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不是让农民都上楼[精选]

第一篇：扶贫不是让农民都上楼[精选]

扶贫不是让农民都上楼

一味盯着农村的地，政府意愿代替农民意愿，集中小区建起来，产业、公共服务却跟不上，贫困户难稳定脱贫，甚至会出现返贫。

搬出土房住楼房，农民还会不买账？在一个深度贫困县走访，就遇上这样的事儿。县里规划农民集中居住小区，从效果图看，排排楼房整齐，文化广场、商店、活动室等设施俱全，干部说，一个小区安置几个贫困村，能让贫困户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深入了解，听到农民的不少意见：有人算账，拆土房住楼房，自己要补不少钱，背一身饥荒，往后日子更难。有人担心，在村里吃菜、吃粮、吃水都不花钱，搬上楼房样样是钱，开销大。也有人顾虑，搬进楼房，想种地离了十几里远，不种吧，周边又没产业，生计怎么办……

尽管不少农民不情愿，政府却很热心，积极推动项目开工。一位干部坦言，现在用地指标可以跨省调剂，贫困县节余一亩地，置换到发达地区就是几百万元，不抓紧整理土地，扶贫钱从哪来？然而，一味盯着农村的地，政府意愿代替农民意愿，社区建起来，产业、公共服务却跟不上，贫困户即便都上了楼，没活干、没收入，缺乏发展能力，也难稳定脱贫，甚至会出现返贫。

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个案。前些年发达地区出现的“农民被上楼”“村庄合并”现象，正在一些贫困地区上演。用地指标跨省调剂，是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的好政策，有的地方之所以念歪了经，原因在于盲目的政绩冲动，只顾表面文章，忽视了贫困群众的长远发展。扶贫工作吹糠见米，基础工作不扎实，政策措施不到位，资金使用不规范，无法让贫困群众真正过上好日子，会让脱贫质量打折扣。当前，脱贫攻坚打的是“硬仗中的硬仗”，全国还有约120个贫困发生率超过18%的深度贫困县，2.98万个贫困发生率超过20%的深度贫困村，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口致贫原因更复杂，脱贫难度也更大。脱贫攻坚正从“打赢”向“打好”转变，越是时间紧、任务重，就越要在脱贫质量上下功夫，脱贫效果可持续是硬指标，看的是帮扶精准度高不高，政策针对性强不强，下苦功、做细活，不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难题。脱贫工作务实，脱贫过程扎实，才能确保脱贫结果真实。

脱贫攻坚要同乡村振兴有机结合起来。脱贫不是消亡农村的过程，村庄有自身发展规律，即便未来城镇化率达到70%，仍有几亿农民生活在农村。帮扶贫困村，不一定要整村拆迁、另起炉灶，也不是一味追求乡村和城市一个样。农村千村千面，有的特在文化，有的特在生态，有的特在产业，不能千篇一律建楼房。既要尊重乡村特色，又要遵循发展规律，把农民生活、农村风情融合起来，真正让农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脱贫攻坚要尊重农民意愿。农民愿不愿搬，搬到哪儿，应该让农民自己说了算，政府应分类解决好农民的多元需求。要以科学规划引导，既要集约、节约用地，又要更好提供公共服务，提高农民生活质量。要有产业支撑，让农民有稳定而持久的就业，政府在土地使用、财政奖补、税收减免上给予政策支持，发展农家乐、民俗农庄等乡村休闲旅游，拓展农业增收功能，让农民在家门口有活干。要完善养老、医疗保障等公共服务，不仅在形式上改变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更要切实提升贫困群众的幸福指数，过上好日子。

多往村里跑一跑，多听听贫困户的声音，跑成“泥腿子”，就能找到“金点子”，让脱贫成效真正获得群众认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

第二篇：新农村建设：农民上楼,政府下海

建设新农村：政府下海，农民上楼

李昌平

中央做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议已经有6年多了。前几年，新农村建设主要是“两依赖”：农村基础建设依赖中央财政，农村经济发展依赖引进外资，“两依赖”的新农村建设几乎没有大作为。最近两年，新农村建设热闹起来了，最典型的是山东诸城、淄博、临沂、济宁、德州、聊城等地的新农村建设，被媒体称之为“新农民上楼运动”。山东诸城等地的“新农民上楼运动”大有燎原之势。

山东诸城等地的新农村上楼运动的核心内涵概括起来说是两句话，一是“撤村建设社区”，二是“宅基地换住房”。甚至也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政府下海（经商），农民上楼（失地）。2005年以来，本人曾经在《回首乡建一百年，有待我辈新建设》、《新农村建设的五个问题》、《假如给我2万亿》等多篇文章中主张新农村建设要“大拆大建”，即：要集中土地、资金和公共产品等资源重点建设中心村和中心镇，要以“宅基地换住房”、“集体建设用地换股权、换福利”的优惠政策引导农民向中心村、中心镇集中，要做到自然村基本不住人。

如今，山东诸城等地都在大力推行“撤村改社区”、“宅基地换住房”的新农村建设了，这和我当初设想的新农村建设有些“不谋而合”了。

山东诸城等地的新农村建设，好处多多：第一，有利于守住18亿亩耕地。我国城市化每年占地数百万亩，但农民进城了，农村的宅基地、自留地等依然闲置着，这样是守不住18亿亩耕地的。山东诸城等地实施的“撤村建社区”“宅基地换住房”的新农村建设，至少可以节约出一半的村庄建设用地（宅基地、自留地、学校、窑场等建设地），如果其经验在全国推广，全国农村至少可以节约出1.5亿亩集体建设用地；第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可大大节约了。全国有70万个行政村、500多万个自然村，如果“撤村建设社区”，将农民引导到8－10万个社区居住，农村道路、水电网管、学校、医务室、敬老院等基础建设将减少一半以上的投资，其维护费也会大幅下降；第三，农村公共品供给更加有效。为分散在500多万个自然村的数亿农民提供公共品是及其困难的，也是及其无效的。如果数亿农民集中在8－10个社区生活，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就可变成现实了；第四，农村治理更加有效。数亿农民分散在500多万个自然村，无论用什么方式治理农村都是很难达到善治的，如果数亿农民集中居住在8－10万个社区，村民自治制度转变为社区居民自治制度，不仅其治理成本会大大降低，治理也会相对有效得多；第五，农民的住房变得可抵押了。分散在500多万个自然村的农民住房，是不能在银行抵押贷款的，如果经过“撤村建设社区”后，农民在社区的住房就可以被银行认可为抵押品，这有利促进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发展。除此以外，我认为最大的好处是新农村建设摆脱了“两依赖”的困局，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依赖“跑部钱进”，农村经济发展依赖 “引进外资”。山东诸城等地的新农村建设，通过政府下海等“制度创新”，使地方政府成为了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以农民上楼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建设步入了日新月异的轨道。

表面上看，山东诸城等地的新农村建设与笔者纸上谈兵的新农村建设有不谋而合之处。但本质上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一是新农村建设主体不一样。我期待的是农民和农民集体自主建设新农村，政府全心全意服务农民的新农村建设。但山东诸城等地的新农村建设，政府是主体，农民和农民组织只是政府新农村建设棋局中的棋子；二是新农村建设的目的不一样，我主张新农村建设是为了农民和农村发展，但山东诸城等地的新农村建设，是为了盘活农村土地——农民上楼，政府下海（经商赚钱）；

如果全国都学山东诸城搞“新农民上楼运动”，至少可以节约村庄集体建设用地1.5亿亩。如果农民以“宅基地换房”，这1.5亿亩土地就会落入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腰包。以每亩价值30万元，总价值为45万亿，除去以房屋置换土地的成本，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应该至少可以净赚30万亿。

很多专家学者对山东诸城等地的“新农民上楼运动”有很多非议。非议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说农民生产不方便了，担心出现“挑着粪担上电梯的尴尬现象。”二是担心农民生活成本上升；三是说农民“宅基地换住房”吃亏了。

笔者认为专家们的非议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是可以克服的。笔者6年前到吉林德惠县考察新农村建设，吉林德惠6年前的新农村建设也是“撤村建社区”，但有些做法是可以弥补山东诸城等地新农村建设的不足的。德惠的做法是财政贴息贷款帮助农民统一建住房，住房贷款由农民5－8年还清。“撤村建社区”后节约出来的土地（集体建设用地），一部分用地用于建设专业生态养殖园，养殖专业化了；另一部分用于办厂（或出租或用地指标转让）。集体建设用地的经营收入归集体成员共享，按照股权或成员权分配，优先用于偿还住房建设贷款。这样，既不存在“挑着粪担上电梯的尴尬”，也不存在“宅基地换住房”吃亏的问题。此外，德惠还在生产和就业上进行了创新，一是社区还组建了大型机械服务合作社，农户土地以保底价加入合作社了，绝大部分农户不种地了，但农业收入不减，不存在生产不方便的问题；二是帮助8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实现了非农就业，农民家庭收入比过去成倍增加了，也不存在生活水平下降的问题了。

相对而言，我还是比较欣赏吉林德惠的做法，德惠的做法与我的设想更接近。德惠坚持了农民主体性和自主性，政府是农民建设新农村的服务者。政府不以赚农民土地（钱）为目的而帮助农民建设新农村的，如果山东诸城等地的政府也能做到不在新农村建设中赚农民的土地（钱），我想，很多专家学者担心的问题是非常容易避免的。

有些专家学者看到了山东诸城等地“新农民上楼运动”的一些不足，以此判断山东诸城等地的“新农民上楼运动”不可能推广为全国的新农村建设运动。笔者不这么看。笔者认为，六年前吉林德惠的新农村建设模式是很“完美”的，之所以不能形成“燎原之势”，恰恰因为太“完美”了，完美得地方政府无利可图了，所以无法在全国、甚至在吉林形成“燎原之势”。山东诸城等地以“新农民上楼”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建设，恰恰因为不完美——政府下海（30万亿的利润），正是为了这30万亿的净利润，山东诸城等地的“新农民上楼运动”一定会席卷全国。笔者甚至认为，最近发源于山东诸城的“新农民上楼运动”会比10年前发源于山东诸城“陈卖光运动”更有冲击力。

依赖中央财政拨款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依赖引进“外资”搞农村发展，农村是没有前途的！中国农村的前途，只能靠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创造性工作了。在笔者看来，“政府下海，农民上楼”的新农村建设，虽然有很多缺点，但总比“两依赖”的新农村建设好。所以，无论是山东诸城等地的新农村建设，还是吉林德惠等地的新农村建设，我都顶！在顶的同时，笔者最大的担心还是“新农民上楼运动”的“大拆大建”，虽然笔者也认为农村必须“大拆大建”，但是，“大拆大建”不是搞破坏，是搞建设，对特色村、特色建筑、特色“风水”、特色文化、特色习俗等等是一定要保护的；“大拆大建”也不能搞一刀切，如山区农村，以“政府下海，农民上楼”的方式搞新农村建设，未必可行，未必是最好的办法。

全国农民一盘散沙，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地方政府无利可图，全国农村就只能一潭死水！地方政府“唯利是图”，“大拆大建”实难避免。中国就是这样。

第三篇：农民被上楼违反的法律法规

（一）经济权益的缺失

在农民“上楼”过程中，一些地方乡镇政府受自身经济利益的驱使，片面强调村集体对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忽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流转选择权，在土地流转的谈判中，不尊重农民的意愿，干预、强迫承包权人流转，甚至严格限制农民的自主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在征地发包、土地收益分配等方面搞“暗箱操作”，将多数集体组织成员排除在决策之外，以一己或少数人之私利侵害村民集体权益。

农民对承包地和宅基地拥有法律赋予的权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民的用益物权，是农民的合法财产，受物权法的保护。根据宪法的规定，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农村宅基地集体所有归家庭使用。宅基地与房产是农民财产的两个不同部分，拥有宅基地可以自由建房，而一旦搬入楼房，农民就只有房产而失去土地。尽管有所补偿，但是，这些补偿对于宅基地的土地价值而言微不足道，宅基地的价值得不到合理体现，其转化为建设用地后的增值收益被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获取。安置小区所用土地原来全是农民的耕地，并未办理农地征用手续。农民迁入小区后，不能依法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屋也不能入市交易。

一）充分尊重农民自主权，杜绝强迫农民集中居住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规范农村土地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会议指出，少数地方片面追求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指标，擅自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或扩大试点范围，擅自扩大挂钩周转指标规模；有的地方违背农民意愿强拆强建，侵害农民利益。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坚决防止违背农民意愿搞大拆大建、盲目建高楼等现象”。同时，宪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明确确认，土地的归属有国家所有和农村集体所有两种形态。作为集体的村民对本村的土地享有完整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与政府对国有土地的所有权是等价的。对于宅基地，农民家庭虽然不享有所有权，但现行法律也承认，这是一种永久性建设使用权。基于这一法律事实，地方政府无权随意整理农民的宅基地，拆除村庄，强迫农民集中居住，必须根据农民意愿，让农民自主选择。

第四篇：农村社区建设不只是引导农民上楼

防止盲目追求外在形象和短期效果，忽视统筹规划与长远安排

农村社区建设不只是引导农民上楼

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为重要载体推进新型城镇化，带动县域经济发展，进而破解“三农”难题，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已经成为各地的共识。然而，当下各地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些地方对新型农村社区的内涵、功能定位、推进动力等关键问题研究不深，盲目追求外在形象和短期效果，忽视统筹规划与长远安排,既有“空城”之计，也有“空壳”之戏。一些地方出于对政绩的追求，急功近利地抓典型、搞模式、把新型社区建设演变成为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一些地方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理解为扒旧房盖新房、拆平房建楼房、撤小村并社区，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变成了大拆大建；一些地方通过行政命令和利益诱导来推进农村新型社区建设，让社区建设的主体反而成了旁观者；一些地方将建设新农村看成是脱离城乡协调发展的孤立活动，一味地追求快速提高新型农村社区率，不愿在如何提高社区质量上多下功夫,造就了一批毫无特色的“不农不城”的社区，造就了一大批“无土地、无工作、无社保”的“三无”居民，农民房子拆除了，土地权益流失了，既丢了安身之所，又平添建房新债，苦不堪言。有识之士指出，如果按这样的路子去抓，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难免误入歧途，这种现象亟待改变。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注重统筹规划，有序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产业结构转型、非农就业岗位的增加、社区基础设施的完善、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和整体素质的提高，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综合体现，是一项事关全局且投入巨大的工程，没有科学规划的引领，就不可能建成符合农村发展实际、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新型农村社区，甚至会成为劳民伤财的“瞎折腾”，犯历史性的错误。当前，农村正迎来新一轮建房高潮，如不及时规划引导，农村宅基地无序扩张、滥占耕地、功能缺失、环境恶化、有新房无新村的现象将重复发生。因此，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坚持城乡一体、规划先行的原则。要按照“全域规划”的理念，突出城乡统筹，加快城镇基础设施网络和服务功能向农村延伸，推动人口向新型农村社区集中、产业向集聚区集中、耕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要加快制定出区域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详细规划，已有规划不够合理、不够完善的，应及时修订、调整、补充。规划应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地域风貌特色的营造、整体环境的保护和历史文化的传承，维护好山体、水域、河滩、山林风貌等自然景观，切忌“千村一面”。应充分考虑资源配置、历史沿革和村民生活习惯等因素，科学规划空间布局，合理确定社区规模，注重完善社区功能，确保规划的前瞻性、合理性和统筹性。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注重产业支撑，就业富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需要经济发展的支撑，经济发展反过来支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没有经济的发展不可能有新型农村社区的快速、健康发展。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不只是引导农民建房和“上楼”，也不仅仅是把农民就地转化为市民，更重要的是让农民“离土不离乡、就业不离家、进厂不进城”。为了实现农村集约建设、农民可持续增收，需要按照布局合理、产业集聚、土地集约、主业突出、错位发展的原则，抓好产业布局，形成农民增收致富的稳定来源，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提供持久动力和产业支撑。事实上，凡是附近就业机会多的社区，入住率一般比较高，社区公共服务也比较好；而凡是入住率低的社区，周围一般没有或很少有企业提供就业岗位。在抓好产业发展的同时，积极拓宽农民就业渠道，具体讲，要“四路并进”：新型农村社区附近的各类企业优先为入住社区的群众提供就业机会，使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就地转化为产业工人和现代农业工人，从而取得薪金；群众现有耕地通过租赁形式加快土地流转，由现代农业公司、农业合作组织或种植养殖大户经营，从而取得租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整合腾出的土地，用于企业用地的，鼓励村集体以入股的方式合作村民取得分红；新型农村社区内商业服务业优先由当地群众经营，让有特长、有资本、有意愿的农民创业，开办小型或微型企业，增加社区居民收入。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注重以人为本，优化环境。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逐步变农村为城市，变农民为市民的动态过程。因此，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不仅仅是修好几条马路、盖好几栋房子，更重要的是按照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以维护群众利益、满足群众生存和发展需要为出发点，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努力营造良好的社区环境，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品质。具体说来，就是要加强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满足社区居民行路、饮水、用电、燃气、通讯等方面的需求，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就是要加快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建立完善的社区服务体系，开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会治安、医疗卫生、人口计生等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服务。就是要建立市场化的服务体系，鼓励和引导各类组织、企业和个人开展百货供应、餐饮服务、农资供应、农机维修、邮政通讯、金融保险等服务项目。就是要建立社区物业管理体系，负责社区路水电气管护和垃圾处理等日常性服务。就是要建立社区自助互助服务体系，开展邻里互助等群众性自我服务活动，提高群众生活质量和农村文明程度。就是要把文化阵地建设向新型农村社区延伸，建立综合文化站，设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室、书报刊阅览室、多功能活动室、文化服务室等，配备娱乐、体育健身和学习设施，满足农民的多样文化需求；发挥民间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积极性，鼓励支持社区居民自办文化大院、农民业余剧团等。

第五篇：让精准扶贫更加精准

让精准扶贫更加精准

贵州要在扶贫开发方面深入探索，为全国闯出路子、做出样子。

近日，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贵州调研，对贵州扶贫开发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希望贵州在深化精准扶贫、提高扶贫成效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使精准扶贫更加精准。

贵州省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扶贫攻坚对于贵州意义非凡，扶贫工作始终是贵州发展的重中之重。

在精准扶贫方面，贵州进行了许多富有成效的探索，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比如“六个到村到户”、“四看识真贫”、“一村一同步小康工作队，一户一脱贫致富责任人”，获得了群众认可，取得了显著成效。

然而，实现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贵州扶贫开发工作依然艰巨。总书记说：“贵州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一个省份，也是全国人民最关注的一个省”。党中央对贵州的扶贫工作寄予厚望。

不辜负党中央的期望，打造“全国扶贫攻坚示范区”，贵州需要进一步探索，全方位深入推进精准扶贫。

扶贫思路要更加精准。思路决定出路，贵州不少贫困地区同样也是生态条件比较脆弱的地区，必须正确处理好生态与扶贫开发的关系。同时，对于长期积贫积困的地方，一定要立足自身优势，大胆创新，敢闯新路。贵州的优势在于山好水好资源好，精准扶贫就是要充分利用贵州自身优势，找准思路，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力争做到“一村一法、一户一策”，实施差异化扶持。

扶贫对象要更加精准。实施精准扶贫，难在贫困户的识别。不仅要了解哪些人是贫困人口，哪户人家需要扶贫，更要明白这些人为何贫困、贫困的程度。应加强贫困户的信息管理，建立统一标准的帮扶工作台账，全面、客观、准确地反映帮扶措施的制定、帮扶目标任务的设计、帮扶成效的实现等情况。坚决杜绝弄虚作假的现象，确保让真正的贫困户和低保户享受扶贫资源。

帮扶干部管理要更加精准。近年来，贵州每年的驻村干部有数万名之众。只有做到“因村派人、强化责任”，才能充分发挥驻村干部的价值。在驻村干部的选派过程中，要充分了解驻村干部的个人意向和特长，做到贫困村缺乏什么样的人，就派什么样的干部；哪方面的工作比较薄弱，就重点强化驻村干部哪方面的责任。

扶贫开发工作任务艰巨，但贵州干部群众加快发展、扶贫攻坚的干劲十足。坚持让精准扶贫更加精准，贵州的扶贫工作定能取得新的更大的突破。（执笔：王远白 责任编辑/蒋叶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