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有感

第一篇：读《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有感

读《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有感

《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本书是由郑成功主编，是数十位从事社会保障及相关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的集体智慧结晶。全书立足于社会保障制度顶层设计，从全局与长远的发展视角，分析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现状及所面临的挑战与任务，阐述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发展的宏观思路与目标体系，从理论上规划了社会保障制度渐进的发展阶段与推进步骤，对关键性问题作出了理论回应。读后，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现状及改革发展方向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获益匪浅。

客观而论，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领域中利益失衡格局的形成，是多种原因综合影响的结果，也是多年以来重财富增长轻财富分配、重鼓励部分人先富轻促进全民共享的结果，确非一日之寒，解决起来也绝非一日之功，而是宜采取中医式“抽丝祛病”与西医式“外科手术”相结合的综合疗法，多管齐下地采取一揽子有效措施才能构建长久公正的收入分配制度。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收入分配改革的大背景下，特别需要全面认识社会保障的收入分配功能。因为以往大多强调通过社会保障来解除国民后顾之忧和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忽略社会保障促使财富得到合理分配和普惠全民、实现共享的本源职责与功能；在现实中讨论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问题时，也存在着将社会保障局限于再分配领域并忽略

1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的现象。因此，重新全面认识社会保障的功能，不仅对这一制度的定型、稳定、持续发展有益，同时也对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与整个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有益。

在我国现阶段，一方面，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覆盖人口有限、低水平保障，运用的资源有限，其对财富分配格局的调节作用也有限。例如，我国目前社会保障全口径支出约相当于GDP的6%左右，较之发达国家大多在20%甚至30%以上的比重差距很大，即使是后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早在20多年前这一指标就超过了7%，显见社会保障对我国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的影响很小；再以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为例，我国约为12%左右，高收入国家普遍在35%甚至45%以上，中等收入国家也普遍在25%甚至30%以上，这表明社会保障在国家财政再分配中所占份额偏小，其对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有限。在初次分配中，由于社会保险覆盖面有限，职业福利不具普遍性，政府、劳方、资方之间的利益格局便不可能有效均衡，劳动者报酬不仅水平难以提升，薪酬结构也会陷入只重即期收入而缺乏稳定安全预期的困局。可见，社会保障支出在GDP、财政收入中比重的偏低，以及社会保险制度覆盖面的有限，是导致居民收入低、劳动者报酬低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的欠公平，则构成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又一重要原因，例如，在劳动者中，存在着有社会保险与无社会保

险者的收益差异；在有社会保险的劳动者中，存在着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企业职工等的待遇差距；在企业职工中，存在着垄断行业与一般性竞争行业的职业福利（如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等）差异；在城乡居民中，存在着社会保障项目多寡与水平高低等的差异。因此，我国社会保障运用的资源总量有限，而这有限的资源又在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配臵失衡，确实是现阶段影响收入分配格局的一个重大因素。

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30年和国民财富分配格局失衡的时代背景下，现在确实到了应当赋予社会保障合理调控财富分配格局职能的时候了。因此，在规划国家发展全局、推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与收入分配改革中，有必要将社会保障臵于更加突出的位臵，并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来增加居民与劳动者的收入，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促进财富分配格局的合理化。

本书建议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目标任务可以分解为两个大阶段：

2013-2020年是第一阶段，目标任务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全面定型、稳定发展。包括：面向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综合型社会救助制度、老残妇幼福利制度走向成熟，城乡居民的其他社会保障需求得到基本满足，社会保障水平得到较大幅度提升，并成为对财富分配格局产生重要影响的制度安排。

2021年到本世纪中叶是第二阶段，目标任务是在继续提升社会保障水平、缩小不同群体之间差距的条件下，实现由基本保障型向生活质量型、由形式普惠型向实质公平型发展的目标，并成为促使和维系财富合理分配格局的支柱性制度保障，最终向中国特色的福利社会迈进。

在上述两步走战略的发展进程中，从现在起到2020年再是一个特别关键的时期。一方面，基本保障制度均宜在这一期间完成试验性任务而进入依法实施的定型、稳定发展阶段，制度建设需要进入立足国家层面与满足长远战略发展的精细化阶段，否则，制度变革的成本或代价将随着试验期的延长而倍增。另一方面，宜在“十三五”规划中有相应的约束性指标，以便切实扭转财富分配格局的失衡，如基尼系数宜控制在0.45以内，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升幅度应不低于5个百分点，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的增长应明显快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相当于GDP的8%左右，等等。

强调到2020年为第一阶段的原由，主要在于：一是这一届政府在推进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建设方面已取得较好基础，包括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农民社会养老保险、保障性住房等等均已经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宜一鼓作气地解决社保制度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二是经济方式转型与收入分配改革客观上使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体系建设具有了紧迫性；三是社会保障领域中的一些重大制度安排与重大问题的解

决确实宜进一步加快进度，现在时机还有利，再行拖延将会代价高昂；四是城乡居民有期盼，希望政府能够继续加大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力度，以便尽早享有稳定的安全预期。

从现在起到2020年，建议且可能完成的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建设的任务包括：一是完成基本保障制度的立法任务，为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及相关福利制度提供法律依据；二是通过加快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整合与完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真正实现这一制度的全覆盖；三是通过实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与建立相应的老年津贴制度，在制度层面上初步实现“老有所养”的民生目标，并使这一制度全覆盖目标转变为适龄人口全覆盖的现实；四是实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体化，并向综合型救助制度逐渐转化；五是不失时机地发展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福利事业。如果能够在未来二至三年内或者“十三五”期间顺利地完成上述任务，将会大大降低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建设的成本，基本满足城乡居民起码的社会保障需求，同时为国民财富的合理分配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持续发展做出更大、更好的直接贡献。

第二篇：收入分配改革与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战略

收入分配改革与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战略

郑功成

社会保障制度攸关国民财富的分配格局

客观而论，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领域中利益失衡格局的形成，是多种原因综合影响的结果，也是多年以来重财富增长轻财富分配、重鼓励部分人先富轻促进全民共享的结果，确非一日之寒，解决起来也绝非一日之功，而是宜采取中医式“抽丝祛病”与西医式“外科手术”相结合的综合疗法，多管齐下地采取一揽子有效措施才能构建长久公正的收入分配制度。

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收入分配改革的大背景下，特别需要全面认识社会保障的收入分配功能。因为以往大多强调通过社会保障来解除国民后顾之忧和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忽略社会保障促使财富得到合理分配和普惠全民、实现共享的本源职责与功能；在现实中讨论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问题时，也存在着将社会保障局限于再分配领域并忽略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的现象。因此，重新全面认识社会保障的功能，不仅对这一制度的定型、稳定、持续发展有益，同时也对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与整个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有益。

纵观世界，可以发现这样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即在经济发展初期或者处于低收入国家阶段时，社会保障扮演的通常是维护社会安定和补救国民生计的工具，虽然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着收入分配，但这种调节的范围与程度都是十分有限的；当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阶段后，社会保障便不再是雪中送炭式的补救性制度安排，而是肩负着越来越重要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国民福利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很自然地成为国家发展的追求目标；当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后，社会保障所肩负的实际上已经不再是补救式的稳定或安全工具，而是承担着调节收入分配并促使财富得到合理分配的职能。除个别国家外，虽然各国在社会保障体系结构上有差异，但上述发展路径又确实明显地具有普遍性。

在我国现阶段，一方面，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覆盖人口有限、低水平保障，运用的资源有限，其对财富分配格局的调节作用也有限。例如，我国目前社会保障全口径支出约相当于GDP的6%左右，较之发达国家大多在20%甚至30%以上的比重差距很大，即使是后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早在20多年前这一指标就超过了7%，显见社会保障对我国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的影响很小；再以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为例，我国约为12%左右，高收入国家普遍在35%甚至45%以上，中等收入国家也普遍在25%甚至30%以上，这表明社会保障在国家财政再分配中所占份额偏小，其对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有限。在初次分配中，由于社会保险覆盖面有限，职业福利不具普遍性，政府、劳方、资方之间的利益格局便不可能有效均衡，劳动者报酬不仅水平难以提升，薪酬结构也会陷入只重即期收入而缺乏稳定安全预期的困局。可见，社会保障支出在GDP、财政收入中比重的偏低，以及社会保险制度覆盖面的有限，是导致居民收入低、劳动者报酬低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的欠公平，则构成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又一重要原因，例如，在劳动者中，存在着有社会保险与无社会保险者的收益差异；在有社会保险的劳动者中，存在着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企业职工等的待遇差距；在企业职工中，存在着垄断行业与一般性竞争行业的职业福利（如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等）差异；在城乡居民中，存在着社会保障项目多寡与水平高低等的差异。因此，我国社会保障运用的资源总量有限，而这有限的资源又在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配置失衡，确实是现阶段影响收入分配格局的一个重大因素。

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30年和国民财富分配格局失衡的时代背景下，现在确实到了应当赋予社会保障合理调控财富分配格局职能的时候了。因此，在规划国家发展全局、推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与收入分配改革中，有必要将社会保障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并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来增加居民与劳动者的收入，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促进财富分配格局的合理化。

社会保障的战略任务是促进财富的合理分配

我国需要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战略任务，是只保障民生还是在保障民生的基础上持续不断地改善民生，是只解除国民生活后顾之忧和维护社会安定还是在解除后顾之忧的基础上促进财富的合理分配，仍然存在着分歧。

如果继续将社会保障定性为维护社会安全的工具，这一制度的功能也就必然地被局限在解困济贫的低水平保障机制上；如果将社会保障的功能定位于促进财富的合理分配，它就不会再是部分人的专利与特权，也不可能永远是低水平和雪中送炭，而是需要与时俱进，伴随着国家发展与财富增长而普惠全民、实现共享，最终促进并维系着财富的合理分配格局。毫无疑问，后者显然更加符合当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规律。

有鉴于此，我国社会保障发展的战略目标与任务，即是在坚持公平、正义、共享的原则下，尽快实现基本保障制度普惠全民的初级目标，再在逐渐缩小不同群体之间权益不平等现象的条件下，健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最终迈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福利社会，这大约需要30-40年的时间，即与中国现在所处的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逐渐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同步。

在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条件下，建设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应当尽快实现国民福利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步增长，并在这种同步增长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升这一制度的保障水平与公平程度。为此，从现在到未来10年，宜大幅度提高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大幅度提高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大幅度提高城乡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与普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水平。

我认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目标任务可以分解为三个大阶段，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1．2010-2012年是第一阶段，目标任务是构建普惠全民的“两免除一解除”（免除生存危机、免除疾病忧虑和解除老年后顾之忧）的基本保障制度。包括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大制度覆盖全民，并实现定型、稳定发展；同时发展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福利事业及其他社会保障事业；使社会保障能够初步满足国民生活基本保障的需求。

2．2013-2020年是第二阶段，目标任务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全面定型、稳定发展。包括：面向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综合型社会救助制度、老残妇幼福利制度走向成熟，城乡居民的其他社会保障需求得到基本满足，社会保障水平得到较大幅度提升，并成为对财富分配格局产生重要影响的制度安排。

3．2021年到本世纪中叶是第三阶段，目标任务是在继续提升社会保障水平、缩小不同群体之间差距的条件下，实现由基本保障型向生活质量型、由形式普惠型向实质公平型发展的目标，并成为促使和维系财富合理分配格局的支柱性制度保障，最终向中国特色的福利社会迈进。

在上述三步走战略的发展进程中，从现在起到2012年再到整个“十二五”期间是一个特别关键的时期。一方面，基本保障制度均宜在这一期间完成试验性任务而进入依法实施的定型、稳定发展阶段，制度建设需要进入立足国家层面与满足长远战略发展的精细化阶段，否则，制度变革的成本或代价将随着试验期的延长而倍增。另一方面，宜在“十二五”规划中有相应的约束性指标，以便切实扭转财富分配格局的失衡，如基尼系数宜控制在0.45以内，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升幅度应不低于5个百分点，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的增长应明显快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相当于GDP的8%左右，等等。

强调到2012年为第一阶段的原由，主要在于：一是这一届政府在推进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建设方面的政策力度大，包括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农民社会养老保险、保障性住房等等均取得了巨大成就，已经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宜一鼓作气地解决社保制度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二是经济方式转型与收入分配改革客观上使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体系建设具有了紧迫性；三是社会保障领域中的一些重大制度安排与重大问题的解决确实宜进一步加快进度，现在时机还有利，再行拖延将会代价高昂；四是城乡居民有期盼，希望政府能够继续加大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力度，以便尽早享有稳定的安全预期。即使在2012年前无法全部完成上述任务，也建议尽快完成顶层制度设计任务和基本保障制度的试验性任务，以便整个“十二五”期间能够更加顺利地推进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

从现在起到2012年，建议且可能完成的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建设的任务包括：一是完成基本保障制度的立法任务，为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及相关福利制度提供法律依据；二是通过加快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整合与完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真正实现这一制度的全覆盖；三是通过实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与建立相应的老年津贴制度，在制度层面上初步实现“老有所养”的民生目标，于后再使这一制度全覆盖目标转变为适龄人口全覆盖的现实（如在“十二五”期末或“十三五”期间对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实现强制保险）；四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国统筹方案出台，为在“十二五”期间全面实现全国统筹奠定坚实基础；五是实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体化，并向综合型救助制度逐渐转化；六是不失时机地发展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福利事业。如果能够在未来二至三年内或者“十二五”期间顺利地完成上述任务，将会大大降低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建设的成本，基本满足城乡居民起码的社会保障需求，同时为国民财富的合理分配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持续发展做出更大、更好的直接贡献。

第三篇：读《改革与新思维》有感1000字

读《改革与新思维》有感1000字

大侠 一名思政课老师的日常

戈尔巴乔夫的著作不多，但是他的《改革与新思维》却被很多研究者所推荐，今日有幸读到，首先是对苏联当初改革的迫切性有了深刻的认识。

苏联的改革是因为各个方面发展，尤其是经济的发展到了“不得不”的情况下而展开的，具体的情况正如书中描述的那样：“70年代下半期国家开始失去前进的速度，经济工作越来越乱，积累了一个又一个困难问题，而且日益尖锐化，未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停滞现象和其他一些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现象，形成了某种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机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科学技术革命开辟了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新前景的条件下出现的，这不得不说，是生产关系的错乱严重阻碍了经济和科技的发展”.（P13-14）

当时苏联的经济停滞现象比较明显：“连续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国民收入增长速度都下降了一半以上，到了80年代初期，已经下降到几乎是经济停顿的程度，一个以前大力追赶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国家，开始明显地失去一个又一个阵地。而且，在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发展科学技术、生产和开发现代化技术设备和工艺方面，同这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追求”总产量“的做法，尤其是在重工业中，已经成为”最高任务“,甚至说是唯一目的。基本建设方面，由于施工期限漫长，大量国家财富被积压，建造了一些造价高又不能保证达到最高科学技术指标的项目。凡是花费劳动、材料、金钱越多的，就被认为是优秀工作人员或优秀企业。按说生产者”讨好“消费者才是正常的，”（P14-15）但是在苏联，是消费者要由生产者摆布，买方市场被卖方市场所替代，这是追求“总产量”的结果，是严重的供求失调。

很多经营管理人员不关心增加国家财富，而是关心在某个产品中消耗更多的材料、劳动和工时，并且卖的贵点。结果是：总产量有了，商品却不足。还记得小时候看电视小品，反映的就是苏联的“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问题，导致中国人可以拿一双裤袜换苏联的一块好手表，后来这一事实成就了牟其中这个人，他用中国的轻工业品换了苏联的图154飞机。也正是因为其产业发展不平衡，所以才有苏联同志一直吃大列巴而不是我们多样化的餐桌美食，直到今天也没有哪个国家的食品丰富程度能与中国的相媲美吧。

那时的苏联，是在优先增加产品数量的思想下发展工业的，在试图阻止速度下降时也主要是采取越来越多地增加消耗的做法，导致了资源的浪费。劳动量和消费量之间的联系遭到破坏，这几乎成为障碍机制的关键环节，不仅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导致社会公正原则遭到扭曲。

想想我们正在开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等等政策的出台，不都是认真吸取了苏联当年的教训吗？

另外还有很多现象，这里不再引述，也不多评价，待有时间再续

（声明：文中转化性引用了《改革与新思维》中的部分语言，已经做出标识）

第四篇：读《改革政府》有感（定稿）

读《改革政府》有感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曾对一本书做过这样的评价：“美国每一位当选官员应该阅读这本书。我们要使政府在这90年代充满新的活力，就必须对政府进行改革。该书给我们提供了改革的蓝图。”这本书就是美国著名的“进步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戴维·奥斯本（David Osbrne）与特德·盖布勒（Ted Gadbler）于1992年合作出版的《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政府“企业化”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流行于西方国家的一种政府组织思想。进入80年代以后，以政府“企业化”为背景的管理模式——商业模式越来越收到人们的重视，并被广泛应用于西方国家行政制度改革的实践之中。所谓“政府企业化”，是用企业家在经营中所追求的讲效率、重质量、善待消费者和力求完美服务的精神以及企业中广泛运用的科学管理方法，改革政府机构中的公共管理部门，重塑政府形象。建立企业化政府要求政府有新的理念、新的运作模式，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的《改革政府》一书，就是为美国治理政府痼疾，重塑政府功能与形象开出的一副良方。

奥斯本和盖布勒是在深切感受到现行政府机制存在的各种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他们的改革方案的。他们首先肯定政府的存在对于文明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遗憾的是政府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它并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有效地运作。现在的政府官僚机构既庞大又集权化，行动迟缓，效率低下，刻板而且无人情味，这既是政府的形象也是政府的本质。即使是最有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人，在掌管公共服务机构尤其是政府机构半年以后，“其行为也会变得像最糟糕的混日子的官僚和争权夺利的政客一样”。这样的政府在变化迅速、信息丰富、只是密集的90年代已不能有效地运转。因而，留下的选择只有一个，这就是改造。奥斯本希望用他们所展示的新思维、新范例，来打开尚未打开的一扇扇大门——美国政府从上到下的各级官僚机构，以彻底发动一个范例的转变。奥斯本和盖布勒认为，至关重要的是政府体制问题，他们批判的矛头所指并不是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而是现行的、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设计出的那种中央集权、层次繁多的政府官僚体制。在他们看来，“如果一个组织的结构就是鼓励企业家精神和行为的，那么几乎人人都可以成为企业家。反之，如果一个组织的结构是鼓励官僚主义行为的，则几乎任何企业家都会成为官僚主义者。”他们的责任，就是通过对政府体制的改革，把那些有才能、立志献身的大多数政府公务员从他们所受制的陈旧体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释放他们身上的巨大能量，提高他们为公众服务的能力。

奥斯本和盖布勒对传统官僚体制的改革是通过十项原则进行的：一是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二是社区拥有的政府：授权而不是服务；三是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引入到提供服务中去；四是具有使命感的政府：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五是讲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六是受顾客驱使的政府：满足顾客的需要，而不是政治官僚的需要；七是有事业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是浪费；八是有预见力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九是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十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

虽然这本书在1992年就已经出版了，但在我看来，它仍然对当今我国政府的不断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现行政府的工作是由许多计划和方案组成的，政府官员也大都习惯于按计划行事。但计划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它受选民而不是顾客推动；它受政治而不是政策推动；它倾向于创造分裂的服务系统；它不是自我改正的；它难得寿终正寝；它很难达到为取得重大影响所必须的规模；它通常运用命令而不是奖励手段。因此，政府的公共管理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和依据，运用市场机制达到公共目的。但要明确的重要一点是，如同政府存在着缺陷一样，许多市场也是存在着严重缺陷的。这也就是说，企业家政府所建立的是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的按计划行政的政府模式，也不同于完全放任的自由主义的政府模式，而是一种兼具二者优势又弥补二者缺陷的第三种政府公共管理模式。

在本书的第三章：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引入到提供服务中去，我认为，政府之所以没有商界那样富有效率，主要原因在于它是采取垄断方式而不是采用竞争方式进行管理活动。与垄断相比较，竞争具有许多好处：竞争提高效率，即投入少而产出多；竞争能提高组织成员的自尊心和士气。哪里有竞争，哪里就会取得较好的结果，增强成本意识，提供优质服务。由此看来，竞争是促进改革的永恒动力，但政府通常缺乏这种动力。因而政府必须通过各种形式引入竞争机制，改善行政管理。虽然“竞争不能解决我们的一切问题。但是在解开使许多”付机构陷于瘫痪的官僚主义死结方面，它也许比本书中的其他任何概念更加关键”。但同时，政府也需要对竞争进行必要而合理的管理。

这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很明显的，就是要打破政府的垄断，将公共服务行业公开化，市场化。竞争最明显的好处是提高效率、迫使公营或私营的垄断组织对顾客的需求做出反应、有效促进革新、提高雇员的自尊心和士气。对于中国而言我觉得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就是现在教育的私营化。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里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私立小学与私立中学。他们的生源还很好，这是为什么？其实这就是因为在中国不断发展的道路上政府看到了，教育的提供如果全由政府来承担是非常没有效率的，是不适应市场化发展的，私立学校的建立其实是市场化竞争的必然结果。可以看到这样的变化给我们带来的很多好处，教育质量比起全部有政府办学校的时候有了显著提高，越来越多的学校竞争使得当地整体教育水平有了提高，这是私营经济与公营经济博弈的结果。然而，我们也应看到这样的结果使得我们教育的成本有了提高，也就是说竞争机制的引入提高了教育的质量但是也抬高了教育的门槛，这便提醒了我们，引入竞争机制，将政府的事情交给私营经济办并不是万能的，还有有一些工作，有些产业不能由私营经济来完成的，比如典型的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一些事业像医疗和社会保障。原因是很简单，私营经济在经营过程中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利润的最大化，这就难免在提供一些公共产品的时候出现公平的缺失，使得居民在享受这种产品受到限制，这显然有悖于政府应有职能的。换言之，竞争是必须的，因为在这样的市场经济中，私营

经济迅速地夺取了供应组织的市场份额，如果不竞争，我们的公营经济就会停滞，会萎缩，直到剩下那些别无选择的只有利用公共服务的顾客。但是我们的政府也要学会把握一个度，该自己做的事如果交与私营部门则会使自己的境地更尴尬，更会被时代多摒弃。总的来说，在整本书的阅读中我们还是能清楚感受的到作者的主旨就是向读者提供一个新的思维去思考，去探索政府改革之路，而这种思维是以企业家精神为主线的一系列改革创新与方向。我们看到我们的政府确实有着太多的问题和麻烦，但是他们在解决麻烦和问题的时候都有一个通病，就是缺乏一个新思维，一个新范例来引导改革向。

最后总结：不能拥有一个企业一样的政府，但是我们可以拥有一个企业家的精神，因为这样的新思维会引领我们打开政府改革的一扇又一扇大门。

姓名：黄方盈

学号：7101310049

班级：公共事业管理102班

第五篇：读《改革政府》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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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改革政府》有感

作者：朱静

来源：《新理财·政府理财》2013年第01期

美国人戴维·奥斯本在上个世纪90年代写了《改革政府》，作者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例子，说明只要政府官员有事业和创新精神，是可以严格按照预算来投入公共服务与设施，为广大公众服务，提供优质公共产品的。无论是在学校、贫民窟，还是在环境卫生治理等等方面都大有可为，而且削减税收、提高服务机构效率也是可为可行的。

当时美国副总统戈尔受委托主持美国的政府改革，大部分思路来自此书。其实，政府官僚主义在全世界普遍存在，书中这些改革途径都是很值得其他国家和地方参考借鉴的。

书中阐述了政府在以人民为重的指导思想下，注重自身的运转效率。其中收入获取方式多样化、支出合理化及支出效果化等问题，是保证政府有效运转的基础。其中提出这样的主张，“不论政府的大小而力求政府的效率，不强求政府做什么而着眼于政府怎么做，不纠缠征税多少花钱多少而讲究适当征税花钱得体，不辩论政府办事的动机而着重政府办事的后果。”书中也谈到了美国当年所遇到的“突击花钱”的问题，如果到了财政结束时，主管们还没有把钱用光，就会产生两种情况，即他们会失去结余下来的钱，还有，第二年他们得到的钱会减少，于是就产生了财政结束前，政府突击花钱的***惯。当时加利福尼亚州的维塞利亚市就进行了改革，允许各部门保留各自的结余，这样不仅消灭了突击花钱的现象，同时也鼓励了各主官节约开支，也是让各主官像所有者那样来考虑问题，“如果这是我自己的钱，我会这样花销吗？”

这本90年代的著作，来自于对美国政府改革的探索，也指导了美国政府的继续改革。如今10几年过去了，中国政府也到了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时刻。对中国而言，哪种形式的政府将更高效呢？也许恰如戴维所说的，他们的结论具有全球意义：企业家精神。

从戴维的这本书里，我们多少会借鉴了一些改革思想。虽然本期讨论“突击花钱”，但各方也都在打圆场，认为“年底突击花钱不违规”。可是不得不承认确实存在年底突击花钱的问题，只是拿“不违规”进行辩解而已，既是不违规，也不能说没有问题、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年底突击花钱虽不违规，但与均衡预算执行进度相比较，违规的可能性要大一些，给产生违规提供了土壤。如果财政预算支出执行都集中到了年底，在年底很短时期内要花掉较大财政资金，就可能存在一些机构花掉不必要的资金，购买不必要的项目，甚至弄虚作假虚列支出项目套取财政资金，也可能想法设法套取财政资金用于职工年底福利支出等。最起码，年底突击花钱给违规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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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资金就应该花的高效，花的公开透明。不能拿“突击花钱不违规”这个低标准来要求，更不能拿日本等国也存在突击花钱作为样板示范，何不拿美国高效率、均衡预算支出来作为对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