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台湾地区的高等教育现状
台湾地区的高等教育现状
课程名称:台湾学习见闻指导教师: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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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台湾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起步较晚,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通过对一系列现有高等学校的的改革以及相继建立数量众多的高等院校,使台湾高等教育初具规模。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台湾教育政策的大幅调整与开放,进一步促使了台湾高等教育的发展,使台湾形成了数量众多、门类齐全、分布合理的高等教育体系。而台湾高等教育的体制,也有许多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
关键词:台湾;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台湾高等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太学”。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则始于日本统治时期。1946年,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湾设立1所帝国大学及3所独立学院,当时高等教育学生近3000人,教师60余人。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台湾高等教育才真正开始获得发展。
一、台湾高等教育的发展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日本人建立的一些大学经过改制得到发展,大陆一些知名大学如清华大学、交通大学与中央大学等也在台相继复校,同时新建了不少高等学校,使台湾的高等教育得以发展。到1988年,台湾有39年大学和独立学院,其中有13所综合大学,6所理工科学院,6所医学院与12所师范学校,1所艺术学院与1所体育学院。90年代以来,由于教育政策的大幅调整与开放,台湾许多专科技术学校改制为大学或学院,使得台湾的高等教育迅速发展。
二、台湾高等院校概况
目前高等教育分为专科学校、独立学院及大学与院校研究所。正规高等学校的学制一般为4年,但师范、法律和建筑系为5年,医学系为6-7年。高等院校研究所招收硕士与博士研究生。专科以上学校大部分设有夜间部,学生以在职青年为主,学习年限较日间部多一年。日间与夜间部均采用学分制。到2000年学年度,台湾有大学53所,独立学院74所,专科学校23所,合计150所,其中,公立院校53所,私立院校97所,3925个科系;在校学生10.9万人,教师4.3万人;研究所达到1410个。
三、台湾高等教育的调整与改革
首先是大学招考制度有重大变革。1953年开始,台湾实施大学联合招考制度。1989年,台湾成立“大学考试中心”,研究改革联合招考制度,并于1992年提出多元入学方案,1994年试办推荐甄选,1997年试办申请入学,不再公布各系组的最低录取原始分数。2001年,台湾高考制度进行重大改革,采行“考招分离”的“多元入学方案”,即“甄选入学制”与“考试分发制”双轨并行,前者占招生比例的六成左右,后者占四成左右。主要内容是:一是“考招分离”。大学入学考试中心专门负责命题研究、学科能力测验与指定科目考试等,而招生业务则由“联合分发委员会”负责。“甄选入学制”包括推荐甄选、申请入学和各类资优保送等多种升学方式,由各大学校系自行决定招生方式。“考试分发制”分为甲、乙、丙等三种方案,其中甲、乙两种方案为两阶段式考试,第一阶段为学科能力测试,第二阶段为各大学指定科目考试。丙案则只要参加指定科目考试即可,也就是联考。为配合2002学年度起的多元入学方案,全面停办大学先修制度。这一改革方案,较为复杂,引起社会的极大争议。这一改革后,台湾的高考升学率大幅提升,从此前的约60%上升为2003学年度的110%。
为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台湾“教育部”于2001年8月公布首部《大学教育政策白皮书》,提出多项重大高等教育发展计划。主要包括在两年内开放大学学年制与学季制并行,缩短现行学士4年、硕生生1至4年、博士生2至7年的修学年限,五年内设立10所以内的重点型大学与研究型大学,10年内完成25岁以上成人在具备一定条件后免学历入大学的目标。
四、台湾高等院校的目标定位
为适应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变化,台湾开始大力发展研究型大学,加强高等教育的基础研究。在台湾当局的政策鼓励下,台湾许多大学逐渐规划发展为“研究型大学”,增加研究所硕士与博士生人数。2001年8月,台湾“教育部”选出台湾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成功大学、阳明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台湾科技大学与政治大学等9所大学,提供7.2亿元,用以提高研究所基础教育,推动校际与国际合作,及推动研究生学习国际化。2001年,台湾一般大学研究所硕士与博士班招生名额达到27043人。台湾大学与中央大学研究生比率均已占学生总数的36%,计划未来达到50%;政治大学也减少本科学生人数,增加研究生比例,未来也计划达到1:1。
为了提高高校资源利用率和竞争力,台湾教育部门提供数十亿元,鼓励高校整合。近年来,台湾不少大学出现跨校研究中心或数所高校成立大学系统,甚至出现中等学校并入大学的趋势。未来计划实行“学系学程双轨制”,高等院校可设立跨院系学程,独立招生,大学可跨校组成大学系统、研究中心,以推动校际整合。
反观我们大陆,虽然说我们已经建立了十分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但同时还存在许多缺点,比如:如今的大学一味注重综合性而忽视了学校的专业特色,缺乏目标定位;在政府的主导下,为提高所谓的高考生升学率,各个学校不顾一切的扩大招生而忽视教育质量等问题„„所以我们有必要向台湾学习,最终使我们的高等教育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
第二篇:高等教育现状
高等教育的性质,高等教育是在完全中等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的专业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社会活动。(注:以上为中国的高等教育的定义)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大学,后来历经发展,主要是英国、德国、美国的大学的不断转型,形成了高等教育的三项职能即:培养专门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获得长足发展,改革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初步形成了适应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多种层次、多种形式、学科门类基本齐全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高级专门人才,在国家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为1022所;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分别为108.36万人和340.87万人;全国招收研究生7.25万人,其中博士学位招生1.50万人、硕士学位招生5.73万人、研究生班研究生200余人,在学研究生达到19.89万人;全国成人高等学校962所,招生 100.14万人,毕业82.57万人,在校学生282.22万人。1998年,全国高等学校在校生总数(包括成人高等学校)为623.10万人。
第三篇:台湾地区农业浅析
台湾现代农业发展的调研报告
一、台湾农业发展史
农业在台湾经济发展中曾经占有重要地位,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劳动力与市场,奠定了台湾经济起飞的基础。60年代末期后,农业“功成身退”,逐步进入停滞期,成为三大产业中最小的部门,在整体经济中已处于相当次要的地位。8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调整农业发展方向,台湾农业迈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战后,台湾农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恢复-发展-停滞-转型”四个阶段,也反映了台湾农业的兴衰史。
恢复阶段
1945-1952年,是台湾农业的恢复阶段。农业在日据时代曾获得较大发展,尤其是20-30年代,在日本所谓“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殖民政策下,出现了台湾农业发展的一段“黄金时代”,也形成了以稻米和甘蔗为主的单一农业生产形态。1951年,台湾农业生产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稻米产量达到148.5万吨,甘蔗产量为202.2万吨。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3%,农业劳动生产力年增长率约为6.3%,每年土地生产力约增长9.2%。
发展阶段
1953-1968年,台湾农业进入较快发展时期,被称为台湾农业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1953年开始,台湾当局确定了“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带动农业”的经济发展战略。1953年1月,台湾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农地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期间,台湾连续实施了四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其中,农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开发农业资源,增加农业生产,拓展农产品外销,向工业提供廉价的劳动力与原料。在增加粮食生产方面,台湾还采取了“肥料换谷”(以化肥配销交换稻谷)、“田赋征实”(以粮食实物上缴农业税)、“随赋收购”(以较市价为低的官定价格,按田赋赋额另外再加征部分稻米)等方式掌握粮源,维持低廉米价。这一期间,农业生产获得较快发展,农业生产产值从1953年的103.9亿新台币增至1968年的488.8亿新台币,增长3.7倍;最重要谷物稻米产量从164.2万吨增到251.8万吨;农业生产年平均增长5.5%,土地生产力年平均增长4.6%。农业发展不仅保证了粮食的充分供应,维持较低的物价,而且农业部分剩余资金、农产品外销取得的外汇及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工商业,支撑了非农业部门的迅速发展。
停滞阶段
1969年是台湾农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此后农业逐渐进入停滞阶段。60年代中期,台湾经济结构开始转型,逐渐由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向以工商业为主的经济形态转变,农业开始走向衰落,农村劳动力开始大量流入城市与工商业。农业就业人口比例不仅继续下降(1969年第一次降至40%以下),而且农村劳动力的绝对数也于1970年开始下降,耕地废耕现象日趋明显,土地利用走向粗放经营,农作物复种指数下降,传统出口农产品因工资成本上涨逐渐失去海外市场。农业生产于1969年出现50年代中期以来第一次负增长,农业发展进入停滞阶段。农村专业农户减少,专业农户数占总农户数的比例从1970年的30.2%降为1980年的8.9%;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下降,农家所得来自农业净收入的比重从48.7%降至26.4%;农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为4.1%,其中有3年为负增长。
转型阶段
自60年代末农业进入停滞阶段后,台湾当局对农业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从过去注重农业生产与增加粮食自给转为农业、农村与农民生活的全面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措施,但未改变农业与农村发展所面临的困境。80年代起,台湾当局对农业政策进行了全面调整,农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转型期。其重要政策措施包括:1980年修正公布《农业发展条例》;1982年公布“第二阶段农业改革方案”与“第三期提高农民所得,加强农村建设方案”,召开第一次“农业会议”;1983年提出“培养农业八万大军”口号;1984年制订“加速基层建设,增进农民福利方案”,提出发展“精致农业”构想,并实行“稻田转作六年计划方案”;1985年提出“加速农业升级重要措施,改善农业结构,提高农民所得方案”;1988年召开第二次“农业会议”;1990年更提出“农业零成长”口号及制订“农业综合调整方案”等。这些方案与措施都是将农业从“量”的发展转向“质”的提高。
然而,80年代以来,农业生产增长速度虽迅速下降,但农业专业化程度有所提高。1980年到1998年间,台湾农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1%,其中有7年为负增长。2000年,农业生产更大幅衰退16%。但农业专业化程度有所提高,专业农户比例上升。在耕种农户中,专业农户比例从1980年的9%回升至1990年的12%,1999年达到15.6%;在非耕种农户中,专业农户比例从7.4%上升为1990年27.5%;农民收入中,农业净收入所占比重也开始回升,从1980年的29.6%上升为1990年的35.2%。总体观察,台湾农业曾经有过相当成功的发展,对整个经济发展贡献甚大。80年代以后,台湾农业发展则遇到许多新的问题与困难,尽管台湾当局采取许多措施进行改善,但一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是农村劳动力老化,农地闲置严重,农业经营日趋粗放。依2000年的最新普查,农业就业人口中,超过50岁的占70%以上,主要负责人的平均年龄达58岁。二是农场面积零碎狭小,阻碍现代化农业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末,平均每户耕地面积为1.1公顷,每人耕地面积为0.2公顷。这样的农场结构严重阻碍着农业机械化的推行与生产力的提高,大型农业机械使用率偏低。三是粮食生产结构失调,稻米过剩,杂粮生产不足,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四是农田污染严重。据调查,台湾土壤污染以铜、镍、锌、锰、砷等较为严重。另外,养殖渔业的发展,大量抽取地下水,造成地层下陷,海水倒灌,土壤碱化等。五是农业面临贸易自由化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市场开放的冲击。
面对整体经济的转型与农业发展的困局,台湾当局大幅调整农业政策,改变过去重视“量”的增加,而转向“质”的提升,将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环境的改善相结合,试图实现“生产、生活与生态”的良性循环。一是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提高农产品质。1984年,台湾就提出了发展“精致农业”的口号,即发展以“经营方式的细腻化、生产技术的科学化以及产品品质的高级化”为特征的农业生产。1990年,台湾提出“农业零成长”口号,农业发展重点转向发展新的优良农产品,提高农产品质,如开发与推广优质米,开发多产期与高价值水果等。二是推动农业生产企业化、自动化与科技化,以提高农业生产力,促进农业升级。三是发展森林、海洋游乐与休闲农业。四是培养核心农民,增加农民福利。五是将部分不具竞争力或污染性的农牧业生产移向海外与祖国大陆。
二、台湾现代农业发展特点
台湾地区地狭人稠,境内三分之二为山地丘陵,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台湾现代农业生产发达,现有耕地面积1290万亩,农户78万户,农业人口400多万,占台湾总人口的19%,目前台湾农业总产值为4000亿元新台币,占台湾经济生产总值的3.3%,在台湾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台湾农业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渔业与林业四大部分。近五十年来,台湾农业生产结构已逐渐由以种植业为主的单一传统农业,逐步转变为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多元化农业与商业性农业。台湾的种植业分为粮食作物(农艺作物)、经济作物(特用作物)与园艺作物三大类别。台湾是我国著名的产稻区,素有“海上粮仓”的美称。台湾的经济作物有甘蔗、茶叶、烟草、花生、薄荷等,其中以甘蔗和茶叶所占比重最大,素有“东方甜岛”之美誉,盛产的阿里山高山茶享誉海内外。园艺作物主要包括水果、蔬菜、花卉等,在台湾种植业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此外,畜牧业、渔业、林业也很发达。
台湾现代农业的几个特点: 农会组织功能齐全且运行规范
台湾的农会组织网络健全,在农业生产经营的每个环节、每个角落都有农会人的身影和足迹。其主要功能有:一是农业推广,业务主要包括推广优质品种、生产资料和先进适用技术,组织开展农民教育培训等。二是供销经营,即办理农产品运销及批发市场业务,办理农业生产资料及生活用品经营,兴办农业金融业务,涉及农业存贷款、农业和农民保险等等。农业科技的创新和运用能力较强
技术改进、品种改良、结构调整、效益提高是台湾现代农业的特征,真正实现了产学研结合。目前,在农业品种的改良、食品加工技术、自动化技术等方面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
农产品的食品加工业较为发达
食品工业是台湾的传统产业,对带动台湾农业发展具有很大作用。近年来,一些食品工业企业正在实施改造,逐步扩大农业经营和加工企业规模,推行共同作业及专业化经营,以食品加工带动农业工业化、农业企业化、农业商业化,缓解产销失衡的压力,增加附加值,维持农业的持续经营。农产品运销体系健全且运行高效
台湾农产品的运销体系十分发达健全,且运行高效快捷,主要形式有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直销店、产销班,帮助农业生产者解决市场方面的后顾之忧,有力地推动了农业产业的顺利发展。精致农业颇具特色并日益发达
随着台湾农业高度市场化,发展高经济价值作物并与休闲、生态、美化等功能相结合,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是精致农业的精髓。休闲农业方兴未艾,正发展成为新兴产业
台湾的休闲农业是为了解决传统农业经营困境与转型而发展起来的,能提供休闲服务、满足人们的休闲需求、兼之有农产品生产经营和三产服务业于一体的新兴产业。目前,台湾休闲农业正处于发展阶段,主要有观光农园、野生动植物的观赏与研究、品尝野味的休闲旅游、综合性的休闲农场、居民民宿、旅游等。
三、台湾休闲观光农业
如今,远足旅行,亲近自然,了解生态,已让休闲观光农业成为台湾农业向服务业延伸的一种新型产业模式。台湾休闲观光农业模式的发展,应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当时台湾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以农业为基础,依靠农业积累支持工业发展,带动其他产业腾飞。随着岛内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台湾农业在与快速发展的工商业竞争中,逐渐处于不利地位,以至于步入明显的停滞、萎缩状态,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迅速减少,并面临着诸多问题,如农业生产规模过小,农民收入偏低,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国际农产品给农业带来巨大冲击,等等。为了使农业走出困境,提高农民所得,台湾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升级转型,倡导以生产、生活、生态相互协调发展为目标的“三生”农业,值此休闲观光农业在台湾地区逐步兴起。
台湾发展休闲观光农业的主要思路,是利用农业及农村丰富的自然资源,将乡村变成具有教育、游憩、文化等多种功能的生活空间,满足现代人对休闲生活日益扩大的需求。台湾休闲观光农业的经营类型多种多样,除教育农园外,还包括各类休闲农场、林场、渔场、牧场,观光农园,市民农园,以及民宿(农民旅馆)等。经过多年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已成为台湾民众乡村休闲旅游的一种重要形式,它的发展既丰富了民众业余生活,也给农民带来了可观收益,对台湾旅游产业也起到拉动效应。
台湾休闲观光农业的发展畅旺,必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分析这一现象的深层意义,相信会对传统农业的转型升级有很大的启迪和借鉴作用。首先,休闲观光农业与传统农业的最大不同,是它具有服务业的功能。休闲观光农业依托城市、服务城市、受益于城市,是一种强调城乡经济有机融合、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发达农业形态,使农业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延伸。传统农业是产“物”的,而休闲农业则是与“人”打交道,要“引人”、“留人”、“留钱”、“留心”才能赚钱,因此服务意识和品质的提高是台湾农业不容忽视的发展关键。针对大陆农业发展的现状,也可比照进行,加快农业转型,大力发展观光、休闲等农业服务业,着力构建第一产业与二、三产业紧密融合的现代新型农业产业体系,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开辟新的空间。
其次,休闲观光农业作为乡村旅游的一种形式,是发展前景看好的朝阳产业,除具有生产功能外,还具有教育、观光、休闲、度假等多种附加价值,发展空间相当广阔。台湾土地狭小、劳力成本高,加入WTO后又面临质高价低的外来农产品冲击,如何加快转型、提高竞争力已成为台湾农业发展的重大课题,而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是重要的出路之一。扎根于台湾本地的生态旅游及休闲观光农业具有“非贸易”的特性,不会受到进口的冲击。
第三,现代都市生活和工作节奏日益加快,再加上人口集中、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的出现,让生活环境日益恶化,难得一见的绿树茵茵,是可望不可及的休闲方式。在宝贵的假期中,郊区生态旅游便有了其生存发展的重大意义。这种休闲模式,不但能够调节人与自然的平衡,实现都市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可以让更多民众重视农业的生态绿化功能。
四、台湾农业科技发展
当前台湾地区农业科技有以下几个特点:
1、加强农业科技管理,大力发展知识农业
1)适应知识农业发展需要,创新农业科研教育组织
为提升农业科技水平,策划农业科技发展方向与目标,加强科技计划的管理与考核,“农委会”于1986年成立任务编组的“农业研究发展小组”,于1993年改组,确定该小组的主要任务:(1)农业科技发展政策及法规的拟定;(2)计划的规划、评审及预算编列;(3)计划的推动、管理、成果检讨与绩效的考评;(4)人才培养及国际合作的规划、推动与管理;(5)科技会议的筹划及其结论与建议事项的推动;(6)与相关“部、会”、学术及研究机构有关农业科技计划的协调与联系。随后又改组为任务编组的“农委会”农业科技研究发展委员会。这一时期台湾农业科技集中在“农委会”农粮处主管,部分科技项目由“农委会”有关业务处室管理。此外,“国科会”生物处主管台湾地区农业生物科技的基础研究。
为了适应知识农业发展的需要,“农委会”着手研究调整农业试验研究机构,于2000年把拟成立“农业部”作为工作重点来抓,研究设置“农艺研究署”,从事全台湾农业科技研发工作。
为了迎接生物科技新纪元的到来,“中研院”设立生物农业科学所,台湾大学成立生物技术中心,中兴大学成立农业生物技术研究所。民间企业于1998年投资12亿元新台币成立了花卉生物技术公司,投资六亿元新台币成立家畜疫苗公司。近几年还先后把屏东技术学院和嘉义技术学院扩大为屏东科技大学和嘉义科技大学。
各有关农业科技的研究机构的分工是,“中央”研究院主要从事学术及基础方面的研究工作;大专院校则以教学及训练人才为主,研究工作为其业务的一部分;公营事业机构研究所及财团法人或类似组织的研究所从事专业性特定项目的研究工作;而原省属的试验研究机构为从事台湾地区全面性的试验研究工作的主干。有关农业科技研究发展对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发展与商品化及应用,依上、中、下游各层次负责推动。
2)应对国际农业科技发展趋势,加快高新技术创新步伐
1992年“农委会”农业研究发展小组依据《台湾科学技术发展12年长程计划及6年中程计划》、《农业综合调整方案》有关农业科技发展目标,以及历次“行政院”科技顾问会议农业组顾问建议事项,确定生物技术、生物防治、种苗繁殖、栽培渔业、动物用生物制剂等五个领域的研究发展重点,加以推动实施。其中台湾“农渔牧产业自动化”十年计划,约投入经费25亿元新台币。从1997年7月至2000年6月,台湾“农委会”按照台湾地区“跨世纪农业建设方案”中的有关“发展政策导向的产业科技”要求,在重点产业科技、加强生物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整合农业科技研究群及区域推广体系、加速农业自动化与信息科技应用等方面研究取得一批成果。
2000年夏季,台湾“农委会”研究拟定“迈进二十一世纪农业新方案”,做为2001年至2004年农业政策蓝本。该方案提出了“发展农业知识经济,厚植农业竞争得基”策略,明确了新世纪初台湾地区农业知识经济的发展重点。2001年台湾农政机关用于扶持农业知识经济发展的经费预算为450.01亿元新台币,2002—2004年约需195.18亿元新台币用于支持农业知识经济发展。
2001年“农委会”制定台湾地区农业各领域科技发展中程纲要,包括11个研究领域,分别是作物科技领域、林业科技领域、渔业科技领域、畜牧业科技领域、农业环保科技领域、农产品加工科技领域、农业自动化科技领域、农业共通性科技领域、农业生物技术领域、林业防灾科技领域,“农委会”计划从2000—2004,共投入241.56224亿元新台币用于支持农业科技研究。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二十一世纪前十年台湾地区农业科技发展方向主要是:(1)在生产方面:建立高科技、高效率的农业生产体系,提高国产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突出加强生物技术的研发与运用,创造台湾地区农业的新绿色革命:加速农业自动化与信息科技应用,提升产业竞争力。(2)在生活方面:生产卫生、安全、高品质且多样化的农产品,提升国民生活品质质,重点发展高品质且多样化的农产品,满足消费大众需求;结合民间力量发展食品科技,带动产业发展。(3)在生态方面:减轻农业生产对环境的冲击,强化农业支持生态环境维护的功能,重点改进动植物生产、检疫防疫技术与体系,保护国内农业生产环境;加强农业资源保护利用,维护自然生态环境。3)大力推动农业生物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鉴于农业生物技术将成为21世纪世界产业发展趋势,为了加快台湾生物技术的研究创新及其应用技术的发展,突破台湾农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瓶颈,提升传统农业的技术能力,近十几年台湾在生物技术产业发展方面,不断增加研发经费、人力和设备投入。
1995年8月台湾“行政院”第2443次会议通过《加强生物技术产业推动方案》,并于1997年修订方案内容,确定将农业与医药领域的生物技术,作为台湾全力发展的重点科技。“农委会”为落实“行政院”《加强生物技术产业推动方案》,1996年优先执行了花卉种苗、动物用疫苗及生物农药三个推动计划。
1997年3月,台湾“国科会”委员会选定农业生物技术为台湾四个“国家型”科技计划之一。同年10月,成立台湾农业生物技术“国家型”专案计划规划工作小组。1998年1月,聘任该计划个案咨询委员会委员。1998年2月,台湾农业生物技术“国家型”计划的目标、规划重点提交“国科会”委员会审定通过,推动执行,课题申请通过率为45.2%。1998年7月,公布1999第一期三年的课题补助金额,共有42项课题列入该“国家型”计划。其主要研究目标是:(1)整合台湾农业生物技术产业研发既有人力、物力与技术资源,落实产业应用,使农业生物技术在台湾得以生根并茁壮发展;(2)加强本土性的具有产业发展潜力的农业生物技术产品,以提升台湾生物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3)建立台湾研发与应用体系,确保台湾农业生物技术产业的永续发展,尽快提升台湾的农业生物技术水平;(4)整合以产业发展为导向的尖端农业生物技术研究,把台湾建成为亚太地区农业生物技术产业研发与营运中心,促进台湾加入WTO后的农业发展。
该科技计划的重点研究领域是:(1)、花卉及观赏植物领域,(2)植物保护领域,(3)水产养殖领域,(4)动物用疫苗领域,(5)农产品保鲜利用领域,(6)农业环境保护领域,(7)保健及药用植物领域。4)加快农业科技管理创新
“农委会”为加强农业技术发展规划及本会农业科技研究发展计划的执行、管制与运作,设立农业科技审议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农业科技研究发展方向规划的咨询,农业各产业技术发展政策、制度、法规、策略及重大方案审议之咨询,农业科研计划资源分配审议的咨询,农业科研计划成果检讨审议的咨询,其它农业科技发展事项的咨询。委员会下设农业、林业、渔业、畜牧及生物技术五个技术领域审议小组,各技审小组的任务是:对“农委会”个别产业技术发展规划及审议的咨询,“农委会”科研计划审查及管理考核咨询,“农委会”科研计划与业界合作事项协调及审议的咨询,“农委会”有关科研计划事项的咨询。
为加强农业科技研究发展计划执行绩效评估,促使农业科技研究经费有效运用,“农委会”2001年3月6日成立农业科技绩效评估委员会,该评委会的任务是:以农、林、渔、牧及生物技术等领域科技研究计划为对象,评估过去该领域的研究计划执行绩效;评估农、林、渔牧及生物技术等领域科技研究成果所建立的技术,对提升台湾地区农业产业竞争力的效益。评委会设委员23—25人,由“农委会”主任委员遴聘学养优异、经验丰富,对产业科技、经济充分了解的相关产、官、学、研界专家兼任。评委会在对各领域专业技术进行评估时,得视需要聘请该领域的相关专家若干位参与绩效评估。此外,还在台湾地区农业生物科技“国家型”计划中设立了咨询委员会,在台湾地区农业科技中程发展纲要各领域聘请评审委员会。
2、注重农业科技投入,扶持技术创新
从下表可以看出,台湾地区农业科研经费投入常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注:2000—2004年为中程科技纲要需求估计数
1996(1995年7月1日—1996年6月30日)台湾地区农业科研经费为21.135亿元新台币(下同),其中农业基础研究(含农艺学、园艺学、农业化学、畜牧兽医、森林及水土保持、渔业科学及农业工程)的经费投入为3.9450亿元新台币,其经费主要来源是“国科会”和“中研院”,共执行537个研究课题,参加研究人员1206人。同的农业应用研究与技术发展(含农作物科技、林业科技、渔业科技、畜牧科技、食品科技等)的经费投入为17.19亿元,执行197项整合性研究发展计划,参与研究人员5142人。
在研究成果方面,共有952篇研究论文发表、72本专著、934项技术报告发表,完成55项技术创新和923项技术服务,实现技术转移18项,取得专利权6项、著作权3项。从1996的农业应用研究与技术发展的经费投入结构看,应用研究占70%(12.172亿元),应用基础研究占3%(0.439亿元),商品化开发研究和技术发展占18%(3.077亿元),其他研究占9%(1.504亿元)。
1997台湾地区农业科技应用研究与技术发展经费投入为15.3857亿元。1998台湾地区农业科技应用研究与技术发展经费投入为16.6880亿元。从1998台湾地区农业科技各领域经费投入结构看:重点产业及资源保育利用研究发展的经费为10.94648亿元,农业生物技术领域经费2.12078亿元,食品加工科技经费投入为1.79738亿元,遥测技术及精准农业科技经费投入为0.44965亿元,农牧渔产业自动化科技经费投入为2.60亿元,其中重点产业领域内部经费投入结构为:作物育种及生产技术研究2.822亿元,农业生物遗传资源研究利用0.8亿元,动植物防检疫与病虫害防治研究1.25755亿元,渔业生产科技研究发展0.805亿元,畜牧生物科技研究发展1.46606亿元,农业废弃物利用及公害防治技术研究0.44431亿元,水土森林资源保育利用及水利科技研究0.95641亿元,农业经济、农产运销技术与农民辅导研究0.52亿元,农业科技人才培育、国际合作及计划管理0.6亿元,农业资导系统建立研究与利用1.07515亿元。“农业生物科技国家型计划”经费,包括台湾地区“国科会”、“农委会”、“中研院”、“环保署”和财团法人台湾农业生物技术中心五部分的研发投入,预估1998至2001,总额达到8亿元新台币。各分别为0.2亿元、2.11亿元、2.6亿元和3.1亿元。
3、加强农业科技推广,促进技术成果转化 a)制定农业技术成果转化政策法规
主要包括《“行政院”加强生物技术产业推动方案》、《“农委会”农业科技计划产学合作实施要点》、《“农委会”科技计划已有成果拟进行产学合作加速商品化的项目一览表》、《“农委会”科学技术研究发展成果归属及运用办法》、《“农委会”主管计划研究成果技术转移执行要点》等法规。
《“行政院”加强生物技术产业推动方案》提出台湾地区生物技术发展策略是加强研究发展与其成果移转、扩散及应用,整合产、官、学、研的研究发展体系,成立“国家型”计划,畅通研究、发展、生产三者之间的渠道,以加强生物技术产业发展。其中与农业相关的主要内容有:修订生物性农药开发相关法令规范;推动农业生物技术国家型计划以花卉种苗、水产养殖、动物用疫苗、生物性农药、保鲜技术等方向为重点,并落实于产业发展;加强花卉新品种智能财产权保护,并纳入植物种苗法新品种命名及权利登记范围的花卉种类,加强花卉新品种权利保护,以提高育种研发意愿,推动花卉种苗产业发展。
“农委会”为提高农业科技研发绩效,鼓励民间产业界积极参与农业科技研究与开发应用,以加速落实研发成果于产业发展,于2001年4月3日制定了《农业科技计划产学合作实施要点》。“农委会”的经费支持主要用于人事费、研究设备费、包括杂支、材料、仪器设备维护等其它研究有关费用、管理费和必要的技术移转费用。
《“农委会”主管计划研究成果技术转移执行要点》提出,移转研究成果的技术或智能财产权给予厂商时,应以该成果作价取得价款。技术成果移转作价原则以“农委会”资助研究总经费乘下列百分比收取之:(1)参与开发的合作厂商收取5%,未参与开发的厂商收取10—15%。(2)技术成果最终使用者若为供个别农家使用则收取5%,供农企业使用则收取10—15%。b)推动农业科技推广方面的研究
台湾地区各的农业科研课题均包括与农业技术推广和成果转化方面有关的研究课题。从2001台湾地区“农委会”主管科技计划研究重点内容看,与推广相关的研究主要有,在农业政策方面,设有《农产运销制度、法规、批发、零售、渠道与市场的规划及评估研究》在健全组织及人力资源,提升农业经验管理效益方面,设有《农民组织功能研究》、《农业推广体系研究》、《农村建设规划研究》、《农业人力资源研究》、《农民福利制度研究》、《农业金融结构研究》;在农业生物技术产业方面,设有《推动花卉种苗、生物性农药、动物用疫苗及水产养殖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研究》;在农产运销电子化方面,设有《推动产销与网络商城信息整合研究》、《农业自动化与电子化推动配合措施研究》、《农产运销自动化及电子化研究》等。
从1999台湾地区“农委会”主管农业科技计划实施结果看,安排与农业技术推广相关的研究课题主要有,《现有农业网站与农业推广网络系统评估》、《农业知识信息推广体系研究》、《农业推广远距离教学系统的规划》、《农业知识创新的传播研究》、《作物基因转移技术的开发应用研究》、《生物技术在植物病虫害诊断与防治上应用研究》、《生物性农药的生物技术应用开发研究》、《生物肥料的生物技术应用开发研究》、《应用生物技术加强花卉种苗产业发展研究》、《加强推动动物疫苗产业发展研究》、《农产品服务业自动化计划配合措施研究》、《加强食品工业技术及管理的辅导》、《灵芝和樟芝菌种发酵培养技术开发研究》。
4、台湾农民创业园
为了促进海峡两岸农业合作,中国大陆各省市地区都设立了台湾农业创业园,其中包括山东栖霞、福建漳浦、四川新津、重庆北碚、福建漳平永福、广东珠海金湾台湾农民创业园等。
第四篇:台湾高等教育现状 - 个人建站
台湾高等教育现状
发信站: 燕南社区(http://bbs.yannan.cn)抢救大学〔现况〕人才的摇篮?知识的卖场?
参观过大学博览会吗?形形色色的促销手法象征大学现况的缩影。
台湾的知识殿堂,已走到市场化竞争的时代。
1984年的台湾只有29所公私立大学与独立学院;现在,全台却有158所。
暴增的大学数量碰上台湾的少子化风潮,没钱又没人的学校纷纷告急,18年后台湾的学生人数将减少三分之一,但,台湾的大学可能关门三分之一吗?
当招生比研究更重要,当奖金比知识更诱人,台湾的教育会成功吗?教育的质量能保障吗?
大学市场化的弊端已浮现,国家的力量又何在? 文/林照真
原载于天下杂志303期
活生生的骆驼被牵进「大学博览会」会场,各校绞尽脑汁吸引考生注意力,好几家大学使出奖学金诱因吸引一流的学生,金额愈飙愈高,南部一家大学被逼得没有办法,硬着头皮喊出「毕业给两百万出国」的重赏,校长心里痛苦地想,「真有学生来,就认了。」
各校发现,奖学金喊得愈高,获得媒体报导的新闻版面就愈大,不管学生最后有没有来,学校已经争取到曝光的机会。一家没钱做营销的大学行政人员无奈地说,「新闻是可以操作的。」
自古至今,从西方到东方,大学孕育年轻人的梦想,理想与热情在大学校园里激荡,大学更成为人才培育的摇篮。但使命再重大,也无法回避市场化的挑战。如今几乎每一个国家政府都开始解除对大学的管制,补助也相对减少。
为了找钱,大学就要到市场想办法。传统观念中,教育是赔钱事业;现在大学要生存,必须把知识变成钱。
台湾的高等教育历经从国家控管走向开放的艰辛历程; 1981年时,全台湾只有27所公私立大学与独立学院。
之后政府提出广设大学政策,并以释放台糖土地为诱因,大学数目立刻增加。以后师范教育体系升格为大学,专科、技职体系也前后改制为大学。再加上每逢选举,地方便增加一家公立大学的政治承诺,台湾到现在共有158所大学,其中包括67所大学、75所学院、与16所专科学校,大学数目已经扩张到空前。
学生不足,学校关门?
大学数量增加,年轻人就读大学人数由十年前的13%,提高到现在已超过35%。以大学日间部来说,实际招生总数也在十年间,成长超过3倍,夜间部则超过4倍。
又因为台湾少子化现象愈来愈明显,1981年代,每年出生人数超过40万,十年前降到30余万。这几年下降得更快,根据内政部资料指出,2003年新生婴儿仅有22.7万人,较2002年减少11.8%,再创新低。
由于学生开始出现来源不足现象,各中小学频频减班,更有三家高中职学校宣告倒闭。大学虽然目前还勉强维持八成以上的报到率,学生可大规模流动的现象至今仍未出现。18年后,学生至少减少三分之一,但台湾的大学可能关掉三分之一吗?
因为学生数愈来愈少,以前的大学不必担心招生问题,现在则需大量借助广告、宣传与公关。各大学相继成立「公关室」、「公共事务室」,大学愈来愈讲究营销广告,毕业典礼上则要邀请政治人物来增加媒体曝光率。技职院校从南部小货车、到北部公共汽车、地铁站都看得到广告。一家科技大学也打出「入学六千万奖金」的广告,「学校不再像过去,都是高高在上,」元智大学公共事务室主任蔡佩仪说。
对大学来说,招生事宜是全年无休,吸引学生入学方案愈来愈多样,学生推甄入学以往被认定是各系的事,现在是全校动员;交通大学招生组组长张汉卿说,今年交大就成立了「联合服务中心」,在门口为家长与学生带路,系上还会主动打电话给优秀的学生。另外交大会开设菁英班,也会提供奖学金与到国外进修,优秀学生觉得备受宠爱就会来。
已有多所大学将招生对象提前到高二,南部嘉义中正大学还会专程到台北与北部家长沟通。各大学也开始推动「跨国双学位」方案,学生大三时到国外就读,毕业后可以获得国内学士与国外硕士双学位;有的大学则是设计成,可以同时在国内外获得EMBA的双联学位。
国外大学虎视耽耽
强调学生需求的顾客导向,在大学EMBA班级最明显。政大商学院院长吴思华指出,台湾这方面现象还不显著,但大陆已经发生教授被EMBA学生轰下台的情况,「这是严酷的市场考验,」吴思华说。
尽管大学卯全力招生,前教育部长黄荣村却形容国内学院的竞争,只是「茶壶里的风暴」,真正严厉的挑战在于国际与两岸的大学竞争。黄荣村说,台湾加入WTO与两岸交流会让问题慢慢冒出,现在已有国外大学要求台湾开放教育市场,其中包括每年至少200亿台币的英语补习市场。
澳洲就希望来台设立以英语为主的短期补习班,也希望介入高中教育市场,学生培育完成后就直接到澳洲读大学。这对国内大学招生必定是雪上加霜。
而在两岸方面,由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已在今年修正通过,日后大陆大学可以来台
招生。黄荣村解释,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如果准其来台招生,台湾就没理由不采证大陆学历。但在此同时,却又尚未开放大陆人士来台湾就读大学,这是国内大学必须面临抢学生的另一竞争。
为了增加大学竞争力,许多大学均设法聘请优秀教师到学校任教。目前大学把学校经费分成政府补助与自筹经费两部份,在财务松绑后,大学可弹性运用自筹经费的部份聘任老师。政治大学校长郑瑞城表示,由于大学的起步较晚,国内中研院早已实施薪资弹性制,一些优秀的大学教授被中研院挖角,大学也只能欢送。
但市场化也难免会有庸俗的一面,造成有些学者自抬身价,喜欢吹牛「好几个大学都在和我谈」的印象。郑瑞城说,一位好的老师,世界都在注意,因为西方大学比台湾更早市场化,很可能就找到台湾来。现在台湾的大学既要留心国内教授被国外挖走,想找国外教授来台湾又很困难。就像香港城市大学英文与传播学系教授李金铨一直有心回台湾教书,即使政大开出优渥条件,却还是和香港所得相差三、四倍。
吴思华也对国际间的师资竞争感到无奈。台湾的商学院领先大陆二十年,师资也比大陆优秀很多,但现在竟在华人地区竞争上显现弱势。主要原因在于大陆教授待遇是台湾的两倍,优秀的台湾教授会到大陆兼差,年轻教授即使不到大陆,也会转到香港、新加坡、加拿大等大学教书,因为这些学校的待遇比台湾高太多。
「大陆大学每年都能邀请麦可波特(Michael E.Porter)等国际级学者到大陆讲学,但是台湾付不起,」吴思华说。
没钱没学生,各大学均贫
虽然台湾的大学数量节节上升,但教育经费却频频下降,各大学已出现「均贫」现象。教育部资料指出,十年来大专院校增加了29所,幅度为23.2%,大专学生增加了55万人,增幅为79.97%,但是公部门教育经费所占比率却在下降,十年间从82.88%,减少到71.98%。
教育部高教司司长陈德华指出,多年来教育部对各大学补助的总体经费并未减少,但高等教育从菁英走向大众化,又未做分类发展,以致于大学出现资源稀释的问题。
大学经费直直落,公立大学自筹经费比例必须大幅提高。许多大学制度的变革,其实都与「找钱」有直接关系。学校的主要收入来源包括学杂费、建教合作、推广教育、场地使用及权利金与捐赠等,但台湾并不时兴捐钱给大学,很多钱都捐到庙里去了。
和公立大学相较,学杂费则成为私校的主要来源。公立大学与技术学院学杂费平均占总收入的21.1%,私立大学学杂费约占所有财源的六成,2002学平均更达64.44%;而私立科技大学与技术学院学杂费,占学校总收入的76.86%。
私校靠学生注册费过活的比例愈来愈高,大学只好更加注重家长要求「保证就业」的需求。
一名中部私校社会系教授指出,私校已意识到学校的主要收入来源是靠学生的学杂费,如果收不到足够的学生,就会有老师无法领到薪水。因而多年来,系上非常重视新生入学时的家长会,还规定老师一定要参加,会议上主要是向家长强调实用与就业机会,过程中完全不谈研究。
大学被界定为「知识性商品」,为了让「顾客」充分了解商品的内容与价值,学校必须采取若干量化评鉴,无形中使大学发展产生偏差。大学与教授只会强调SCI与SSCI的研究论文数量,反而忽略关乎学生的课堂教学;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院长汪琪说,香港甚至无稽到以学生就业率、薪水高低做为评鉴大学优劣的标准,根本忘了大学教育重点在于大学理想,而不在职业训练。
研究生十年暴增三倍
然而,研究重于教学的迷思在台湾特别严重。台湾为了追求一流大学的境界,特别是在国内研究型的大学中,大量增设研究所的情况令人咋舌。根据教育部公布2003学研究生比率,研究生在公立的研究型大学所占比率高达42.18%,而在一般公立大学比例亦达29.19%,公立科技大学亦有18%的比例。
大学公私立研究所硕士生增加速度太快,十年来硕士生增加了将近三倍;实际招生总数增加快四倍,博士生增加超过1.5倍,实际招生总数增加快三倍,研究生教学质量是否已经
呈现下降的低趋势,颇令人关切。
而且,在教育部对大学采取学生总量管制政策后,大学若想要增加一个硕士生,就必须少收两个大学生;要增加一个博士生必须少收三个大学生,以致国立研究型大学发展到最后是,大学部学生人数愈来愈少。交通大学研究生人数已经超过大学生,台大也在减少大学生人数当中,但公立大学的发展目标应在于提供均等的教育机会,美国柏克莱大学的大学生人数是研究生的两倍余,台湾研究生大增的现象值得特别关注。「台湾反世界潮流,反社会正义」元智大学校长詹世弘说。
另外,在职专班的大量增加也是大学市场化后的显著现象,在职专班固然可以达成终身教育的愿望,但无可讳言,需缴交较多学杂费的在职生,自可立刻增加学校财源。
这几年在职专班一直在成长,据统计大学的在职专生、研究生占15%,有的甚至已超过全校学生的两成以上。
虽然在其它国家也一样发生,大学频设EMBA班广增财源的现象,但台湾市场太小,财源扩张效果变得较有限。吴思华说,政大EMBA班每年招生人数虽仍维持不变,但学生层级已在下降,市场范围很有限,甚至已有很多台商因为两岸投资,干脆到大陆就读EMBA。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EMBA班上,今年300名新生中,就有28人是台商。
为了增加收入,大学于是大量加强产学合作,各校也成立「育成中心」,努力缩短学界与产业界的知识鸿沟。过去社会普遍期待教师为社会创造公共知识,但育成中心的概念是以
知识创造商品,并为大学与教授取得一定的金钱回报。
育成中心在台湾的发展正在起步阶段,台大更首先将育成中心发展为公司型态。「台大创新育成」公司以「台大」为名,同时以独立公司名义对外募集资金与投资,台大则是指派代表参与董事会,与获得一定股份。
台大研发会主委李琳山指出,国立大学有诸多法规限制,公司自然较有弹性。台大设立一所伙伴公司协助学校育成科技产业,是希望学校的研发成果可以有效贡献社会,并使若干获利回馈学校,做为学校自筹经费的一种做法,但目前仍在尝试阶段。
台大总务长陈振川指出,台大总经费中,政府共补助四成,另有六成要自筹,所以大学现在更重视财务管理。目前台大总务处下设「经营管理组」,需负责二十家商店的业务,还要受理数十亿贷款,大学还会进行买卖股票等委外操作,这些业务过去不曾有,也没有「经营管理组」这样的组织。
目前学界与产业界努力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大学也同意教授可以借调到私部门,技术移转时也可获得一定经费,但产学合作却是大学市场化过程中,最受诟病之处。交大教育研究所教授戴晓霞谈到,大学研究是依教授兴趣而定,不是为特定利益。知识过度商品化后,会忽略了不为特定利益的基础性研究。
同时,过度的产学合作会形成经济领导知识的尴尬处境。郑瑞城说,现在大学一直在谈「知识经济」的概念,就是为了把知识变成钱。但他其实很反对「知识经济」的概念,因为
教育本身就是目的,不是工具,知识经济就等于以经济效益来达到衡量知识的价值,这会让高等教育变得太工具性。
中正大学育成中心每年维持与七十余家厂商合作的高纪录,校长罗仁权有不同的看法。他指出,产学合作一定要注意不能冲击到学术价值,大学对产学关系也要有一定的监督机制,但绝不能因噎废食。罗仁权说,美国史丹佛大学当初对Google的小投资却能获得大利,就是产学合作的好例子,可见兼顾创意与投资的产学合作,应该大幅推广。
而在台湾,现阶段由于台湾的教授评鉴标准仍然是以论文生产为主,而非产学合作,以致吴思华观察到台湾年轻教授多数只想写论文,对实务性研究较无兴趣,所以产学合作的发展仍未真正开始。但也有些理工科教授反应,因为厂商往往要求几个月内就要成效,教授压力太大,常感吃不消。
清大校长徐遐生则批评台湾政府带头做短期的事。为了发展系统单芯片产业,这两年硅导计划教育部提供各校80个名额在单一领域,却同时冻结其它工学院教授的名额,但是学科不能单靠市场决定。中研院经济所特聘研究员朱敬一则指出,基础研究仍是大学重要的使命,市场价格与价值不同,像是文学与数学等研究如果对社会有利,就应由国家介入市场,否则会发生供给不足的结果。
大学市场化后,由于各校只积极争取前段学生,以求有助于学校声望,也可能成为未来的金主,其它弱势学生易受忽略。而多年来私校财务始终做不到透明公开,成绩较差的后段班学生权益无法获得保障,也是一大问题。一般预料,在学生人数呈现更大递减曲线,学生流动增加后,反而可以藉助市场力量进行淘汰。
台湾大学走向完全搞错?
补习业者徐昌南也说,现在大学院校虽多,但还是以成绩做考虑,不表示学生选择增多。而在推荐甄试等申请入学制上,有钱的学生可以花八千到上万元代价,到补习班训练面试时之眼神与节奏,还不包括小论文的装订,这些额外费用会让贫穷的家庭减少竞争机会。
如今,大学市场化问题开始浮现,大学校园内也出现冷静反省的声音。为了扭转商业化的气习,今年的「大学博览会」将一改过去嘉年华会方式,并限制各校只能有一个摊位,亦不得携带任何器材,更严禁动物。
东吴校长刘源俊说,过去的大学博览会已经变成卖场,还有政治人物、补习班穿梭其间,根本都变质了。而学校只能做短暂的介绍,让学生还未进大学就对大学产生错误的印象。
一些大学更竞相在「大学博览会」中强调毕业后保证就业。成功大学医学院创院院长黄昆岩批评,大学已极端地走到强调实用,他强调耶鲁大学从1828年就说得很清楚,大学一、二年级不教授和职业有关的知识,要教的是贯穿所有职业都需要的基础知识。
第五篇:中国目前高等教育现状分析
中国目前高等教育现状分析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也面临着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在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累累硕果,人们对先进文化的需求得到了更好的满足,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教育体制问题层出不穷,严重束缚了人才自由全面的发展。教育体制问题亟待解决。
一.现就中国目前高等教育现状分析如下: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清晰地显示,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在有限的情况下,必然要维持一段时间的“穷国办大教育”的局面,且这种背景下的高等教育质量是很难保证的。另外中国的总人口数中,我国受教育的人口较低,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更少,这已严重的影响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高等教育水平的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无论在办学规模、办学质量、办学理念、办学方式,还是在师资水平、学生人数、高教投资、管理监控上都得到较快的发展,但仍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远远未能适当超前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平均8%的较快增长率,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在经济上具备了 “接收更好更高教育”的经济能力,并且在心理上也产生了对高等教育的更迫切的需求。然而现有的高等教育的供给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显得严重不足。当今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诸多问题,如果不加以探讨并尽可能提出相应的对策,对于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新阶段的目标极为不利。
二.目前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
1.高等教育的生存与竞争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发端的严重滞后,发轫后的不连续性发展历程,以及一个多世纪高等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是我国高等教育在总体实力上远低于欧美等国高等教育的总体实力。使得我国在WTO的框架和游戏规则内,在与欧美高等教育的生存竞争中处于“历史性的弱势地位”。可以说这是在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整个历史阶段中,挑战最为严重的时期,同时也是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首要问题。
2.高等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无论是从起点、过程之中,还是从结果上都是不公平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给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带来不可预见的损失。而高等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低下,也无疑加剧了有限的高等教育的资源紧张和匮乏程度;另一方面,在公平第一还是效率第一的争论上,还没一个很好的定论,也是高等教育发展不稳的一个诱因。
3.高等教育大众化与质量监控问题
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总是伴随着高等教育发展的大众化而不断被人们关注,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正逐渐由精英化教育向大众化教育方向发展。同时高等教育的“扩招”所言生的高等教育的“量”的扩张与“质”的稳定和提高的问题凸显出来。如果不能把教育的“量”的扩张与“质”的稳定和提高有机结合,必然成为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问题。如果不能处
理好由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导致的质量监控问题,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就有可能冲走别人走过的弯路。
4.教育部门的发展目标盲目追求高层次,偏离了社会需求。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社会人才需求不相适应,培养与需求相脱节,本科生比例过大,挤占了专科生的就业市场;而专科生所学则过于理论化,不能胜任高级技工的工作。一方面,本科毕业生的工资水平下跌,接近普通的蓝领熟练工的工资。另一方面许多专科生找不到工作。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进而引发了人们对教育的怀疑,对社会的不满,甚至上升到对改革的抱怨。更让人担心的是这种负面影响逐渐蔓延到义务教育阶段,一些边远地区、贫困地区新的读书无用论正在抬头。影响了我们这个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也间接地影响了社会的文明、道德、公平,加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以及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是政策导向、社会价值观导向、人才培养结构出了问题。不是大学生太多了,是我们从政府到教育系统自身乃至全社会对孩子们的成长与发展关心太少了。
5.是高等教育自身的道德与科学精神问题。
一教育者方面,学术造假及学术腐败问题折射其背后的学术道德水准下降、科学精神缺失的状态,这种负面作用将直接影响到在校学生,进而影响到整个未来社会的道德水准及社会诚信。另外,近几年高等教育自身也出现了一些背离科学精神的做法,如:过于频繁的各种评审、评优与评奖;过于量化的各种指标评价体系等。这些带有较强行政主导色彩和功利驱动背景的做法催生了学术浮躁和急功近利,弱化了学术道德与科学精神。二学生方面,校园暴力事件频繁发生,学生思想道德水平不断下降,法律意识淡薄,综合素质不高。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
三. 解决方案
中国高等教育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其本质仍然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由政府财政支撑的国立高等教育体系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强烈需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仍然是变革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
1.完善我国高等教育网网络体系,增强他在世界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及高等教育的体系化和网络化:开展中外强强合作办学,努力打造以一流大学和学科,加快国际认证和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准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和开放化;加强高等教育符合国际标准的法规建设和遵循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及高等教育的法制化和规范化;发展职业教育和数字教育,建立终身学习观念,及高等教育的数字化和终身化。从而是我国高等教育首先从质量上达到或保持在高水平的运作平台上,以质量求的发展的机遇。
2.追求相对公平是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本质规定和内在要求,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必须坚持公平原则。首先应完善助学保障制度,建立相对合理的奖、贷、助、减制度,尽可能保证亲困学生不因经济困难而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其次,建立对弱势群体的“补偿利益”制度,包括对地区弱势、经济弱势、身心弱势的群体的利益补偿,及高等教育向这些弱势群体倾斜。最后,针对不同高
校的发展起点的不同所衍生的二次不公平问题,可以建立对弱势高等教育机构的资助制度,鼓励如是高等教育的机构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多渠道。
3.要保证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适应性和质量的延续性,就必须建立高等教也质量的监控机制。具体地说,一是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多样化,即学术上的质量观、满足社会需求的质量观和整体性质量关;二是树立牢固的质量意识,把质量与法制观念紧密结合起来,做到依法治教,依法保质;三是建立内控质量监控机制和外控质量监控机制,即内部建立校、院、系、班四级教学质量管理体系和规章制度,外部应建立政府、社会和相对独立的评价机构三方互动有互不干涉的质量监控机制。四是建立与国际接轨的高等教育质量监控的标准化和数字化,从而使中国的高等教育达到世界的教育标准。
4.教育的过度发展与“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的互动必然造成教育资源的配臵不当和投资效率低下。为了解决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社会人才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一方面要改进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培养模式另一方面加大求职辅导的力度,提高毕业生核心就业竞争力——工作能力,提高就业率、薪资、社会满意度,为宣传高校吸引生源提供第三方公正和专业性权威依据。
5.教育者方面,应加强自身的文化和道德修养,强化法律意识,起到积极表率作用。学生方面,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崇尚科学与法律,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合格的新时代大学生。
四.总结与展望
我国高等教育在曲折中不断发展,虽然发展中存在着诸多问题,但他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一方面要认识到目前高等教育面临着极大挑战,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的。只要我们努力的去做,我国的高等教育就可以向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一样,获得健康的、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
五.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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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第六版)[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4]汕头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秦国柱、冯用军的教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