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危机

第一篇：中国危机

1、1988年１０月何新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文章《当代中国政经危机与成因》，预言中国将发生**。此文震撼内外。

19**年，中国发生事变。

2、１９８８年何新在《中国金报》撰文称戈尔巴乔夫改革必定失败，苏联东欧帝国体系将解体。1990年6月12日，何新给国家当时最高领导同志(邓公)写信，预言苏联即将面临解体。

1991 年8月，苏联“819”政变发生，何新应某高层领导（丁关根同志）问询而写了一封信分析形势并报中央领导。何新认为此次苏联政变不会成功。并预言：此次政 变失败后苏联政局的崩盘趋势已难逆转，苏联体系将崩溃，叶利钦必将掌控实权，戈尔巴乔夫将仅成为象征性人物和下台。

12月21日，前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首脑发表了《阿拉木图宣言》。宣告苏联体制的彻底瓦解。

这年圣诞节之夜，叶利钦从戈尔巴乔夫手中接过了前苏联的最后一项权力——核按钮控制权。1991年12月25日18时40分许，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辞职。

3、1991年，何新在《对我国十年改革的反思》一文中指出：美国对华进行其意识形态和政治渗透的具体方法大略如下：

（1）培育一个代表美国及西方在华利益的代理集团——新买办阶层。

（2）美国以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工具，以现代艺术、美国文化和消费模式，作为催化媒介，诱导中国青年和知识分子，在中国培育迷信和崇拜美国的社会心理。

（3）在倡导“开放主义世界观念”的旗帜下，以“世界主义”观念，来否定以民族国家利益为本位的爱国主义观念。（即“普世价值”）

（4）试图彻底破坏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观念，让中国人将来心安理得地接受国家分裂的事态，为此而作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的准备。

（5）以民主、人权为两大道义锁链，约束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手脚，削弱和解除中国国家制度的自卫机能。使这种自我防卫机制，丧失道义性的基础。

（6）美国及西方公开策动中国的少数民族分立运动、并伺机准备插手支持区域性的自立运动。

美国对华进行大规模意识形态攻心和政治渗透。它要求中国政治制度按照美国标准，实施美国模式的“民主化”，在经济上实施私有化、市场自由化，以此作为引导中国改革的三大目标。

回看我们的历史，私有化（下岗改制）、普世价值、西藏拉萨事件、台海问题、否定岳飞、李银河的所谓性革命，一一发生，难道是偶然的吗？

4、1991年11月，何新在《90年代世界战略斗争的焦点区域》文中预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东已很难再结聚为威胁美国及西方石油利益的战略性整体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动荡状态在这个地区仍将长期延续下去。但是从整体看，此地区已能够被美国和西方政治经济力量所主导和把握。因此，此地区在90年代以 后将不再世界战略斗争的焦点地区。

何新说：全球战略中心未来将东移，中国大陆及沿海边缘区域将是未来世界战略竞争的中心焦点，成为矛盾的敏感区和触发点——在中国大局维持稳定而无内乱发生的前提下——中国的边缘区域将事变不断。即：

朝鲜半岛、中南（印支）半岛、港台海区、南中国海区域以及环邻西藏、新疆的西部区域。这些区域目前蕴涵复杂经济、政治、主权领土争端和民族、宗教问题，因此随时都可能成为突发矛盾、冲突激化的国际争端区域。

此后，朝鲜问题、南海问题、台海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不断涌现。

何新还针对美国开始大规模向台湾销售武器，认为这是一种信号。

何新预言：李登辉掌控台湾局面后将搞台独，台、陆关系未来面临急剧裂变。

何新建议以中程导弹威慑台湾。

5、1997年3月（亚洲金融危机前夜），何新写报国务院领导《对我国金融领域问题的分析与建议》研究报告，建议警惕金融行业出现危机，此后，中国明显地放慢 了关于人民币自由兑换及金融自由化的改革进度，由于中国金融市场没有与国际金融市场直接接轨，所以不久后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未能祸及于中国。

6、1997年3月，何新在《对我国金融领域问题的分析与建议》中指出，实施分税制改革，建立中心与地方税收分流的新税收体制，使得地方政治与地方民营经济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因为事实上只有民营经济才能为地方政府提供丰厚的税收（而多数国营经济均濒临亏损或破产）。

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官员以权力对私营经济的保护和支持，一部分官员借此获得个人经济收益。在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下，导致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干部阶层因而将发生分化：

（一）形成了地方官僚与地方财阀相结合的地方主义势力。

（二）出现为民营经济利益集团直接提供政治服务的买办官僚。

7、2001年3月，何新政协小组发言《论股市泡沫、统计失真与下岗问题》并致信朱某公，称被媒体大肆吹嘘的新经济是莫须有的神话。预言香港不久还会发生第二次金融危机。

2002年，香港股市恒生指数由年初的11397点下滑到9072点，前三季度累计下跌2325点，跌幅达20.4%。

8、在上文中，何新还认为：决定自由市场中竞争成败的根本因素，不是靠经济效益，而是靠累积资本的实力和规模。资本炒作决定商品价格，而不是竞争或市场需求决定价格。

9、在此文中，何新反对对国企私有化和让工人下岗失业的政策。他尖锐抨击：将工人驱赶下岗，使企业私有化，表面上似乎改善了企业效益；实际上是将国有（社会）资产廉价地赠送给私人（老板及管理者），同时把失业者抛向社会，制造了社会不稳定的祸乱之源。

2002年以后，改制下岗政策终于有所减缓和收敛，失业引起的社会不稳定问题以及相关的社会保障问题开始得到高层的重视。

10、2003年2月20日,何新对伊拉克局势发表评论，预言美国攻击伊拉克根本不会有大型的、有意义地对抗性战争。伊拉克即将发生坍塌性的崩溃。萨达姆政权的 生存期限屈指可数。这种论点与当时央视评论等主流媒体的论调截然相反。

然而伊战迅速结束的结果惊人地验证了何新的该预言。

11、2003年3月，何新发表著名《论某公》文，历数某公执政时期改革政策之误，断论其种种私有化及盲目市场化之激进改革如王安石新政利近害远，竭译而渔，必 遗患后来。

如今，教育、医疗、房改等新三座大山压得国人透不过气，两极分化、贫富对峙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问题。

12、在2001年出 版的《新国家主义经济观》序言中，何新预警：种种迹象明确显示，我们正处在爆发新的大规模国际金融危机的前夜。危机的焦点将集中在日元——美元——欧元的 汇率上。如果美元暴跌，一旦引致美元泡沫崩破（这个泡沫大得惊人），就必将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大灾变。何新还肯定地说：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突变已经具有不可 避免性。

13、2008年，何新发表《中国人该有过苦日子的精神准备》一文，预言：国内物价和社会就业问题，未来将极其严峻。发生企业 大倒闭、高失业，同时伴随高物价的经济时代，即将到来了。过去几年的国内经济的表面繁荣，奢靡挥霍，廉价货物充斥于超市的时代，就要结束。

这些话在当时仿 佛是“唱衰论”而受到讥笑。但现在对这一点，想必一切工薪阶层已有切肤之痛而感同身受。

14、2008年4月何新在提交中央高层的《人 民币升值是物价上涨全球通胀的原因之一》以及《人民币持续升值必将引发恶性通胀》等文论中提出：人民币持续升值会吸引外汇热钱大规模流入，导致兑换人民币 过量发行流动性资本失控。同时人民币估价的一切国内商品普遍升值，也就势必带动中国商品对于世界其他货币和商品发生普遍的物价上涨。换句话说，伴随人民币 升值，自然意味着中国物价节节高涨。

由于中国也是世界消费品的主要出口国家，因此中国出口品的价格上涨必然拉动全球通胀。中国作为全球廉价商品供应商的时 代即将结束。

——如今伴随着人民币大幅升值发生的，正是中国与世界物价的不断上扬。、2008年6月，何新在《谈国际通货膨胀与美元贬值》中指出，弱美元、高油价，这是美国国家当前核心利益的现实选择，其工具就是非政府跨国对冲投机基金。就是这些基金在石油期货市场兴风作浪导致油价飚升。

油 价上升是美国解决其庞大的国家负债的重要选择，这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是美国政府未来制订一切政策的定位点。

经过2008年下半年短暂下跌后，尽管 2009年全球石油需求始终呈负增长，油价仍然从2009年2月初的34美元/桶上升至超过９0美元/桶。一直以来美联储实施近乎零利率的大放水政策，美 元汇率连年持续走低。

16、201０年夏季，何新发表博文《想到中国未来有时想哭》。２０１１年春，何新发表博文《2011年中看内外 大势》预言：预料国内物价，主要是民生用品物价在今年７月以后将会飞起来。

何新又针对当时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唱好美国经济以为即将复苏的论调，预言：这场 国际金融危机方兴未艾，仍远未结束。金融大海啸会在未来意想不到的情况下以意想不到的形态突然发生。

何新还预言：10年之内，中国与世界必有非常之变！无内变则必临外战。

中华民族已再次迫近最危险的时候！

何新说:如不改弦易张，通盘检讨过去１０年来改革方向的失误，未雨绸缪；则未来会如何——也许只有天知道„„„„

从此何新基本失语，很少发言。但是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１两年，何 新出版了《汇率风暴：中美金融战争揭秘》、《统治世界：神秘组织共济会揭秘》、《命运与思考》等著作。

在２０１１年于香港出版的《命运与思考》一书中，何新说：我不讲假话。但我并没有讲出所有的真话。

［附注：以上预言见何新有关著作：《新战略论》、《致中南海密札》、《论政治国家主义》以及《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何新看中国经济》等书中。］

--------------

1.预测到东欧、苏联剧变及对中国影响;

2.判读出 当今世界商品经济向资本经济过渡;

3.认为战略中心由中东转移到中国；

4.预言2008金融危机，其后通货膨胀时代，再之后的金融大海啸；

5.揭示出 隐蔽的共济会组织

我想这五点足以奠定何新先生的当代地位。

第二篇：中国,道德危机？

中国，道德危机？

单名扬 2011级法硕一班

一、前言

2011年10月13日，广东佛山，2岁的小悦悦在相继被两车碾压之后，冰冷地躺在血泊之中„„10月21日，随着一个鲜活生命的流逝，对小悦悦施以援手的拾荒阿姨被众人赞扬，碾压他人却逃之夭夭的肇事司机被舆论声讨，女孩母亲的监护职责也被社会关注，而更多的人则感叹那18位路人的冷漠与无情，道德问题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近年来，随着网络等媒介的发展，舆论力量得到不断壮大，一些负面社会事件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南京“彭宇案”、“郭美美事件”等的出现，让我们不禁反思，不禁疑问，当下的中国社会真的处于道德“危机”之中吗？中国社会真的世风日下了吗？

二、长河落日，对传统的冲击与继承

还记得在小学时代，学校组织我们观看了一部主题电影，名为《离开雷锋的日子》，故事中，主人公乔安山身为雷锋的亲密战友，数十年如一日，坚守着雷锋同志那乐于助人的可贵精神，其中他救起被撞老人反被讹诈的情景与今天的一些事件颇为相似，但是影片中他的执着与坚持最终换来的是大众对他的尊敬和对雷锋精神的继承。

回溯中华五千年文明，中国传统道德的形成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发展之路。

如果问起我们中国人，能够诠释传统道德的词汇有哪些？相信“孝慈”“爱国”“仁义”等必会高频率地出现。而在传统道德的形成过程中，儒家思想、佛道文化等因素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激烈的社会转型期，新兴地主阶级与传统的奴隶主阶级之间矛盾尖锐，国家四分五裂，礼乐崩坏，诸侯混战，民不聊生。孔子，这位在西方学者眼中，可以与耶稣并论的东方圣人，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开启了中国传统道德的凝结升华之路。从一定角度而言，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是以儒家道德为核心而萌芽、发展、成熟和消亡的。其中，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主张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奠基之举。此后，历代王朝统治者虽然在尊崇程度上有所差别，儒家思想也经历过佛道文化等意识形态的历史冲击，但至清末民初，其依旧是中国社会道德中的一条主线，影响着大众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同时依靠着封建帝国对周边国家的政治影响，也渗透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亚洲国家的文化体系之中，逐渐形成了与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对立而生的东方文明。

在中国社会对传统道德继承发展的道路上，近现代可称为一个划时代的“拐点”，而其中的五四运动更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在那个风雨飘摇，危机四伏的年代，西方的民主与科学、苏俄的社会主义学说传入中国并被一批批仁人志士接受和传播，而封建主义作为社会矛盾的中心，其思想核心儒家学说便被至于争议甚至批判的境地，其中的纲常伦理、忠君思想更是遭受着疾风骤雨般地冲击。笔者认为，对于五四运动中“打到孔家店”等针对儒家文化的号召更应理性客观地看待，对于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作用与地位理应公正科学地予以评价。诚然，在那个废旧立新的时代，西方“自由、民主”的口号，苏俄“共产主义”的理想

更有号召力和社会价值，但过于盲目地否决已有数千年社会基础的儒家文化，极端激烈地摒弃纲常思想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众思想的混乱，甚至影响深远。随着时间的流逝，那道在传统文化上刻下的伤疤似乎一直在隐隐作痛，并产生了难以估量的负面效应。虽然儒家文化一直与封建帝王的政治功能息息相关，作为其思想工具统治民众，但其中的孝道、仁爱、忠义等核心理念也是从人性的本身出发，引导人们的个性发展，并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不断调整以使自身具有普世价值。所以，如何正确看待和评价历史，并正视其影响，趋利避害，对一个民族的振兴至关重要。

新中国建立之初，人民群众怀着对社会主义美好前景的向往，辛勤劳作，团结友爱，进而涌现出了一大批道德模范、先进标兵，王进喜、焦裕禄、孔繁森便已是耳熟能详；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社会发展进入了更高更快的节奏，中国社会也经历着历史性的转型与变革，人民群众的角色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价值理念在推动经济建设大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似乎也冲淡了我们对社会理想的坚守。“社会里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这已经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即使通过调查量化，也很难使人们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不过，“感动中国”等栏目还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性的光辉，感动人物对道德的坚守、对价值的追求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照亮了我们前行的路。与此同时，一些关于儒家文化的复兴活动也再次引起了世人对传统的关注，世界范围内孔子学院的设立、对国学中儒家文化的研究新潮、以及学者（如于丹等）对儒家著作的宣传介绍，即使有形式主义之嫌、快餐文化之弊端，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也可以起到引领大众思维导向的作用，在引导国人继承传统道德、文化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辗转反侧，当代社会真的遭遇道德危机了吗

提到“危机”一词，不禁让人严肃起来。政治危机可能引发政府的倒台、国家的动荡，经济危机关乎民众切身利益，高失业率、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等词汇于近年来更是不绝于耳，而道德危机虽看似无形，其影响比之前两者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负面作用可能更加触目惊心、令人咋舌。近年来，一些如上文所述的社会焦点事件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关注和讨论，人们纷纷质疑、反思，甚至奔走呼号，“社会真的到了如此冷漠之地步吗”、“中国真的处于道德危机之中吗”。

想要解答以上疑问，分析事件背后的原因是必不可少的，笔者认为，以下几项因素值得参考。

（一）社会转型中的精神阵痛

在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中，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依此而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必将对传统意识形态形成有力冲击。举例示之，我国经济的主导力量——各大国有企业为了适应国际竞争趋势以及世界市场形势的客观变化，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进行具有攻坚意义的体制改革，力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增强自身竞争力，摆脱亏损困境，并以带头人的姿态引领中国经济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变。在此过程中，丰硕的改革成果令人振奋，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希望，但其中出现的问题更是值得关注、引人深思。西方的市场经济经过数百年的锤炼已经日益成熟，其公司制的管理形态及理论在我国进行国企改革的过程中逐渐被引入并发挥巨大作用，而其带来的意识形态冲击更对中国传统的精神理念形成挑战之势。封建传统中的集权制思维与现代西方的分权结构理论在实际操作中相互角力，博弈之下，领导腐败、员工谋私之事例层出不穷。而在主要

矛盾之外，一些次生矛盾也倒影出道德层面的问题与缺陷，领导层基于功利、政绩等方面的追求致使其与工人阶层之纽带断裂，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群体性事件。凡此种种，都揭示出，在中国社会物质形态转换的过程中，其与意识形态的变化存在着步调上的差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作为统治阶级的号召，不仅具有指示作用，在当代，似乎更多了一分警醒意味。如何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稳定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如何引导人们的意识形成合力，团结、友爱、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共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统治阶级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每一位中国人需要思考和实践的人生命题。

（二）信息时代的舆论导向

20世纪50年代末，以计算机的出现和普及为代表的信息革命出现于西方国家。而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中国民众受到网络等媒体的影响日益加深。可以说，网络等新兴媒体给中国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全方面的、革命性的变化。在中国古代社会，信息传播的方式受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影响局限于烽烟、驿站、飞鸽传书、派遣信使、官府通告等形式，而这些传播方式也受限于事项以及人群范围。近现代，随着广播、电视等媒体的出现，公众对信息的掌握程度得到大幅提升。而当代社会，手机、网络等传播媒介的发展使各种社会信息井喷式地呈现在公众面前，让我们更快、更多地了解到了国内、国外的一些重要事件。这种力量在带给人们快感的同时，也发挥着一些隐性的作用。例如，在“小悦悦事件”中，媒体的广泛宣传使得受害者家属得到了更多人的援助，在拯救女孩生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它也将一个社会课题摆在了公众面前——“是什么让18个过路人如此冷漠”。接着，人们开始反思、声讨、游行，针对道德滑坡开始一系列讨论，希望能找到有效的解决之道。而反观网络等媒体的作用，笔者认为需要一分为

二、结合其他因素来综合看待。一方面，随着近年来媒体对“见义勇为”反被讹诈这样的事件的曝光，更多的人也许是出于自我保护等角度出发，选择“见危不救”、“见死不救”，从而又引发了另一轮媒体关于道德问题的报道，唤起了人们的“循环”思考和思想矛盾。这里，笔者认为，部分新闻媒体在关注事件本身的同时，也存在着夸大报道、失实报道等问题，而这背后可能牵扯到的是媒体对利润、对关注度的追逐。另一方面，媒体在将焦点落到“道德”之上的同时，是否对深层次原因进行解读，是否对解决方式进行理性探讨，更值得我们去发掘。诚然，一些社会事件反映出了当下中国社会道德建设之不足，但在综合考虑的角度下，社会发展中的制度建设、法律规范等社会力量是否也已经足够完备，这样的问题也许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解决。

（三）“地球村”中的思想交锋

交通工具的发展，通讯方式的变革，让各国之间的交流更加便利，世界人民处于更加开放的环境之中。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的GDP逐年攀升，国际影响也日益加强，意识领域的国际交流更是此起彼伏，中国的一代又一代人在继承本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面临着对西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在中国人的眼中，“百善孝为先”、集体主义、勤俭等是传统道德的重要内容，与此相对应，西方文化中的自由、独立、个人主义和“超前消费”等观念看似则背道而驰，也在实际生活中影响着中国大众的思维和行为方式。“5·12”地震中，“范跑跑”事件一度使得舆论哗然，人们都在质疑身为师长的他为何在危难关头会有如此举动，而当事人范美忠的回应更是值得反思。然而，这却是当代中国社会里，道德领域价值观冲击的真实写照，是追求“自由公正”更有说服力，还是“先人后己”更值得颂扬，一时间莫衷一是。现代文明之中，社会尊重个体合法、合理的多样化选择，这是保障人权之所在，也是人性本

质的一种必然反映，而提倡“礼义廉耻”、“包容厚德”的中华文明也正经历着这样一种选择的剧痛。在选择与扬弃的过程中，不同道德价值观之间的博弈将决定一些焦点事件的社会效应，怎样去规范和引导，以达到理性与感性的有机结合，实现中华精粹和西方瑰宝的完美调配，才是解决当前中国社会道德问题的方向所在。

在思考一些负面社会事件的时候，多角度、多层次地分析原因之所在，将有助于认清事件背后的本质。而在思考过以上问题之后，笔者认为，讨论中国社会是否处于道德危机之中已经不再是首要问题，因为“道德危机”本身并不存在统一的评判标准，作为人类意识领域的重要一环，其更难以像经济指标一样进行量化分析。所以，我们关注的焦点应集中于中国社会的道德现状存在哪些问题，以及我国道德建设该何去何从。

四、长风破浪，道德发展方向之我见

在普遍联系与发展的理论中，任何事物都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道德，作为一种调节人们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的社会规范、意识形态，其依旧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与其他因素相互影响，彼此共生。如何进行我国当下的道德建设，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索。

（一）营造良好的现实环境

作为社会调控方式之一，道德与法律、国家制度等规范共同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变革。道德，作为人民群众内心的意识，其制约途径主要是个人的良心劝导与社会的舆论谴责，相比法律的国家惩罚手段，其强制力和威慑力要薄弱很多。在生产力尚未达到高度发达、人民意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单依靠道德力量来规范显然远远不够。所以，国家在制度建设方面的完善合理，在法律设立及实施中的严格划一，将有利于道德发挥其内在的规范力量，通过多样化的手段解决社会变革中的道德问题。

（二）积极借鉴，继往开来

如笔者第二部分所述，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道德，在经历了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提倡、颂扬、质疑和批评之后，如何由当代中国人更好的评价与继承，是一个关乎道德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尽管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中孕育的西方核心文化价值观对于当代的国家建设，社会发展，个体成长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在思想交锋的过程中，若迷失自我，盲目推崇，则势必导致中华文明的衰微，必将阻碍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合理地分析中西文化、道德中的价值差异，从实际出发，在继承优秀传统道德的同时，积极借鉴，才能开辟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真正为社会大众认可和接受的道德建设之路。

（三）明确媒体道德责任，正确利用舆论导向

在道德体系建设中，新闻媒体将发挥重要的宣传和监督作用，客观、及时地对善良、友爱等优秀品质进行褒扬，以及对自私、贪婪等恶劣品质给予批判，将有助于社会大众明晰

善恶，分清良莠，规范自身行为，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同时，应建立媒体监督机制，杜绝对网络等媒介的恶意利用、严禁肆意炒作以混淆视听，通过立法、行政等手段规范新闻媒体的道德责任，正确引导社会大众，积极发挥舆论的导向作用，并建立和完善舆情解决机制。

（四）共产党员发挥模范作用，社会成员坚守自身责任

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自身队伍的建设、纪律的维持将对社会大众产生重要影响。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对具体工作的奉献精神，对个人作风的严格把持将起到立竿见影的示范作用。反之，腐败行为、政绩工程、“官本位”等不良现象只会增加群众对国家的失望情绪、对社会主义道德的质疑程度和对统治阶层的不信任感。此外，每一位中国人都应实践自己对美好道德的信仰，学校之教育，家庭之培养，工作单位之循循善诱，社会组织之宣传引导将形成道德体系建设之合力，使优秀传统与现代文明和谐发展。

综上所述，道德体系建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一项重要课题，伴随着时代的进步，文明的发展，道德水平理应更上一层楼。因此，我们每一位中国人应仿先贤、开后世，担当起“匹夫之责”，以助我泱泱中华早日实现民族复兴之夙愿。

参考文献

[1] 李萍，《中国道德调查》，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5年。

[2] 刘时工，《道德的个人与邪恶的群体》，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3月第33卷第2期。

[3] 蒋德海，《道德死了，司法能独活？》，检察日报，2011年第003版。

[4] 马慧茹，《医治道德危机媒体大有可为》，德州日报，2011年第002版。

[5] 汪玉凯，《中国社会转型是“双转交织”》，北京日报，2011年第021版。

[6] 谌娟，刘海元，《中西道德文化差异管窥》，黑龙江史志，2010年第19期。

第三篇：中国期货交易所危机

中国期货该死难活

期货的作用:价格发现和规避风险，如监管不当，其基本功能无法实现。

目前，中国完全没必要搞期交所：1.期货及衍生品是发达国家某些大鳄研究、操纵的，我们学透游戏规则，掌握改进措施，制定完善的监管办法后，才考虑设立交易所，不能摸着石头过河。2.现阶段的期交所会诱导国人投资国外的期货及衍生品，造成巨大损失。3.当潮水落下时我们才知道谁在裸泳。百姓的投资渠道狭窄，非合法所或打着合规所旗号的经纪人设计种种花招，欺骗投资者，如五花八门的白银期货，整得许多人血本无归。

规范不够的期交发现的价格未必真实；规避风险可以采取其他手段，投资保险一样可以实现套期保值。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取消期交所，将会促进社会和谐，万姓胪欢！

第四篇：中国肉牛产业面临危机

需缺口日益扩大中国肉牛产业面临危机

2013-11-28 09:26来源：作者：武鸣

“中国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肉牛产业危机。”业内专家表示，随着肉牛存栏量继续下降和牛肉消费不断增长，我国牛肉价格还将持续上涨。

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牛的用途改变导致肉牛存栏量大幅下降，是促成牛肉价格暴涨的根本原因。而由于肉牛繁育和育肥饲养脱节，作为产业基础的母牛的存栏量不断减少，使整个肉牛产业走向萎缩。同时，肉牛补贴政策缺失，中国肉牛产业短期内难以提振，国外牛肉则乘机大举进入中国。

存栏骤减 价格大涨

2008年前一斤牛肉十三四元，而2013年以来，各地牛肉价格纷纷突破60元/公斤的大关，广西柳邕牛肉批发价格甚至高达69元/公斤。眼下牛肉消费旺季来到，年底牛肉价格有望同比上涨35%。

据统计，2008年至2012年，我国肉牛存栏量从8900万头减少至 6500万头，短短四年间减少2400万头。传统意义上的肉牛产业大省山东、河北、安徽、河南四省的肉牛存栏量最近十年来出现加速下滑势头，而由四省组成的“中原肉牛产业带”也已名存实亡。不过，与市场预期相左的是，虽然牛肉价格一路走高，农户的补栏积极性却没有想象中那么高。虽然牛肉价格在不断上涨，但养牛成本也在不断增加，首先是饲料，饲养成本增加，特别重要的是科学饲养带来的成本增加。再就是人工成本也不断增加，规模化养殖对资金的需求比较大，对技术的要求也比较高，所以，农户补栏的积极性并不高，肉牛存栏量还会进一步下降。而在肉牛存栏量不断下降的同时，牛肉的消费需求却在不断增长。统计显示，2008-2012年，全国牛肉人均消费量从4.3公斤增长到5.6公斤。

繁养脱节 产业萎缩

大部分投资仍然流向了肉牛育肥和屠宰加工环节。很多公司将主营业务产业链延伸到下游餐饮企业，而不是向更上游的肉牛繁育环节延伸。

肉牛生长的特点也使企业对肉牛繁育兴致寡然。如果企业从事肉牛繁育环节的话，周转就将大大放慢，若只是收购架子牛育肥的话，四个月就能实现周转。这样一来，中国肉牛的产业链便出现了脱节问题，企业专注于育肥和屠宰加工环节，98%以上的母牛和小牛则掌握在农户手中，而母牛和小牛又不断被宰杀，中国肉牛产业的基础越来越薄弱。

据了解，从世界平均水平看，肉牛屠宰的安全线应该是25%，即存栏100头牛屠宰25头左右，可中国目前的速度已经达到40%。在这种情况下，近些年来中国肉牛产业不断萎缩。

补贴缺失 “城门”失守

从产值上来说，我国四大畜禽产业的排名依次是生猪、肉牛、禽类、奶牛，但是，与生猪和奶牛产业的发展所获得的大量扶持和补贴政策相比，肉牛产业的发展缺乏关注，至今没有实质性的扶持和补贴政策出台。

在此背景下，进口牛肉，特别是走私牛肉正乘虚而入，并逐步占领国内市场，国内肉牛产业将受到进一步的冲击。

虽然由于检验检疫的原因，我国目前只批准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乌拉圭、阿根廷、哥斯达黎加6个国家进口牛肉，2012年的进口量也只有7万吨，与我国每年560万吨左右的牛肉缺口相差甚远，但是进口牛肉加速膨胀的势头却不得不引起人们注意。

9月13日，国家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鲜冷牛肉、冻牛肉进口额同比分别增长1379%和978%，出口额则呈不同程度下降。

现在物美价廉的国外牛肉也如当初的国外大豆一般大量进入中国，虽然牛肉和大豆的政策和性质有所不同，在肉牛企业没有提升竞争力之前，牛肉大幅度进口会对国内肉牛产业带来实质性冲击。

第五篇：中国食品行业存在“四大危机”

中国食品行业存在“四大危机”

近年来，有关食品行业的负面新闻太多了，先是有毒奶粉和地沟油，后是瘦肉精和染色馒头。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听了让人头皮发麻。

可以说，食品行业目前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与发展危机。一方面，公众对食品行业的信心在下滑。在一个13亿人的市场，中国食品行业的地主优势在消失；另一方面，食品行业又具有刚性需求。一些外资品牌正乘虚而入，竭力瓜分这个市场。因此，整个行业形势相当严峻，也非常令人痛心。

不过，正所谓“否极泰来”.在这个艰难的时刻，如果有关方面能够正视食品安全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饮食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安全和民族安危的大事，关系到中国服务业的未来，那么，我们就应该从现在起，本着对人民健康与历史承担高度负责的态度，从各个环节抓起，将危机化为转机，让民众重拾对中国食品行业的信心。只有这样，才能走出目前面临的困局。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在透视食品行业及相关行业问题时，人们不难发现，围绕着这个行业存在着四大危机。

一是本末倒置、见利忘义，导致社会公众的信任危机。从最近曝光的染色馒头和毒豆芽事件看，之所以会出现大批量、大范围制售有毒食品事件，并非是相关商家不知道这么做的危害，而是在暴利的驱使下，非法制售已成习惯。商家已经麻木，只要自己有利，谁还管顾客的健康？

二是恶性竞争、损人害己，导致整个行业的运行危机。近来，一些龙头企业之所以也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这与激烈的恶性竞争和行业自律的沦丧有关。比如，三聚氰胺事件就不只是三鹿一家的问题，而是整个奶粉行业的问题。为了普查3000万受影响的儿童，光是国家就花去了20亿元，更遑论市场的丢失。三是纲纪松弛、管理懈怠，导致国家法律与行业标准的信誉危机。从早年的苏丹红、毒海带、毒火腿，到近年的“人造蜂蜜”、人造“鲜枣”,以及在鸡鸭鱼肉中被检测出来的禁用药物和食品中过量的添加剂等，无不触犯法律，触犯行规。如此目无法纪，与管理的长期缺失密切相关。

四是科研不足、文化缺位，导致行业发展的战略危机。现在，浮在台面上的问题还只是食品行业的违法乱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与转基因等相关的动植物物种问题及饮食文化的主导权问题。中国是世界上物种最为丰富的国家，也是饮食文化历史最悠久、内容最丰富的国家。中国在这方面主导权的丧失，问题更严重。现在，面对中国食品行业遭遇的四大危机，外国商家也没闲着，乘机在中国拓展市场。在基础食品方面，比如转基因大豆，不仅进口量大增，而且也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在产成品方面，比如进口奶粉，现在几乎占据了中国市场的半壁

江山，不仅市场份额大增，而且还占据了高端人群的消费，直接影响着中国下一代的身体素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食品行业现在真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弄不好，不仅丢了民心，还要失去市场，更可能会对民众身体素质和子孙后代健康等构成负面影响。有鉴于此，现在要解决问题，走出危机，就必须从源头抓起，从文化、制度、执法、市场和企业等各方面抓起，健全制度，强化从生产环节到最终消费环境的“全程控管”.只有这样，未来中国食品行业才有复苏的可能。

具体而言，一是要保护好中国食品的物种，这是未来中国食品与饮食服务业发挥其独特竞争力的重要物质基础。二是要抓紧对食品及相关行业的综合性科学研究，将食材的生产制作与社会文化结合起来，提升饮食文化在服务业中的水准。三是要健全标准，严格执法，增强食品行业的透明度。四是要强化对食品生产及市场服务领域的监管，让消费者放心。

正所谓“不破不立”,现在虽然是危机重重的时候，但也是食品行业大洗牌的最好时机。只有那些讲品质、讲管理、有担当、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只有那些严格执行标准、产品信息透明和能够让老百姓放心的企业，才有生路，才会崛起，才会做大做强，才会成为自“十二五”开始的食品行业龙头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