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之三 信访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后果5则范文

第一篇：03之三 信访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后果

“信访研究深度品读” 之三

信访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后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教授于建嵘

最近，我主持的课题组发表了一份题为《信访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后果》的调查报告，受到朝野关注并引发了一场有关信访制度何去何从的争论。国内最具影响的媒体《南方周末》对此评论说：‚于建嵘在这场争论中是比较孤独的一个。他的‘弱化信访权利救济功能’观点遭到了强有力的质疑。有人认为是不考虑中国国情的理想主义，更有人认为是迂腐。‛虽然我对许多媒体的相关报道并不完全认同，却不得不承认上述有关我目前处境‚孤独‛的描述是比较客观的。的确，在我每天接到的数十个电话或邮件中，虽有人对我表示关心和慰问或求助，但鲜有明确表示同意我观点的，更多的是不满或指责。这样的指责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国家信访系统的官员，特别是那些要求强化信访的官员，就有地方信访官员从南方飞到北京来，其目的就是要当面指责我：‚如果不给我们信访部门实权，那老百姓的冤屈如何才能解决呢？！‛。其二是那些称之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学者如康晓光等人，他们的理由是中国是一个以行政主导的国家，加强信访机构的权力来解决社会问题是‚亲民‛和‚仁政‛的重要表现；其三是一些信访群众和具有社会底层关怀的学者。有一位打算到北京来上访的江西农民给我写信说，如果没有信访了，中央如何才能帮我们解决问题呢？就连我十分敬仰的秦晖教授也在电话里质问我，‚如果取消了信访制度，人民还有说话的地方吗？‛

面对如此多的批评和质疑，我感到有必要作一些回应了。正因为如此，我特别感谢北京大学的燕南讲坛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陈述的机会。我的基本观点仍然是，现行信访制度已成为了祸国殃民的遮羞布，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我今天要讲两个问题，其一调查结论；其二改革设想。

一、调查结论

我对信访制度最初的关注是在1999年。当时，我在调查湖南农民维权抗争时就感到信访制度存在重大的缺陷。因此，在近几年发表的论文中，我提到过要改革信访制度。但由于那些调查并不是针对信访制度进行的专项研究，分析样本也是区域性的，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为此，2004年5月至10月，在国家软科学的支持下，我组织了一个课题组对我国的信访制度状况及改革方向进行了专项调查研究。此项调查包括对进京走访者（主要是农民）进行问卷和深度访谈、分析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万多封控告信，与部分信访官员进行座谈及进住‚上访村‛体验生活等形式进行。通过调查，我认为，信访制度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和权利救济制度，虽然在计划经济时代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这一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已不适应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在客观上成为了国家政治认同性流失的重要渠道，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革，将会产生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

这些缺陷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信访体制不顺，机构庞杂，缺乏整体系统性，导致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聚集，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央政治权威的流失。现行的信访机构庞杂繁多，归口不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及相关职能部门都设有信访机构。但由于信访机构并属于国家机关序列，这些机构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隶属关系。中央信访机构对地方信访机构及中央各部门信访机构之间的管制协调能力十分有限，各地信访机构的职能和权力及运作方式都有较大的差异，而导致信息不共享，缺乏强制约。这样势必造成两种情况。

其一，由于各级信访机构在没有任何监督下对信访案件层层转办，导致信访不断升级，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聚集。据国家信访局统计，2003年国家信访局受理群众信访量上升14%，省级只上升0.1%，地级上升0.3%，而县级却下降了2.4%；中央和国家机关受理群众信访量上升46%，省、地、县直属部门增幅较少，有的还是负增长。国家信访局受理群众来信同比上升10.7%，接待群众上访的批次、人次同比分别上升20.6%、29.9%。2004年第一季度，国家信访局受理群众来信同比上升20.2%，接待群众上访批次、人次同比分别上升99.4%和94.9%。中央有关部门受理信访量直线上升，说明了信访者对中央能解决他们反映的问题还抱有一定的希望。而省、地、县一级已失去了或正在失去信访者的认同。这一点，从我们对进京上访的农民问卷调查可以获得证实。

表一说明，目前党中央国务院在进京走访的农民心目中还有较高的地位，有49.5%的人认为党中央国务院还有很高或较高的威信。而中央以下的各级政府的威信已直线下降，其中，认为省级、市级、县级、乡级党政威信很高和较高的分别是较低或很低的分别为24．6%，4．5%，1.7%，0.7%。

其二，由于信访机构林立，而缺少统领机关，各机构推来推去，信访人投诉无门，来京后不停地在各信访机构之间来回跑动。据对632位进京上访农民的调查，他们走访的部门平均在6个以上，最多的达到18个。其中主要有，国家信访局、人大常委会、最高法院、中纪委、公安部、最高检察院、国土资源部、农业部、民政部等等。信访者在北京四处投诉后，可问题并不能真正得到解决，导致对中央的政治权威的认同发生非常明显的变化。

表二通过对56位第一次进京上访的农民在不同时期的对比性调查发现，刚进京上访时，农民对中央的认同是非常高的，认为‚中央真心实意欢迎农民上访‛的高达94.6%，而七天后则下降到39.3%。而认为‚中央怕农民上访‛的则从7.1%上升到58.9%；认为‚中央会打击报复上访的人‛从1.8%上升到60.7%。另据对632位进京上访农民调查，有74.2%的认为，包括党中央国务院在内对他们所反映的问题‚都推来推去‛没有决心解决。一份在北京上访村流传甚广的署名为‚亿万冤民者‛的传单就称‚想起国务院，好似阎王殿，外边是疯犬，里边是贪官‛。从早几年听到的‚中央是恩人‛到直接质疑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这一变化，是非常值得警惕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进京上访成为了中央政治权威流失的重要渠道。

（二）信访功能错位，责重权轻，人治色彩浓厚，消解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从体制上动摇了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现行信访制度作为一种正式制度所具有的职能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政治参与，也就是公民通过给国家有关机关写信或走访反映民情社意，对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批评或建议，即所谓的‚民意上达‛。其二是权利救济，即信访作为一种正常司法救济程序的补充程序，通过行政方式来解决纠纷和实现公民的权利救济。但在实践中，不仅存在着各种诉求往往交错在一起，出现‚信访问题综合症‛，而且公民往往把信访看成了优于其它行政救济甚至国家司法救济的一种特殊权利。第一，信访问题涉及到各个方面，出现了信访问题综合症，使信访机构承受了太大的社会责任。特别是对那些进京上访农民来说，他们经常是作为当地农民的代表而出现在中央的信访机构的，他们反映的问题多而复杂。表三对632位进京上访的农民的调查说明，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个人的冤案之类的请求，而且关系到农村工作的各个方面。信访者要求问题的复杂综合性，必然增加问题解决的难度。由于信访部门并不具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实际权力，可信访者却在很大程度上把信访部门当成了解决问题的责任主体，这样就势必把信访部门当成为了信访群众的直接对立面。

第二，从理论上来讲，信访只是包括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等行政救济手段之一，而国家的司法救济才是公民权利救济最为主要的形式。可在实践中，民众更多地相信信访这一行政救济手段并把其作为最后的希望所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各地司法腐败导致公民不能得到正常的司法救济是其主要原因。在接受问卷调查的632位进京上访的农民中，有401位在上访之前就上访的问题到法院起诉过，占总数的63．4%，其中法院不予立案的有172位，占42.9％；认为法院不依法办事而判决其败诉的220位，占54.9％；认为法院判决胜诉了而没有执行的9位，占2.2％。其次，也与依靠‚清官‛为民作主的社会传统有相当大的联系。表四表明，有90.5%的是为了‚把问题反映到中央来，让中央知道情况‛；88.5%是为了‚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以求问题的解决‛；69.2%是为了‚引起中央机关的重视，问题可以直接解决‛，81.2%‚也知道中央不会直接解决，但可以得到批文‛。这表明，报警、求助和施压是农民进京上访的主要目的。

在一定的程度上，信访制度因具有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存在的‚人治‛思想这一基础，所以它作为一种民情上达、申冤维权的特殊通道，对社会起着安全阀，对老百姓起着宽慰剂的作用。但是，必须看到的是，这种试图用行政救济替代司法救济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在客观上会消解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这一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

（三）信访程序缺失，立案不规范，终结机制不完善，政治迫害和政治激进主义相伴而生，不断诱发较严重的冲突事件。现行信访制度在程序上存在重大缺失，立案和答复均具有十分的随便意性。虽然在第一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确定了‚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基本原则，即根据来信来访提出问题的性质，按照各级各部门的职责、业务范围进行处理。可是对于如何确定各级各部门的职责却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各部门均可以以各种理由相互推诿。而处理问题又要看领导脸色行事，靠上级批示。为了强化各级领导的责任，各地还建立了‚各级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这种领导体制要求，各级党委、政府‚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负主要责任，直管领导负直接责任，对因工作不到位，责任不落实，领导不负责，发生较大规模的连续到省委、省政府集体上访或到北京上访，对社会稳定和正常工作秩序造成严重影响的，追究分管领导的责任，并视情节轻重进行处理。客观地说，这种信访领导体制对各级党政重视信访问题起到一定的作用也解决一些问题。但由于各级政府为了抑制住上访的增加和升级在收买和欺骗等方法不能发生效果时，就会采取各种手段对信访群众进行打击甚至政治迫害。

自2003年10月以来在北京‚上访村‛广为流传的一份署名为‚全体上访人‛的《上访人员上议书》就写道：‚地方政府借用信访条例，滥用职权，欺压上访人员，用各种手段收容、遣送、关押、毒打，有的被送进精神病院，上访人员问题得不到解决，人身受到伤害，精神受到摧残，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从课题组的调查情况来看，上述所列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少数地方政府使用暴力等手段拦截上访人（上访人员称之为‚劫访‛）进入上级党政机关已是公开的事情，有些地方党政对上访人进行打击和政治迫害可谓是触目惊心，令人发指。表五说明，有55.4%的农民认为因上访被抄家、被没收财物、东西被抢走，有50.4%的农民认为其因上访而被关押或拘留，有53.6%的农民认为因上访被干部指使黑社会的人打击报复。少数地方党政对信访者进行打击和政治迫害产生了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其中之一，就是使信访成为了有效的社会动员方式和维权抗争的手段，导致集体行动增加。有近一半的农民进京上访的主要目的就是因为‚政府打击、拘捕领头上访的农民‛（见表三）。而为了减少因上访所遭受打击或政治迫害的风险并引起高层的重视，在法不责众的意识影响下，许多农民就会动员更多的人参与上访。2003年国家信访局接待群众集体访批次和人次，分别比上年上升41%和44.8%。其中，50人以上的集体访批次和人次，分别比上年上升33.3%和39%；单批集体访人数最多的达到800多人。同时，更为激烈的抗争活动也时有发生，如进京上访人员在一份《到天安门广场集会、游行、示威的申请书》中称：‚监于以辽宁接（截、劫）访团为代表的地方驻京工作人员，长期以来在国家各接访口，主要在国家信访局群众来访接待室门前，层层设卡，围堵拦截上访群众，多次、经常推搡、殴打上访群众，打伤、打残、打死、非法逮捕、关押、拘禁上访群众‛，‚提请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游行、示威‛。2003年12月12日，来自29个省份的600多名上访人在天安门集会，就是这样的例子。

后果之二，就是政治激进主义在信访者中产生并获得迅速繁殖的社会土壤。一位因经济合同纠纷而上访遭受打击的信访者，就以《中国共产党的极端政治腐败》为题印制了大量的传单，其中称，‚中国共产党当前的极端的政治腐败，没有资格继续成为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资格独霸国家政权！‛表六就有53.6%的表示要‚做点让干部们害怕的事‛，87.3%的表示‚跟贪官污吏拼个鱼死网破‛。

二、改革设想

上述的调查和分析表明，目前我国的信访制度存在着重大的制度性缺陷并产生了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因此必须进行彻底而系统的改革。由于对现行信访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根源有着不同的认识，因此对信访制度何去何从也有不同的看法。

目前主流性观点认为，‚信访的产生有着深层体制上的原因，在目前，相关改革还未到位，取消信访制度是无法做到的。而通过对信访立法改革信访制度则是目前一个较好的化解办法‛，而其基本思路要重新构建信访体系框架，整合信访信息资源，探索‚大信访‛格局，并通过立法统一规范信访工作，从而建立高效的信访监督监察机制，使信访机关这个曾经的‚传声筒‛变成了一个‚实权单位‛。具体来说，希望通过立法，明确有关部门在交办和督办过程中的法律责任，实行行政问责制，直接授予信访机构对办理机构人员处分的建议权，通过明确法律责任，防止臵之不理。目前各地所进行的信访改革就是，一方面试图加强信访机构的权力；另一方面则是制定许多禁止性条款来规范民众的信访行为。我认为，中国现行的信访制度的理念基础是驭民乃至人治,设立信访制度的初衷是建立一条民意‚上达‛的渠道，而不是民意‚表达‛的渠道。但这种制度已成为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现实，我们只有面对而不能回避。因此，要从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稳定的高度来认识对信访制度进行改革的重要性，并从政治体制现代化的视野来重新确定信访功能目标和信访体制。具体来说，首先要重新确定信访的功能目标，即在强化和程序化信访制度作为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的同时，要把公民权利救济方面功能从信访制度分离出去，以确定司法救济的权威性。其次要改革目前的信访体制，可以考虑撤销各部门的信访机构，把信访全部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以加强系统性和协调性。再次，也是最为重要的是，要切实保障信访人的合法权益，对少数地方党政迫害信访者的案件要坚决查处。

目前可从行政、法律、政治三个层面考虑如何对信访制度进行稳妥而有步骤的改革。

（一）短期的行政治标之策是给各级党政部门减压和给信访公民松绑，以减小信访的规模和冲击性，维护社会稳定。

主要措施是：（1）中央减少对地方党政领导的压力，不按信访量给各地排名，取消信访责任追究制，不要求地方政府来京接访；（2）中央信访部门不再给省市开信访移办单；（3）不对信访公民的信访级别作特别的限制。（4）由信访地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因信访而发生的治安案件。

这样做的主要理由是：（1）减弱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降低群众对信访的预期，会迅速使一些信访案件平息，减少群众进京走访；（2）在中央的高压下，地方政府为了息访，对于信访公民不是收买或欺骗，就是打击迫害，从而诱发更多的信访案件。给地方政府减压，才能给中央减压；维护地方的政治权威,才能加强和巩固中央的政治权威。

（二）中期的法律治标之策是强化各级司法机关接受公民告诉、申诉及处理案件的责任和能力，由司法机关承办目前积压在信访部门的案件。

主要措施有：（1）由上级法院和检察院下派一级设立告诉申诉案件受理机构；（2）扩大诉讼受理范围，对关系到民众生活的案件可以考虑缓收、减收或免收诉讼费；(3)加强新闻媒体和社会力量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克服司法腐败；（4）司法机关对受理的告诉和申诉案件要在限期内给予答复；（5）由司法部门依法查处信访人迫害案件；（6）组织社会中介机构对群众告诉申诉进行法律援助；（7）增加司法机构的资源投入，并在制度上确立法院和检察院的重要人员和经费均由上一级法院和检察院管理和保障。通过树立国家司法机构的权威，可以把社会矛盾的解决引导到正规的司法渠道，逐步减少信访以及伴随信访的非制度化公民政治行动。

（三）长期的政治治本之策是撤销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信访机构，把信访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并系统地建立民众的利益表达组织。

主要措施是：（1）组织各级人民代表对本选区的重要信访案件进行调查和督办；（2）公布各级人民代表的联系方式；（3）建立全国信访网，并把一些重大问题的信访资料上网公示让民众评议。(4)允许社会各阶层建立利益表达组织，以法律允许的方式让他们通过集会示威等方式表达利益。

这样做的好处是:（1）使各层级各选区的人大代表有了一项新的具体职责，他们有法律赋予的言论免责权和调查权，也有义务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并依据调查向成为信访对象的一府两院提出质询，直至向严重渎职、失职、甚至涉嫌违法犯罪的领导干部提出罢免动议。这样，不仅使信访工作获得一个权力主体，同时也使信访工作具备了应有的问责性，即向人民负责的特质；（2）将目前散存在各职能部门的信访资源合并到人代会将为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建设提供大量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政治资源，将为人民代表逐步专职化和与此相应的人代会逐步实质化创造资源和职责两方面的条件；（3）把信访集中到人大后，可以建立一套统一的科学的信访登记体系和检索体系，不仅可以准确统计信访量，而且可以节约大量的社会资源，克服目前信访公民盲目投诉、反复投诉、多方投诉造成的巨大资源浪费和政治信任流失。（4）最关键的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要容许各种社会利益表达组织的存在，只有让社会各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表达组织，才能产生一个利益相对均衡、社会相对和谐的现代社会。

(注：此文为于建嵘2004年12月2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本人搜于网上，原名为《中国信访制度批判》。本文前日发在博客上了，今天却见被删除，新浪网没有这个必要。中国的信访制度如果不去正视它，自然就没有发展与进步。如果中共中央不重视与正视它，自然也就不可能予以如此大幅度的改革。实际上中央的政策还是吸取了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否则，光靠某些混饭吃的‚东西‛，能有什么好政策出台？尽管某些学者的观点有些偏激，但对促进和改进工作还是好处大于坏处的。无论是信访政策制定者，还是信访干部自身是应当有这个度量的。如果我们连一个学者的研究论述都不能容忍，那还谈得上什么改进？)

第二篇：商业贿赂立法存在五大制度性缺失

商业贿赂的防范措施

商业贿赂已成为当今破坏市场经济秩序、败坏社会风气的顽疾。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从战略和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和部署。因此，全面认识我国商业贿赂法律规定的制度性缺失有利于尽快完善商业贿赂法律规制。

五大制度性缺失

第一，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差。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仅在第八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购买商品。在账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账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经营者销售或购买商品，可以以明示方式给对方折扣，可以给中间人佣金。经营者给对方折扣、给中间人佣金的，必须如实入账。”该条没有明确回扣和一般商业贿赂行为及相关折扣、佣金、附赠行为的特征和性质，且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１９９６年１１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发的《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属于行政部门规章，法律效力不高，不能满足执法和诉讼的需求。

第二，没有阐明折扣与回扣的根本区别。我国现行法律中将账外暗中和明示入账作为回扣和折扣的本质区别并不恰当。竞争者并不一定都是单位，在实践中很多个体户和承包户都没有自己的账户，也就没有入不入账的区别，根据法律很难确定其行为究竟是属于折扣还是回扣。所以，仅把账外暗中与否作为判断折扣和回扣的主要根据而无其他实质标准，在实践中很容易导致许多表面上取得合法形式的所谓“折扣”又往往会产生与回扣同样的后果，对社会的公平竞争秩序造成妨碍。

第三，没有对佣金规定适当的额度。佣金属于一种居间劳务报酬，从性质上说，只是一般的违反财务制度的行为。但如果它超出了劳务报酬的范围，不管是否如实入账，都可能构成商业贿赂行为。但是，我国现行的法律没有对合理佣金应占劳务报酬的比率作出明确界定，这给假借佣金之名而行商业贿赂之实的行为留下了法律漏洞。

第四，对附赠行为的法律规定互相矛盾。国家工商总局颁布的《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八条规定：“经营者在商品交易中不得向对方单位或个人附赠现金或物品。但按照商业惯例赠送小额广告礼品的除外。违反前款规定的，视为商业贿赂行为。”而该局《关于禁止有奖销售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将有奖销售定义为：“经营者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附带性地向购买者提供物品、金钱或其他经济上的利益的行为。”只要不带有欺骗性、不是推销质次价高的商品，就属正当竞争行为。两部部门规章对同一种附赠行为的规定明显矛盾，同一附赠行为被分别界定为商业贿赂行为和正当竞争行为，这是现行法律法规的一个纰漏。好范文版权所有

第五，商业贿赂民事法律责任缺位。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经营者采用财物或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购买商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监督检查部门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关于禁止商业贿赂的暂行规定》第九条还对商业贿赂行为的行政处罚作了细化规定。

可见，我国法律对商业贿赂行为主要规定了刑事和行政制裁手段，而没有相应的民事制裁手段。商业贿赂行为侵害的是其他经营者的正当竞争权或公平竞争权，这是一项由《反不正当竞争法》专门创设的、保护经营者合法权益的权利。如果不承认正当竞争权，对受损经营者不规定民事救济权利，就会使这类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受害人难以依据现行法律规定向违法经营者主张民事权利。

尽快完善我国商业贿赂法律规制

必要时应对商业贿赂行为单独立法。应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明确回扣和一般商业贿赂行为及相关的折扣、佣金、附赠行为的特征、性质，同时有必要在国家工商总局《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的基础上，对商业贿赂行为单独制定相应的法律或行政法规，以满足执法和诉讼的需求。

阐明折扣与回扣的根本区别。经营者之所以给消费者折扣，是因为消费者向其提供了实质意义上的利益，如老客户、现金支付等。因此，给予折扣必须事出有因。这才是折扣与回扣最本质的区别。这种性质上的根本区别应在法规中予以澄清。对于折扣行为，如果经营者不受限制地随意提供折扣，可能导致经营者之间的“折扣竞争”，而“折扣竞争”并不是真正的效率竞争和服务竞争，而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从国外有关折扣的立法情况来看，折扣不仅须明示入账，而且法律上往往对其作出了更多的限制性规定。

规范市场给付佣金行为。《美国统一商法典》第六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了佣金的支付及其数额，具体对于佣金的支付要依照商业惯例或者以总收益的１０％为支付佣金的最高额度。我们可以借鉴这种方法，在《反不正当竞争法》里规定佣金的支付额度，同时允许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规定各自的佣金惯例，用灵活的方式最大限度地

防范以佣金之名行贿赂之实的行为。好范文版权所有

协调行政规章对附赠行为的矛盾规定。可将国家工商总局《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八条修改为“经营者在商品交易中除依法进行有奖销售外，不得向对方单位或者个人附赠现金或物品”，取消“按照商业惯例赠送小额广告礼品的除外”条款。可将“赠送小额广告礼品”纳入《关于禁止有奖

销售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

完善商业贿赂民事法律责任。除依照我国《反不正当竟争法》第二十二条和《关于禁止商业贿赂的暂行规定》第九条追究行贿人的行政和刑事法律责任外，对于受商业贿赂行为损害的个人和经营者应允许他们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之规定，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责任。

《商业贿赂立法存在五大制度性缺失》

第三篇：见义勇为缺失的制度性原因和对策(应用伦理学)

见义勇为缺失的制度性原因和对策

作者班级：09思政6班

作者姓名：张 森

作者学号：200964461

1论文成绩：

见义勇为缺失的制度性原因和对策

作者：张森

（湛江师范学院法政学院，湛江 524048）

摘要：以见义勇为缺失为出发点，从法律、政治、制度等伦理角度着手，分析了当前社会见义勇为行为缺失的制度性原因，探讨了见义勇为保障制度的软弱，和因此带来的社会影响。针对制度上的原因，提出了对策和建议。为的是见义勇为的制度保障可以尽早完善，确实保障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倡导社会正义，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关键词：见义勇为;保障制度;法律保障;奖励制度

见义勇为行为，它是指对行为者本身权利义务没有直接联系，而对他人生命、财产或国家利益或社会秩序有损害、有不良后果的事件发生时，用自己作为的行为，保护他人生命财产、国家利益、社会扶序.见义勇为行为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公共或他人利益，受益的并不是行为人自己。行为的客观结果，.或者是扶正祛邓、惩恶扬善，或者是抢险救灾、舍己救人，或者是无私奉献、助人为乐。[1] 见义勇为本来是好事，但是在现实中，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现象经常发生，见义勇为者的权益难于得到保障，所以有时候许多人不敢见义勇为，而这带来的影响是极坏的。鉴于此，社会急需完善鼓励见义勇为的法律、制度等保障，这不仅是为了保障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更是为了弘扬社会正气，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一、见义勇为缺失的制度性原因分析

1、立法上的局限性

这些年来，我国加强了见义勇为行为保护立法，但是有关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责任承担等问题的规定仍然不够明确，因此引发的在实践中对见义勇为行为认定不规范、许多见义勇为者难以获得实质性保护等现象的频繁发生。

（1）立法并没有统一规范见义勇为行为的概念。虽然我国现有见义勇为行为法律制度已经存在，各地见义勇为专门立法也基本对见义勇为行为给予了界定,但对其内涵和外延的划定却存在相当的差异。这不仅表现为对其构成要件是否包含某些情节要件存在不同的认定标准，而且对于有无法定或约定义务的要求也存

在相当的差异，甚至将有约定或法定义务协助国家机关的行为也纳入见义勇为行为的范畴；这些立法更没有区分行政法意义上的见义勇为行为与民法意义上的见义勇为行为。这种现状直接引发了实践中对见义勇为者资格认定的不规范。

（2）立法对法律责任承担问题,尤其是国家责任问题的规定相当模糊。行为的性质不同，所引起的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主体也会相应不同；而现有立法却没能针对不同性质的见义勇为行为分别确定不同的责任主体。无论是针对行政法意义上的还是民法意义上的见义勇为行为，立法对国家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以及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问题的规定均相当模糊。作为见义勇为专门立法的各省市所颁布的保护见义勇为行为的地方性法规、规章，也主要适用于调整见义勇为者申请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关系，而不是旨在调整见义勇为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关系，因此也没能充分落实各种法律关系中的法律责任问题。[2]

（3）现有的法律保障机制中以下几点值得注意：刑法第20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宪法

第4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民法上的无因管理制度赋予见义勇为人员向受益人要求赔偿自己受到的损害的权利；劳动法在关于在用人单位与因见义勇为而伤残的职工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上，给予职工的特殊保护；社会保障法上的工伤保险、公费医疗或者医疗保险等制度使得见义勇为人员可以获得一定的经济保障。从上面的事实中，我们发现无论是地方性见义勇为保障法规的出台还是现有的法律保障机制来看，对见义勇为行为的保障都是杂乱的无绪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制定一部统一的、由有权机关出台的法律、法规。[3]

2、奖励和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1）善后工作不充分。由于没有统一的基本救助标准，目前见义勇为人员权益的后续保障效果并不理想。从各地政府对见义勇为人员的救助方式来看，主要是在授予一定荣誉称号的同时给予金额并不算高的一次性物质奖励。这样的奖励只能解决一时之苦，对于受伤致残或无生活来源的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属来 讲，今后的生活并不能得到足够的保障，后续治疗费用也没得到有效的解决。有

关规定对见义勇为行为引发的善后安置工作，如致残人员的再就业、子女的入学就业、见义勇为牺牲人员家属的抚慰等问题没有予以应有的关注。

（2）经费来源不稳定。救助见义勇为人员的专项经费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或社会捐助。在全国大多数地方，见义勇为的经费筹措仍面临着财政拨款不足、社会捐赠有限的难题。见义勇为事务的政府管理部门可以由财政拨款获得用于奖励、救助见义勇为人员的经费，但数额较之实际需要明显不足。见义勇为地方立法大多规定设立以社会捐助为主要来源的基金与专款。而来自社会的捐助往往发生在引发舆论关注的见义勇为行为发生时或见义勇为人员生活特别窘迫的情形 下，平时持续稳的捐助相对较少。

（3）基金运用不合理。见义勇为基金的设立一般由地方立法来明确，但在有的地方有此立法规定、有的地方却无此立法内容的现状下，见义勇为基金就难以使见义勇为人员得到同等保护。而许多地方的见义勇为基金功能单一，主要支出是一次性表彰、奖励、抚恤见义勇为人员和对生活困难的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属发放慰问金，缺乏应有的持续救助项目。资金管理制度不完善实际上是法律责任不明确的充分体现，从而也进一步弱化了国家和社会对见义勇为者权益切实保护的力度。[4]

（4）见义勇为认定难。认定见义勇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间不仅涉及多个单位、机构对申请人行为的鉴定，还可能由于地方政策到户籍、身份等的限制而受阻。认定难，这成为见义勇为者个人利益受损后申请救助时最易遭遇的困难，而这仅是社会保护见义勇为者的第一步。

（5）社会保障不到位。目前，因保护他人生命、财产安全而做出牺牲的人，民政部门只能根据 1980年颁布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以及民政部就此制定的解释来操作。也就是说，见义勇为英雄只有牺牲生命并被评为革命烈士后，其家属才能享受民政部门的补助和优待。如果因见义勇为致伤、致残，一般很难得到政府救助。相关法规规定见义勇为者只能请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被救助人只能适当补偿，现实中操作的难度极大，给见义勇为者的求偿带来极大的困难。[5]

二、对策与建议

针对见义勇为缺失的制度性原因，我提出了以下的对策和建议。

1、国家有责任尽快完善见义勇为者权益保障法律制度

在我国现阶段，见义勇为虽然只是道德范畴(换句话说，公民有选择是否见义勇为的自由)，但见义勇为毕竟是国家大力倡导的；保障人民群众(包括见义勇为者)的基本生活本来就是国家的责任。因此,国家有责任尽快完善见义勇为者权益保障法律制度。

（1）全国统一立法，省级统一实施细则。建议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制定一部《见义勇为者奖励和保障法》,对见义勇为的认定标准、政府经费保障责任、奖励和保障原则等基本问题作出规定，以维护法制的统一。考虑到奖励和保障见义勇为者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又很不平衡，因此建议法律规定由省级制定统一的实施细则，规定各市县政府每年的投入数量，对经济落后的市县，由省级财政专项补贴(对经济落后的省份，由中央财政专项补贴)。

（2）政府保障经费。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的尴尬局面不时发生，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缺少经费。见义勇为从表面上看受益的是一个人或几个人，但从实质上看，受益的是国家。因此，国家法律要明确规定省级政府应当保障经费投入(财政拨款、社会捐赠、创设保障见义勇为者彩票等）。

（3）国家应代位行使见义勇为者的追偿权。值得指出，国家先行补偿，体现的是国家的“保障责任”,并非消解侵害人的赔偿责任和受益人的补偿责任,替侵害人、受益人买单。因此，国家对见义勇为者进行补偿后,由国家代位行使见义勇为者的追偿权，去追究侵害人的赔偿责任和受益人的补偿责任。关爱见义勇为者的程度，体现了国家社会的文明程度。国家社会和有良心的人都要尽力关爱见义勇为者，共同营造和谐美好的家园。[6]

三、总结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政府应该为见义勇为立法和规定各种有力的保障与奖励措施，帮助见义勇为者解除后顾之忧，让他们在面对邪恶时能挺身而出，有效地预防和制止犯罪。当人们面对他人陷于危险时能伸出援助之手，弘扬了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必然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但是，各种制度上的缺失和不足导致很多人不敢见义勇为，这就要求政府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和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反馈，逐步完善见义勇为的保障制度，使得见义勇为正常化、法律化、规范化、制度化，让社会正义弘扬、让乐于助人的精神深入人心。这才是和谐社

会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 周学军.浅谈对见义勇为者权益的保护[J].现代法学,1991,(02):55-56.[2] 杨海坤,曹达全.试析行政法意义上的见义勇为行为——兼评我国见义勇为法律制度之

不足[J].法学论坛,2008,(01):47-48.[3] 徐斌,韩光,李阁.见义勇为的行为保障思考[J].法制与社会,2008,(01).[4] 金强.见义勇为权益保障的地方立法完善[J].52-53.[5] 余政,吴青骏.浅析见义勇为制度[J].[6] 曾庆金.见义勇为新探[J].112-113.

第四篇：信访制度

（一）办公室是本局信访工作的管理机构。

（二）应当做好信访工作，认真处理来信、接待来访，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

（三）局长、副局长应当阅批重要来信、接待重要来访，研究解决信访工作中的问题，检查指导信访工作。

（四）本局根据职责权限和信访事项性质，按照下列方式办理信访事项：

1、对本局依法应当或者有权做出处理决定的信访事项，应当直接办理；

2、对依法应当由上级行政机关做出处理决定的信访事项，应当及时报送上级行政机关；

3、对依法应当由其他行政机关做出处理决定的信访事项，应当及时转送、转交其他行政机关办理。

（五）在办理信访事项过程中，不得将检举、揭发、控告材料及有关情况透露或者转送给被检举、揭发、控告的人员和单位。

（六）对直接办理的信访事项应当在30日内办理完毕；情况复杂的，时限可以适当延长。对交办的信访事项，应当自收到之日起90日内办结，并将办理结果报告交办机关；不能按期办结的，应当向交办机关说明情况。对转办的信访事项，应当自收到之日起90日内办结。

（七）对在信访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给工作造成损失的工作人员，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篇：信访制度

信访制度改革需要新思维

信访制度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和权利救济制度，虽然在计划经济时代起到过一定作用，但由于这一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已不适应目前市场经济环境，在客观上成为国家政治认同流失的重要渠道并引发了多起群体性事件，如果不进行彻底改革，将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

在我看来，我们需要从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和长治久安的角度重新定位信访的改革方向。根据目前的情况，我建议从行政、法律、政治三个层面考虑如何对信访制度进行稳妥而有步骤的改革。

第一步：不对信访公民的信访级别做特别的限制，由信访地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因信访而发生的治安案件。

第二步：强化各级司法机关接受公民告诉、申诉及处理案件的责任和能力，由司法机关承办目前积压在信访部门的案件。主要措施有：（1）由上级法院和检察院下派一级设立告诉申诉案件受理机构；也可以考虑建立全国性的巡回法庭。（2）扩大诉讼受理范围，对关系到民众生活的案件可以考虑缓收、减收或免收诉讼费；（3）加强新闻媒体和社会力量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克服司法腐败；

（4）司法机关对受理的告诉和申诉案件要在限期内给予答复；（5）由司法部门依法查处信访人迫害案件；（6）组织社会中介机构对群众告诉申诉进行法律援助；（7）增加司法机构的资源投入，并在制度上确立法院和检察院的重要人员和经费均由上一级法院和检察院管理和保障。通过树立国家司法机构的权威，可以把社会矛盾的解决引导到正规的司法渠道，逐步减少信访以及伴随信访的非制度化公民政治行动。

在推进司法制度改革的同时，对现有的社会调解制度也要有所加强。可以考虑以现有的基层信访工作人员加强社会调解机构，以作为司法制度的必要补充。

第三步：把信访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并系统地建立民众的利益表达组织。主要措施是：（1）组织各级人民代表特别是县乡人民代表对本选区的重要信访案件进行调查和督办；（2）公布各级人民代表的联系方式；（3）建立全国信访网，并把一些重大问题的信访资料上网公示让民众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