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性金融改革对支农的影响

第一篇：政策性金融改革对支农的影响

政策性金融改革对支农的影响

农发行成立18年来，在支持粮棉油收购、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力量，但由于历史原因，适合政策性银行特点的补偿、监管、考核和激励约束等制度安排严重缺失，制约了农发行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削弱了其在农村金融中骨干和支柱作用的发挥。

一是支农范围有限。自2004年以来，国家陆续批准农发行开办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综合开发贷款等新业务，农发行支农领域涉及农林牧副渔等各个行业，支持“三农”的作用更加显著，但农发行现有的业务种类仍远远不能满足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如种养业大户贷款、农村助学贷款、民族用品生产企业贴息贷款等业务，对政策性金融需求十分巨大。

二是资金来源渠道单一。目前农发行信贷资金来源的渠道主要有三个方面：央行再贷款、发行金融债券、企事业单位存款。农发行不吸收居民存款，而单位存款极其有限，在流动性趋紧的背景下，从市场筹集资金的难度加大。农发行在成立之初，国家规定的业务范围就包括“代理财政支农资金的拨付”，但从实际情况来看，除粮食风险基金外，其余各项财政支农资金都没有通过农发行代理拨付。目前我国中央级直接分配、管理农业财政资金的部门有10多个，客观存在管理层次多、资金链条长、行政运转费高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递减了支农资金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作用。

三是历史遗留问题突出。农发行作为国有农业政策性银行，由于建行以来一直承办国家政策要求的农业政策性贷款，历史上累积了大量的政策性挂账贷款，对于国家已经明确消化政策的政策性挂账由于种种原因难以落实，大量的挂账不仅影响农发行信贷资产的质量，也影响了信贷资产的流动性。

四是财政税收扶持政策不配套。政策性银行由于资金来源渠道单一，成本较高，随着业务范围的拓展和筹资体系的市场化，资本金严重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另外，目前国家对政策性银行没有实行减免税政策，税负较高，且没有税收返还补充资本金的机制。

五是外部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国务院57次常务会议以后，农发行改革了业务经营指标考核体系，加大了经营绩效与财务资源分配挂钩的力度，调动了基层行的经营积极性。但由于涉及经营体制的激励约束机制尚不够健全，在外部缺乏“利润返还”等政策支持，造成在内部绩效挂钩比例低，经营成果与员工待遇联系不够紧密，对调动基层行积极性的作用还不够充分。

六是相关法律保障有待于完善。农发行成立18年来，国家仍然没有通过立法提供法律保障，农发行的法律地位、功能作用、经营目标、业务范围、管理方式、融资机制、补偿机制等不明确，尚未建立适合农业政策性银行的监管和考核评价办法，不利于农发行的依法经营，监管部门依法监管。此外，增加信贷支农投入也缺乏立法保障。

推进政策性金融支农，需进一步明确农发行的定性定向问题，着力解决制约农发行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因素。改革的目标，一是把农发行办成符合现代银行要求的，发展空间合理、治理结构科学、服务功能齐全、经营管理规范、内控机制健全、操作手段先进、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农业政策性银行；二是金融支农功能显著增强，充分发挥在农村金融中的骨干和支柱作用，促进国家支农政策的落实。

第一，坚持政策性银行性质。无论从我国国情出发和政策性银行发展实践，还是借鉴国际经验，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仍需要农业政策性金融，农发行必须坚持政策性银行的性质。一要坚持国有独资；二要坚持以服务“三农”为宗旨；三要坚持按现代银行的体制机制运作，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经营机制和经营管理方式。

第二，明确职能定位。一是适应新农村建设需要，着眼于解决农村金融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凡是涉农业务，农发行都应该支持，应涵盖商业性金融和市场不愿意做或做不到的、商业性金融和市场愿意做但不能满足需求的业务。二是合理区分界定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政策性业务范围不仅包括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农产品生产、收购、储备、调控业务，那些明显缺乏商业回报，难以进行市场化运作的低收益或无收益的基础性和公益性项目，也应界定为政策性业务，在做好政策性业务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商业性业务。两类业务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实现农发行可持续发展。三是坚持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合作金融及财政的相互配合与协调，形成支农合力。

第三，改进业务运作。根据政策性和商业性两类不同性质的业务，实行不同的运作方式。政策性业务是指由国家批准、有关部门交办、业务对象明确并事前确定补偿机制的业务。政策性业务主要包括，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农产品生产、收购和储备，收益低或无收益的基础性和公益性项目。政策性业务主要按政府指令运作，有条件的也可借鉴市场化方式运作。商业性业务是指农发行在业务范围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业务。商业性业务按市场化方式运作。

第四，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按现代银行要求，建立由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组成的法人治理结构。董事会是最高决策机构，行使对农发行改革发展中重大事项的决策、政策协调、高管人员任免提议和监督等职能，直接对国务院负责。

第五，实行倾斜的货币政策。在信贷计划管理上，将农发行信贷增量的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农业和农村是资金投入严重不足的领域，也是国家宏观调控重点加强的领域，农发行作为专门支农的政策性银行，资金完全用于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将农发行信贷计划管理由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既可以将目前充足的流动性通过农发行投入农业和农村，缓解资金严重不足的矛盾，也符合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要求和货币政策的取向。在资金来源上，要建立长期稳定的资金筹措机制。中央银行对农发行再贷款的合理需求应予以支持。主要是因为粮棉油收购信贷资金供应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粮棉市场稳定和保护农民利益，资金投放集中、量大、季节性强，具有需求刚性和很强的政策性；扶贫等政策性贷款业务具有收益低、成本高、周期长、风险大的特点。依靠市场发债筹资，因宏观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较大，难以保证稳定的资金来源。

第六，进一步完善财税扶持政策。一是补充资本金。国家按照农发行业务发展需要，并以不低于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通过财政注资、税收返还、利润转增或发行次级债券等方式补充农发行资本金，比较适宜的方式是中央财政直接注资。政府注资一举多得，既可以增加农发行中长期信贷资金的来源，也可以降低资金营运成本，更有利于提高农发行的风险防控能力。二是允许农发行设立专项支农信贷基金，主要用于支持农业和农村的基础性、公益性设施建设等中长期信贷投入，可以由中央财政在预算中一次性安排，也可由中央银行提供无息或低息借款，也可以接受外国政府、国际组织及国内各界的捐赠。三是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应减免农发行的营业税和所得税，用于充实资本金，并允许在税前增提呆账准备金。

第七，完善外部监管和考核评价机制。目前，我国尚未建立专门适用于政策性银行的监管和考核评价体系，缺少外部激励约束机制。解决这个问题，是必要而紧迫的。对政策性银行的监管和考评，应主要围绕促进政府支农政策目标的实现、信贷资产安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银行经营业绩等方面，建立有别于商业银行的监管模式和考评体系。通过完善外部监管和考评，建立有效的正向外部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推动政策性银行内部改革不断深入，充分调动其加快有效发展、抓好经营管理的积极性。

第二篇：加大政策性金融的支农力度

加大政策性金融的支农力度

发布时间：2009年08月17日 23:14 作者：周霆

作为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自成立以来，全面贯彻落实国家粮棉油购销政策及其他金融政策，在实施国家宏观调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保护广大农民利益、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我国经济社会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如何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完善农业发展银行运行机制，加大农业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是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的重大问题。

一

农业发展银行成立１０余年来，为履行好农业政策性金融任务、为党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政策目标服务发挥了积极作用，对农业政策性银行的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和重大发展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

运用政策性银行信贷支撑，确保国家粮棉油定购制度和国家定价政策的落实。农业发展银行成立之初的４年，国家对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仍实行定购制度。同时，对定购任务完成后仍交售余粮的农民，则出台了按定购价或保护价敞开收购的政策。为贯彻落实国家对粮棉油的定购制度和价格政策，农业发展银行实行了“企业收购多少粮棉油，发放多少粮棉油贷款，企业销售多少粮棉油，收回多少粮棉油贷款”的信贷支撑措施，既保证了粮棉油收购资金贷款的需要，又遏制了粮棉油收购资金的挤占挪用。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农业发展银行的信贷支撑在整个粮棉油收购中起着关键作用。农业发展银行足额发放贷款，收购企业才能完成国家定购任务和敞开收购，农民才能拿到足额售粮现金，才能在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同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运用政策性银行信贷杠杆，确保国家粮棉油流通体制改革政策的落实。１９９８年，国家对粮棉油流通体制实施重大改革，先后取消实行了几十年的统派购和定购制度，积极推进粮棉油市场化进程和粮棉油购销企业改革。为确保国家粮棉油流通体制改革政策的落实，农业发展银行运用政策性信贷杠杆，实行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实行按粮食储备数量和金额发放贷款的办法，保证了国家粮棉油储备资金的需要，支持了国家和地方重点粮食仓储设施的建设；二是根据国有粮棉油企业经营情况评定信用等级，根据企业信用等级设立不同信贷支持门槛，促进企业加快改革、改善经营；三是对粮棉油加工企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开办粮棉油信贷业务。农业发展银行采取的上述信贷措施，改善和加强了国家对粮棉油的宏观调控，培育了多元化的市场主体，推进了国有粮油企业的改制重组，加快了粮棉油市场化进程。

加强管理，完善内控，逐步形成了粮棉油收购资金贷款发放和管理的制度体系。一是按照收购资金封闭运行的原则，全行采取捆绑式管理等方法，抓住企业收购、储存、销售三个关键环节，形成了“专款专户、购贷销还、库贷挂钩、全程监控”的收购资金封闭管理制度和办法。二是适应粮棉油购销市场化改革的新形势，全行实行政策性贷款的商业化操作，全面推进贷款准入、信用等级评定、风险保证金、有效资产抵押担保制度等措施，逐步建立了以客户风险承受能力为核心的风险管理体系。

二

当前，农业发展银行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现有政策性职能与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目标和形势要求不适应。因此，不断完善政策性金融的运行机制，加大政策性金融的支农力度，是新阶段对农业发展银行的客观要求。

首先，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对农业发展银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目标，已从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转移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党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政策目标的这一划时代转变，客观上提出了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村公共品供给、加大农业和农村经济投入的必然要求。作为农村公共品的提供者和资金投入的重要渠道，如何以政策性金融创新满足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上述客观要求，是农业发展银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其二，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困难和问题，迫切要求加大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支农力度。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总体上保持了稳定增长态势，但也面临着一些重大困难和问题：一是粮食连续５年减产，２００４年产量虽有较大的恢复性增长，但制约粮食稳定增产的深层次问题并未解决；二是农民增收缓慢，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三是农村经济发展速度缓慢，与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相比形成很大反差。农业和农村经济面临的这些困难和问题，迫切要求开辟新的支农资金渠道，形成农业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农业发展银行加大支农力度，是开辟新的支农资金渠道的重要方面，是形成农业投入稳定增长机制的基本保障。

其三，农村金融发生了重大变化，加大农业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已经刻不容缓。近年来，我国农村金融相对城市金融，不是加强而是明显削弱，主要表现在：一是由于农村金融市场低效，商业性金融退出农村金融市场的趋势比较明显；二是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从成立起，其主要职能是保障国家粮棉油购销政策的落实，但随着粮棉油流通市场化改革，其对农村的信贷投放呈逐年减少趋势；三是农村信用社作为地方性金融机构，受体制因素制约，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和结算手段明显落后于国有商业银行，导致其市场份额逐年下降；四是农村资金向城市倒流趋势明显。农村金融出现的这些变化，突出了农业政策性金融的作用。国家可以运用农业政策性金融工具，通过较少的政策性金融投入吸引更多的商业性资金，对农村资金流向进行引导、调控，以改变农村金融市场失效和低效的局面。

三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加大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增加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中长期贷款，在完善运行机制基础上强化农业发展银行的支农作用，拓宽业务范围”。当前，落实这一精神，农业发展银行应当突出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认真履行现有粮棉油收购资金供应和管理职能，促进“三农”政策的有效落实。一是认真做好各项信贷业务，大力支持粮棉油生产经营的发展。要切实做好收购信贷资金的供应与管理工作，加强对粮棉油收购的信贷支持；审慎发展对粮棉油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工企业和其他粮食企业的贷款业务，加强对粮棉油产业化经营的信贷支持；围绕粮食流通基础设施建设，适度对粮食仓储和粮食市场体系建设提供信贷支持。二是切实改进金融服务，努力增强支农能力。要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加强金融产品创新，建立多元化筹资渠道，大力发展中间业务。三是积极化解不良贷款，着力防范信贷风险。要大力清收、盘活不良贷款，妥善处理“老粮”、“老账”的贷款风险，有效控制新增贷款风险。

第二，继续完善运行机制，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按照现代银行要求完善运行机制，是农业发展银行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客观要求。一是调整组织机构，建立精简高效合理的组织体系。要调整省市分行内设机构，优化基层机构布局，进一步加强对分支机构的管理。二是推进干部人事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合理配置人力资源，充分调动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三是创新经营机制，完善内控机制，增强经营活力，有效防范经营风险。四是加快电子化建设，抓好规范化建设，夯实管理基础。

第三，加大农业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为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作出新的贡献。一是进一步拓宽粮棉油信贷支持的农业产业链，为国家粮食安全、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的政策目标服务。粮棉油特别是粮食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把粮棉油信贷业务当作最基本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始终抓紧抓好。二是适时开办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中长期贷款，为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的政策目标服务。从去年７月以来，农业发展银行加大了以完善运行机制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改革，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当前开办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中长期贷款业务的时机已经成熟，需要我们适时推进。三是进行农业政策性金融创新，为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政策目标服务。农业发展银行要通过农业政策性金融创新，引导县及县以下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储蓄资金回流农村。在具体实践中，可以先试点后开办对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多种抵押担保，为商业性金融资金投入“三农”提供政策性金融保障，促进农业投入稳定增长机制的形成。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第三篇：金融支农工作总结

涿鹿县人民政府

关于金融支农工作的汇报

（2012年3月6日）

各位领导：

首先对各位领导莅临涿鹿指导工作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下面我就全县金融支农工作向各位领导做一简要汇报：

一、2011年全县金融工作总体情况

辖区内有金融机构7家，从业人员503人，营业网点42个，其中工行机构网点2家，农行5家，建行1家，发行1家，农村信用联社24家，城市商行1家，邮储网点8家。全县小额贷款公司1家，小额担保贷款公司3家，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银行组织体系。2011年，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69.5亿元，全市排名第三，同比增加8.22亿元，增长13.41%。城乡储蓄存款余额50.62亿元，同比增加7.64亿元，增长17.78%。贷款余额31.2亿元，全市排名第六，同比增加8.73亿元，增长38.83%，增量全市第三。

二、金融支农工作发展情况

（一）农业产业化发展情况。近几年，我县围绕生态兴县发展战略，大力调整农业结构，优化农业产业升级，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格局。一是不断提升农业规模化水平。全县葡萄种植面积发展达到19.27万亩，产量达到1.75亿公斤，建成了温泉屯龙眼葡萄专业乡，东小庄、栾庄酒用葡萄专业乡，五堡镇红地球葡萄专业乡。杏扁产业日益壮大，种植面积达到65万亩，杏仁年产量达到350万公斤。奶牛存栏 3.08万头，规模养殖率达到100%，建成奶牛养殖小区22个，新澳牧业华北地区有较大影响的新西兰奶牛繁育基地。张杂谷子推广范围不断扩大，种植面积9万亩，总产达到2853.4万公斤。蔬菜种植面积4.4万亩，建成10个蔬菜标准园，其中设施蔬菜1.4万亩,产量2亿公斤，产值2.1亿元。二是形成了一批龙头企业。依托19.27万亩葡萄种植资源，推进产业化经营率，发展益利、神农、中粮长城等12家葡萄酒加工企业，葡萄原酒年生产能力5.3万吨，其中益利和中粮长城成品酒生产能力达到1.5万吨；以果仁食品为龙头的杏仁深加工企业达到6家，年加工能力100多万公斤。三是扶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全县各类专业合作社达到129家。其中，县级示范社18家、市级示范社8家、省级示范社6家。入社3万多户，带动4万多户。四是城乡统筹发展进程加快。我县作为全省统筹城乡发展试点县区之一，共有61个村列入省级新民居示范村，2个村列为市级新民居示范村。2011年，共有32个村被列为省级新民居建设示范村，完成总投资5.34亿元，还打造了矾山东关和清宁堡两个环首都绿色经济圈高品质新民居示范点。

（二）金融支农及支持中小企业情况。一是金融支农主力度不断加大。农村信用联社在“三农”及涉农企业贷款上采取“有保有压”的信贷政策。2011年，支持“三农”及涉农企业贷款18.32亿元，占贷款总规模的88.20%。其中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投放信贷资金15.60亿元，有力地推动了5万亩蔬菜基地、设施蔬菜基地等重点项目建设，有力地支持了保得利、益利、明珠等7家葡萄加工生产企业发展。农业银行成立了支持“三农”工作机构，出台了有关管理办法，并推出了一款专为农民量身定做的特色金融产品——金穗惠农卡，此卡除具有借记卡的功能外，最高授信贷款额度可达3万元，县具有随用随借，循环使用，到期归还等优点，全县累计发放惠农卡50742张，位居全市第一，农户小额贷款授信2143户，授信总额达到了5625万元，小额农户贷款余额达到3652万元。发放惠农准贷记卡504张，布放转帐电话213部，成为促进农民增收、农民致富的重要渠。2008年至今累计发放小额农户贷款8355户1.61亿元，涉及种植业、养殖业、运输业等多个领域。二是推进中小企业贷款和特色农业贷款两个风险补偿机制的建设。2011年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达到320万元。特色农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达到240万元。除将企业纳入信贷风险补偿范围外，还将16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两个大学生村官创业基地，以及葡萄、杏扁、大棚蔬菜规模种植和规模养殖项目等纳入特色农业贷款风险补偿范围。围绕补偿范围内的企业、项目予以授信，为12家授信企业发放贷款2.6亿元；为2800多户授信农户发放贷款近2亿元。三是搭建融资担保平台。强化银行对接，2011年全县金融机构累计发放贷款27.24亿元，其中支持县域中小企业88家，发放贷款11.39亿元。并积极推进中小企业融资的多元化。现有小额担保公司3家，小额贷款公司1家。2011年工信局中小企业担保中心、通宝担保公司、古郡担保公司共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25笔550万元。金盛圆小额贷款公司为12户企业发放贷款2280万元，企业涉及水电站、机械制造、食品加工等12个企业单位。推进鹿琛、金桥小额贷款公司和工商联担保贷款公司年内正式运营。

（三）金融支农存在的问题。一是支持农业业主和农业企业风险较大，难以控制。农业贷款项目普遍存在周期长、投入大、见效慢，对项目的可行性论证缺乏科学性，且有的农业企业存在盲目扩张现象，给信贷资金造成很大的风险；由于农业企业管理不科学，家族式企业较多，普遍存在财务制度不健全，给金融机构贷款管理造成困难；抵押担保难，农业生产资料和土地附着物由于其专用性，除用于农业生产外基本无其它用途，变现很难，而且变现价值低，致使其抵押权形同虚设。二是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农业属于弱质产业，前期投入大，生产周期长，不可抗自然风险因素多。三是农村金融机构数量少，不能形成有效竞争。县区“三农”的金融机构仅有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信用社的网点可基本覆盖各镇乡，农业银行仅在较大镇有网点，其它商业银行除在工业和流通业都较发达的区域中心镇留有机构外，基层涉农网点没有。同时由于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客户群体差异，不能形成有效竞争，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上都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四是信贷权限上收，基层无法加大农业信贷投入。金融机构为了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防范信贷风险，近年来普遍采取信贷权限上收的做法，由于农业项目自身因素的原因，往往造成在与非农项目竞争信贷资金时没有优势，时宜一步造成农业信贷投入增长困难。五是信贷环境差制约农业投入，由于金融机构自身的业务管理存在缺陷和部分人员缺乏诚实守信，导到贷款长期不还，执行资产难等问题。

三、推进金融支农工作的建议

一是建立信用等级机制。在涉及“三农”融资过程中，对资金的使用和回收情况建立详细档案，评定信用等级。并通过社会舆论和媒体宣传营造一个“重合同、守信用”的社会环境，对信用等级好的客户颁发证书。贷款户的信用资料在金融机构中做到资源共享。

二是制定相关的行政措施，通过行政手段来加强农业企业的自身管理。通过组织培训班，对农业企业进行现代企业管理和财务制度进行培训，能过培训来使农业企业加强自身管理，提高效益。同时制定对农业企业的监管措施，促进农业经济和农业金融的共同发展。

三是制定政策，鼓励金融机构网点下沉，在农村形成多家金融机构并存的状况，形成有效竞争。加大对涉农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有利于其化解历史包袱，更好的支持农业的发展。

四是建立农业风险分担机制。积极探索农村土地经营权作抵押的可行性，积极争取农业保险机构落户我区，加大对农业担保公司的扶持力度，增大担保公司的的注册资金。推进农户互保，企业互保，形成有效的见险分担机制。五是调高小额农户信用贷款的额度，简化小额信贷手续，在农村聘请小额信贷客户经理，进一步加大小额信贷投入。

以上汇报如有不妥，敬请各位领导批评指正。

第四篇：金融改革对经济发展影响的调研分析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农业发展银行转型，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邮政储蓄银行的成立，放宽对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条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施对县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县域金融机构改革的基本情况。

一是国有商业银行机构、人员缩减。据统计，自2002年至2006年，吴桥县工行、农行、建行三家国有商

业银行分别撤并网点4个、6个、3个，共计13个。分别减员19人、53人、23人。在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后，作为一级法人企业，县级支行在有限的授权范围内开展相对独立经营活动，通过强化管理，减少管理机构层次，健全法人机构面向市场的经营体系，按照信息化的要求，对新形式下的信贷、计划、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及行政管理等主要业务流程进行优化和重组，从而提高了分支机构的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率。二是农发行业务调整。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作为政策性银行的农业发展银行业务逐步向商业化转变。目前，县级农发行除了对粮棉油收购的政策性支持外，信贷业务拓宽到农业龙头企业、中小企业、特种养殖、农业综合开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产资料经营、与农业有关的各类经营组织、流通体系、农业科学技术等多个方面。三是邮政储蓄机构可以发放小额贷款。四是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农村信用社为顺利达到央行专项票据兑换条件，积极增资扩股提高资本充足率、大力清收不良贷款、降低不良占比以及组建全县统一法人社、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二、金融体制改革对县域经济发展有利的影响

（一）政策性剥离、股改核销、中央银行票据置换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等一系列政策使得辖区信贷资产质量得到明显好转，有助于其良性循环，同时利于对县域经济可持续的支持。以吴桥县金融机构为例，自2002年至2006年三家国有商业银行、一家政策性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剥离、核销及票据置换不良贷款共计17056万元，使全部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比例由2002年的45%下降到2006年的32.5%。2006年末贷款余额比2002年增加了8756万元，加大了金融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资金支持力度。

（二）金融机构从经营成本与效益以及资金安全性角度撤销营业网点和人员取得一定成效。一是使金融机构经营效益不断提高。吴桥县三家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2006年实现利润461万元，比2002年多赢利1280万元。二是提高了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质量，降低了资金风险。以吴桥县已经股改完成的工行和建行为例，二家机构2005年、2006年均没有不良贷款。

（三）农村信用社改革的顺利进行有利于增强其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吴桥县农村信用社改革进程中，积极增资扩股，使资本充足率有了较大比例的提高，至2006年末，全辖农村信用社资本净额2770万元，资本充足率达到了5.55%，比年初提高了0.75个百分点。股本金总额11561万元，其中自然人股金11522万元，占比99.66%；法人股金39万元，占比0.34%。自然人股金中资格股7843万元，投资股3679万元；法人股股金中资格股7万元，投资股32万元。投资股共计3711万元，占全部股金的32.1 %。股权结构更趋合理。农村信用社成立县级统一法人后，使其加强了管理，节约了成本和费用，资金调节能力增强，业务范围得到扩展。同时，由于税收减少及一些优惠政策的实行，使信用社的盈利能力增强，信用社有更多的资金用来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另外，农村信用社成立县级统一法人后，授信额度增大，农业产业化经营所需的较大额度的资金在更大程度上得到满足。

（四）农业发展银行转型、邮政储蓄银行成立，将给新农村建设注入更多的资金，对县域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农发行的转型、邮政储蓄银行的设立，将改变以往由农村信用社一社会科学支“三农”的不利局面，有效增加农村资金供给，推动地方经济更快更好发展。

（五）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各金融机构改变原来的粗放式经营模式，完全按照“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以赢利为目的”的经营方针运作经营，自觉有效地克服因地方政府指令性需要而导致银行不得已的盲目行为，避免了因投资过滥、过热使地方经济大起大落而造成的经济衰退。不断完善内控制度，信贷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益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渐使金融机构步入良性循环发展轨道。

三、对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产生了不利影响。

（一）金融对地方信贷支持弱化。国有商业银行机构、人员缩减后，虽然存款总量没有什么变化，但金融机构人员的减少，限制了金融服务质量和信贷业务的开展。金融机构的缩减，也使地方企业贷款的渠道明显减少。加之各国有商业银行实施集权式贷款模式及贷款责任追究制度，使地方企业因条件过高而很少取得银行信贷支持。据统计，国有商业银行2006年全年贷款投放量4474万元，较2002年减少9754万元，减少68.6了%。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投放呈逐年下降趋势，对地方经济发展信贷支持作用不断弱化。

（二）金融服务受到削弱。由于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营业网点全部从乡镇撤出及农行在乡镇的网点的大量缩减，吴桥县共撤销了349个农村代办部，使得大部分乡镇只有农村信用社承担着当地的金融服务工作。同时农村

信用代办站的全部撤销，给农民存、取款和贷款等业务带来不便，造成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出现存取款排队的现象，使农村金融服务出现了明显的缺失，部分区域成了金融服务真空地带。

（三）县域资金外流更加严重。国有银行资金上存、邮政储蓄资金外流情况严重，三家国有商业银行2002年至2006年每年上存资金分别为52001万元、54208万元、68214万元、65188万元、91571万元，上存资金数额逐年加增大，2006年比2002年增幅达76.1%。目前吴桥县邮政储蓄机构未批准办理小额贷款业务，因而邮政储蓄存款资金全部外流，2002年至2006年邮政储蓄存款余额分别为24004万元、25673万元、26004万元、34253万元、45580万元，亦呈逐年增长趋势。可见县域资金大量外流，给当地经济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资金需求无疑是雪上加霜。

（四）造成农村信用社独家经营的垄断局面。由于金融改革，县域商业银行贷款审批权限上收，县域信贷市场实际只有农村信用社一家支撑。这种现象直接造成三种结果，首先是不能满足当地农村经济对资金的大量需求，削弱了新农村建设的资金供给。其次是由于缺乏竞争机制，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一浮到顶，加大了贷款企业利息支出，增加了经营成本，减弱了企业竞争能力。三是促使民间借贷升温，其在区域融资总量中的占比不断上升，民间借贷的风险增加。

（五）农村信贷机构设立进度慢，难以改变农村信用社“独木难支”的局面。吴桥县至今未成立地方小额贷款机构，“三农”资金需求仍然由农村信用社一家供应，不利于农村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六）基层保险、证券监管机构缺位，将给当地经济、金融带来不稳定因素。一是保险业无序竞争现象严重。据对吴桥县的调查，全县保险机构增速较快，2006年全县办理保险业务的机构已达8家，比2004年增加了4家，增幅达100%。且8家机构仅有3家属于经有关部门批准颁发营业执照，其余5家属无照经营。二是城镇居民盲目涉足证券市场，受2006年以来股市火爆、投资证券收益相对较高的影响，多数居民在对股票、基金等业务不了解的情况下盲目投资，其蕴藏的风险较大。

四、六点建议

（一）改革商业银行现有信贷管理体制，解决县域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商业银行要逐步完善信贷管理模式，建立符合地方中小企业实际的信贷指标评价体系。各商业银行要逐步改革现行的集约式放款模式，充分发挥基层银行了解掌握当地、企业的实际优势，将贷款权限合理下放。商业银行要充分结合中小企业的自身特点，制定符合中小企业信用实际的等级评定办法，增加评级标准中定性因素的权重，坚持“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的标准，建立科学合理的指标评价体系。积极借鉴农村信用村、信用户及农户联保等经验，探索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新路子，大力开展信用企业建设，摆脱片面强调抵押担保的方式，也可以选择几家、十几家经营效益好、信誉度高的中小企业进行试点，建立中小企业联合担保体系。

（二）加快、深化邮政储蓄改革，减少县域资金外流。一是县级邮政储蓄机构积极申请上级机构及时授权开办小额贷款业务。二是加大对现在人员的业务培训，为做好贷款调查、发放和贷后管理清收工作打下良好基础。三是邮政储蓄机构开办小额贷款后积极向农民进行宣传，使农民尽快了解此项业务。

（三）加快农村金融市场的配套改革，建立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鼓励更多金融机构参与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改变农村信用社“独木难支”的现状。

（四）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测调查，正确引导民间借贷，降低民间借贷的风险隐患。目前民间借贷有愈演逾烈之势，因此正确引导，合理规范民间借贷尤为重要。对于融资中的手续不规范，融资额度大，利率高等问题，国家尽快出台民间融资指导意见，尽快出台实施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指导和规范融资契约、借据、合同等手续，从而减少和防止各类风险的发生。

（五）当地政府部门尽快建立“金融办公室”之类管理部门，以加强对辖区所有金融机构的沟通与协调，完善金融风险信息共享机制，维护辖区经济、金融稳定。

（六）设立存款保险机构，对存款类类机构存款进行保险，预防由于金融机构经营不善或其他突发原因可能形成的区域金融风险。

第五篇：文化对金融的影响

文化对金融的影响

——新文化重构新金融 文化与金融：

价值重塑与新金融之“道”

●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和社会意识的潮流，属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它有一种极为强大的力量，可以潜移默化地深刻影响着每个人，同样也影响着现代社会的经济和金融。各个国家金融体制和制度都不太相同，这是因为决定金融体制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更深层次的则是文化。

●在我心里所想的新金融文化，如果用三个词形容，就是诚信、底线和责任；如果用两个词来表述，就是价值观和信任度；如果用一个字描绘，那就是新金融之“道”。“诚信、底线和责任”是新金融文化的基本元素，“信任度和价值观”是对新金融文化的概括，而“道”则是对它的深度总结。●可以说，中国目前并不缺乏各种各样的法律制度或金融科技，但当我们以一种新视野、新思维、新格局来讨论我国未来新金融的发展时，文化对于金融的作用不容忽视，重构朴素刚健的新金融文化更是势在必行。研究金融的视角有很多，大家可能习惯于从金融运行规律的视角、从金融技术的视角和从金融监管的视角来探讨，各方对此也有很多的观点和表态。但在对金融的观察研究中，如果仅限于以上视角，却显得不够。有一个因素，它支撑着金融的价值秩序，支持着金融的伦理、法律和制度。这个因素就是文化的因素。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和社会意识的潮流，属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它有一种极为强大的力量，可以潜移默化地深刻影响着每个人，同样也影响着现代社会的经济和金融。各个国家金融体制和制度都不太相同，这是因为决定金融体制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更深层次的则是文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资金融通是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就要受到文化的影响，或者说就蕴含着文化。所以我们会发现金融、金融结构和金融的发展其实是传承人类文化血脉的，在目不暇接的金融变革背后有着文化潜移默化的持久影响。

当然，金融的基本原理是源于市场经济的本质，有着不分国界、不分民族的普遍意义，但因为分别根植于不同文化平台之上，其共同规律的外在显示却各不相同。不同的社会文化、习俗与偏好，通过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和金融行为，在金融市场结构的形成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并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本国特有的金融市场结构。

1904年，40岁的德国宗教社会学教授马克斯·韦伯在这方面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他透彻分析了文化这个独特因素在经济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巨著中，韦伯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他指出文化对资本主义发展具有决定意义。他的这一观点，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共识。韦伯提出，由宗教改革衍生出的以禁欲苦行为特征的新教，使西欧社会克服了传统资本主义，并且它所传播的理性文化价值有利于市场机制的健全和完善，使清教徒更易于接受从事工业商业工作，其所提倡的“天职”观念中勤勉、纪律、克己、节俭等品质，也与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储蓄、投资、人力资本、企业活动是相容的。这使得资本驱动能够“挣脱枷锁”又“有所敬畏”，由此，这一精神文化层面的困局突破，也带来了现代金融创新热潮。

很多学者研究文化、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会有一些普遍的发现，比如：在高信任文化的社会，往往拥有大型的私人企业，经济发达；信任水平越强，金融深化程度越高，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越发达，金融发展效率也越高；在这样的地区，个人及家庭更多投资于股票而非大量持有现金、更容易得到金融中介机构的信贷，信任度高地区的企业也具有多样性的股东。从历史上看，文化与金融的关联始终贯穿于经济社会的演进变迁之中。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由于各自教义所蕴含的内容不同，对金融发展也产生了不同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早期禁止放贷获息，中世纪时反对高利贷的思想达到顶峰，直到16世纪渐渐放松禁令，金融获得发展；但伊斯兰教自始至终严禁高利贷，反对支付或收取任何形式、任何用途的利息，从而导致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金融发展很缓慢。

我们再来看具有突出特点的英美模式和日本模式。比如：英美模式强调个人利益优先，而日本模式强调团体利益至上；英美模式注重通过消费拉动经济，日本模式更加强调储蓄支持经济；英美模式的金融体系以资本市场为中心，而日本模式则以银行体系为中心；等等。虽然两者都脱离不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但不同模式确实代表了各自独特的制度和文化系统——这也是日本长期以来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影响，崇尚权威和强调集体协调合作的表现。说到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经过不断总结提炼，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包括许多方面，比如以对宇宙、社会、人自身的朴素认识为代表的世界观，以朴素辩证法为代表的方法论，以追求和谐社会为特征的社会历史观，以“修齐治平”和“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代表的人生观、价值观。其中儒家所代表的“仁义礼智信”在中国具有普世意义。在物质分配与交换领域，“诚信为本”、“重义轻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思想对中国金融文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近年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复兴已成为一个潮流，但对于儒家文化在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学术界一直有争议。刚才提到的马克斯·韦伯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儒家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儒家“缺少个性和独立司法，国家层面缺乏流动资本竞争”，因而不可能孕育市场经济；认为儒家文化里官为正道、务农为本业，士大夫阶层轻商文化盛行，这些都阻碍了企业家精神的传播，不利于经济发展。不过总的来说，儒家文化作为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鼓励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积极开拓，有所作为；注重“礼治”，以此节制人的欲望、规范行为、协调关系，倡导忠诚、责任感和集体主义精神有利于实现社会经济发展；而节俭储财有利于增加社会储蓄，而这也是东亚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但在儒家文化中，往往缺乏普遍的权利意识和公正透明的经济秩序，容易产生特殊的政治文化，带来泡沫经济和金融无序。同样把东西方进行比较，有经济学家研究发现，在我国以家族关系为核心的儒家文化里，人们更多依靠“亲情融资”来解决资金需求，而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机制和交易市场没有形成起来；而且相对早期西方的封建领主格局来说，我国古代中央政权能够更有效地运用财税机制筹集资金，几乎不会出现西方王室向个人贷款的情况，也就难以促使形成早期的债权市场。

中西文化各有优劣。简言之，中国传统文化更为崇尚道德、集体利益、但压抑个性，西方文化更为崇尚法律、个体自由、缺少集体概念。中西文化应当互补短长，取其精华，各弃糟粕。基于文化的长期影响，在实践中，国际金融业形成了自己的法制文化、体制文化、创新文化等，其依法办事精神、体制治理精神、创新精神等值得我们学习。与此同时，当前国际金融文化也存在诸多弊端，麦道夫和庞氏骗局表现出金融受背信弃义、唯利是图文化的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时全球金融衍生品一度达到700多万亿美元的规模，本该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金融业也被创新无度的文化导致严重失衡。

中国传统文化对金融的负面影响既有一般性，又有自己的特殊性。比如贪大求快，行业内的企业盲目攀比，支持唯规模论，乱比市场份额和发展速度，形成风险隐患；比如轻视信用，认识不到诚信是金融之本，不讲信誉，一锤子买卖；比如轻视法律，缺乏遵纪守法的意识，在竞争中存在侥幸心理，违规现象普遍；比如不当的恶性竞争，厚黑学盛行，有的金融企业不是在发展中追求合作共赢，不是在困难时一起抱团取暖，而是井底之蛙心态，恶意攻击诋毁竞争对手。上述这些问题许多从表面上看是金融行业内的问题，实质上是形而上的文化和社会问题，是文化在金融领域的一种反映。其实，我到现在也仍然记得“诚信为本四大恒”的故事。在明代嘉靖年间以存取、放贷为主要业务的百年老店“银号”——“恒和”、“恒利”、“恒源”、“恒裕”在当时赫赫有名。《北平怀旧》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史实，同治末年恒和歇业，但它有许多银票在外流通，一时收不回来。那时没有报纸，恒和就在大道及城镇中贴出“该号已歇业，所有银票请去兑现”等字样。但还有许多票没回来，为了信用恒和等了一年多，最后是租了一间门面房，不做生意，专等人来兑现。这样等了20年，光绪庚子才关门。试问，现在还有如此“信用”近“痴”的商家吗？丧失已久的传统文化中的诚信之魂，还招得回来吗？

当然，我们不用这么悲观，当下中国的发展，文化的回归是一个大趋势，而且会来的很快。为什么？因为30多年来改革开放，物质发展得确实很快，连续这么多年GDP增长，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的选择越来越多，一些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一种掌握资源、控制资源的个人主义特别突出，特别是在消费文化、物质文化、商业文化突飞猛进的时候，这种潮流不可抗拒。在这一大背景下，传统文化发展所形成的和谐的观念，还有长期发展的机制，都被边缘化了。文化跟不上精神、跟不上物质的脚步，所以需要文化的回归。

西方商业文明的创建、发展、变迁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中国传统文化所秉持的观念，在断裂几十年之后，该如何定义新商业文明，宣传何种价值观，鼓励何种行为，追求什么目标，这都将引发新的思考。文化与经济金融的关系，是灵魂和躯体的关系。如果说经济和金融就像一个国家的躯体，那么文化就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只有血肉丰满又有灵魂的人，才是完整的。没有文化的影响，金融的实践难以健康运行。

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能空谈文化对金融的影响。从眼前讲，谈论文化要落在解决当前金融的实际问题上来。现在因为有了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工具创新，所以大家都在谈“新金融”的概念，那么在这里我想倡导文化的创新——一种新金融文化。

在我心里所想的新金融文化，如果用三个词形容，就是诚信、底线和责任；如果用两个词来表述，就是价值观和信任度；如果用一个字描绘，那就是新金融之“道”。“诚信、底线和责任”是新金融文化的基本元素，“信任度和价值观”是对新金融文化的概括，而“道”则是对它的深度总结。

透过纷繁的历史，我们会明白金融发展本就在诠释人类文明，没有文化底蕴的金融市场永远不可能跻身强者之列。但凡文化元素缺失，则金融必定陷入病态，按美欧学术界的习惯概念，就称为“恶金融”。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余威未消之际，在中国目前正处于金融风险的高发期之时，唤起金融行业的“诚信、底线和责任”意识是当务之急。

诚信、底线、责任，是新金融文化的核心。而新金融文化是通过价值观和信任度来深刻影响经济生活和金融市场。我国现实经济与社会中的低信任度和畸形价值观已严重影响到每个领域及每个人。由于社会整体信任度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低，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程度差，不合理、不合法追逐价值利润的行为直接体现在了社会、经济、金融各个方面。因此，确立良好信仰和追求信用是实现新金融文化的正确路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如果没有信仰，只信“金钱”，这是十分可怕的，同样真正的金融家更不应该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而应当是在金融领域能够把握行业规律、掌控发展方向、带领行业前进的实干家；应当是对社会负责、严于律己、勇于担当的企业家。在金融行业发展中，金融企业间不存在零和博弈——不应在应对挑战时一方的胜利须以另一方效用的牺牲为代价，而应该倡导新金融文化、构建合作桥梁以应对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等挑战。为此，金融界领袖更应具有全球视野、人文关怀、社会担当及创新精神的新金融文化之“道”，要以社会和行业长远发展为己任，“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在乎一时的利害得失，不计较个人的功名利禄。而中国金融业能否抓住机遇，继往开来，关键在此。

文化在中国金融发展中已经且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中国目前并不缺乏各种各样的法律制度或金融科技，但当我们以一种新视野、新思维、新格局来讨论我国未来新金融的发展时，文化对于金融的作用不容忽视，重构朴素刚健的新金融文化更是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