权益，扰乱了航空运输市场秩序，滋生腐败现象，甚至影响航空安全。2002年5月20日，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公安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发出《关于坚决打击暗扣销售和非法经营销售国内机票行为规范航空运输市场秩序的通知》（以下简称“五部委、局通知”），要求各地价格、公安、税务、工商、民航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对暗扣销售和非法经营销售国内机票行为进行坚决打击。由国家五部委联合发通知维护国内机票市场秩序的做法尚不多见。这表明市场上暗扣销售和非法经营销售机票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国家比以往明显加大了法律监管的范围和力度。社会各界普遍认为，这一次对机票销售市场秩序的整顿已不仅仅是“民航总局内部的事情” 2，决策高层的态度之坚决，措施之严厉，绝非普通的联合行动或专项斗争所能比拟。从这一层面来讲，“五部委、局通知”是适时而出，意义非常。

解读一 机票销售市场的痼疾

在当前民航管理体制下，我国的直属航空运输企业并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虽然对国有资产有保值增值责任，但最终责任在民航总局，绝大多数民航运输企业成为“双重市场主体”，即既代表生产要素所有者——民航总局的利益，又代表劳动要素所有者的利益。产权不清，政企不分，再加上管理水平低下，必然导致企业的目标函数不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收入最大化；预算软约束。因为是国有企业，亏损有国家撑着，没有降低成本的压力，导致成本高昂；倾销性打折成为占优策略。因为预算软约束，而占住市场份额是自己的，因而可以不计成本地进行倾销性打折，以追求市场份额最大化；过度松弛的进入管制和机群的盲目扩张导致运力严重过剩、航线重复、企业经营成本失控、企业战略管理和营销管理意识和能力薄弱、定座系统落后以及机票代理机构管理不力。市场环境整体上仍未达到真正的有序、公平。整个市场基本上是以内循环为主，市场主体单一化，开放性较差。

在这样的基础上，对民航业这类自然垄断行业来说，产权与竞争的问题恐怕是共同的，这正是机票销售市场痼疾根源所在。如果放开价格，企业必然以价格换取市场，造成行业收入的大量流失。而收入流失的最终责任，由民航总局承担。这就是为什么企业敢于无视效益削价竞争，民航总局要加强价格管理的重要原因，也是为什么外航使用多等级舱位管理能取得最大效益，而我国航空公司使用时却变成了盲目削价的原因。机票销售市场历来是航空运输市场销售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民航中南管理局1997年的统计表明，代理人的业务量当时已占80％以上，成为机票销售的主分销渠道。如果我们将目前的机票分销链简化为图1，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五部委、局”中所列的市场违规行为的实施，只会加速资金向中间商流动，实际上造成航空公司成本剧增，而且成本的增加不但没有带来利润相应的增长，反而这部分增加的成本则转化成中间商巨额利润的主干部分。由于可以用低廉的价格享受到民航运输服务，乐享其成的消费者并不关心自己的机票是明折还是暗折，至于其中的公务出差者通过报销暗折机票将票面金额与实际支付额的差价据为己有的行为，很明显是一种变相侵吞公私财产的行为，对公务人员职务的廉洁性造成严重破坏和威胁。根据民航协会用户工作委员会所作的《2001年航空运输市场调查分析》对55965名旅客的抽样调查可知，截止到2001年9月30日，公务旅客是民航最大消费群体，占2001年国内旅客运输量6831.7万人的64.38%，3假设只有10%的公务旅客报销过暗折机票，每张机票差价平均为500元，那么仅2001年一年公私财产就损失了近22亿元！而中间商从国内机票市场盘剥的巨额中间利润我们也只能通过估算大致了解，假设一张机票的平均价格是1000元4，中间商从每张票上多收取3％的代理费或手续费（实际情况远远超出这一假设），那么同样的仅去年一年所盘剥走的中间利润就是20多亿元。两项合计有过42亿元的资产非法流失。假设航空公司在2001年的机票平均降幅为10％，按每张机票的平均价1000元计算，仅国内旅客机票销售收入一项就将减收超过68亿元。综合上述计算结果，仅2001年一年民航损失就已高达110亿元之巨，等于一年内损失了近40架客机。这一结论虽然推测多于准确，但足以说明问题的紧迫性和严重性。5 实际上民航有关职能部门对机票销售市场从未放松过监管，但市场监管手段单一，主要是对机票价格进行管制。我们不妨简略回顾一下国内机票票价的改革，民航业在1997推出“一种票价、多种折扣”、1999年1月颁布“禁折令”、2000年4月国内各主要航空公司在102条航线上采取联营措施、2001年3月8日解除“禁折令”，已经历了四次机票票价改革，民航改革也经历了分割—－联营——重组的道路，对票价的管理权放了收、收了放，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与管制部门这只看得见的手在机票销售市场上多次角力，使机票票价常常陷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但到目前为止，仍以价格管制为主6。政府部门管制的这只胳膊还要继续和市场的大腿较劲。市场可能会暂时屈服，但它巨大的内力会以别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种种市场违规现象，市场的体制外循环，甚至地下、半地下机票销售市场。此次“五部委、局通知”明确指出当前机票销售市场存在三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各种形式的暗扣销售机票；二是无照、无证和超范围非法经销民航机票；三是航空公司超标准支付销售代理手续费。这三个问题和机票价格管制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表明决策高层已经注意到仅靠以价格管制为主的市场监管手段是不能有效制止机票销售市场的混乱的，必须多管齐下，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目前民航总局联合其他有关部门在部分省份设立了专门的市场监管联合小组，重点整治监控旅客吞吐量前十位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昆明、成都、海口、西安、厦门、重庆等十个城市的机票销售市场。

解读二 表见代理和檞寄生

机票销售市场最主要组成部分就是销售代理。民航总局1993年8月3日颁布实行的《民用航空销售代理业管理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指出，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是指“受民用航空运输企业委托，在约定的授权范围内，以委托人名义代为处理航空客货运输销售及其相关业务的营利性行业”。在一个有效的航空运输销售代理关系中，必须依赖本人（航空运输企业）、代理人（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人）和第三方（旅客、托运人）三方主体的存在，缺失任何一方都将不构成航空运输销售代理关系；航空运输销售代理的构成中，包含了本人将销售代理权授权给代理人之行为和代理人以本人名义销售运输产品的代理行为，本人通过向代理人授予销售代理权形成授权委托关系，代理人直接向第三方以本人的名义销售所代理的运输产品形成代理行为关系，至于本人和第三人的关系，由于代理人在代理范围内的作为和不作为，关系到航空承运人（从事公共航空运输事业的企业法人）履行的运输，应当视为承运人的作为和不作为，体现出效果归属关系。包括机票销售代理在内的航空运输销售代理，必须以取得民航地区管理局以上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销售代理许可证书方被视为合法。然而在目前机票销售市场上普遍存在这样的现象：许多机票销售从业者（剔除代理人和直销点后的中间商，以下同）本身并没有销售代理许可证书或机票直销手续，他们在接到旅客的订票要求后并不自己开票给旅客，而是通过正规的代理商、直销点的BSP系统出票给旅客后，由代理商、直销点按协议或“行规”返还一定的现金给他们。这种类似于中介的做法没有风险，利润又丰厚，又不需要多大成本，使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成为可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亦未明确此类行为是否违法，因此一方面满大街都是机票销售点，另一方面正规合法的代理商数目锐减。以海口为例，2000年时尚有230余家代理人，2001年只剩94家，今年截至6月份为63家（不包括50余家航空公司的机票直销点）。而目前海口大大小小的机票销售点多如牛毛，少说也在千处左右，初步形成了一个寄生在民航正规机票销售市场上的、有一定规模的半地下机票销售市场7。如何理解这些机票销售从业者的市场行为呢？

可以明确的是首先这些机票销售从业者和航空公司之间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和隶属关系，也基本上不和航空公司发生直接联系；其次他们大都是以航空公司的名义从事机票销售，而不是为他们出票的代理商、直销点的“代理人”；再有，这些机票销售从业者从表面上看，除了没有代理许可证等相关证照外具有正规销售点的一切形式特征（比如字号、营业场所、工作人员以及相关硬件设施）；最后，航空公司以及正规的代理商、直销点对这类机票销售从业者的这类行为虽然从内心深处深恶痛绝，但出于市场竞争的压力对其行为均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根据民航资源中国网在2002年3月9日～4月14日以“您购票时关心售票点是否合法吗？”为题所作的网页调查显示，投票的289人中只有44.14％的人选择“只去正规售票点”，选择“无所谓”、“从不关心”、“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合法”的分别占22.84％、7.96％和29.07％，8表明大多数消费者尽管在购票时已尽其注意义务，仍然无法辨别售票点是否正规合法。根据以上特征分析，这种行为是较为典型的表见代理。表见代理，是指因本人的行为足以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相应的代理权而与行为人进行民事法律行为，本人须对该行为人负授权人责任的代理。9从形式上看，表见代理具有有权代理的全部要件，相对人即使尽了充分注意的义务仍然无法知道代理人所进行的代理是超越代理权、没有代理权或者其代理权已经终止的行为；从法律效果上看，相对人能够证明自己已经尽了充分注意的义务仍然相信代理人的行为属于代理权限的，被代理人必须对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责任；法律规定表见代理的目的必须符合相对人是善意的且无过错这一要件。在机票销售市场上出现的这种表见代理，属于本人知道他人以其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表见代理，其构成的客观要件表现为行为人（机票销售从业者）没有机票销售代理权，却有足以令相对人（消费者）相信其有代理权的客观情形；其构成的主观要件则表现为对相对人来说，其主观上应为善意且无过失，对被代理人（航空公司）来说，其主观上有过错，即对这些机票销售从业者的无权代理行为采取了一种默认、姑息的态度，虽然这种过错是出于无奈。表见代理成为目前半地下机票销售市场最主要的表现方式。我国《合同法》第49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民法通则》第66条第1 款规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表见代理的直接法律后果在第三人（消费者）与被代理人（航空公司）之间产生法律关系，被代理人必须承受无权代理人（机票销售从业者）与第三人之间实施民事行为所设立的权利和义务，对善意第三人来说，视为与有权代理的后果相同。但是，表见代理本质上属于无权代理，与有权代理不同的是，被代理人向第三人承担法律责任后，在无权代理人和被代理人之间产生法律后果，如果因无权代理人的行为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失，被代理人有权向无权代理人追偿。成立表见代理，被代理人向第三人承担法律责任，是为了维护社会交易安全和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不是为了保护无权代理人，不能因成立表见代理而认定无权代理人取得代理权，当然也不能免除无权代理人的责任，应运用过错责任原则，分清被代理人的无权代理人的责任。在被代理人无过错的情况下，无权代理人对损失的承担对于协调衡平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机票销售市场上的表见代理的存在虽不合理但却不违法。从立法者的原意来看，机票销售市场中的表见代理应该是被禁止的，因为它的存在养肥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压缩了正规代理人和直销点的生存空间，扰乱了机票销售市场秩序，培育了市场体制外循环，破坏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直接动摇了机票销售代理制度的基础，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在“五部委、局通知”中，只是原则性地提出禁止非法销售机票，对此类表见代理行为既没有界定，亦没有禁止，不能不说是个遗憾。行文至此，忽然想起一种叫檞寄生的寄生植物，当它在宿主身上从一个纤弱的生命成长壮大之时，便是那可怜的宿主寿终正寝之日。不禁不寒而栗。

解读三 第一桶金和“空壳化”

我国航空运输市场的法制建设在目前看来是严重滞后于市场发展的需求的。经过多年的努力，民航已经基本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法律框架，法制建设取得很大成效，以《民用航空销售代理业管理规定》及细则等多部部门规章和其它一系列规范性法律文件为基础的机票销售市场法律体系也初步建立。但相对而言，在安全管理方面的法制建设进展比较快，门类也比较齐全，但在市场运行、市场监管等方面却严重滞后，有的还是空白。一些市场运行的关键问题，如市场进入和退出的规范、航线航班的配置、垄断价格和低价倾销的确定及处理、销售代理行为的规范等等，都没有明确的法规制约。同时，在执法监督、依法处罚的手段、力度上也存在不少问题。更为严重的是民航行政执法力量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极度滞后于机票销售市场的发展，更多的时候只是起协调作用，遑论其它职能的发挥。比如市场监管这一块，各级民航行政管理机关都有相应的常设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令人非常尴尬的是仅从数量上来讲一个省全部的民航行政执法人员还没有一个中等规模菜市场的管理人员多，虽然同为市场，但是这两个市场无论从重要性还是规模相对比都是天壤之别。没有一支像样的执法队伍，民航的行业管理岂不成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现有的机票销售市场法律体系由于时代的原因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计划经济的烙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相对封闭的机票销售市场和灵活的市场机制越来越不能相安无事，原有法律体系不适应时代发展、与市场不配套的弊病日益凸显。这也是“五部委、局通知”出台的原因之一。例如，民航总局1997年颁布实行的《民用航空销售代理业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第7条禁止了含有个人股份的企业、含有航空运输企业股份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港、澳、台地区独资企业经营航空客货运输销售代理业务的权利，限制了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以及与港、澳、台地区合资、合作经营企业经营二类客货运输销售代理业务的权利，第九条限制了销售代理人在民用机场内设立营业场所，1993年8月5日颁布实行的《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管理规定》第16条对销售代理人设立分支机构或营业分点经营空运销售代理业务的行为给予了事实上的限制；销售代理许可本应是民航运输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内容之一，现在却成为民航行政管理机关一项行政许可10；同时在《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第36条中，对机票销售市场违规者的同一违法行为分别由民航主管部门和民航公安机关进行处罚，明显违反《行政处罚法》“一事不双罚”的原则；对于机票价格的确定，缺乏相应的公开程序和价格听证程序，易被误解为“暗箱操作”，引起社会公众的猜疑和非议„„不一而足。我国已初步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我国加入WTO也近一年，民航业的改革和重组也在加紧进行，今年8月1日，新《外商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已正式实行，从发展的眼光看，这些禁止或限制已无继续存在的基础和必要，改革现有的包括机票销售市场制度在内的民用航空运输市场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为市场经济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为民航健康发展服务的指导思想，坚持与时俱进，把握时机，尽快进行法规清理，对不符合WTO基本规则和市场经济规律的民航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及时立、改、废，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机票销售市场法律体系。

现有机票销售市场法律体系中存在着空白点和灰色地带。例如现行的机票销售代理制度中，明文禁止越权代理、自己代理、双方代理、转代理和代理人的复任权，但是对表见代理语焉不详，没有明确规定是否违法；对于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只规定了民航行政管理部门的具体作为和管辖，但对民航行政管理部门的不作为应负的法律责任以及民航公安机关对包括机票销售市场在内的航空运输销售市场治安管理权和案件管辖权未作明确规定；在机票销售市场法律体系构成上重空防安全轻市场监管，重立法轻执法，重经济处罚轻行政、刑事处罚„„灵敏的市场嗅觉让一批批的机票销售从业者“合理犯规”，大打擦边球，在机票销售市场上掘到了第一桶金，而这第一桶金的代价是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大量宝贵的本应用于发展我国尚嫌幼稚的民航产业的资金沉淀在民航市场体系外，一定程度上造成民航全行业的失血性亏损。由于掘金者趋之若鹜，使得正规的销售代理人和直销点的生存局势日益严峻，原本就不算严密的机票销售市场法律体系被冲击得日益“空壳化”，逐步丧失了可操作性。在暗折机票盛行时期，某地就有“有心人”购买上百张暗折机票，然后持这些机票到售票处要求以票面金额退票，航空公司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有关部门对此种恶意扰乱机票销售市场秩序的行为也是因为于法无据而无法处理。

事实上，就连“五部委、局通知”也存在“空壳化”的危险。比如新《刑法》删除了倒卖飞机票罪后，对非法经营机票销售业务是否适用《刑法》第225条第一款，目前还存在着争议，因为在这之前没有发现有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表示民航销售代理许可证是“其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机票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它限制买卖的物品”，“五部委、局通知”实际上已超越权限对《刑法》第225条第一款作了扩大解释，这些争议似乎必须通过司法解释加以明确，而这正是五部、委、局力所不能逮的；再比如由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民航行政管理机关之间职能交叉重叠，对暗扣销售和非法销售机票行为的处理上存在权责纠缠不清的倾向，此次“五部委、局通知”仍然没有进一步廓清双方的分工。

解读四 必然的选择：法治+市场

陈晓宁同志认为，我国航空运价管理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企业定价、政府监控机制。一是企业是真正的市场主体，产权清晰，建立了以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公司管理结构；二是航空运输市场集中度高，呈现寡头垄断结构，处于适度垄断状态；三是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四是建立了配套灵活的、以税率和利率等经济杠杆为主体的市场调节机制；五是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市场法规体系和监管机构，形成了良好的市场秩序特别是市场竞争规则11。航空运价管理的改革方向表明民航的市场化改革必须走开放民航市场，积极引入竞争的道路，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于近日基本完成重组的六大民航集团与国外大公司相比规模仍较小，尚缺乏竞争力，因此，应注意扩大企业规模，但这种规模应通过市场做大，而不应是行政做大，其中关键问题还是引入竞争。8月1日，新《外商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已正式实行，新规定对外商投资的导向政策更加完善，使中国民航业的对外开放领域和程度日趋扩大，同时进一步增强了外商投资中国民航业的吸引力。外商在对中国航空业的投资的瓶颈随着这项新的规定的出台正逐渐地被突破，外资投资的领域正在不断的拓宽，由单一低层次的经营范围向复合高层次的经营范围转变。外商增强了他们的发言权，甚至于外商可以担任高级的管理职务，由此，外商由消极的旁观者转变成积极的经营管理参与者12。市场主体多元化成为现实。而由来已久的民航管理体制的“瓶颈”，也必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被生机勃勃的市场所打破。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使人们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即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崇尚经济法治，把法律作为对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和微观调节的最主要手段，其他各种手段也都必须纳入法制的范围，并要求整个社会生活的法治化与之相适应。只有这样，才能确立一整套完备的市场规则，形成和维护高度规范化的市场秩序，保障市场机制的良性运行。所以，现代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13市场必须在法制法规的轨道内运行，才能保证有序、公平的竞争。这充分表明机票销售市场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健全是大势所趋。以往机票销售市场的发展模式是政策主导型的，虽然政策与法治同属调整规范方式，但民航总局制订的政策仅代表自身的意志，效力也只及于民航内部，且其表现形式多为内部文件，缺乏系统性、公开性，主要依靠民航内部成员的忠诚和群众的信赖自觉实现，而在制订政策的过程中灵活性和变动性比较大，可操作性不稳定。有鉴于此，这种发展模式已经严重束缚了机票销售市场的发展壮大，必须进行变革。众所周知法治是一种事前调节，市场是一种事后调节，成熟的市场机制与良好的宏观调控机制都通过法律的整合作用而相契合、衔接，法律贯穿始终、深入到各个环节和领域，通过发挥其全方位的整合作用而实现法治的整体效应，从而使现代市场经济成为一种新型的、规范化、制度化了的市场经济。机票销售市场的发展必须有高质量、高效率的法律调整，必须把法的至上性、权威性原则贯彻到一切市场关系中去。在机票销售市场上法治和市场的联姻，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可以有效规范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使所有市场主体都在同一个法治平台上公平竞争，保证在法治轨道上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平稳运行，保证有限的机票销售市场资源通过市场方式进行有效的配置，实现效率和效益的统一。

加入WTO后，我国虽然没有就机票销售代理方面的商业存在做出开放承诺，只是在开放机票定座系统方面作了有保留的承诺，但可以预见的是，外资和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国外企业必定会抢滩登陆、问鼎中原的。民航的发展和机票销售市场也会因此充满变数，面临着重新洗牌的局面。随着《行政许可法》的即将出台，民航运输销售代理许可制度因民航总局即将失去对销售代理许可的设定权而面临下课。皮之不存，毛焉附之，现行的代理许可证制度必将实现变革。由于民航重组将会形成适度竞争和适度垄断局面，必将使目前机票销售市场摆脱战国时代，走向有序发展的良性循环。机票销售的分销渠道呈现多元化、规模化、制度化发展，以全国总代理、区域代理等多层次代理体系为特点的新代理模式必将取代目前散点式的单一代理模式，特许经营、连锁经营、电子商务等多种营销方式也会粉墨登场，大型的、跨地区的甚至跨国的专业代理公司会挟其资金、管理等方面的优势迅速占领代理市场的大部分份额，通过市场方式完成对机票销售市场资源的整合和合理分布，形成规模化的集约型经济，并使这种市场经济有机融入到经济全球化当中。对机票销售市场的管理，民航行政管理机关将更多地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市场主体的行业性自律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功能日渐突出，成为规范市场运作的主力军。一个在法治基础上的有序运行的机票销售市场必将诞生。

市场对法治的需求与法治对市场的积极作用，是市场结构与法的功能之间的互补和互动。市场化与法治化是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积极互动关系，法在满足市场经济要求的过程中，也被市场重塑着自身。在市场的催生下将要诞生一个完善的、充满活力的机票销售市场法律体系。这样的法律体系包括对市场主体、市场秩序、市场运行机制、市场准入制度、市场监管机制、市场宏观调控制度、市场执法等诸方面的合理规范。我们必须根据国家大政方针和民航发展的实际情况，参照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建立起以“法治+市场”为主要内容的机票销售市场的新发展模式，“完成民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理顺行业结构，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竞争能力，使市场运行和竞争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后民航发展的需要”14。这样的法律体系可以促进机票销售市场秩序的形成和稳定发展，保护合法的市场竞争，保护和推动市场的开放、公正和公平，保障市场合法主体的地位和多样化利益，规范市场行为，为经济手段的充分发挥提供法律保障，促进民航体制改革的完善，减少改革的风险和代价。在这一完善可行的法律体系的基础上，一支专业化、知识化、革命化的相对稳定的市场执法队伍将是机票销售市场必不可少的法治保障和保驾护航的服务者、管理者，它的高效、严格、严肃的执法是机票销售市场法治环境进一步优化和净化、市场秩序长期有序的国家强制力保证

第二篇：如何实现中国交通法治的可持续发展

如何实现中国交通法治的可持续发展

交通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交通建设的水平高低和交通关系的理顺与否既影响到国民经济发展大局，又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其中，交通设施的完备是交通发展的硬件和基础，交通关系的理顺则是交通发展的软件和灵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交通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公路到铁路，从水上到航空，交通硬件设施的配备都达到了较高水平。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在交通关系理顺方面即交通法治建设层面却存在着与硬件水平不相适应的现实。

虽然我国近年来交通立法的数量增长之快有目共睹，但不能以此作为衡量中国交通法治发展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准。因为现有的许多交通法律法规在实际运行中并未取得预期的社会效果，比如，有的法律法规处于虚置状态；在交通执法领域还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权钱交易等不良现象；在涉及交通执法的行政诉讼中，存在着诉讼成本过高，判决往往得不到有效执行的情况，导致人们对交通执法的信任度下降。长此以往，不仅会引发交通法治信任危机，而且也必将使社会对交通法律的需求普遍萎缩，反过来抑制交通法治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如何实现我国交通法治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所谓交通法治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新型的交通法治发展模式，旨在从现阶段中国交通发展的现状出发，以政治文明为依托，以立法效益为中心，以交通执法和司法的公平、正义、平等、效率为价值目标，不断提高交通立法效益，提升交通执法水平，以促进中国交通立法在数量、规模、速度、结构和效益上协调发展，促进交通行政执法与政治文明的制度追求和依法治国的治国理念协调发展，促进中国交通法治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协调发展。

交通法治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交通立法既要保持一定的规模和速度，又要保证其质量和水准；既要充分考虑现阶段的社会承受能力，又要充分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既要保证交通法律法规结构的内在平衡，又要保证交通法治发展与中国社会总体发展的平衡，进一步扩大交通法律法规在社会中的生存发展空间，使交通法律法规的价值功能得以在社会生活中充分发挥，使中国的交通管理理念真正实现从传统向现代、从人治向法治的重大转变。交通法治可持续发展强调交通立法速度、规模与立法效益之间的平衡，强调法律结构的内在平衡，强调立法增长与资源配置之间的平衡，强调法律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

如何实现中国交通法治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在交通立法层面，应改变那种只强调立法数量，忽视立法质量；只强调立法规模和速度，忽视立法效益；只强调立法的外在威慑作用，忽视立法结构内在平衡的功利性交通法治发展模式，构筑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兼顾公平和效率的交通法治可持续发展模式

在我国交通法治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这样的倾向，即交通立法不是从中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的现实条件出发，而是从片面参照西方的立法模式出发。与此相联，在交通法治发展模式上强调立法数量的增长，把交通法治同立法数量的增长等同起来，忽视立法结构的平衡，从而导致法律结构性效益的严重下降。要实现交通法治的可持续发展必须立足我国交通发展现状，走出交通法治发展战略认识上的误区。法治的理想与法治的现实之间毕竟存在着巨大的社会鸿沟，在走向交通法治的过程中仍有许多富有挑战性的难题亟待我们去破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交通法律的需求不仅存在着量的区别，而且还有质的差异，即需要多少交通法律、需要什么样的交通法律，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到交通法律的前瞻性问题，尽可能保持交通法律法规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交通立法听证会制度。该项制度是交通立法科学化、民主化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交通立法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举行交通立法听证会，可由人大常委会举行，也可由专门委员会举行，视听证的内容而定。在委员会审议交通立法议案前都应举行听证会，主要了解立法的目的、意图，了解有关立法的背景，政府有关部门及社会各界的反应，法律成本的构成、配备情况，以及法律如获通过后的社会效益等。举行听证会时可要求交通部门官员到会作证并接受质询，公民也可申请参与。在举行听证会和通过大量调查、论证的基础上，由立法工作机构编制交通立法可行性报告，包括立法背景、立法目的、社会不同意见、法律实施的最佳条件和现有条件、立法成本与立法效益的定性定量分析等等。交通立法涉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召开听证会既可以回应各方关注，平衡各方利益，又可以保证立法的质量和水平。

其次，在交通行政执法层面，一方面应着手解决执法资源稀缺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应加大监督力度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交通执法资源的作用

交通立法难，交通执法更难。交通执法难就难在交通执法资源的稀缺，难就难在交通执法活动中应有的人力、物力得不到保障。从交通执法效益的角度讲，投入最少的交通执法资源获得最大的效益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但交通执法资源是有最低限度的，如果连最低的限度都得不到保障，则交通执法效益要么为零，要么为负值。从理论上讲，只要有足够的交通行政执法人员，几乎每辆违法违规行驶的机动车都能被查处。但近年来随着我国交通业的迅猛发展，车辆的激增，不要说足够的交通行政执法人员，就连基本需要的交通行政执法人员也难以保证。我们一面为适应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而加快交通立法的速度，另一面则对交通执法的投入相对吝啬，交通行政执法机关普遍存在着编制紧、人员缺、技术装备落后，面对声势浩大的立法运动，更显得苍白无力。由于交通执法人员短缺，只能聘用无行政执法权的合同工、临时工加盟执法，合同工、临时工参与执法，不仅其行为本身违法，其效果更不可想象。

交通执法资源短缺，不利于公正、高效执法，但其间接的社会影响较之直接的法律后果更为恶劣。交通执法资源短缺必然会使交通执法中的寻租活动更为频繁，要么集体寻租，要么个人寻租，大搞权钱交易，导致交通执法腐败。当法律增多的同时，腐化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因为法律增多，为寻租提供的机会也会随之增多。但交通执法资源短缺并不是导致交通执法腐败的唯一原因，滥用职权也是造成当前交通执法秩序混乱的重要因素。假设没有交通执法人员，其结果是交通秩序陷入混乱。但目前的状况是我们有交通执法人员，如果现有的交通执法人员滥用职权，其结果依然是交通秩序混乱。与其要后者这种浪费资源的交通秩序混乱，还不如要前者节约资源的交通秩序混乱。

在某些交通执法人员的理念里存在着“对自己有利的就执行，对自己不利的就不执行”的倾向，某些执法人员缺乏相应的职业道德，变相执法、故意曲解法律本意。我们一方面在抱怨交通执法资源稀缺，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执法监督机制，又在大肆挥霍、滥用仅有的交通执法资源，这就是我国目前交通法治所面临的极为严重的局面。因此应加大对交通行政执法的监督力度，比如，开通专门的解决问题通道，通过网站、论坛的方式接收群众的投诉，并及时地回复；在地方电视台、报纸、电台等新闻媒体上及时对不文明的交通执法和滥用职权的行为予以曝光，并将对相关人员和分管领导的处理结果公之于众。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刘，充分发挥新闻舆论在交通执法中的监督作用，是极其必要的。

再次，在对交通执法中行政相对人的司法救济层面，应排除干扰，认真贯彻《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切实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在交通行政执法中，行政相对人处于弱势地位，其合法权益时刻面临着被行政权侵犯的可能。当公民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到执法机关或执法人员的非法侵害时，他们应该获得必要的司法救济，这也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8条规定，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由该行政机关负责赔偿。我国《国家赔偿法》也有相似的规定。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因交通执法引发的行政相对人的司法救济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包括交通行政诉讼案件在内的行政审判常常受到地方政府、人大、党委的非法干预，影响行政案件的公正审查和裁判，交通行政相对人的正当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主要在于我国法院设置体制和法官晋升管理制度的地方化和行政化特点，这使得法院在人、财、物各方面都受制于地方政府，从而地方政府对法院的干预也就在所难免。行政诉讼被告的特殊性，决定了人民法院在审查行政案件中，遇到的干扰和阻力比其他审判工作更大。法律是一架天平，是公平的化身。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论当事人的地位、权势和经济状况如何，其合法权益都应受到严格的保护，其违法行为一律应受到严厉的追究。法律决不允许任何超越法律规定之外的特权存在。因此，在涉及到交通行政相对人寻求司法救济的情况时，司法机关应排除干扰，真正做到依法办事，切实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同时通过对违法行政行为的纠正和相关执法责任人的处理，可以对其他交通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产生警示作用，从而有助于依法行政，推动交通法治秩序的建立。

总之，只有把法治理念贯彻于交通立法、执法和司法中，才能实现中国交通法治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篇：如何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

如何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

班级:124-1王维圣201254504106

通过我国当前房地产现状的了解和研究,我认为要想实现房地产行业可持续发展,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要正确的判断形势，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稳定繁荣。要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出发，充分考虑住房货币化改革和城市化进程等大环境的影响，要选择正确的研究视角和坐标，科学的、历史的、发展的来看待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房地产业自身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全面而有针对性的分析市场形势。

(二）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健康快速发展。例如

1、加大城市土地供应，保证住房供求平衡。政府要在区域规划中，扩大城市尤其是东部沿海城市土地供应，以满足城市人口流入的住房需求。政府有责任对城市发展和土地供应统筹规划，也有能力通过对土地供应的合理安排，逐步达到住房供求平衡，把房价调控到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水平。

2、扩大商品住房供给，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首先是扩大住房建设投资。政府应当提出明确的政策导向，在促进城市化进程中，将持续加大住房建设投资，逐步达到住房供应适当过剩，满足不断增长的城镇人口对住房的需求。其次是抑制住房投机需求通过房地产税收调节制度的实施，可以有效地打击房地产投机、稳定房价，而且有助于改善地方税收结构、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再次是减轻居民购房负担。要降低住房建设环节和交易环节的税赋，不仅可减少商品住房成本，还可加快存量房地产的正常流转，扩大住房供应。

3改善供应结构，完善住房保障体系。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针对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矛盾，政府应通过加强规划、土地政策的引导，保持普通商品住房在商品房中的主体地位，控制高档商品房建设，提高普通商品住房的供应比例；通过税收、信贷、利率等手段，引导企业开发普通商品住房。

(三）要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规范企业行为。一是变项目前期审批为全程服务、全程监管。二是加大市场整顿的力度，严格开展房地产市场专项整治工作，对于违规企业给予曝光和必要惩处，直至清出。三是建立房地产信用档案，惩戒市场

失信主体，促进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四是加强基础信息的收集和发布，为宏观调控和消费者提供决策依据。

(四）加大金融支持，推进房地产金融产品创新。例如

1、支持房地产行业兼并重组。由于我国房地产业成长过快，多数企业还没有经受过经济周期波动的考验，目前整个行业抗风险能力差、资源集中度低、资金不足，这些已成为阻碍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的瓶颈。当前房地产商的资金链捉襟见肘，加速了房地产行业的优胜劣汰，经济和市场环境有利于房地产企业兼并重组，银行要扩大对房地产企业重组并购的融资，支持优势企业通过资本运作扩大经营规模。通过房地产企业持续的重组并购，资源将更有效的配置到实力强大的企业，市场集中度将不断增加，房地产企业将走向质量、品牌、资本的竞争。

2、积极推进房地产金融产品的创新，既为满足企业日益多样化的融资需求。一是推进多元化房地产信托产品。二是推进资产的证券化。三是要加快建立房地产基金。

3、银行要加强房地产信贷风险控制。减少以至消除房地产泡沫积累将给银行带来很大的风险隐患。

总而言之，关于我国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的诸多措施都要立足于当前的实际形势，根据市场现状来判断形势，确定对策，同时政府要积极发挥职能，引导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的发展。

第四篇：(2010)当前国产手机市场现状及可持续发展调查报告

当前国产手机市场现状及可持续发展调查报告

一个没有人格特征的品牌就像一个没有人格特征的人一样，是容易被忽略的；对国际市场的开拓不够，出口能力不强等。这些问题已成为制约国产品牌手机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亟待解决。国产品牌手机产业要实现健康、快速、可持续地发展，必须提高自身竞争力，掌握核心技术，提高产品出口份额，以便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一、当前国产手机企业发展的现状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三大手机制造商瓜分了中国内地70%以上的手机市场份额，而国产品牌手机芳影难觅。时至今日，国产品牌手机突出重围，异军突起，形成规模效益的国产品牌手机厂家百花齐放，各领风骚：多普达、OPPO、海尔、联想、波导、厦新、康佳、金立、TCL、华硕、创维、CECT、中兴、UT斯达康、奥克斯、迪比特、东信、长虹、德赛、天时达、先科、侨兴、维科、华为、万利达、普天、大显、大唐、厦华等国产品牌手机抢占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内市场份额，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跨跃式发展。“雄关漫道真如铁，尔今迈步从头越”，国产品牌手机步入了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纵观国产品牌手机的市场占有率增长显示： 1997年国产手机几乎为零，1998年开始起步，1999年是13万部，占当年全国产量5%；2000年440万部，占6.4%；2001年国产手机产量1048万部，占全部产量的12.3%。据信息产业部统计，截止至2009年9月30日，2009年新增手机用户为5955.2万户，平均每月手机用户增长660万户，国产品牌手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为29%，同比去年提高了6个百分点。截止到2009年9月30日，我国手机用户已达6.98亿，普及率达到46%，我国手机用户总数近年稳居世界第一。

经过几年卧薪尝胆，国产品牌手机质量目前已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国家质监局最近组织的手机质量抽查显示，国产品牌手机与诺基亚、摩托罗拉等产品在各项关键指标上基本相当。国内IT权威的评测机构赛迪评测，最近公布了市场上新近推出的高端手机评测结果，结果显示国产手机各方面指标不逊于国外品牌。在外观设计方面，联想S700、酷派6168H、多普达S900、OPPOA105等几款入选“我最喜欢的手机外观奖”的国产手机，与进口品牌相比，毫不逊色。

目前国产手机企业正逐步注重投入中长期研究开发，提升国产化层次，至力于在开放的手机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上形成核心竞争力。中国移动通信制造企业的技术实力在逐步增强，在产品研发方面表现为：2G的被动贴牌，2.5G的跟进研发和3G的主动赶超。据中国多家权威媒体的调查显示：国产手机虽然在品牌影响力、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和整体实力与进口品牌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但国产手机阵营已经空前壮大。消费者已认同国产手机，在被调查者中，有50.45%表示愿意选购国产手机。国产手机企业经过较短时间的“模仿秀”阶段，快速进入了产品设计个性化阶段。特别在品牌营销和宣传造势方面，国产手机表现出自己独特的手法和强大的市场推广能力。透过广告可以发现，随着中国移动市场的大规模扩张，国产手机企业也正在悄悄地迅速崛起,国产手机企业正沿着人们的预期发展着。据信息产业部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2000年底国产手机的市场占有率为5%，2001年底为12%。截止到2009年9月底，国产手机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27.7％。并且全世界有10%的手机在中国制造。

二、国产品牌手机企业存在的问题

但国产品牌手机在市场占有率上取得的成功，并不能说明国产品牌手机产业已经做大做强。事实上整个产业发展还面临一些的问题：如国产品牌手机企业不掌握核心技术，发展受制于人；部分产品质量影响了消费者的满意度，返修率高；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品质创新；产品营销渠道不畅，有待进行结构性调整；同业的恶性价格战导致产品利润率跌致难以保本；国产品牌形象欠丰满。大部分国产品牌在人格特征上显得比较单薄，没有个性。在经历从无到有的发展后，国产手机的市场占有率一路飙升，夺得国内市场的半壁江山但是，现国产手机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利润率的大幅下跌

手机产业的大好形势，引得众多家电厂商纷纷试水淘金。这样一来，2010年整个国内手机市场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供远大于求的状况。可以肯定地说，手机市场的价格大战已经“山雨欲来”。而价格战无疑将导致国产手机产业利润率的大幅下跌减。此外，高额的采购成本极大地摊薄了厂商的利润，技术环节上的薄弱使得国产手机厂商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部分的利润流进了美国、日本、韩国等企业的腰包。这也是尽管国产手机在销量和市场占有率上有明显增长，但销售额并无显著增长的原因。2010年东方通信的预亏提示性公告已经提前为国产

手机的“虚火”拉响了警报。虽然东方通信在国产手机阵营中算不上“强者”，但其亏损的事实也同样向国产手机企业提醒这样一个不变的真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永远是企业发展的动力。

(二)是市场放开，国产手机企业优势不在。

随着我国手机市场的完全放开，国内手机企业所依赖的部分国外品牌企业将利用这次机会，抛开其在本土的合作者，直接参与竞争；而与这些实力雄、经验丰富的国外对手贴身肉搏，国产手机企业胜数几何令人担忧。

(三)是技术落后，高端市场争夺乏力。

3G手机的到来是通信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融合，必然会使未来的手机市场呈现出更加多样化、个性化的局面。这种综合服务中带来的复杂性以及在标准争夺中的不确定性也将为市场格局的变动带来了充分的空间。但同时，也为众多手机企业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可这又恰恰是我国手机厂商“心中的痛”。如果不及时掌握核心技术，国产手机企业也许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机会的流失。看来，国产手机厂商们不能只躺在上升的市场占有率上沾沾自喜，市场占有率的量变，如果无法带来整个产业发展的质变，国产手机产业的繁荣终将只是“昙花一现”。取得市场占有率的成功并不等于全面超越，国产手机要真正实现量变到质变的突破，应当从规模、技术、服务和品牌四个方面入手。

三、国产品牌手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可持续发展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一个新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持续性指的是可以长久维持的过程和状态。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又不以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一)加快技术研发

目前，国产品牌手机在技术实力上还无法与那些知名度很高的洋品牌相抗衡。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各手机企业必须加快手机核心技术地研发，掌握自主知识产权，摆脱在核心技术上受制于人的局面。

（二）提高产品质量

有资料显示，国产品牌手机返修率约为6%，比同一市场上的国际品牌高出了一倍。如此高的返修率影响了国产品牌手机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国产品牌手机应尽早提高产品质量减少返修率。

（三）加强品牌建设

国产品牌手机正处于从量变走向质变的重要阶段，国产品牌手机的品牌知名度也得到了很大提升。目前，如何为国产品牌手机注入技术、注入智慧、注入具有时代气息的价值观，已经国产手机实现质变的关键。这不仅是国产品牌手机进一步提高国内市场占有率的需要，也是开拓海外市场，加入世界竞争的需要。

（四）现代市场营销战略的构建

国产品牌与跨国巨头相抗衡实际是中国制造销售优势与跨国巨头科研优势的比拼，昔日的手机可谓高科技的产品，身份的象征，乃先锋用品，决定了生产企业要以科研能力、推广能力论成败；时至今日手机的大众化，时尚化，普及化，成就了具有制造能力优势和销售能力优势中国本土企业的成功。在国产品牌手机与洋品牌博弈之时，二者将进入“交叉背离竞争”阶段，国产品牌将试图突破洋品牌的技术封锁线，洋品牌将竭力调整在渠道和市场推广上的劣势，早在2002年下半年，诺基亚巨头就在高层会议上提出向国产手机学习的口号。按照竞争要素理论，拥有优势要素并不意味着必然拥有竞争优势，而有效率地调动优势要素的能力才是竞争优势的关键。能力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显得比什么都重要。跨国巨头在中国的成功在于无线通信技术专有，并取得了垄断地位，实现生产制造在中国的本土化，但仅享有中国本土制造优势，并没有取得本土销售能力优势，甚至在技术上也有点裹足不前；虽然无线通信技术不在专有化，中国本土企业充分发挥对中国市场的理解能力和销售能力形成新的竞争价值链。产业分析认为，通过产业定位，企业可以三种方式获得竞争优势：总成本领先(最低)，标新立异(差异化)和目标集聚，其中差异化是最基本的战略，差异化既依赖于资源，也依赖于能力。

由此看来，持续的竞争优势仍然取决于企业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广义的，既包括企业善于有效率地调动和使用企业内外资源的能力，也包括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和营销管理创新能力。差异化、成本领先者的地位是能力的体现，有效率地使用时间的快速反应能力也是竞争能力的体现。国产品牌能否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人，正如哈佛商业大师小艾尔佛雷德-钱德勒所提出关键在于其第三重投资，那就是企业管理能力。只有提高企业管理能力，才能建立企业实施“差异化战略”的发动机，特别是建立一个良性循环的创新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国产品牌手机企业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国产手机从无到有，奔跑着完成了赶超国外品牌的发展之路。取得市场占有率的成功并不直接等于全面超越，必须得从质量、服务、核心技术、价格、品牌、应用等各方面全面超越国外品牌，而这绝不是一蹴而就，还有很长得路要走。

第五篇：重庆红色旅游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思考

重庆红色旅游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思考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 添加日期：10年10月29日

红色旅游是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红色旅游已经成为拉动地方经济发展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所谓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是指旅游业发展能够提升旅游地居民生活水平，为旅游者提供高质量的旅游感受，并不对现在及未来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实现旅游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协调和平衡发展。

一、重庆红色旅游市场的独特性分析

自《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颁布以来，在政府的高度重视下，重庆红色旅游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对于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弘扬和传承民族精神、培育和壮大特色旅游产业、带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重庆红色旅游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具有以下一些突出特点：

1.资源丰富

重庆红色资源类型丰富，数量众多，特色突出，分布集中。按照中国旅游资源分类系统，重庆红色资源可以分为三大类、六亚类、七个基本类型、100余处景点，并主要分布在主城及其周边的都市红岩革命旅游区、渝东北的川陕革命根据地旅游区、渝东南的川黔湘鄂革命根据地旅游区，集中体现了红岩精神和抗日革命活动两条主线，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2.知名度高

重庆红色旅游隶属《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的十二个重点红色旅游区“渝中、川东北、川陕渝红色旅游区”范围，凸现着“川陕苏区，红岩精神”的主题策划形象思路。尤其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锤炼出来的、以“爱国、团结、奋斗、奉献”为核心的“红岩精神”具有独一无二的历史价值，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长征精神”共同成为党的历史上重要的精神财富，在全国红色旅游市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3.基础较好

重庆红色旅游市场开发已经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探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重庆以红岩革命纪念馆和歌乐山革命纪念馆为核心，重点打造“红岩联线”品牌，开发出了“红岩文化一

日游”、“重庆帅乡两日游”等旅游线路，使游客在游览红岩广场、渣滓洞、白公馆等遗迹时，更加深刻地接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尤其是“红岩魂展览”、“红岩魂形象报告展演”采取走出去的策略，在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其中，红岩魂走遍全国280个城市，参观人数达3 000万人次，创下红色旅游全国巡展之最；“红岩魂形象报告展演”则被评为2001年全国十大演出盛事、2002年中宣部重点宣传剧目之

一、“五个一”工程奖。2003年推出的“风雨作证歌乐山”情景表演剧则把革命传统教育与旅游参观完美结合起来，为红色旅游开发的真实性创新了探索模式。游客对重庆红色旅游评价的满意率达到90%以上。

4.客源丰富

据相关资料显示，重庆红色旅游接待人数呈现连年增长态势。2005年1月至6月年红色旅游接待人数305万人次，比2004年同期增19%，红色旅游增长率高于全市游客接待总人数增长率5.15个百分点。2006年“十一”黄金周，歌乐山革命烈士陵园尤其火爆，共计接待10.67万人次。酉阳赵世炎故居、开县刘伯承纪念馆、江津聂帅陈列馆也增长明显。2007年红色旅游景点接待游客21万人次。2008年10月1日，重庆“红岩连线”接待游客4.4万人次，同比增长84.9%。据调查得知，重庆红色旅游市场来自省外的游客约占64.35%，大多数是单位组织，集体出游，目的在于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而中青年游客是重庆红色旅游市场的主力军，占游客总人数比例的53.69%。

5.地位重要

由于以红岩精神为代表的重庆红色旅游资源与国内以“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为核心的其他红色资源在产生时间、地域、背景、条件、环境、主体不同，当时国内外的主要矛盾、党的主要工作任务、斗争性质、目标和要求亦不尽相同，因此，它们各自的特征也迥然不同而各具特色，无法替代独具特色的重庆“红岩精神”。在抗日战争后期及其解放战争时期，重庆作为“陪都”，成为了中国政治的中心，演绎了中国历史的一段巨幅画卷，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遗迹和记忆，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不可或缺性。

二、重庆红色旅游市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构架

“红色旅游”是革命传统教育观念和旅游产业观念与时俱进的结果，是我国大旅游产业一个新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对红色旅游的自然生态、文化生态和社会生态的认识和保护。重庆红色旅游市场开发基础较好，发展潜力较大，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采取一套科学、系统的战略规划。

1.坚持文化兴旅战略，构筑重庆红色旅游灵魂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传播的新载体。旅游离不开文化，只有与文化相结合的旅游才能永葆魅力、长久不衰；文化也离不开旅游，只有紧紧抓住旅游这个新载体，文化才能彰显其独特的吸引力。旅游的实质是一种文化活动，文化的差异使得旅游者能够对不同地域产生不同的体验和感受。首先，要正确认识文化在红色旅游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红色旅游就是旅游与红色文化的有机结合，是一种文化旅游，更是一种特色文化旅游。重庆红色旅游开发必须深入挖掘其特色文化内涵，加强党史研究，充分体现革命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特征。红色文化包含有形和无形两个层面，一个是有形的，一个是无形的。有形的红色文化，比如说革命圣地、战役纪念地、战争遗迹、烈士牺牲地等。而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的人民，在一个时期、一个阶段、一个地方或者在特定的条件之下形成的一种精神，则是红色文化无形的层面。红色文化更多的体现为一种精神。要形成较强的竞争力，要想抢占较高的市场份额，需要突出“特色”——文化。文化是“根”，是一个地区民众认同的精神，是一个旅游地魅力的根本所在。其次，要挖掘重庆红色旅游的文化内涵。组织力量对重庆红色旅游文化进行挖掘、整理，重点围绕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两个时间段，编辑出版重庆红色旅游文化书籍，拍摄并重庆红色文化影片，复原或寻找重庆红色文化的展现形式，策划重庆红色文化的体验性旅游项目，继续开发诸如“风景作证歌乐山”情景剧类似的旅游产品，实现红色文化“情景再现”工程，让游客亲自感受革命先烈当年的英雄气概，引导游客树立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感。此外，文化内涵挖掘应从参观内容、形式、方法、体验设计等方面入手。参观内容上应注重整体规划设计，加大“红色元素”的推广和应用；展示形式应采用高科技的声、光、电结合外加一些原汁原味的陈列展示形式。体验设计应不局限于简单的参观游览，多开展以“红岩精神”为主题的教育活动、文艺演出、知识竞赛，让游客身临其境。纪念品应注重生活化、情感化、理想化，同时要始终把握纪念性、针对性、艺术性、礼品性、文化性的原则。总之，只有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培育人文精神，开发特色旅游产品，创新旅游形式，才能提高重庆红色旅游的重游率。

2.推行合作开发战略，打造重庆红色旅游产业链

重庆红色旅游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实施合作开发战略。一是推进区域旅游合作。重庆红色旅游开发要打破行政区划和行业界限，与周边四川广安和贵州遵义等地跨区域协调，签订旅游合作协议书，探索“区域合作，整体开发，联动推进”的新型旅游合作机制，形成“共打品牌、共推线路、共搞促销、共享资源、共同受益”的区域旅游合作关系，打造“红色旅游链”，共创红色旅游品牌，实现资源有效整合和共同发展。二是推动不同旅游方式结合。重庆有着丰富的历史古迹资源、民俗旅游资源、自然景观资源，形成了六大旅游品牌，红色旅游开发可与这些旅游资源有机结合，实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线路互通，利益共享”的目标，推动红绿、红古、红蓝结合，交相辉映，形成综合性、复合型的旅游基地和旅游产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三是探索旅游与相关产业的结合。重庆红色旅游可与城乡统筹改革试验统筹思考，科学设计红色旅游线路，与区域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加强区域资

源要素的整合联动，拓展旅游客源市场，扩大红色旅游产业发展对新农村建设的贡献，为红色旅游目的地居民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3.树立品牌发展战略，提高重庆红色旅游知名度

品牌战略是影响当今消费者消费决策的重要因素。特色和品牌是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红色旅游市场在面临强烈竞争的情况下，必须树立强烈的品牌意识，实施品牌战略。重庆红色旅游实施品牌发展战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政府举旗，统筹策划开发。从旅游产品的权属来看，红色旅游产品属于社会公共产品的范畴，政府应该在红色旅游产品的开发和营销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应带头转变观念，主动确立红色旅游产业在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开发红色旅游产品，拓展红色旅游市场，既可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又有利于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同时，政府不仅要增加用于红色旅游开发的财政拨款，而且还应发挥其在“招商引资”方面的牵线搭桥作用，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进行招商引资，激活重庆红色旅游市场，做大做强重庆红色旅游产品。二是企业包装，推出旅游精品。根据旅游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红色旅游产品也存在着产品衰退的潜在危机。因此，重庆应组建象红岩连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等大型企事业单位，对重庆红色旅游产品按景区景点、纪念场馆、节事活动等类别进行分门别类的包装，精心打造体验与参与式旅游，具体策划当年工作、战斗、生活、劳动的场景让游客去亲身感受，使革命文化精神与当代市场需求有机结合，不断推出一系列精品，逐步实现重庆红色旅游市场的品牌战略。三是专家策划，明确市场定位。旅游产品策划往往是建立在市场营销战略定位基础上的，依靠专家组织力量对旅游产品开发和市场营销进行科学的策划，是得到公认的旅游产品和市场营销成功的经验之一。重庆红色旅游市场应从产品形象、营销模式、客源目标等方面仔细分析，作出准确的战略定位。四是行业整合，组建营销网络。重庆红色旅游应当整合资源，凸显特色，注重与周边省市、与市内其他景点、与行业之间的联合和协作。由政府牵头，联合各宣传媒体和行业部门，围绕“红色旅游”主题，共同打造重庆红色旅游产品的宣传促销平台。按照“统一线路，统一价格，统一包装，统一宣传”的原则，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红色旅游宣传促销体系，搭建红色旅游产品促销的现代信息网络平台，推动红色旅游营销的一体化发展。

4.实施产业化经营战略，推动重庆红色旅游持续发展

目前学界对红色旅游是否产业化有两种截然不同、观点迥异的观点。个人认为，鉴于国家投入红色旅游开发的资金毕竟有限，红色旅游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完全可以尝试产业化之路，关键在于产业化涉及的领域和产业化的程度。针对重庆红色旅游产业化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探索：一是注意处理好两个关系。红岩革命纪念馆、歌乐山革命事迹陈列馆等重庆红色旅游景区景点都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必须要把公益性、公众性和公共性放在第一位，市场性、商业性和赢利性服从并服务于公益性、公众性和公共性。同时要把社会功能、文明功能和教育功能放在第一位，经济功能、扶贫功能和就业功能应放在第二位。二是有选

择性地产业化。红色旅游产业链中的“行、住、食、购、娱”作为必备配套要素，是可以市场化运作的，但应与“红色旅游”主题相协调，紧紧围绕“红色旅游”这个主旋律，与一般性的观光娱乐、休闲度假的“住、食、购、娱”应有所区别，不宜走“高价”路线，更不能以厚利暴利为价值取向。三是尝试建立经营实体。探索成立红色旅游开发与服务公司，引入市场机制经营红色旅游，按照“政府做规划，树形象；企业做产品、拓市场”的思路，推进红色旅游的深度开发，打破政府经营的传统机制，实现从政治轨道向经济轨道的转型，从事业接待型向旅游产业型的转轨，为红色旅游发展注入市场活力。当然，探索重庆红色旅游的产业化经营战略，必须坚决反对受商业化的影响和利益的驱使，忽视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缺乏对其特有人文内涵和精神的有效保护，走上与红色旅游本质背道而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