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有感

第一篇：读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有感

读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化》，由李喜所编著，全书共八百四十八页。由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1日出版。此书为2003年在天津召开的“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全书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对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学术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探讨、研究。关于梁启超研究的首次国际学术会议，引起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共有一百五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其中，内地学者一百多人，港台地区以及美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韩国学者三十多人，梁启超的后代二十多人。会议收到论文138篇，涉及梁启超的生平、交友、政治活动、价值取向、社会关系，对外交往、家庭生活、晚年走向、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文化思想、教育思想、新闻思想以及史学、文学、伦理、佛学、女性解放等，有关梁启超的学术文化的论文更多，也更具深度。总之，这是一次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将梁启超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梁启超，（1987——1929），汉族，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子、哀时客。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学者。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

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代表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少年中国说》，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对中国近代文化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本书共十六章，分别介绍了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政治和法律以及对中国传统的墨学，儒学，佛学和中庸之道等的深入研究，很值得一读。要了解中国近代文化必须要了解梁启超。梁启超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在政治方面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在思想文化方面，学者普遍认为, 梁启超中西文化观的实质 中西调和 论。梁启超的文化观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调和中西文化的健全、先进的文化观。他站在心物调和的文化立场上, 即中西文化相互吸收, 批判继承, 不可盲目排外, 更不可一概接受。当然梁启超最传奇地方并不仅在于这些地方，其在子女培养方面尤为出色。梁启超有9个子女，人人成才，各有所长: 长女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长子梁思成，建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次子梁思永，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三子梁思忠，先后在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学习，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次女梁思庄，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四子梁思达，著名的经济学家 ；三女梁思懿，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四女梁思宁，光荣的革命军人；五子梁思礼，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享誉海内外的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他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及政治的走向都产生了较为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他晚年寓居津门，写出了大量的学术著作，给后世留下了相当有价值的文化财富，值得后人认真研究借鉴。

第二篇：读梁启超有感

读梁启超《新史学》有感

文章：《新史学》

作者：梁启超

发表时间：1902年2月

出版物：《新民丛报》

现出版物：《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6年8月

内容摘要：

梁启超的《新史学》内容包括《中国之旧史学》、《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和《论纪年》这六个部分，它们是梁启超在受到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和启发下，对中国的史学现状进行批判，并打出了“史学革命”的旗号，主张建立新的史学，从历史的作用范围、历史与人种的关系、历史正统性、书写历史的手法和历史的纪年等方面着重阐述了如何建立新的史学及建立怎样的新史学的问题。这六部分的主要内容是：

《中国之旧史学》：对中国旧史学之现状加以说明，并提中国旧史学虽著作浩繁，史学名家辈出，但却是陈陈相因，并未在史学界开辟出新的天地，其中的病源有四：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只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这四个弊端又衍生了两个问题，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导致读者读史时遇到三大难题：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正是因为这些旧史学之弊端，使史学革命刻不容缓，梁启超甚至发出了“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救”的感叹。

《史学之界说》：创立新史学，必须先要搞清楚史学的界限问题，也就不得不先弄明白历史的范围。梁启超在本文中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

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

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三者是层层递进，联系紧密的。从现象到公理公例，即是一个从现象到本质（规律）的跨越，在文中，梁启超阐述了自己对历史范围的看法和认识。

《历史与人种之关系》：历史是用来叙述人种的发达及其竞争，舍人种则无历史。人种问题已成为现今世界独一无二的问题。人种分为“历史的”人种和“非历史的”人种，“历史的”人种又分为“世界史的”与“非世界史的”人种，欧罗巴文明为今日全世界一切文明之母。后有详细举例加以说明，最后提出条顿人实为今世独一无二的主人翁。

《论正统》：天下不可一日无君，则有统；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则有正统。正，即真。统之词起于《春秋》，然所谓正统者，霸天下人之天下为私天下，又惧民众不予承认，才提出这些理论来钳制他们，统之义实谬，所谓正与不正，则更不值一提。以六个依据来衡量正统不正统，实则相互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正统之说起因有二：一是当代君臣，自私本国；二是由于陋儒误解经义，煽扬奴性。如果追根究底，梁启超认为自周秦以后，无一朝能当此名者。

《论书法》：新史学质疑中国的史家著史专门注重书写方式，即“书法”，并以此自鸣得意。他认为史家应以一团体的善恶来为功罪，而不能仅以一二人的功过得失来评判整个社会，史学要有益于社会。古时的史家所谓的“功罪善恶”，多是因为记载君主与其臣妾交涉之事而引起的，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功罪善恶。但梁启超并非主张废除书法，他认为要写史，就要像布尔特奇的《英雄传》一样，书写淋漓尽致，而不是如《春秋》，注释数千言，读者仍不能明白其意。

《论纪年》：凡历史，必有纪年，即带有帝王的年号。本文即是围绕“历史纪年”问题而展开。首先论述的是纪年的意义。接着叙述年号在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称呼，故而使人头脑劳累，因此孔子作《春秋》，去繁而就简。再次论述帝王纪年之法，不可久行于今日文明之世，并例举西方诸国的统一纪年法。最后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历史纪年法应以孔子的生平为统一纪年，更为实用。

史学作为“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的学科，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不断壮大和繁荣，历史著作也是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著名的史家也涌现出以司马迁、班固、司马光等为代表的史学大家，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著作和光辉的史学思想。史家对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梁启超也明确提出了史学的作用“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史学在今欧洲民族主义和列国文明日益发达的过程中，占据有约一大半的功劳。在这里，梁启超就提出一个问题，也是困扰在读者心中的一团疑云，那就是为什么中国不管是古代还是近代，史学发展都非常繁荣，然而现实中中国的情况和在世界上的地位却是如此之糟糕？阅读了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就会恍然大悟，继而进行思考，就不得不佩服梁启超立论之新颖，寓意之深刻。中国史学虽然发达，史家辈出，但却是“沉沉相因，一丘之貉”，并没有在史学界开辟出一番新的天地，那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梁启超对此作出了回答，这就是为广大读者所熟知的“四个弊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所谓的二十四史并非真正的史学著作，而只是二十四姓的家谱而已。中国古时的史家，以为天下是君主一个人的天下，而所有的作史者，都是为朝廷君主所作，无一书为国民而作，并举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只不过是“以备君主之浏览”，就是为说明不论是史家还是史学著作，大体都是为朝廷而作，使中国的国家思想，至今不能兴起。梁启超就指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我国数千年的史家所难辞其咎的。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是英雄的舞台，但每个人都处于社会环境和背景之下，不可能有独立存在的人，所以著史必须要考虑多数人的情况。但中国的史学，如本纪、列传，“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并未说明一群人的“交涉、竞争、团结”之道，梁启超认为它们就是“无数之墓志铭”。现今史家虽多，却未有一个能意识到这一点，使国民的群力群智群德，并未有所发展。三曰只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著书都有宗旨，重在经世致用，为今世之人提供借鉴。中国史家著史只记过去之事，推其病根，梁启超认为是当时史学家认为历史为朝廷的专有物，“舍廷外无可记载故也”。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人之精神非常重要，史学也是如此。史学的精神就是理想。著史书必须能说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事件及其原理和前因后果，“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风潮”，这样的史书才有益于国家和社会。但如今中国的史学著作只是呆板的说明某一天发生了某件事，至于其原因，未能够解释说明。因此，这些史书虽数量极多，但却毫无生气，耗费百姓的脑力，实属无益。以上这四项弊端，又衍生出另外两个问题，那就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中国的史书，满纸均为某日发生某某事，犹如英儒斯宾塞“邻家之猫，昨产一子”之事实，读完全书，并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简述历史事实却不能善于“别裁”，读之无多大用处。中国几千年来稍有创作之才的史家，梁启超认为只有六个人：太史公司马迁，其书就具有国民思想，将与时代极有关系的人物分门别类，著书立传；杜佑，他的《通典》，“不记事而记制度”，因为

制度与国民全体的关系远比事件与之关系重大，这也是杜佑首创的；郑渔仲所著的《通志·二十略》以论断为主，记述为辅，“实为中国史界放一光明也”；司马光之《通鉴》结构宏伟，取材丰富，至今未能有超越者；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首创了纪事本末之体，探求事与事之间的因果关系；黄梨洲著《明儒学案》，创立学史之格，是我国思想界的英雄。合此六弊，对读者阅读史书造成了困难。首先是难读。史学著作浩如烟海，穷其一生也难以读尽。其次是难别择，史书之繁多，何为应读之书，何为有价值之书，我们难以从中正确选择。最后就是无感触，读完史书后，却未有激励读者的爱国之心。现今社会也是如此，我们上大学，专修历史学，从《中国通史》到《世界通史》，再到断代选修史，教科书数量繁多，但读之却并未有较大感触，尤其是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上的“大**年代”，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就有学习，当时心里面还有很大的触动，为中国近代的落后挨打而心痛，为中国现代社会建设上的重大失误而痛心。到了大学，从教材上看这些内容反而没有什么大的感觉了。不知是学习者的问题还是其它方面的问题，呜呼哀哉！所有这些问题，就导致了必须对史学进行改革，不然，“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因此，梁启超才写了《新史学》一文，实是世界形势所迫。

关于《史学之界说》这部分内容，我感触最深的是梁启超对历史的范围做的界定，层层深入，历史是叙述进化发展的现象，但非人类之进化者，却不能称之为历史。因为“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但是，单单讲述人群进化的现象是不够的，它只是一些浅在的层面，还必须从这些现象中把握事物进化的规律，但这又是不易求得的，主要是因为诸多史家知有一局部之史，却不知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间的关系。求得公理公例的最终目的还是“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历史就是用已知的进化规律为以后的发展服务。中国无真史家，导致中国进化缓慢，实是国之悲哀。梁启超就自己下定决心，在此开辟新的道路，勇气可嘉！

相比之下，我对《历史与人种之关系》并不特别感兴趣，其内容纷繁复杂、名称众多，使人头昏眼花，本人实是提不起兴趣阅读，故而此处省去不述，还望老师见谅。

《论正统》一文中对正统的起源和含义都做了比较明确详细的叙述说明。梁启超认为中国史家言正统就是一大谬误，根本原因就是他们被奴隶根性所束缚，转而又来束缚后人。文中所写用以衡量正不正者的六项依据，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千百年来，史家为正统的事情争论不休，却又无法自圆其说。梁启超对正统之说的起因做了分析，他认为原因有二：一则当代君臣，自私本国也；二曰由于陋儒误解经义，煽扬奴性，并提出了自己对正统的看法，他认为自周秦以后，无一朝能当此名者。理由就是夷狄不可以为统；篡夺不可以为统；盗贼不可以为统。如此说来，中国历史上所谓正统者，寥寥无几矣。我认为，历史无正统与非正统之说，这种分法本身就给历史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政治色彩，使读者看不清历史的本来面目，实在应该摒弃之。

《论书法》和《论纪年》两篇内容，本人对此没有太大的想法，无论是史家隐其意或直笔记述君王的私事，或是纪元的更改在历史上都属于常见的现象。虽然说“书法善则为良史，反是则为秽史”，但要写出善史，也是相当困难的。梁启超就说，有《春秋》之志者，可以言书法；无《春秋》之志者，不可以言书法。而纪年之说，由孔子作《春秋》定制，曰诸侯不得改元，惟王者才可以改元，使纪年变得简单了。在最后，梁启超提出“纪元之必当变”的口号，这样前面所讲的正统问题就无从说起了。

从总体上看，梁启超的这篇《新史学》先讲了旧史学之情况，然后就要进行改革，引出从何处着手开始进行“史界革命”整篇文章的内容宏大，立论深刻，议论得当，他的史学观点在这里得到咯充分的体现，批判以往的旧史学，提倡撰写新观点，新体载的“民史”反对以往历史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主张写通史，就要改变朝代纪年，以孔子生平为统一纪元，他将“朝代”与“国家”分离开来，也是文中所体现的反省旧史、开辟新史的一个重要特点。以上这些就是本人看了《新史学》后得到的一些粗浅的认识和看法，多有错误和不足，希望老师不吝赐教，本人在以后的学习中也会加大阅读面，增加知识储备，成为合格的历史专业人才。

第三篇：读《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有感

读《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有感

近日，我仔细拜读了北师大历史学院龚书铎、邱涛两位的近代史研究论文——《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颇受启发。在此，简单谈一谈自己的一些感想。

《近代史与鸦片战争》全文主要围绕着鸦片战争、林则徐禁烟事件以及其对近代中国的一系列深远而又沉重的打击和影响。全文可以大体分为三个部分。在论文的第一部分之中，两位作者先详细阐述了英国为发动鸦片战争所做出的一系列铺垫以及准备，说明了鸦片战争的发动的合理性以及必然性；第二部分客观而公正的对林则徐的虎门销烟事件进行了具体详尽的分析和评价，同时对其本人的历史地位进行阐述，最终说明林则徐不愧为民族英雄和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作者由鸦片战争向外延伸到整个近代中国的屈辱与抗争，说明其作用与意义，同时将近代中国与现代中国进行对比，说明近代中国特殊的成长历程。

读完了文章，谈一谈我自己的感想。首先，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史具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其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自有其不同之处。首先是其背景。十九世纪初期，一直处于闭关锁国状态的大清王朝已经逐步落后于世界的大潮，可是由于中国自给自足，对外封锁的特殊经济形态，中国在外贸上始终处于贸易顺差地位。这也引起了当时的诸多强国的不满。为了逆转对华的贸易逆差，英国开始向中国走私以鸦片为代表的一系列毒品，以牟取暴利。鸦片迅速占领市场，并张开其爪牙，大肆吞噬清朝的经济与国力。在此时，以明智的林则徐为首的一系列人，认识到了鸦片对于清朝的巨大危害，决定禁烟（鸦片）。然而此举激怒了英国政府，当局决定发动战争，以强大的武力迫使中国进行不合理的赔偿。第一次鸦片战争就此开始。

事实上，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需要一个广大的市场作为货品出口地，而中国刚好符合此条件，能成为英国广大商品的倾销地。所以，英国急需快速的打开中国的市场，以获取进一步的利益。这也是所谓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快速有效的打开中国的市场，进行资本主义的占领。然而由于交易不顺，英方必去改变其交易方式。可以说，战争或者武力是必经之路。而鸦片在短时间内暂时的减缓了贸易逆差，这从实际上可以说是减缓了英方对中方使用武力的打开市场的进程。林则徐的虎门销烟说到底只是一个拙劣的借口，在我看来甚至不能合理地称为是鸦片战争的导火索，充其量是英方自己找的理由——他们早就准备好了这样一场战斗并等候多时。这样说的证据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早已做好准备的侵略者又怎么可能满足于一次侵略所得的利益呢？能抢则抢，能占就占，这不正是这些侵略者们的丑恶嘴脸吗？

再说一说林则徐本人。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原名林天翰，字孟养，号旸谷，嘉庆侯官岁贡生，是当地的教书先生，于邻居罗氏的地方开设书塾。虽然林宾日为私塾教师，中了秀才后又可领取公粮，但是由于家里人口众多，僧多粥少，甚至三餐都无以为继。尽管林则徐家境并不好，但是他的父亲林宾日非常重视对于自己孩子的教育。由于林宾日幼时家贫，到十三岁才入书塾，常常被同学嘲笑，为免儿子和自己一样命运，教书时便将他携入塾中，抱在膝上，一同听学。在林则徐四岁时，父亲林宾日就将他带入自己的私塾中，教他读书和写字。七岁的时候，林则徐已经熟练文体知识，在当时来说是非常早的事。由此可见，林则徐的幼年受到了极为良好的教育。林则徐也同样是个争气的好学生，在十二岁时经选拔成为了佾生。在之后，林则徐通过父亲结识汉学家陈寿祺。陈寿祺为人愤世嫉俗，对现实的社会问题和官场有深刻的思考。他经世匡时之思想对林则徐有潜移默化作用。林则徐的好友还有郑光策的女婿梁章巨。两人少时已经交往甚频，而梁章巨早已接受郑光策“经世致用”之学，这也就加深了林则徐“经世致用”之思想，两人同时立下“经国救世”之志。这也为后来林则徐成为一颗开眼看世界的新星的重要原因。

古代的读书人大都为考取功名，以步入仕途。林则徐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但是他的仕途并不算一帆风顺，在早期多次变动，甚至还有因官场黑暗主动请辞的经历。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做张师诚的幕僚。张师诚当时位极人臣，对典章大政等政治学问均有所知，他将自己公事上的知识、权术一一传授给林则徐，使得林则徐的个人能力飞速的提升。但此时的林则徐仍然是一个封建守旧的典型官僚：在嘉庆二十一年，林则徐在南昌任科举考官。他的好友魏源和龚自珍因为科举的弊端严重，甚至是对人才的摧残而与他进行多次争执。由于受到道光皇帝的赏识，林则徐可以一展抱负，实现自己的理想。由于多年的考察，林则徐坚定鸦片害人最深，于是下定决心禁烟。在禁烟的开始，林受到了道光皇帝的多次嘉奖以及鼓励。然而在英国动武之后，由于小人进谗言，道光皇帝降罪林则徐，发配至新疆伊犁。此时，林则徐终于认识到了旧制的腐朽之处，逐渐蜕变成为了新派的领军人物。

总体评价，林则徐无疑是个伟大的民族英雄，他在事实上确实激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但论及此事，林则徐非但无罪，反而有功：他成功推动了中国近代的开始与发展。他也是中国的第一批学习外国体制技术希望强国的人，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同时在水利、廉政、和剿匪等多方面也多有建树。但是同许多伟大历史人物一样，林则徐是人，不是神，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也不可避免的犯下了许多错误。林则徐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行将解体、外国资本主义人侵、国家独立受到严重威胁的时代。他和爱国开明的封建士大夫魏源、龚自珍等人一起，矢志探索挽救腐朽的清王朝，臻国家于富强和外御强敌、捍卫国家独立、民族生存之道。他把反对外来侵略和维护清朝统治当作解除“ 内忧外患” 的两大重任。他以年高病弱之身，毅然应诏前往桂林镇压天地会起义，足以说明他的封建正统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林则徐的局限性恐怕主要在此。

《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史》作为一篇论述面较小的文章很好地帮助我了解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令我受益匪浅。

第四篇：读《梁启超传》有感

读《梁启超传》有感

前篇日记说到在读梁启超，并计划写读书笔记的。但是越读越觉得难以下笔了。我觉得我遇到了一座文化的珠穆朗玛峰，在他面前我就是一块小石头；我觉得我遇到了一个文化的太平洋，在他面前我就是一杯水，如此下笔何其难哉。920万言的《饮冰室合集》再加上三大厚本《饮冰室集外集》，梁任公著述超千万言矣！举凡在他所处时代能接触到的古今中外的文化，基本上无不涉及，且论述能自出新意，文笔汪洋姿肆，横贯古今，旁征中外，酣畅淋漓，忽如惊涛拍岸，忽如雷震九天，忽如飓风掠原，摧枯拉朽，扫荡污浊、启迪愚氓，而为封建腐朽之国开一新世界。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可说无不受梁任公影响者。任公去世，时人有挽联曰：

“三十年来新事业，新知识，新思想，是谁唤起？

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

可谓确切！

第一次接触梁任公的文章是《少年中国说》，记得是在初中，读其文曰：“红日初生，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当时就一个感觉：爽，这文章太爽了！

今读徐刚先生所著《梁启超传》，很佩服徐先生的话，他说读梁启超，如果能读出忧患，便是读懂了他所处的时代，甚至也会读懂他身后即今天的中国和世界。

确实如此，梁启超一生，可谓波澜壮阔而事业多艰，这也是跟近代国家之忧患坎坷相合。他的思想，也是在不断地求新求变，从维新变法，到护国运动倒袁讨张维护共和，其思想正如他自己所言的：“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以明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战。”但其思想的一个核心，还是爱国，强国之梦，忧国，忧民之心。

读《梁启超传》给我新的认识是：一是不能用“维新志士”这样一个简单的标签来概括梁启超复杂的一生，二是不能把康梁混为一谈，梁启超是常求新求变的，其后来之发展，远远走在了康有为的前面。梁启超处国家危亡之时势，奋而欲变法救国。其维新运动之时，思想为学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君主立宪国体。相对于维新运动之前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是一大进步。中学为体者，封建专制之政体也，不变则仅用末节之技术又有何用！变法者，变封建政体为资产阶级立宪政体也，制宪法，立议会，除科举，开新学，变官制，建立近代国家也。梁启超在其《论变法不知本源之害》中对此有详尽论述。他在北京办《中外记闻》，在上海办《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凡六十篇，震动天下，实是近代中国开启民智之先声。但百日维新还是迅速被扼杀了，戊戌六君子死难，康梁避难日本。究其失败，非为变法不对，奈何这些秀才们太天真，变法者，国之大事也，变法派无政权，无兵权，未能唤醒组织民众，只靠一个自身难保之光绪帝，靠几个知识分子呼号奔走，“秀才办事，十年难成”此之谓也。但维新运动毕竟是清王朝黑暗世界里的一丝亮光，即使运动失败，但其思想之传播，已是成功。

梁启超在日本接触大量西方著述，思想又有一新境界，反思百日维新失败之教训，缺乏民众之唤醒与支持，他认为“欲维新吾国，当维新吾民”，他创办《新民从报》，又以挟山倒海之健笔，唤醒国人，震动民风，民气，民心。他的《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释新民主义》，《论自由》，《论进步》，《论公德》等名著喷涌而出，知识青年以争相阅读《新民从报》为荣，中国大陆发行点97个，发行数激增至14000份。梁启超对于近代中国之启蒙，其功大焉！

但梁启超也有其局限性，光绪帝的“恩遇”，康有为的约束对他仍有影响，他对清廷的预备立宪还抱有天真的希望，以保皇派的立场与孙中山阵营的革命派激烈论战。

但可贵的是，他的思想是不断进步的，当他他终于看到清廷预备立宪骗局的破产，看到辛亥革命的胜利，他终于与保皇的康有为分道扬镳而拥护共和。当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冒死愤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揭露袁氏复辟阴谋，又与学生蔡锷谋划云南起义，发动护国战争，亲制起义文电。蔡锷起兵后梁启超又冒险只身孤行，奔走万里而秘至广西，策动广西独立，为扭转护国战争局势发挥巨大作用。袁世凯兵败被迫取消帝制。护国战争之胜利，梁启超及其学生蔡锷之功大焉，同为共和护国之英雄！

梁启超认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康有为虽为其师，但康顽固保皇，梁启超在国之大义上决不相让。护国战争胜利后，康有为公开复辟主张，梁启超发表《辟复辟论》痛击康有为：“„„而逍遥河上之耆旧，乃忽仰首伸须，论列是非，与众为仇，助贼张目。吾既惊其颜之厚，而转不测其居心何等也。”“如有再为复辟之说者，罪状与袁贼同，讨之如袁贼等。”至继任民国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府院之争激化，黎元洪请辫帅张勋进京调停，就此又上演了一出清帝复辟闹剧。康有为手舞足蹈山呼万岁参与复辟。梁启超愤而发表《反对复辟电》，矛头直指康有为：“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渎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实无所知。”梁启超任段祺瑞讨逆军总司令部参赞起草通电，随军讨逆。张勋复辟失败，民国保存，梁启超又一次有功于共和。

1919年，一战后巴黎和会，西方列强不顾中国为战胜国的地位，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移交日本。是时梁启超一行文化界人士在巴黎，知悉此强盗行为，拍案而起，当即起草电文将实情通告国内，建议全国发起反对签字运动。一时间国内群情激愤，举国抗议，北京五四运动至此爆发。

徐刚先生写道：“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梁启超又一次高高举起爱国主义的大旗，并为之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梁启超及时发回有关和会进展，主张拒签并发起运动的电报，是点燃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梁启超的功绩实在是不能埋没也不应埋没的。”

晚年的梁启超以潜心学术，培养人才为重，其学术论著浩繁精深，举其要者有《先秦政治思想史》，《先秦学术年表》，《老子哲学》，《庄子天下篇释意》，《孔子》，《读孟子届说》，《荀子评诸子汇

释》、《子墨子学说》、《墨经校释》。《韩非子显学篇释意》，《清代学术思想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稿》，《儒家哲学》，《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研究》等等。我抄这些书目的时候，心窃慕之，如能为梁先生当个跟班的小厮，听听他讲这些课也不枉这一世了，就文史哲学术方面而言，他涉猎区域之广，研究之深近代可能无人可比。他于教育不遗余力，与陈寅格、赵元任，王国维时称清华园四大名教授，同时他还奔走于南开、燕京、东南等著名大学，时称梁任公巡回讲学。他的学生可谓是桃李遍天下，硕学之士不胜枚举。仅随举两人，一胡适，一徐志摩，皆近代文坛，诗坛大家。他讲课时脱口而出一句话：“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此语成为影响一代教育家的金言。

1929年一月，梁任公逝世，中国各界唁电，挽诗如雪。生忧患之时势，作忧患之前驱，作杜鹃啼血之高呼以唤醒国人，奔波千万里，著述千万言，他是太累了。然而他的学说影响深远，尤其是他的“新民”之说。五四运动中提出的“国民性改造”，鲁迅先生在《两地书》中说：

“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这些，无不是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延续发展。当今时世，我们的国民性改造难道不仍然是任重而道远吗？

注明：以上所引史料引自徐刚先生所著《梁启超传》。诗文部分引自《梁启超选集》。

此为读书笔记，以后读一本书写一篇，与同好朋友共享。

梁任公认为治学当以史为先，本来准备接着看他写的书的，但怕其研究之深非我辈所能学。我需要认真地补补课先读史学。我下段学习目

标是《资治通鉴》，到时候再写读书笔记。

第五篇：读梁启超《敬业与乐业》有感

读梁启超《敬业与乐业》有感 读过梁启超的《敬业与乐业》从文中感受至深。他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人们对待职业的态度问题，论述了敬业与乐业的重要性。指出“责任心”和“趣味”跟“敬业”与“乐业”的关系最为密切：“责任心”就是“敬业”，“趣味”就是“乐业”。孔子曾说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看来孔子这位大教育家对于无业游民也是素手无策啊，那么对于一个年轻人，如何才能克服懒惰，以积极的心态来面对自己的工作呢？我认为就应该从梁启超先生所说的两个方面着手。首先要敬业。古代这样的例子多不胜数，古人都能坚持下来，我们就不可以吗？凡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件事上，要做到心无旁骛，事无大小，都应尽力而为，但求无愧我心，就算不成功，也没有什么遗憾了，若“坐这山，望那山”，则“一事无成”！

其次要乐业。人生能从自己职业中领略出趣味，生活才有价值。凡做一件事，都要认为它是有趣味的，做工苦，不做工更苦；被动与主动，能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果我们达不到乐业，那么生活就会变得很单调。如果有人说，我的职业没有可乐的地方。那么它就是个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的单调人，因为所有的职业都会有可乐的地方，只不过不容易被发现，而且很多人又不知如何去乐业。一个成功的规划人，肯定是乐业的，对规划事业的成功既不是家庭能带来的，也不是先天条件比别人强，原因是能把规划事业当作自己的乐趣所在，不管条件多么艰苦，都会陶醉在事业中。

人生因竞胜而快乐，乐业可以让我们把一切游思都抛之脑后，岂不为好？ “大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后高”，没有任何事是一蹴而就，没有任何人一举成名，也没有人只耕耘无收获。把握好心态，端正好态度。“天生我才必有用”，我工作，我快乐。只要脚踏实地的把自己的工作做到位，持之以恒，永不懈怠。从工作中找到乐趣，从快乐的心境中不断激发出自己的工作热情，就会发现自己的心胸越来越宽广，视野越来越开阔。

可见敬业与乐业能改变人的命运，成就人的梦想，实现人的价值。所以敬业与乐业都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它们，我们的生活才会变得精彩，世界也因此变得更加和平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