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后农民斗争中的两大运动

第一篇：1840年后农民斗争中的两大运动

1840年后农民斗争中的两大运动

提到1840年以后的农民斗争，人们比较熟悉的有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这里我先说说自己对义和团运动的一些看法，再说说我印象中的太平天国运动。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震惊世界。这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在较短的时间内，曾广泛活动于中国北方广大地区，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侵略势力。

先说义和团兴起原因。列宁曾精群地了分析了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 日本人宫崎滔天有这样一段话“如果遭到为白人所瓜分的灾祸，那！作为支那人，你将怎么办？你不生气吗？生气，当然要生气，生了气又怎么办？那就只有当义和团了，当义和团。当了又有什么！说什混帐话。马上去当义和团，那是人的天真自然的感情嘛！就是你最好的方策嘛！” 在宫崎滔天看来，面对列强的瓜分，像义和团那样奋起反抗是“天真自然的感情”，是“最好的方策”。他的观点颇有点森田哲学的味道，而不是从学术角度看义和团，不过他对义和团的同情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帝国列强方面，清政府也有逃不了的责任。据不完全统计，光在义和团兴起之前，腐败的满清政府与外国所签署并影响后世深远的条约就达35条，有记录的赔款达27350万两，更别说加上那零零碎碎的条约了。从这些来看，义和团的兴起，确实是人的自然情感。别人都欺负到家门口了，谁能还是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失掉了国家主权，当了亡国奴，命运是什么？看到那些为非作歹，戴着为善面具来欺压，残害中国同胞的洋人，排斥洋人，那是轻的，我们就恨不得把他们都杀了，看他们以后还来不来中国了。尽管这是偏激的想法，可作为在封建社会里生活那么就的中国人民，这是人们自然的情感，这是他们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

在义和团评价方面，我想它有利也有弊，不能简单的说它绝对是对或者绝对的错。义和团是自发的暴民运动，愚昧迷信，以为烧符念咒就可以刀枪不入。义和团不懂策略，不懂妥协，不懂外交。他们被慈禧利用，作驱赶洋人的工具。这些都是事实。我看到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抓住义和团的弱点、不足之处及某些对洋人的残暴手段，得出义和团‘反文明、反人类’的结论，指义和团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国耻’。我感觉这样不是很客观。义和团有缺陷，但他们毕竟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了中国老百姓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愤恨，就是杀洋鬼子。义和团杀得威风，杀得悲壮，虽然自己损失惨重，但 仍然令洋鬼子胆寒。它是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开路者，唤醒了沉睡中的东方雄狮，告诉她要抵抗才能取得解放，也使西方殖民者意识到，中华民族是不可征服的，中国人民是不屈的，并改变策略。义和团为后来的献身于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者提供了宝贵的教训：晚清政府是腐败无能的,不可靠的，它已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的傀儡。因此，只有先推翻晚清统治，才能获得民族解放。事实上，后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就是这样做的。他的最终失败，作为反面教材告诉人们，只有接受外国先进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才是兴国强国之道。应该摆脱去旧社会的局限性，勇敢开拓，勇敢创新。否则，中国永远只能是个自我满足、闭关锁国的愚昧落后的国家。从这方面看，严厉批评义和团是很不公平的。住在和平的书斋里，用今天的标准挑老祖宗的毛病是容易的。在那样贫弱卑屈的境地下，我们的祖先冒着炮火，喊着忠君爱国的口号，誓死如归地奋斗，是非常不容易的。

相比之下，太平天国运动要比义和团运动规模大。从洪秀全开始拜上帝到1853年太平天国农民政权的正式建立，再到1864年的天京陷落，历时14载，转战18省的太平天国起义无疑是农民群众斗争风暴中时间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运动。作为半个世纪来的一个热门话题，太平天国受到人们各种各样的评价。有不少人认为，太平天国是一场反封建反侵略、推动历史前进的爱国运动，洪秀全作为正面人物和农民革命家应予以肯定；有不少人全面否定太平天国运动，认为洪秀全是一个“灾星”、“邪教主”、“暴君”；我自己的看法是；太平天国在反封建反侵略、推动历史前进方面有点积极作用，不过洪秀全却不能作为正面人物和农民革命家予以肯定。

在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中，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意义是绝对重大的。面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封建统治的压迫，已经支离破碎，摇摇欲坠的中国需要发生一场大的变革，要不然中国真的就亡了。太平天国起义在打击封建统治阶级，震撼清政府的统治根基方面起到了不可代替的意义。如果不是这次起义的打击，如果清政府还继续统治的中国，如果中国还是为清王朝个人利益服务的，你敢想象中国现在的样子吗？我是不敢想，那样中国会比现在晚发展几十年.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各地各族人民反清斗争风起云涌。像南方和东南沿海各省天地会及其支会的起义，北方捻军的起义，西南，西北各民族的起义，都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败过程。这些斗争，不就是苦难的中国人民艰苦的探索吗？

太平天国失败了，人民就把原因归结到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上：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固有的阶级属性等。我想这些这些都是客观的东西，是不可能改变的，你怎能希望农民改变的完美无缺呢。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没有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新的阶级和先进思想，所以的人连自己的出路都找不到，我们岂能要求农民带领中国社会找到一个出口呢。他们做的已经不错了，农民运动称不上革命，却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我自己想洪秀全基本上可以否定了。学者袁伟时这样说：“洪秀全信基督教，如果仅作为个人的一种信仰或精神寄托，那就同任何正常的宗教信仰一样，是应该尊重的个人选择。可是，洪秀全对基督教本身没有做过认真的研究，没有领会它的精华，学了点皮毛，便将这个皮毛跟中国传统的民间迷信以及落后的中世纪思想结合起来，改变为非驴非马的一个宗教。最近，有人撰文指出洪秀全、太平军那一套有邪教的味道；我认为不无道理。认真看一看洪秀全现存的十几万字的文章和歌谣，整体上我看不出有什么“先进“。” 西方的真理，人们一般理解为自由、民主、科学以及人权这些观念，洪秀全在所谓“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内容？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而且对这些观念是坚决排斥的。洪秀全带领太平军获得了成功，只表明农民的赋税太重，被压迫和剥削的太残酷了.官逼民反,太平天国的绝大多数参与者是被逼上梁山的,他们太向往洪秀全口中那个太平天国了。等到太平军大火胜利后，洪秀全就更不行了。他的所作所为表明，他充其量是“萨达姆第二”。他实行专制主义。什么自己是天父，都要听他的。一般老百姓，不论男女，不可以正常结合，但是洪秀全以及他身边那些文武官员却可以拥有几十个乃至更多女人。洪秀全到后来根本不理朝政，荒淫无度，中国历史上最昏庸的皇帝也不过如此而已！因为他后来的腐化，太平军也有了很多不可饶恕的地方。战争中对老百姓烧杀淫掠的不是都是清军、外国雇佣军，而且还有太平军。所谓“义军”不“义”，太平军也成了杀人放火的“长毛”、强盗。洪秀全的嫉妒无人能比，于是就有了天京事变。太平军内部还自相残杀。1856年，洪秀全策划了天京事变，9月2日东王杨秀清及其“统下亲戚属员文武大小男妇尽行杀净“；9月20日开始，又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有两万多将士死于屠刀之下；11月2日，杀杨秀清的韦昌辉和所有姓韦的也全都被杀。直杀得元气大伤。仅这一点就残酷的不得了。关于《天朝田亩制度》，这只说明洪秀全是个爱幻想的人，会骗老百姓的人，因为他口惠而是不至。他的一言一行，使太平军先是失望，后是放纵。天国建立了，可太平军没感到天国的理想，却看到领袖们的享乐，原来胜利后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原来太平军和洪秀全想的都一样呀！开始的时候，洪秀全把儒家经书笼统的斥之为“妖书”。后来呢,他又主张将《四书》《五经》删改后利用。不过，删去的主要是与太平天国宗教不相容的东西，而把儒学中的伦理原则留了下来。用教条禁锢人的思想，这种做法，跟历史上其他封建统治者又有什么区别呢？总的来说，在洪秀全身上，找不到什么可以作为后人典范的东西。无论政治理想，还是道德人格，都一无可取。有人还写什么论洪秀全哲学思想之类的文章。一个既愚昧又野心勃勃的八股佬，哪里有什么哲学思想？

我想，每一次曾经为沉睡中的中国带来气息的农民斗争，每一个曾经为苦难中的中国敲响过警钟的团体，它的历史地位是不可磨灭的，它是不允许任何人去亵渎的。当我们更客观的，更好的去了解它们的意义的时候，那就离我们认识这些农民斗争的真相和实质更近了一步。

第二篇：农民增收的两大制约因素

农民增收的两大制约因素

何慧丽

农业作为一个不经济的领域早已成为共识。就此例看，种田能手种田亏本，不是缺乏科技，不够规模和专业化，但他依靠科技、规模化和专业化增收致富的办法统统失灵，这至少说明农民增收的主要制约因素不在农业生产本身。本文据此个案，从农业生产之外，探讨以粮价下跌、生产资料价格上升、税负严重为表现的影响农民增收的两大主要制约因素，以及解决办法。

一现实中农业产业化的另一面——对农业剩余的汲取

农业产业化，即建立农业产前、产中、产后三个环节相配套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所谓的产购销一条龙，“公司﹢农户”，等等。现实中的农业产业化为农民提供了方便的服务，解决了生产过程中各种困难，似乎可以使农民致富。但是，它具有更为真实的另一面，即采取扩大剪刀差的方式过量提取农业剩余。

具体说来，农业生产里面已经没有收益，资金、化肥、农药、种子以及产出品的加工、购销等非农领域，通过对农产品的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加工、流通等还可以生成一定的利润。这些涉农领域中能获利的经济组织，由于自上而下的控制体系实际上成为各级政府和垄断部门的资产，其服务功能在大多数地方实际上已经异化，所谓“农业服务”，如电力、农机、水利、植保，以及农药、化肥、种子等方方面面，都变成政府部门的条条控制；种子站、农机站、化肥站等“七所八站”的体系都完整地放在政府一头。于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下，这些涉农经济部门兼具市场垄断和行政垄断，趋向于追求垄断性地占有超额利润。这使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难以产生，加剧了农业与工商业的交易劣势。

当凭借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的部门坚持、并且加强原有制度来获取利润的时候，农业的产业化并不能使农民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获得利润。所谓“粮贸公司＋农户”、“棉花公司＋农户”、“油脂公司＋农户”等农业产业化模式中的国有公司，国家给收购资金收购农民的粮棉油产品，有的却一直以来公然不执行国家收购政策，压级压价，缺斤少两克扣农民，如湖北省棋盘乡1999年的粮食收购的保护价本来就是1995年以来最低的，早稻、中稻和晚稻每百斤分别为45元、47元和47元；但农民交售时的实际价格更低，三茬稻的实际价格分别为40元、39元和35元左右1[1]。

政府主导、参与的产业化尚不可能使农民从中获得真正的实惠，更不用说其它的经济实体主导、参与的“企业＋农户”的模式了。因为企业的目的就是利润最大化，当它能获得超额利润时，可能会让利于农民；当只能获得社会平均利润时，可能会分一点利给农民，当得不到社会平均利润和面临危险时，就会转嫁风险于农民。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第一目标的农村外部的企业，与不经济甚至负效益的农业结合，很难对农民增收有利。

罗善平收获的稻谷每50公斤才43元，这个价格对水稻高产区的优质稻而言，大大低于政府的保护价。其每亩用于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的成本为138元，占毛收入365．5元的37%；机耕、灌溉、收割、移栽的成本145元，占毛收入的40%。这占毛收入77%的开支中，除了移栽之外的每个环节，都是农民不能进入的领域：提供种子、化肥、农药的多是部门垄断，并有交易中的各种壁垒的限制；至于机耕、收割的费用，明显地与农民买这些机械化的生产资料的价格之高相关，而灌溉费用则与水利部门管辖的水费，电力部门管辖的电费之高相关。这高昂的成本中到底有多少属于市场加部门垄断的剪刀差，不得而知。但事实是：自80

年代初以来，国家大幅提高了18类农副产品价格，但同时，生产成本增加，主要涉农工商业产品价格大幅上涨。以1990—2000年价格变动情况为例，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平均每年提高4．5个百分点，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销售指数则平均每年提高6．6个百分点。其间，1996—2000年，由于种种原因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均呈下跌趋势，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环比指数累积下跌了24．1个百分点2[2]，而农用生产资料销售价格环比指数才累积下跌了3．3个百分点，差距达20．8个百分点3[3]。农副产品和农用生产资料比价差距拉大，造成由涉农工商部门占有的巨大的“剪刀差”。

通过提高外部规模的、以涉农垄断部门和工商业资本入侵农业的产业化，成为汲取农业剩余的有效机制。这正是粮价低落、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成万上亿的罗善平们种田亏本的第一个主要原因。

二税负的加重与基层政权“经济行动者”的角色高度相关

实行财政包干体制确立了各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比较明确的收益分配关系。财政包干体制，即分税制，实质就是“地方承包制”，就是让县、乡镇地方政府在市场中“自主经营、自负营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在一些县、乡级的经济组织中，从实际决策和责任承担者看，政府是实际上的所有者，是经济主体，有扩张财产收益的明确动机和行为。有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基层政权成为公共资源的垄断集团，成为从事经营的“经济行动者”4[4]。

作为经济行动者的基层政府，增收成为主要的目标，其来源就是当地的工商业和农民。在工商业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基层组织的生存压力使乡镇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工资抓收入。由于历史遗留以及现实吃喝招待造成的债务因素；由于无论收入状况（税源）如何都必须逐年加码上缴的财税任务；再加上条块分割所导致的有钱的部门都垂直向上以及机构庞大，冗员多的原因，向农民派税就成了基层政府增收的主要来源。

这个意义上的税收，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政府人员日常办公开支、工资开支，用之于还乡镇企业倒闭欠债，乡镇办公楼、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欠债等政绩工程的税收；而不是为了既能解决乡村公共事务又能解决农民负担，即农民依据法律规定应承担的合法负担的税收，包括向国家交纳的税金、完成国家农产品定购、向集体经济组织缴纳村提留和乡统筹、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费用。成为公共资源的垄断集团的乡镇政府，会按经济理性人的逻辑，通过虚报农业正税、虚报田亩、虚报农民人纯收入、多估亩产值，甚至胡乱摊派等方法千方百计增加农民负担。所以，无论现行的农业政策怎么规定，所谓的目前我国农业正税率为农民人纯收入的7%，农业附加为20%，两税合计的上限为

8．4%，农民承担乡统筹村提留不得超过上一年人均纯收入的5%，等等，在不发达的农业大县，都无法得到落实。

从基层政府的“经济行动者”的角度，就很容易理解罗善平的每亩稻谷的税负数额之重了。他每亩稻谷的税费104元，约占毛收入365．5元的29％，这个数字无论怎样都无法按税收政策在落实中由于“五难”（面积确定难、产量核实难、价格定准难、征收操作难、减免落实难）而导致的偏差理解，乡镇政府的这种行为无论怎样都无法作为为乡民提供公共品服务的政府主体行为而理解。正是经济主体的追逐利益的特性，这种组织越来越具有自利性，越来越与农民间呈紧张甚至对立、掠夺而不是服务的关系。

只要基层政府演变为“经济行动者”的角色，成万上亿的罗善平们所期待的减免税负，中央政府一再强调的减负政策的落实，就很难实现。这是农民增收的第二个主要制约因素。

三农民增收的出路

如何在整个国民经济年增长率持续高涨的同时，在农业人口的非农化前景却不很乐观的情况下，使仍占64％的农业人口的收入稍有提高，这是个既现实又极有战略性的问题。针对两大制约农民增收的外部性问题，采取以下措施很有必要：

农业产业化应是提高内部规模的产业化。政府应该把还有利润的涉农领域（金融、保险、水利、供销、批发、农机等等）放开，发动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民树立起“要发展就必须自己帮助自己”的理念，利用各种传统的村社组织资源走向自助和合作化之路，以组织本身的努力来增进成员的利益，通过合作的规模经营生成规模效益。这就会使农业剩余尽可能地留给农民自身，少受工商业的过度盘剥，并且实现以工商金融反哺农业。政府应在这种内部规模的产业化过程中起到帮扶和发育的作用，如让农民的合作组织能够免税地进入这些尚能产生利润的领域，给农民提供一定分额的资金作为基金，循序渐进地开展各种自助活动，等等。

还乡镇政府的“社会事务管理者”的角色。乡镇政府的改革，不只是裁剪冗员，而是功能的重新定位，“使其只保留最基本的社会事务管理能力，不对经济增长目标和自身财政负责，也不具备自我扩张和资源掠夺能力”5[5]。同时，也让上级部门失去依托乡镇兴办升级达标、检查考核活动的权力和功能。这是为农民减免税负的根本举措。

鉴于现实中的基层组织“只唯上”，“不唯下”，而中国改革已经进入了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来推动的阶段，农民增收的问题也不只是个经济问题，因此实际操作上是否分为两方面：一是通过各种提高内部规模的产业化发育村、乡两级的各种农民合作社，使“合作社作为财产主体和纳税主体，农民在社区内的农业生产只向合作社缴纳地租（承包费），不再承担其他税费”6[6]；一是在村民自治、自愿的基础上，村一级建立以党支部为领导核心，以农民联合会为主体，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民群众组织为补充的农村基层组织体系，使农民由虚弱的大多数变得强大起来，并积极合法地以一个整体的力量争取自己的应有权益。

第三篇：039农民运动之误

农民运动之误

农民运动，乃革命动力，取胜基础，然而，它却是错误的。

一、剥削之误

打土豪，分田地，根据是：地主剥削。剥削理论根据是“剩余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却是错误的。

“剩余价值论”错误在于，它误认为产品价值仅仅来源于，生产资料和工人劳动，其余都属于“剥削”。岂知生产力要素是多方面的，它包括：投入资本、组织管理、生产技术、设备创新、物流运输、产品销售等诸多环节。

首先，投入资本。如果没有资本投入，工人到哪里去劳动？没有工作，怎么挣钱？如何活命？现在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不就是非常急迫的事情吗？

其次，组织管理。没有人选择生产项目，购进设备建厂，并对整个生产过程精密设计，研究激发工人劳动积极性的制度，以及如何销售产品，进行分配，从而进入下一环节生产循环，生产能够持续吗？大跃进所以不能持续，不就是管理错误，压制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吗？第三，生产技术。得有专门研发生产技术的机构和人员，才能保持技术领先，产品畅销，生产才能持续。国人喜欢欧美国家的产品，不就是人家技术领先吗？

第四，产品销售。生产出来产品，如果销售不出去，大量积压，生产资金枯竭，还怎么进行下一步生产呢？还怎么给工人发工资呢？一些企业倒闭，往往是因为产品销售不出去造成的。请看，黄金时段电视广告，不就是为了推销产品吗？

如此看来，那种夸大工人劳动作用，无视其它生产要素的“剩余价值论”，还值得坚持吗？“剥削”是个错误的概念，它误导了全世界多少年啊。怪不得刘少奇说“剥削有功”呢？打土豪，分田地，就是抢劫，不要再讲什么“消灭剥削”，“土地还家”之类的鬼话。

二、杀人之误

湖南农民运动，给地主戴高帽子游街，到富家小姐床上滚一滚，甚至随意打杀，并把他们的土地财产没收。这些所谓“革命”行动，都是流氓、强盗行为。请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述：

“枪毙，这必是很大的土豪劣绅，农民和各界发众共同做的。例如宁乡的杨致泽，岳阳的周嘉淦，华容的傅道南、孙伯助，是农民和各界人民督促政府枪毙的。湘潭的晏容秋，则是农民和各界人民强迫县长同意从监狱取出，由农民自己动手枪毙的。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这样的大劣绅、大土豪，枪毙一个，全县震动”。

所谓农民运动“好得很”，是谁的看法？一些人没有辛劳付出，便轻易从地主那里得到钱粮、浮财和土地，他们当然认为“好得很”。安分守己的地主，又怎么看？当然是“糟得很”。

至于“一切权力归农会”，更是将自己凌驾于法律和政府之上，不仅侵犯私人财产，也侵犯人权，真是无法无天。

三、革命之误

革命，是暴力夺取政权，而后又暴力维持政权，从而形成“革命——专制——革命”恶性循环。所以，阿伦特才有“革命只能进行一次”，避免形成那个恶性循环的论断；才有李泽厚“告别革命”的深思。

湖南农民运动，就受到了总书记陈独秀批评。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陈独秀下令

停止转载，并发火说：“湖南的农民运动，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

正是湖南农民运动，造成首次国共合作破裂。北伐军不少军官都是富人家庭出身，得知家里财产被农民瓜分，亲人被拉上街头游斗甚至被杀头，万分恼怒，纷纷要求最高长官蒋介石为他们报仇雪恨。北伐正需要富人提供财力支援，富人纷纷向蒋总司令叫苦，这才导致蒋介石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中共党员从5万人减至1万人，使共产党遭受重大损失。

四、解放之误

农民运动，发挥农民作用，从而推倒“三座大山”得解放，这是误导。

所谓“三座大山”，子虚乌有。第一座“帝国主义”，是列宁设计的圈套，让中国为其“抗美”，做它的“挡箭牌”，结果是中国付出了“落后”的代价。第二座“封建主义”，那是“夏商周”三代，正常的社会秩序。第三座“官僚资本主义”，核心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这第一家族蒋，夫人宋美龄到美国后，仅仅拥有“两万美元”，连住房都没有，是孔二小姐养了她后半生；这第四家族陈，陈立夫晚年，老两口到美国养鸡，排队交鸡，又是何等凄惨啊。所谓推倒“三座大山”，只是“自我表功”的说法而已。

解放之后，实际行动是，土地改革斗争地主。地主是农村精英，他们拥有生产资料和先进技术，是乡村基层公益事业的举办者，是基层纠纷的调解者。他们多数是劳动起家，例如“四大地主”之一的周扒皮，原型叫周春富，是大连瓦房店的劳动群众，一辈子没有吃过好饭，没有长工吃得好，连裤腰带都是破布条拧成的，村里称他为“善人”。就是这样一个劳动致富的好人，却被斗争打死，天下还有“公理”吗？

剥削被否定，斗争地主就没有了理由，剩下的只是教训。后来，谁要是省吃俭用，积极向上，就会被友人告诫：“富了当心挨斗！”斗争地主的后遗症是，压制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苏联实行集体农庄制度，斗争富农，造成“解体”时农业都没有达到沙皇时代的水平。中国的“三农”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土地改革斗争地主造成的。

农民运动，其实是“运动”农民，结果还是得农民自己承担所造成的后果。英雄伟人应该记住，历史教训也应该汲取。

2014-2-12

第四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北伐所经之地的工农运动迅速高涨，形成积极互动之势。其中湖南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

农民运动迅猛异常的进展，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因而引起他们的仇视。国民党右派和国民革命军某些军官纷纷咒骂农民运动。共产党内陈独秀等人害怕统一战线破裂，也指责农民运动，一些地方党组织甚至采取了限制农民运动的措施。1927年一月至2月，毛泽东进行了历时32天的考察，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的这篇报告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以大量的事实材料，热情赞扬了湖南农民运动，回击了社会上的反动势力对农民运动的污蔑，也批评了党内对于农民运动的责难，特别是，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思想。

第一，充分估计了农民和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

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的高度，论述了农民和农民运动的地位。他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和地主阶级是专制政治的基础，是革命的真正目标。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需要一个农村大变动，辛亥革命因为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毛泽东还从当时农民运动的现状和趋势，论证了农民运动的巨大力量。他说，驶入暴风骤雨的农民运动，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速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 被他们葬入坟墓。毛泽东的论述，无论是从中国革命的客观要求，还是从农民和农民运动的现实力量，都证明了农民和农民运动向中国革命有至关重要的关系。

第二，论证了建立农民政权和组织农民武装的必要性

毛泽东指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的地主权利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屏障,要打倒封建地主阶级,首先必须推动他们的政治机器,而低值易代表农民利益的政权。毛泽东提出，组织农会是农民运动的第一件大事； 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毛泽东说，这个都睁不申报管理，其他一切箭镞见习、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的经济斗争阶级，都没有胜利的可能。

推翻地主政权、建立农民政权，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爆裂行动。因此，毛泽东指出，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关于建立农民武装，毛泽东提出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将从反动地主手里夺过来的武装置于农民政权的管理之下；另一方面，建立农会的梭镖队，这种新起的武装力量将大于旧武装力量。

第三，分析农民中的各个阶级，肯定贫农是农民中的革命先锋。

在文章中，毛泽东特别对中国农民的各个阶层的经济状况及革命态度作了分析。他指出，富农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但革命形势高涨时，他们也可参加革命宁，对他们应该争取和团结；贫农是“乡村中一项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毛泽东特别分析道：贫农由于经济上“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因而不怕失掉什么，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到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革命的大元勋。由上述这一系列分析，毛泽东得出的结论是必须依靠贫农来完成民主革命。他说：“没有贫农，便没有哥们能够。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

第四，提出在推翻地主政权的前提下进行技能攻击斗争的任务。

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产出封建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度。打倒地主阶级政权不是革命的终结，二是未完成上述任务准备了前提条件。一旦地主阶级政权被推翻，农民运动便进入新阶段。毛泽东在文章中强调经济上打到地主的任务，指出：“目前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妈呢激励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

第五，体现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历史唯物主义

思想。

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始终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毛泽东认为，高潮迭起的工农群众运动不仅是革命发展的标志，也是检验社会上各种势力特别是革命分子的试金石。他说，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农民运动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毛泽东用大量事实和道理，驳斥了反对派对农民运动“糟得很”的攻击，肯定农民群众运动“好得很”。他特别批评了那种嘴上天天喊“唤起民众”，民众起来又有害怕的叶公好龙式的人物，指出一切革命者都应当拥护农民运动，否则就占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尽管当时被党内一些右倾代表所责难，但党内许多同志和广大工农群众却热情欢迎它。这篇文献解决了一些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政策问题，表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进程比之党的创立时期有了发展，他成为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的一篇重要的代表作。

第五篇：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读后感

在这之前，我只接触过毛泽东的诗词。他的文章并没有读过，一方面是没有资源，另一方面我觉得他是一个伟人，写的东西应该比较高深，自己肯定读不懂！这次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去图书馆借了一本《毛泽东选集》。大概阅读之后，我发现原来他的文章并不像我想的那样晦涩难懂，反而通俗易懂，直白如话，一针见血。这本书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等，虽然我能看懂，但是却还不能产生自己的一些深刻的看法，我现在还处在知识积累的阶段，思想也同样在慢慢成熟！因为我来自农村，我对农村以及农民还是比较了解的，所以选择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来谈谈自己的一些理解和看法。

他在农民问题的严重性里面写道：“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在那个时代的农民运动还被说成是“痞子运动”，毛泽东说：“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态度，他是肯定农民运动的！虽然以前也看过一些关于农民的影视资料，但是从未深入想过，原来他们也是一股力量，一股不可小视的革命力量。以前一提起革命，脑子出现的都是一些伟人。但是现在我的脑海里还会出现另一些可爱的脸，那就是农民！

农民们组织起来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是农民自己打倒了土豪劣绅，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庙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等。农民也是很了不起的！现在很多人提到农民，都表现出一种不屑，甚至鄙视的态度。虽然我以前并不以我的父母是农民为荣，但是现在我可以毫不避讳的告诉别人我的父母是农民！首先，大家都是同胞，何必呢？不是一直在提倡民族、种族平等吗？既然可以对不同种族的人表现出平等的姿态，接纳他们，为什么不能对自己的同胞显示出友好呢？还是那些所谓的“平等”只是在必要的场合表现一下，来显示一下自己的高人一等的修养？再者，农民就真得是一无是处？答案是否定的！没有农民，哪来的粮食、蔬菜，哪来整洁的街道，哪来这么多的高楼大厦？提到保护环境，珍惜资源，我相信没有谁能比得上农民！因为他们懂得珍惜，懂得感恩，从不浪费！还有，不要认为农村出不了人才，要知道英雄不问出处。现在很多大学生都来自农村，他们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和那些城里人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对农民多谢尊重，多一些理解，他们一辈子勤勤肯肯，创造了许多的物质财富，但是留给自己享受的却很少，他们很容易满足。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愚蠢，相反的，在他们的身上更能找到踏实、善良、勤劳的品质。不要在公交车上遇到外出打工的农民带着大包小包就表现出不耐烦厌恶的样子，他们问路时也不要随便乱指，要知道他们的一生和我们自居知识分子的人一样，是有价值的！

毛泽东在谈所谓“过分”的问题是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段的暴烈的行动。”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关于“革命”这一词语的生动解释。我的内心有点震撼，原来革命是暴动。影视画面上的关于战争的场面没有给我带来的感受我却在这里读到了！革命没有我想得那么温和！我似乎可以感受到毛泽东领导革命时的坚毅与果断。那是怎样一种惊天动地的气魄与决绝！革命就是要彻底，要进行到底，根本不存在有些居心叵测的人所说的“过分”。虽然，革命好像已经离我很远，但是革命的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去继承去发扬的！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改革与发展，这需要我们想在革命时期的那种精神，果敢、坚决！要看清改革的目的、性质，找到正确的道路！

在十四件大事这一节中，毛泽东列写了农民办起了农社后，农民将自己组织在农会里，在政治上、经济上打击地主，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普及政治宣传，清匪，开展农民文化运动等，让我真实的了解到农民们的巨大的革命力量，他们能够站起来，打倒压迫他

们的坏人，他们不是任人宰割的牛羊，他们会也能奋起反抗的！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当然，有人无视农民的力量，如蒋介石集团，也有人如毛泽东所写“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的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这种现象的确值得思考。

这篇文章，字里行间可以感受的到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高度热情，也可以体会到他对农民作为一股革命力量的高度认可和欣赏。他的话语浅显易懂，但意义却很重大。他说话一针见血，不遮遮掩掩，直接切中要害！比如，“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换来换去还是一句废话”，由此可见一般！读过他的文章之后，较以前相比，我对毛泽东更添了一层敬意，为他的思想所折服！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思想的升华，让我又吸收了许多营养，引发很多的思考，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