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公司诉XX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案

第一篇：XX公司诉XX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案

XX公司诉XX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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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浦民二（商）初字第1000号

民事判决书

原告(反诉被告)XX公司，住所地上海市XX。

法定代表人金XX，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赵XX，XX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XX公司，住所地上海市XX。

法定代表人华XX，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严XX，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储XX，XX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XX公司诉被告XX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0年3月25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唐旭华独任审判，被告XX公司于2010年5月5日提出反诉，经2010年6月8日、7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合并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赵XX，被告的委托代理人严XX、储XX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XX公司诉称，原、被告经人介绍，于2008年1月28日签订《出口合同》，约定由原告为被告的外商客户加工侧边航空箱2800只，加工单价为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58元，共计价款为162,400元；交货日期为2008年2月28日之前；出货后，提单做电放，在原告发货后十天内付款，被告收汇后将货款支付给原告。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即组织加工生产，并于2008年3月3日将2800只航空箱交付给被告委托装箱的单位上海中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由被告代理出口。2008年6月，被告办理了该单货物的外汇核销，取得出口退税，但对于所欠原告的价款未能支付，现要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162400元；如被告

未能收取外商之货款，则要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62,400元；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欠款的利息损失5,000元(暂定)。

原告XX公司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为：

1、原、被告签订的《出口合同》；

2、案外人华XX出具的函件。

被告XX公司答辩称，原告所称双方约定十天付款，该内容合同中没有约定；本案所涉的外商与原告直接联系，原告只是将办理出口的业务交由被告代理；由于原告并没有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故被告没有办理外汇的核销。鉴于被告仅仅为原告的出口代理商，故既没有义务向原告支付货款，在原告无法获得货款时亦没有责任向原告进行赔偿。现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另外，被告在代理期间为原告垫付运费3,845元，现提出反诉，请求判令原告支付垫付的上述运费；判令被告支付该欠款的利息损失500元(暂定)。

被告XX公司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为：

1、货物装箱单；

2、货物出口报关单；

3、跟单信用证，信用证通知书；

4、货物运输代理业专用发票；

5、加盖原告印章的说明文件。

经审理查明，2008年1月28日，原、被告签订《出口合同》。约定由原告按照外商客户的加工要求、质量要求加工生产侧边航空箱2800套，每套加工单价为58元；货物由原告送至客户指定仓库并承担费用；出货后，提单做电放，被告收汇后凭原告提供的全额增值税发票向原告支付货款；交货日期为2008年2月28日之前；原告自行组织出口货源，出口货物因交货日期或产品质量问题以及其他原因造成客户索赔、纠纷或者损失均由原告与

客户协商解决，与被告无关。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即组织上产加工，并于2008年3月3日将出口商品交付给案外人上海中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该批货物在同月6日办理报关手续出运。嗣后，原告因未能收取该批货物的货款，要求被告予以支付，因无结果，故形成纠纷，由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2008年2月13日，XX银行开出信用证。该信用证记载的申请人为XX公司，受益人为XX公司，金额为22,120美元，信用证编号为XX，有效期至2008年3月25日，最后装运期限为2008年2月28日。2008年2月14日，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向被告送达信用证通知书，告知被告该行收到前述的信用证，并要求被告在交单时将本通知和信用证一并提示。2010年6月12日，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在上述信用证通知书上记载了“信用证在该行未议付”。

2008年6月30日，被告在一份说明文件上加盖印章。该说明的内容为，原告委托被告代理出口箱包给台湾客户，由于原告晚交货，外商拖延支付外汇，目前正在和台湾客户协商中，与客户协商一致后，外商将立即付款。合同项下海运费到付，国内拖柜包干费共计3,845元，由于原告资金非常紧张，暂时无力支付，申请被告先代为支付上述运费以便及时从船公司拿回报关单核销单，上述费用等外商付款后从原告的货款中扣回。为了此票能够在外商付款后办理退税，现原告申请用被告的其他外汇收入先核销原告出口货物对应的外汇核销单，上述核销用外汇等外商付款后补回给被告。被告将原告出口货物对应的外汇核销单核销的行为不代表从原告指定的外商处收到相应的外汇，仅以日后从外商处取得的付款证明(通知)书与被告从银行取得的该外商为付款人的收汇水单为收汇对账凭证。

本案审理期间，证人华XX出庭作证。陈述称，台商需要箱包，要求其在大陆市场寻找生产商家，因此，其与原告进行联系，并于2008年1月27日向原告出具了一份函件，内容主要为向原告订购的箱包2800只，FOB上海码头价为8元，交货日期为2008年

2月28日，出货后10个工作日付款。该单业务交由被告方小严(即严XX)做合同。原告在该文件上表示同意。该单出口业务确实由被告操作，在货物出口后，因没有收到台商的货款，其曾陪同原告到被告处催要，但被告没有支付。同时，原告将其诉讼请求确定为要求被告赔偿损失162,400元和相应的利息损失。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原告将其诉讼请求明确为要求被告赔偿货款损失162,400元和相应的利息损失。因此，被告在代理出口货物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是考量其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基?Ｊ紫龋诨跷锍鲈酥埃桓嬉丫盏教ㄉ躺昵氲男庞弥ぃ庞弥ど霞窃氐淖詈笞霸似谙尬?008年2月28日，该日期与原、被告在合同约定的交货日期一致，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原告交货日期为2008年3月3日，由于原告未按合同约定时间履行交货义务，最终导致信用证没有兑现，被告没有过错。其次，在货物出口以后，在信用证没有兑现的情形下，原告虽向被告催讨货款，但依合同约定出口货物因交货期或者产品质量问题以及其他原因造成客户索赔、纠纷或者损失均由原告与客户协商解决，与被告无关。可见，双方在签订合同之时，已经将与客户协商的责任归于原告。现被告表示考虑到合同关系，在得到原告的授权后并承诺承担必要的费用后，被告愿意为原告催讨涉案货款，故被告亦没有过错。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及其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被告反诉要求原告支付运输费3,845元的诉讼请求。双方的合同约定，运费由原告承担，在说明中原告已经承认拖欠拖柜包干费3,845元，故该款应当由原告向被告予以支付。原告认为：

1、该说明系由被告起草的，并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因原告在该说明上加盖印章，表明原告对于该说明所记载的内容为没有异议，故原告的该抗辩，本院不予

支持；

2、该说明中注明所欠被告的款项在台商支付的货款中予以扣除，现台商没有付款，原告亦不应向被告支付该款。上述说明中确实记载了拖欠被告的费用从台商支付的货款中扣除，该表述仅仅表明欠款的付款方式，原告以此为由拒付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被告反诉要求原告承担前述欠款利息损失500元的诉讼请求。由于合同和说明均没有明确的付款时间，故被告的该项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XX公司要求被告XX公司赔偿货款损失162,400元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原告XX公司要求被告XX公司赔偿利息损失5,000元的诉讼请求；

三、原告XX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被告XX公司运输费3,845元；

四、驳回被告XX公司要求原告XX公司赔偿利息损失500元的诉讼请求。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本诉受理费3,648元，减半收取为1,824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5元，合计1,849元，由原告XX公司负担1,839元，由被告XX公司负担1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唐旭华

书记员褚剑慧

第二篇：XXX公司诉XXX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

XXX公司诉XXX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

承办律师江苏道多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凯

【成功案例入选理由】 娴熟把握和运用法律，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2008年8月27日，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了《布展合同》，合同约定：甲公司为乙公司布展2008年、2009年香港某展览会。合同签订后，甲公司按约完成了上述展览会在香港亚洲国家博览馆展位的部分布展工作，乙公司支付了相应的价款。同年11月，乙公司向甲公司出具《保证协议》，保证甲公司继续负责乙公司所有展台的制作与搭建工作，否则甲公司将自愿承担总合同金额10%的违约金。后因乙公司未将展台制作与搭建工作继续交由甲公司负责完成。展会结束后，甲公司发现这一情况，遂要求乙公司支付违约金。乙公司则认为，甲、乙公司之间所签订的布展合同履行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甲公司不具备进入香港履行搭建工作的资质和相关条件，因此，乙公司有理由不再履行布展合同。据此，乙公司的行为不构成违约，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为此，甲到我们这里咨询，委托我们依法为其处理本案。

【我们对本案的分析意见及工作方法】 我们认为，乙公司认为，甲、乙公司之间所签订的布展合同履行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甲公司不具备进入香港履行搭建工作的资质和相关条件，因此，乙公司有理由不再履行布展合同的抗辩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乙公司的抗辩观点，是滥用不安抗辩权的表现。甲的合法权益是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的。

承办本案的李凯律师认为：

1、甲、乙二公司之间签订的布展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

2、乙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将展台制作与搭建工作继续交由甲公司负责完成，乙公司应该承担违约责任；

3、不安抗辩权是指依据合同约定，应当先履行合同义务的一方，如果发现合同对方出现可能无法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在提出确切证据的前提下，有权暂时不予履行己方的合同义务，并可以要求对方提供适当担保后再继续履行合同，或者在对方不能提供担保时解除合同。根据法律规定，合同当事人行使“不安抗辩权”时，必须要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合同对方具有法定的可能无法履行合同义务的情节，否则即会被认定为违约。因此，在甲公司已经按约完成了上述展览会在香港亚洲国家博览馆展位的部分布展工作，乙公司亦支付了相应价款的情况下，乙公司滥用不安抗辩权试图免除自己应该承担的合同义务，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为驳斥乙公司滥用不安抗辩权试图免除自己应该承担的合同义务的辩解，李凯律师认为，本案的第一工作重点应该放在要求乙公司举证证明甲公司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方面。同时，甲公司还可以向法院表明自己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并将自己已经部分履行合同的情况向法院展示。以争取法院将乙公司的辩解归于无效。

另外，为圆满实现甲公司的诉求，李凯律师还做了以下二个方面的工作：

1、细致的向法院陈述了合同一方当事人履行不安抗辩权的要求和顺序。在法律根据上争取法院的支持，将乙公司的辩解归结于滥用法律而无效。

2、根据乙公司滥用不安抗辩权的现象，对乙公司可能在本案中继续不当使用法律规定进行狡辩的可能性进行了预测。李凯律师预测，因为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在香港，乙公司很可能还会在本案的管辖问题上做文章。

果不其然，乙公司很快提出，因为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在香港，因此本案不能由本市法院管辖审理。

由于李凯律师事先即对乙公司可能继续不当使用法律规定进行狡辩可能性进行了预测，李凯律师当庭提出，虽然法律规定合同纠纷可以在合同履行的法院

审理，但是，法律同时还规定合同纠纷也可以在被告所在地法院审理。据此：

1、合同纠纷是在合同履行地的法院审理，还是在被告所在地法院审理，法律并没有将选择权赋予被告（本案中为乙公司），而是赋予了原告（本案中为甲公司）；

2、法律规定，合同纠纷可以在合同履行地的法院审理，也可以在被告所在地法院审理，其法律基础是便利诉讼原则。在合同约定需要搭建展台的展会已经结束的情况下，本案由被告（乙公司）所在地（本市）法院审理，更符合便利诉讼的法律原则。

由于李凯律师对法律规定的娴熟把握和运用，法院全面采纳了李凯律师的意见。

【裁判结果】 法院判决乙公司全面承担了违约责任。

第三篇：外轮代理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

外轮代理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

「案情」

1985年1月11日，香港启通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通公司)向中国广州外轮代理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外代)出具委托书，称“我司经营香港至广州地区海上货运业务，日后本司进入广州地区的一切船只，全权交由贵公司负责代理，请贵公司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给予办理出入境的一切手续及收取合理费用”，广州外代接受了启通公司的委托，双方正式建立船舶代理业务关系，基本做法是由启通公司预付备用金，广州外代代付港口使费等费用，并收取代理费。1986年7月10日，双方又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就国内经营香港办理中转货运业务达成分工，根据协议，广州外代负责：(1)接受托运，负责向船公司洽商二程船仓位，并签发二程船提单;(2)负责计收全程运费，并直接与船公司进行运费结算，余额汇启通公司，运费争取在一个月内结算完毕，(3)接受委托办理出口报关手续，并收取一定的报关手续费，(4)负责答复专业公司提出的运价咨询工作。(5)缮制出口船舶舱单。启通公司负责：(1)协助外代组织广州地区或附近各地出口到世界各地的货源，(2)安排一程驳船，以便及时装运经香港中转货物，(3)负责一切装船现场业务，包括代货主报关手续，„„(5)运价为三方协议，启通公司应与外代共商与二程船公司的结算方式，方便外代的结汇工作，如有特殊议价货物，应在签发提单前通知外代，以便外代及时收取运费;(6)及时提供出口货箱资料，以便外代缮制出口单证及结算费用。在启通公司与广州外代签订货运代理协议前，1985年5月起，广州外代实际上已经作为启通公司的货运代理履行了货运代理业务。该“协议书”签订后，更加明确了双方货运代理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在实际操作中，广州外代签发 PKT提单(P指外代，KT指启通)，计收运费，广州外代扣除2.5%佣金，余额汇启通公司。这样，在船代关系中，启通公司应向广州外代汇付港口使费，在货代关系中，广州外代应向启通公司汇付运费，形成双向付款的状态。后因启通公司预

付备用金不足，经双方同意，从1988年3月起，由广州外代直接在运费中扣付在船舶代理关系中启通公司所属船舶产生的港口使费，即以“冲抵”的方法解决。在本案货运代理合同下，最后一票货运业务于1991年11月30日签发“预付运费”提单，以后再没有运费发生。1991年3月28日双方就运费对帐后，至1992年5月没有就运费对帐。双方费用最后一次“冲抵”是1992年6月30日，广州外代以1990年12月4日签发的编号为PKT-30329提单项下2，750 美元的运费冲抵启通公司对其的欠款。

1992年6月2日，广州外代以启通公司拖欠费用为由，向本院申请扣押启通公司所属的“启通3号”轮，船舶代理业务中止。6月30日，广州外代向本院起诉，在一审答辩状和二审上诉状中，启通公司均提出尚有部分运费未结清，要求一并清算，但没有提起反诉，法院对启通公司在答辩中提出的运费要求未予审理。在审理该案过程中，一审法院委托广州市花城会计师事务所核查了双方自1986年1月至1992年5月每月的往来帐，经该所针对广州外代的诉讼请求进行专项审计，结果为：广州外代起诉状请求事项中的运费佣金16，718.59美元及重付运费收入665.44美元应予确认。启通公司对广州外代请求中的1992年5月份的船舶使费30，537.42 美元及银行手续费203.20美元予以确认。广州海事法院于1993年10月25 日以(1992)广海法商字第2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启通公司支付广州外代港口使费30，537.42美元、银行手续费203.20美元、运费佣金16，718.59美元及重付运费665.44美元。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994年4月20日以(1994)粤法经二上字第1号判决维持原判。执行中，启通公司向广州外代支付了49，294.65美元。

原告启通公司于1994年6月1日向广州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认为：1984年10月，启通公司与广州外代签订船舶代理协议，广州外代作为启通公司在广州地区的船舶代理，按代理公司的收费标准收取代理费和代付港口费。1986年7月10日，双方签订了一份货运代理“协议书”，该协议约定，广州外代按约定收取2.5 %的佣金，必须满足以下条件：(1)签发PKT提单(P是外代的英文代码，KT是启通的英文代码)，(2)计收运费。上述两份代理协议涉及两种不同类型的代理业务，船舶代理产生港口费;货运代理产生运费和佣金，广州外代向启通公司支付的运费和启通公司向广州外代支付的港口费，一直是按上述协议约定进行冲抵和结算的。自1984年双方开展业务始，广州外代根据“货运代理协议书”，共签发了3，604份“运费预付”提单，应收海运费为港币23，630，525.34元。广州外代已向启通公司支付运费270次，金额为港币 15，487，151.78元;广州外代在应付给启通公司的运费中扣除部分运费冲抵港口费61次，金额为港币1，403，032.49元。至今，广州外代尚欠启通公司运费港币6，740，432.08元。另一方面，根据船舶代理协议书，广州外代应向启通公司收取港口费的来单共214 份，总金额为2，688，945.90美元。启通公司通过直接汇款支付港口费131次，金额为2，875，480.60美元;广州外代直接从应付启通公司的运费中扣除部分运费冲抵部分港口费61次，金额为180，005.11美元。广州外代尚欠启通公司港口预付金186，529.42美元。自1984年11月1日至1992年6月2日止，广州外代尚欠启通公司运费和港口预付金8，195，230.07港元;另外，启通公司于1994年8月多付给广州外代有关费用共49，294.65美元。请求法院判令广州外代偿付启通公司运费和港口预付金8，195，230.07港元;判令广州外代向启通公司退还多付的费用49，294.65美元;并承担上述款项的利息;赔偿由于广州外代错误申请扣押“启通三号”轮给启通公司造成的经济上及信誉上的损失。

被告广州外代答辩认为： 本案船舶代理合同与货运代理合同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合同，应分别处理。船舶代理合同产生的费用纠纷，广州海事法院以(1992)广海法商字第22号判决书作出了判决，该判决二审予以维持，已发生法律效力。启通公司再次起诉无理。1986年7 月双方签订货运代理合同，合同约定由广州外代“签发提单，计收全程运费，并直接与船公司进行运费结算，余额汇启通公司，运费争取在一个月内结算完毕”。从1986年开始因启通公司一直不按

约定预付港口使费备用金，广州外代长期代启通公司垫付港口使费。1988年下半年开始，根据启通公司指示，广州外代将代收的运费冲抵港口使费，同时，制作运费清单，连同委托收付凭单、冲抵的港口使费清单一并邮寄给启通公司。广州外代代收代付每一笔运费的行为都构成独立的民事法律行为。被告每次代收代付权利都是根据所签发的每一份提单和原告的指示产生的，而每一份提单都是一个运输合同，每一提单运输合同的诉讼时效均分别计算，每份提单的运费也是分别结算的(提单涉及的托运人不同)。对于启通公司所托收的每一笔运费和汇出的运费或冲抵的运费，都是即时清洁的。启通公司收到每笔运费、运费清单和委托收付凭单，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广州外代计收运费是否正确，结算是否正确，其权利是否被侵害。因此，启通公司索赔运费的诉讼时效应按每笔运费的结算分别确定，即以启通公司收到每一提单运费的结算清单时分别起算，而不应从货运代理合同中止时起算，启通公司每次收到运费和有关清单后都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而数年之后再提出，已超过诉讼时效。

广州外代不存在欠付启通公司数十万美元的事实。启通公司对其主张应承担全部举证责任，但其未提出任何有效证据。启通公司出具广州会计师事务所查帐报告(粤会所查字(94)第160号)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启通公司属境外企业，单证的真实性、相关性、合法性均应以当地法律为准，广州会计师事务所无法核实其单证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上述查帐报告未能根据全部原始凭证作出，原始单证欠缺，大部分资料是复印件，而且都是启通公司单方提供的单证，未能准确反映帐目的真实情况。启通公司应向法院提供原始凭证供核对。对于启通公司的帐目真实情况，不仅要审查其公司帐目、原始单证，还要核查启通公司在香港开户银行的全部往来帐目，查证启通公司是否收到该笔运费。因广州外代签发的提单中有一部分根据启通公司的指示计收运费，有一部分由启通公司直接与托运人结算，有一部分由启通公司与二程船公司结算。只有根据当地法律规定进行查帐，才能准确反映帐目情况。因此，请求驳回启通公司的诉讼请求。

「审判」

广州海事法院认为：本案是一宗涉港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启通公司与广州外代没有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准据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二款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规定确定处理本案实体争议的准据法，因合同履行地在中国广州，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启通公司向广州外代出具的委托书，以及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按双方货运代理“协议书”的约定，广州外代应负责计收全程运费，并与船公司结算运费，余额汇启通公司，运费争取在一个月内结算完毕。这说明广州外代负有及时代收运费并向启通公司支付运费余额的义务。

就广州外代代收的运费而言，其显然不是一次产生的，而是随着合同中每票货物托运，装船，签发提单，代收运费，扣除运费佣金，按约定余额退启通公司，每一票货运的代理业务依次分别单独产生，合同履行是不断发生同种类的货运代理关系，而不是连续不断的。货运代理合同没有约定待合同结束时再行结算，而约定运费争取在一个月内结算完毕，根据该约定每笔运费应在广州外代应当收到运费之日起，即从其签发提单之日起逐单在一个月内结清。

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请求权，确定时效的起算点应看当事人何时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本案中一票货运的运费，预付运费则为签发提单前发生。根据合同约定，在广州外代应计收运费的一个月后就应与启通公司结算，将余额汇付给启通公司。如果广州外代未按时将余额汇付启通公司，启通公司就可行使请求权要求广州外代支付代收的运费。此时即为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按照双方业务流程，启通公司未按期收到运费，或收到每笔运费、运

费清单和委托收付运费凭单，就知道结算是否已按期进行或是否正确，权利是否被侵害，此后，启通公司未积极与广州外代结算，向广州外代追讨，表明其开始懈怠行使请求权。

当事人之间要求结算是要求核帐以明确债权债务关系，仅此而已，不能视为明确债权债务关系，更不能视为要求对方履行金钱给付之债，不具有中断时效的效力。由于当事人双方帐目交叉，广州外代根据约定将双方债务进行冲抵。抵销使双方互负的债务按照抵销数额归于消灭，冲抵的效力就在抵销额内，并不能构成同意履行所有债务而将最后一次抵销视为时效中断，已冲抵债权债务即归于消灭，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在(1992)广海法商字第22 号案答辩和该案上诉中，启通公司均提出尚有部分运费未结清，但未以诉的形式提出请求，不能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在本案中启通公司没有提出时效中断事由，也无证据证明有时效中断的事由，本案也不具有诉讼时效中止和依法需要延长的情形。“协议书”签订前，双方产生的债权债务，已过十二年，诉讼时效已过。“协议书”签订后，双方产生的债权债务，应依照双方在“协议书”中的约定处理。在运费发生的一个月后，广州外代未按约定向启通公司支付运费余额，启通公司就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从此时起算时效。启通公司最后一笔运费的发生时间为1991年11月 30日，请求该笔运费的时效应从1991年12月31日起算，经过两年，于1993年12月31日届满，启通公司于1994年6月1日，向本院起诉请求广州外代支付在1991年11月30日以前发生的运费，显然已过诉讼时效，失去了法律的强制保护，本院对启通公司的运费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港口预付金，自1992年6 月启通公司终止船舶代理合同，广州外代于1992年6月30日向本院起诉请求启通公司偿付拖欠的代理费、港口使费、佣金、手续费及利息，两审均判决启通公司应向广州外代支付港口使费30，537.42美元，这说明船舶代理合同结束时是启通公司尚欠广州外代费用，不存在广州外代欠启通公司港口使费预付金的情形，包括港口使费预

付金在内的整个船舶代理费，两审法院作出了判决，已为既决事项，不可再诉。本案中启通公司再向广州外代请求港口使费预付金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启通公司请求的1994年8月多付费用49，294.65美元，是其为履行(1992)广海法商字第22号判决而支付的款项，在本案中提出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广州外代因与启通公司船舶代理合同纠纷案请求法院对启通公司所属的“启通三号”轮实施扣押，该行为所涉案件已由两审法院审结，广州外代胜诉。故广州外代扣船并无不当，启通公司请求扣船损失无理，不予支持。

广州海事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于1998年9 月18日判决：驳回启通公司对广州外代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原告没有上诉，表示服判。

「评析」

该案争议的焦点是时效问题。正确确定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是顺利审理本案的关键。

在审理过程中，对如何起算本案运费请求权的时效，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本案合同是长期合同，应将从1986年7月10日合同成立至1992年合同结束间的履行行为作为一个整体。启通公司与广州外代双方签订货运代理和船舶代理协议，是长期合作合同，启通公司应向广州外代支付船舶港口使费、运费佣金，广州外代扣除运费佣金和抵扣港口使费后，余下的运费退还给启通公司。尽管两份合同的性质和内容不同，但双方在两份代理合同的结算上确实存在“预付”、“抵销”、“扣除”和“退余额”的交叉，虽然货运代理协议中约定运费争取在一个月内结算完毕，但双方并没有进行定期结算，存在争议时也没

有核账，双方的债权债务是一直延续下来的，并反映在双方的往来账上，将双方长期以来的业务往来拆解，以每一次船舶代理或货运代理作为单独的民事法律行为审理或起算诉讼时效，破坏了合同的整体性和连续性，有违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缺乏理论和法律依据，让原告每成立一笔运费，就追偿一次，不利于长期业务合作，实际操作上也不可行，诉讼时效应从双方实际终止业务时起算。

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合同是长期的，但货运代理合同明确约定“运费争取在一个月内结算完毕。”显然，双方对债权清偿期进行了约定，尽管业务是长期的，但运费是逐单产生并确定的，由于广州外代代理签发的是“预付运费”提单，并且合同约定由广州外代代收运费，那么，当广州外代签发提单时，广州外代就应当向托运人收取运费，因此，提单签发时，启通公司对广州外代的债权就已成立，每签发一份提单就确立一个债权，实际操作中逐单结算简单易行。如果广州外代没有在签发提单后(即其应当收取运费之日)，一个月内结算运费将余额汇给启通公司，其就未按约定清偿期清偿债务，这时，启通公司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就可以行使其权利，诉讼时效应从此时起算，即从清偿期限届满时，也就是签发提单之日的第三十一日起算，在二年的时效期间内，未发生中止和中断时效的法定事由及可延长的情形，诉讼时效就已届满，被告就丧失了胜诉权。

应当明确的是，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请求权，确定时效的起算点应先看请求权何时发生，合同的履行是请求权发生的原因，只能作为探究请求权发生时间的根据而已，若直接以合同履行、结束等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点，此显然与民法“权利可行使之时起算诉讼时效”的基本理念不符，并于法无据，难以服人。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是一个极原则的规定。那么如何来确定请求权的可行使之时呢?依民法理论与实务的解释，无清偿期的债权，自债权成立时起算;有清偿期的债权，自期限届满时起算。本案货运代理

合同项下先后发生一次次同种类之债，一次次确定债权并产生请求权，该请求权的时效自应分别起算，因为毕竟债权的确定及请求权可行使的时间不同，决不能因同种类而混淆。

本案所涉运费显然不是一次产生的，而是随着货运代理合同下每票货物托运，装船，签发提单，代收运费，扣除运费佣金，按约定余额退启通公司，争取一个月内结算，从而由每一票货运的代理业务依次分别单独产生，合同履行不是连续不断的，而是不断发生同种类的货运代理关系，各货运代理业务间没有不可分割的牵连，每笔运费应按约分别结清支付，合同并未约定待合同结束时统算，合同的长期性不等于结算的无限推迟，直至合同结束清算才发生金钱给付之债。长期货运代理合同只是当事人间每次货运代理业务一直共同遵循的原则，免却双方就每一货运代理业务分别委托签约之烦恼，此即为航运实务中长期代理合同与航次代理合同之分别。如以同一时间(合同结束时)作为非同时确定之债权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显然于法理不通。

预付运费为签发提单时发生。启通公司请求的运费，均为广州外代代为签发的“预付运费”提单下的运费。合同约定“争取一个月内结算完毕”，虽然“争取”一词不是法律用语，带有或然性，不具有“必须”、“一定”之类的确定性，但不应因此而将“结算完毕”解释为无限期的，或者是将“结算完毕”的期限认为是可有可无的，既然限定于“一个月内”，就应严格遵守，不应予以宽限。根据合同约定，在广州外代应计收运费的一个月后(广州外代是否收到运费在所不问)，若广州外代未与启通公司结算，将余额退启通公司，启通公司就可行使请求权要求广州外代结算并退费，此时即为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按照双方业务流程，启通公司未按期收到运费，或收到每笔运费、运费清单和委托收付运费凭单，就知道结算是否已按期进行或是否正确，权利是否被侵害，过此时，启通公司未积极与广州外代结算，向广州外代追讨，即表明其开始懈怠行使请求权，懈怠持续两年，若无中止，中断事由或可延长情形，其胜诉权消灭，失却法律的强制保护。

双方均为营利性法人，对已发生的债务自有强烈的商业意识，每一票货运实现，运费发生，按合同约定，自知何时可行使请求权。至于时间稍久，业务渐多，双方帐目交叉，不知债的具体数额，为其管理方面的问题，不应视为其不知请求权可行使的理由，因为债权人知其请求权可行使的状态早已形成在先，尔后，由于久日久之，业务积累和交叉，才发生不知帐目的情形。债权人未积极行使权利是双方帐目不清的原因之一，长期以来其懈怠行使权利，终因结帐繁多，帐目混乱，对多年陈债旧帐，剪不断，理还乱，双方难以协调，终于引发诉讼。因该代理业务历时较长，业务繁多，所涉证据量大，举证困难，进入诉讼后，广州海事法院传唤当事人进行九次质证，给法院审理带来很大的不便，该案显示出债权人在业务上的重大疏忽，法律上懈怠的不可宥恕性，正说明了懈怠行使权利的后果，法律上实行时效制度之重要性。时效制度有其重大功能，除稳定法律秩序，作为证据之代用，避免举证困难外，其重要作用还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使长期不行使权利的人丧失其权利，有利于更好地发挥财产的效用及促进社会经济流转正常进行，保证社会经济的发展。

审理时效问题，不宜在审理之初，就立意查明某一行为以作为时效的起算点，应遵循先初步确立时效起算点，再查时效中断事由，最后确定有效的时效起算点，全案审理才能有序进行，有条不紊。本案审理，经过质证，最终遵循了这一步骤，也注意到一些可能中断时效的事由：

1、要求结算，结算结果可以表明双方对债权债务重新确认自应作为时效中断事由，在长期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会有单方要求结算但未结算的情形，仅仅要求结算，其意就是要求核帐以明确债权债务，仅此而已，不能视为要求对方履行金钱给付之债，不具有中断时效的效力;

2、冲抵，由于当事人双方帐目交叉，有广州外代将双方债务抵销的情形，抵销使双方互负的债务按照抵销数额消灭，抵销的效力就在抵销额内，不能上升到抵销意味同意履行所有债务而将最后一次抵销视为时效中断，重新起算时效。经冲抵的债权债务已归于消灭，不属本案审理范围;

3、启通公司在(1992)广海法商字第22号案中的抗辩和二审上诉中的理由，在(1992)广海法商字第 号案一审答辩和二审上诉中启通公司均提出尚有部分运费未结清，但在一审和上诉中启通公司始终未以诉的形式提出请求。一审庭审中的抗辩和上诉的理由，只不过是一种“观念通知”，告诉法院并不是其欠广州外代的款，仅仅是对广州外代请求的否认，还不能构成“诉”的意思表示，不能产生“提起诉讼”的法律效果。启通公司的抗辩和上诉理由在两审判决中均未得到认可，因而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既不能视为向法院起诉，也不能视为向广州外代提出要求，故不能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

综上，第一种观点没有从合同出发，忽视合同关于“运费争取在一个月内结算完毕”的约定，没有辨清长期合同与限期结算的意思表示，对长期不断产生的同一种类的债权成立时间认识不足，因而错误地判断原告可行使其债的请求权的时间，以实际终止业务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显属不妥。第二种意见从合同约定出发，依民法理论和法律，合理解释合同，正确认识每笔运费可行使请求权的时间，并据此确定诉讼时效起算点，在查明案件没有时效中断、中止事由或依法需要延长的情形的前提下，认定本案所涉运费已过诉讼时效。以此观点为基础作出的判词着重逻辑推理，条理清楚，切中要害，深入分析，说理透彻，以理服人。尽管该案当事人争论激烈、分歧很大，但本案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因此，原告服判息诉。

第四篇：A公司诉B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代理词

A公司诉B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代理词

A公司诉B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代理词 审判长、审判员：

国浩律师集团（天津）事务所接受原告A公司的委托，指派我担任A公司诉B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案第一审代理人，通过法庭调查，综合案件情况，现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应依法予以解除 2007年10月3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合同。该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出租位于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XX号房屋。该合同第五条第一款约定：“拖欠房租累计壹个月以上”，原告有权解除合同、收回房屋。截至2010年7月24日（先予执行之日），被告已经累计拖欠房屋租金共计21个月之久，且经多次催要未果。

代理人认为，《合同法》第227条明确规定：“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此外，《天津市房屋租赁管理规定》第27条规定：“拖欠租金累计6个月以上的”，出租人有权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并收回房屋。本案中，被告拖欠房屋租金长达21个月，无论是法律规定的6个月还是当事人约定的1个月，均成就了合同解除的条件。

二、被告应向原告支付房屋租金3850000元

《房屋租赁合同》第二条第1款约定：“出租房屋价格全年总计人民币220万元，大写贰佰贰拾万元整”。由于被告已经累计拖欠房屋租金21个月，故应向原告支付房屋租金共计3850000元（220万/12月×21个月）。

对于被告提到的房屋面积问题，代理人认为，房屋面积问题不属于本案的争议焦点，不应作为被告拒付租金的抗辩理由。

其一，本案租金计算标准为整体计租而非按面积计租 《房屋租金合同》第一条明确约定：“甲方将位于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XX号总面积双方认定为3700㎡出租给乙方”。第二条第1款约定：“出租房屋价格全年共计人民币220万元，大写贰佰贰拾万元整”。

根据合同的约定，原告的计租方式是出租房屋的整体（1-3层）而不是依据具体的面积。按照通俗的讲法，本案属于典型的“打包出租”。因此，房屋的面积问题不应成为本案的争议焦点。

其二，租赁物的面积与合同约定的面积并不冲突 由于原被告双方对于出租房屋的面积没有明确约定为使用面积或建筑面积，根据《合同法》第61条的规定，应按照交易习惯确定。

合同中之所以约定为“双方认定为3700㎡”，便是因为在面积计算时，累加了天津市高层房屋公摊系数为1.33的公摊面积。因此，本案中出租房屋的实际面积与约定的面积并无冲突。

其三，被告放弃房屋面积鉴定申请，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庭审中，被告曾要求对涉案房屋的面积进行司法鉴定，但由于被告未支付鉴定费用，故未对此进行鉴定。

代理人认为，被告逾期不预交鉴定费用，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三、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770000元

《房屋租赁合同》第四条第9款约定：“如任何一方违约而致使本合同无法依照约定履行的，应向无过错方支付本合同项下租金总额中尚未交纳部分的20%作为违约赔偿金”。代理人认为，该条款是双方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约定的内容和比例均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鉴于被告拖欠房屋租金共计3850000元，因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违约赔偿金770000元（385000元×20%）。

四、被告应向原告支付2008年、2009年采暖费266400元 《房屋租赁合同》第二条第3款约定：“供暖费由乙方负责，以上收费如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变动，按市政府要求相应变动”。

截至2010年7月24日（先予执行之日），被告连续拖欠了2008年及2009年两个采暖期的费用。根据天津市物价局《关于我市调整非居民供热价格的通知》，2008年、2009年采暖期非居民供价格为每平方米36元。因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2008年、2009年采暖期供热费用共计266400元（36元×3700㎡×2年）。

五、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物业服务费56666元

《房屋租赁合同》第二条第4款约定：“全年物业服务费40000元”。

自2009年2月15日至2010年7月24日，被告已经累计拖欠物业服务费长达17个月之久。根据合同的约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物业服务费56666元（40000元/12月×17个月）。

六、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由原告垫付的保证金等费用476200元

因涉诉房屋如不能及时腾交原告，将严重影响原告的正常经营。故原告于2009年5月4日向南开区人民法院提出先予执行申请。

由于被告拖欠商场租户保证金等费用，导致商场租户拒绝腾交房屋。为了减少各方经济损失，原告为被告垫付了本应由被告支付的保证金等共计476200元。

原告认为，商场租户的保证金等费用均交纳给了被告。因此，本应由被告向商场租户返还全部费用。鉴于原告已经为被告垫付了全部保证金等费用，因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保证金等共计476200元。

七、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由原告垫付的评估费112000元 庭审中，被告提出对于涉诉房屋的装修、设施等进行评估鉴定，但拒不交纳评估费用。为了使庭审能够顺利进行，原告为被告垫付了评估费用共计112000元。代理人认为，该评估费用依法应由提出申请的被告承担。鉴于原告为被告垫付了该评估费用，因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评估费共计112000元。

综上，代理人认为本案事实清楚、正确充分，依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原告的诉讼请求理据充分，依法应当予以支持，以维护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此致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代理人：国浩律师集团（天津）事务所 杨超

2010年4月12日

第五篇：A诉B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

除名决定的实体要件和送达程序

一、案情简介

王某系A煤矿职工，于1988年6月左脚非因公负伤。此后在未按规定履行请假手续情况下，王某长期不上班。A煤矿多次派人上门探访，要求王某上班，但是王某仍不上班且不办理请假手续。根据《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十八条规定，A煤矿于1991年12月1日以王某无正当理由经常旷工为由对王某作出除名决定。作出除名决定后，A煤矿立即派人将除名决定送达王某，但是由于王某家中无人且无法与王某及其亲属取得联系。A煤矿于1991年12月10日以挂号信方式将除名决定邮寄给王某，该邮件被邮局以查无此人为由退回。1991年2月18日，A煤矿将对王某的除名决定刊登在《法制日报》。王某于2004年5月24日向某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该委以其申诉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王某不服仲裁，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王某如对A煤矿的除名决定持有异议，应在劳动法规定的法定仲裁申请期限内提出仲裁申请，然而王某直至2004年5月才申请仲裁，其仲裁申请已经超过60日仲裁申请期限，其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

王某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法律分析

除名，是指用人单位专门对无正当理由经常旷工，经批评教育无效，且旷工时间超过法定期限的职工，依法采取的一种强行解除劳动关系的处理措施。《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18条规定“职工无正当理由经常旷工，经批评教育无效，连续旷工时间超过15天，或者一年内累计超过30天的，企业有权予以处理。可见，企业对劳动者作除名处理必须同时符合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

（一）王某无故经常连续旷工事实清楚

根据《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18条规定，除名处理的实体要件包括：一是职工无正当理由经常旷工，即除有不可抗拒的因素影响，职工无法履行请假情况外，职工不按规定履行请假手续，又不按时上下班，连续旷工超过十五天；或者一年内累计旷工超过三十天，即属于无正当理由经常旷工。”（见1990年1月5日劳动部《关于<企业职工奖惩条例>有关条款解释问题的复函》（劳力字„1990‟1号）。二是连续旷工超过15天，或者一年内累计旷工时间超过30天，但旷工应扣除法定休假日、休息日和其它政策性休假日（如婚丧假、探亲假、年休假，如果办理了相应的休假手续，予以扣除，但未经批准的超假，除非因不可抗力因素引发则仍视为旷工，不能扣除，女职工产假例外）。连续旷工是指从某年某月某日开始至某年某月某日结束，从未间断，但因前述依法可以扣除的休假日、休息日而中断不视为中断。三是经过批评教育不改，不是指劳动者要无正当理上经常旷工，连续旷工15天或一年内累计旷工30天后，用人单位进行批准教育或给予一般行政处分（开除除外）、经济处罚后，再无正当理由，连续旷工15天或一年内累计旷工30天，而是指只要劳动者无正当理由连续旷工15天或一年内累计旷工30天本身就是经过批评教育不改。

本案中，在未按照规定办理请假手续的情况下，王某以自己左脚受伤为由，长期不回煤矿上班，经过批评教育，仍旧旷工，旷工时间长达337天，其行为完全符合《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18条规定的除名情形，A煤矿有权予以除名。

（二）除名决定符合送达法定程序具有法律效力

《在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20条第2款规定“职工受到行政处分、经济处罚或者被除名，企业应当书面通知本人。”由此可见，企业对职工作出除名决定的，应当书面通知本人。否则，该除名对被除名者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

由于《劳动法》和《在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均没有对除名决定的送达程序作出规定，致使各地方在送达程序存在一定差异。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劳动部办公厅对除名决定的送达程序作出统一规定。1995年7月21日，劳动部办公厅在对吉林省劳动厅《关于通过新闻媒介通知职工回单位并对逾期不归者按自动离职或旷工处理问题的复函》(劳办发[ 1995] 179号)中对除名决定的送达程序作出明确规定：按照《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国发[1982]59号)第18条规定精神，企业对有旷工行为的职工做除名处理，必须符合规定的条件并履行相应的程序。因此，企业通知请假、放长假、长期病休职工在规定时间内回单位报到或办理有关手续，应遵循对职工负责的原则，以书面形式直接送达职工本人；本人不在的，交其同住成年亲属签收。直接送达有困难的可以邮寄送达，以挂号查询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只有在受送达职工下落不明，或者用上述送达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况下，方可公告送达，即张贴公告或通过新闻媒介通知。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在此基础上，企业方可对旷工和违反规定的职工按上述法规除名处理。能用直接送达或邮寄送达而未用，直接采用公告方式送达，视为无效。”

按照《关于通过新闻媒介通知职工回单位并对逾期不归者按自动离职或旷工处理问题的复函》规定，依次罗列的送达方式应当为一个先后顺序，如果通过第一种直接送达的方式可以送达，则不能通过第二种邮寄送达的方式，以此类推。也就是说，如果用人单位无法证明曾用前一种方式送达过且前一种方式无法送达外，用人单位直接采用后一种方式送达是无效的。因此，用人单位在向被除名者送达除名决定时，必须注意所采用的送达方式是否符合具体的先后顺序，否则会导致因送达方式的不合法而致使除名决定无效。

本案中，A煤矿在无法直接送达、挂号信被退回的情况下，才通过《法制日报》进行送达。可见，A煤矿对王某除名决定的送达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具有法律效力。

（三）王某的仲裁申请超出诉讼时效

根据法学理论，确定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应当以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益被侵害之日为依据，这符合劳动法律关系的特殊属性与处理劳动争议基本原则的。

《劳动法》第82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3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82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六十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本案中，A煤矿于1991年2月18日在《法制日报》上刊登了除名决定，根据《关于通过新闻媒介通知职工回单位并对逾期不归者按自动离职或旷工处理问题的复函》规定，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果王某对除名决定持有异议，应当按照《劳动法》第82条规定的仲裁申请期限，自送达之日起60日内提出仲裁申请，逾期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将不予受理。然而，王某直至2004年5月才向某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王某申请已超出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3条规定，应当依法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

三、启示

用人单位对职工作出除名、终止劳动合同等决定时，不仅要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以及规章制度等依据，而且在作出、送达的程序上也必须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才能保证除名决定、终止劳动合同等决定的合法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