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统筹运用四大法治平台深入推进法治北仑建设论文[合集五篇]

第一篇：浅谈统筹运用四大法治平台深入推进法治北仑建设论文

近年来，北仑区以“四大平台”建设为载体，不断夯实工作基础，加大开拓创新力度，法治北仑建设取得良好成效，至2015 年，北仑区已连续三届获评“全国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先进单位”。

健全法治建设组织平台推动改革深入发展

北仑区委积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健全完善科学规范的权力运行机制，不断推动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扎实开展纪检部门“三转”工作。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营造风清气正的选人用人氛围。有序开展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进一步优化政府机构、职能设置和工作流程。完善综合行政执法体制，建成行政执法电子监察系统，综合行政执法案件量质齐升。顺利完成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新成立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全区综合行政执法力度明显增强。

创新法治建设实践平台解决群众重大关切

强化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完善政府投资项目“红黑”名单、工程诚信数据库等重点领域的监管和审计监督。推进行政审批事项改革，保留行政审批服务事项567 项，51 项承诺办理事项转为即时办理，审批事项平均承诺办理时限由3.3 个工作日压缩到2.2 个工作日，减少30.3%。积极开展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2014 年为当事人缓减免交诉讼费近76 万余元，办理法律援助案件596 件、援助经费达85 万元。进一步推进农村“三务公开”入户工程，建立健全农村三资管理、工程项目等小微权力清单及运行规范，监督制约基层权力规范运行。

拓展法治建设互动平台激发社会创造活力

拓展政府信息社会公开渠道，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电子平台建设，启动运行区“阳光工程网”，涉及重点领域的12 个政府部门、17 个重点事项均已上线并保持实时更新。全面推出“三清单”社会公开，清理取消行政职权4346 项，精简54.2%。健全公众参与事务渠道。不断提升“阳光执法”水平，建立“九项必说理”制度，推行说理性执法，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健全人民陪审员工作机制，增选人民陪审员30 名，普通程序案件陪审率达97.7%，有效畅通社团承接政府服务渠道。

丰富法治文化特色平台营造法治浓厚氛围

着力提升全体公务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和水平，2014年组织机关干部参观区警示教育基地140 次，接受教育党员干部5720 人次。开展治“四风”、破“三难”专项检查，集中查处“吃拿卡要”等问题，有效督促党政干部转变作风、依法行政、认真履职。2014 年开展大规模正风肃纪行动92 次，检查单位594 家次、发现问题72 个，处理人员51 人。按照法治文化先行区的目标定位，大力开展法治文化“季风行动”，全力打造法治文化北仑印象。依托北仑区域特点、唱响法治文化“山海经”，开通“北仑普法”微信平台、有效增强法治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面。2014 年，北仑区被评为全国“六五”普法中期先进县(市)区。

第二篇：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保驾护航

摘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中国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重要目标，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保障。法治中国对于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助推改革走向深入，保障改革平稳进行具有十分重大且深远的意义。本文从为什么要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战略的发展以及如何依法治国等方面进行了部分讨论。

关键字：法治中国，深化改革，法制建设，三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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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法治中国是2013年1月7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就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中做出的重要指示中首次提出的一个法治建设新目标。“法治中国”是自党的十五大以来依法治国方略的升级版；是将法治的共性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综合体。“法治中国”进一步指明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方向和道路，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

一、为什么要依法治国

欧美等现代化国家法治等比较完善，而在我国由于建国时短且部分历史原因，导致在改革开放后才正式提出依法治国的战略。随着国家经济和各个方面的发展，要求国家实行依法治国，因为只有依法治国，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才能维护国家稳定以及人民的安居乐业。

实行依法治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改革的目标，但市场经济绝不仅仅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它是一整套经济运行的理念和模式，属于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因此必然要求改革上层建筑以适应其需要，健全的法制正是适应市场经济的上层建筑中的核心部分。

实行依法治国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前提条件。建设精神文明、两手抓成为党中央一再强调的工作重点。但是这项常抓不懈的工作成效不彰也是不争的事实，其原因就在于法制建设的不力。搞精神文明的一种常规作法是大力宣传先进模范人物的事迹，号召广大人民学习。然而，在一个贪污腐化者、坑蒙拐骗者弹冠相庆，诚实守法者吃亏上当的社会中，模范人物有多大感召力令人怀疑。事实上，在一个基本法律规范都得不到尊重的时代，让人们去学习先进模范无私奉献、忘我工作无异于缘木求鱼。因此，想要搞好精神文明，必须先下大力气搞好法制建设。

实行依法治国是维护国家稳定，社会长治久安的要求。依法治国就是指按一套相对固定的原则规范来管理国家，从而使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得以在比较稳定的基础上运行而不致有太大的动荡。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法律以及与其相关的法制体系与军队、警察一样是保证社会正常稳定运行的基本机制。而这种机制对于转轨时期的中国显得尤其重要。中国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化的巨大变革，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利益结构的变迁、国家控制力的减弱，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民族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新贫与新富之间存在着许许多多甚至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贪污腐败、黑社会等丑恶现象层出不穷。不仅如此，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也日益激烈和具体化，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则因此变得难以预测。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对秩序的呼唤理应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而在秩序的建立和维护中，法制无疑是唱主角的。

二、依法治国战略的发展

中国现行宪法，即1982年宪法，为了体现保障公民权利的原则，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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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放在“国家机构”之前，改变了以往放在“国家机构”之后的惯例。虽然只是次序的调整，但它反映了法治国家一个基本原则——公民权利优于国家机构的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前提，国家机构是用来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的工具。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还特别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我国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将过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提法，改变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极其鲜明地突出了对“法治”的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合乎逻辑地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正是中央对这一问题长期思索的结果，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着眼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现实需要：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还把依法治国作为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基本内容。

2014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决定》在10月23号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通过。10月23号，全会闭幕当天已经发布了一个全会公报，与之相比，公报是关于依法治国的大纲和精神要旨的阐述，《决定》则是一部更全面、具体、更有针对性的依法治国路径图。

三、如何建设法治中国

坚持以法治为最可靠保障。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及扩大人民民主，必须坚持以法治为最根本手段和最可靠保障。法治中国是十八大报告所阐述的“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战略的升级版。在当下中国，法治是提高执政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的可靠教材，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唯一途径，是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根本保障。

法治中国必须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让法治成为国民的信仰。法治本质上是规则之治，宪法和法律是一国的根本规则。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立国宪章，国之根本法则，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根据宪法所制定的各种基本法律是国家这一共同体的基本规范准则。法律是宪法的具体化，亦具有不可侵犯的权威性。只有牢固确立和尊崇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才能在国家树立一个最高的是非判断标准，才能建立稳定可靠的制度预期，才能引导国民遵守规则、信仰法治。

法治中国必须规范公权力运行，保障私权利实现。制约和规范公权力运行，保障和实现私权利价值是现代法治的两大使命。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权力由法律所授予，也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运行。应将权力关进法律化的制度之笼，坚持用法律化的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通过法治化的途径监督权力，让权力在法制的轨道内运行。公权力具有天然的侵犯私权利的属性，制约和规范公权力运行的目的，在于保障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私权，否则公权力的存在将毫无意义。

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严格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必须通过一个法治的政府才能实现，这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依法行政是规范公权力运行，保障私权利实现的首要保障。当前社会矛盾多发，信访不断，多与依法行政不到位有关。只有坚持依法行政，才能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最大程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依法行政也是创新社会治理所必须遵循的根本准则。不管何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方式，包括新型的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机制，皆代表国家对社会管理的方法或者态度，都涉及到公权力的运用，因此必须坚持依法而为;未得到法律授权的任何公权力运用都是非法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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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钱买平安”、“摆得平就是水平”都是非法治的权宜之计，应予以坚决摒弃。

法治中国必须强化司法权威，保障司法独立。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以维护人民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是公平正义实现的最后一道关卡。当民众普遍感到公平正义难以获得的时候，将导致社会不稳。理想的法治状态下，一切纠纷皆可通过司法获得解决，民众能够从司法获得最后的公平正义。司法要承担守护民众公平正义的使命，要求司法必须有权威，强化司法权威是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司法权威来源于独立和公正，应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下大力气根除制约司法权依法独立运行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司法权依法独立运行与坚持党的领导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就是对党和人民意志的最好贯彻和落实。目前存在诸多如“信访不信法”等消减司法权威的不利因素，亟需得到纠正。

现今，我们正面临全面深化改革的艰巨任务，这是巨大挑战，更是推动中国继续美好前行的重大战略机遇。当前形势和任务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坚持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改革总体推进方略。法治中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支撑，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应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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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习近平.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N].人民日报,2013.[2]李清伟.通过改革迈向法治中国[J].环球法律评论,2014,(1):19-22.[3]王紫零.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开启法治中国新征程[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14,(1):31-34.[4]姚忠伟.中国梦的法治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建设法治中国的论述与解读[J].山东青年,2014,(3):153-153,154.[5]邱成梁.法治中国与改革共识的法治进路[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4,(4):79-83.[6]李林.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努力建设法治中国[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1(3):37-45.5

第三篇：社区法治建设论文

社区法治建设论文--社区法治初探

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内人们生活的共同体，我国社区是广大群众居住和生活的重要场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社区，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和关键部位，其建设和发展与法治的关系日益密切，社区法治也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几年来我们石景山区对此进行了初步探索，引发如下思考:

一、社区建设呼唤法治，法治是社区健康、有序发展的客观要求

一是“单位人”向“社区人”转变，规范社会行为需要法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居民的管理，一般是通过单位实现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企事业单位减少对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和依赖关系，开始走向市场，改变了企业办社会、学校办社会、机关办社会的错位现象，广大职工由“单位人”向“社区人”转变，个人的生活与社会需求将主要通过社区得以满足，社区与城市居民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各种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股份制企业迅速发展，变成真正的无主管企业，同时，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外来人员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依靠单位、户口等行政管理日益困难，法律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强制性行为规范，对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各类组织、社区管理者、居民及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系列法律关系，需要法律来明确有关各方的责、权、利关系，依法规范社会行为。

二是维护社区稳定，保障人们权益不受侵犯需要法治。有法律的维系，社区才能稳定。居民是社区的主体，也是社区法治的主体，民稳则社区稳。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法律需求不断增强，居民维护自身权益的呼声日高，据一份调查资料显示，北京人对法律帮助的需求比例为38.3%，而在职职工、离退人员、辞停人员、下岗职工对社区法律服务的需求率分别为44.3%、30.5%、27.6%、48.9%，我们对八角街道社区搞了两次法律需求抽样调查，被调查对象有居委会干部、行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外来人员等，据统计，有60%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需要法律服务，并认为应在居住的小区搞一些集中咨询或专题讲座等。随。

区法律服务工作，根据居民需求，提供就近便利服务；利用双休日，参加社区“助残日”、“环保日”等义务咨询；举办专题法制讲座，到法制课堂授课等；信息网络，由社区服务信息网络中心法律分中心、法律事务中心电脑数据库、社区分中心电脑、触摸屏组成。它是一放射状网络，甚至可同居民家中电脑联接。

居民若遇到法律问题，可以选择上网查找法律事务中心的服务信息、联系服务单位，或者拨打法律事务中心的电话或社区服务中心（分中心）的电话获取法律帮助，使群众享受到了“足不出户”的服务。另外，也可以就近向法律服务志愿者、调解员咨询，或到社区服务中心的“一门式”服务中法律咨询窗口，免费解答法律咨询；法律事务中心专人值班，接待来访及电话咨询。

三网一体的“社区法律服务网络”，使社区内基本做到了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法律服务人员，哪里就有方便快捷的法律服务。据不完全统计，去年1-11月，我区法律服务机构为社区提供法律咨询6000人次，其中免费法律咨询3000余人次，代书441份，诉讼代理400余件，非诉代理110件，避免和挽回经济损失420余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仅八角社区法律事务中心6个月为社区居民提供免费法律咨询170余件，开展大型义务法律咨询3次，指导非诉调解94件，较好地满足了社区成员的法律需求。

（二）依托载体，规范引导社区成员行为，使法治观念深入人心。

一是以社区法律事务中心为载体，加强社区法制建设。在全区各个街道依托司法所建立起社区法律事务中心，以提高社区成员法律素质为核心，从法制宣传教育切入，在社区内设置法制宣传橱窗、法律信箱、法律书架和法律法规自由索取点，营造社区法治氛围，规范社区成员行为。主要抓好五个方面：一抓领导干部学法，发挥示范作用，特别注重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的学习，促进依法行政；二抓普法骨干培训，发挥带动作用；三抓青少年的法制教育，在社区中小学建立法制副校长制度，定期举办法律知识讲座；四抓流动人口的法制教育，开办流动人口法制夜校；五对居民开展“送法进楼门进家庭”活动。

二是挖掘利用社区法律资源，组建一支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包括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以及其他社会志愿者，如“党员志愿者”、“青年志愿者”、“夕阳红志愿者”等，引导其自觉参与社区建设。全区现有千余名法律服务志愿者活跃在各个社区，分别担任法制宣传员、义务调解员等四大员，通过市民法制学校、法制讲师团等形式不定期应居民需求授课和开展法律咨询活动。广大居民切实感受到法律就在自己身边。居民们普遍反映，法律服务进社区给他们带来了“依法自治”的理念，小区是我家，管理靠大家。

三是依托社区法律服务载体，为老、弱、贫、残等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印制法律援助爱心卡2万份，发放到社区居民手中，编制社区法律服务指南，利用石景山有线电视台《法制聚焦》栏目，为您提个醒等方式，使法律援助这一多数人比较陌生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建立法律援助网络，由区法律援助中心协调各法律服务机构、工青妇老残和街道社区法律援助工作站，负责全区性的重大法律援助事项如代理案件等工作。在社区通过电脑联网和触摸屏，把法律援助的内容、要求传送给社区的居民。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区法律援助中心共接待法律援助咨询853人次，同比增长85%，提供法律援助案件77件，同比增长150%。自上而下的工作网络也初步形成，法律援助不再是少数刑事案件被告人的“专利”，而被更多的群众知晓和需要，作为一种社会救济手段，它正走近千家万户，受到社区群众的欢迎。

2、社区调解是社区法治的重要内容

几年来，我区建立健全了居、街两级人民调解委员会，积极探索人民调解与诉讼程序的衔接途径，初步形成依法化解社区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机制，确保社区稳定。实行“政法结合，多方参与，上下联动，协同作战”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机制，奠定“大调解”的格局。

一是上下联动，初步建成五级矛盾调解网络（基层社情信息网）。畅通了信息渠道。由下至上分别是调解员--调解小组—居委会调解委员会--街道社区法律事务中心和司法调解中心—区司法局，一是调解员、信息员，负责排查民间纠纷的苗头和隐患。二是调解小组，排查、搜集一个或几个楼门的一般民间纠纷及民情信息；三是调解委员会，指导、调解辖区内居民日常生活中的人身、财产权益等纠纷；四是以两个“中心”为规划、组织、协调、管理社区内涉法事务和重大矛盾指挥协调系统，坚持“以法为准，以民为本，面向社区，服务群众”的服务宗旨。其中，社区法律事务中心负责管理社区内法律事务和法律服务工作，包括协助管委会完善社区管理制度、受理居民的涉法求助、组织法律服务机构开展便民利民服务等；社区司法调解中心协调社区开展矛盾纠纷的排查治理活动，收集、分析和研究有关动态、提供信息、提出对策，协调社区成员单位处理重大矛盾、疑难纠纷，同时受理民间纠纷求助。社情民意通过楼门信息员、居委会、“中心”逐级及时上报到司法局基层科，重大社会矛盾必须立即上报，司法局对掌握的社区信息进行整理、分析，以“148”专递的形式向区领导汇报和同有关部门沟通，并提出解决对策。据悉，今年排查出的7件重大矛盾，均获解决。

二是左右联动，如金顶街实行矛盾调处成员单位互动的机制。他们根据矛盾纠纷的性质、类型等，明确划分各成员的职责，实行成员单位分工负责制，做到谁的任务、谁的职责、谁的矛盾、谁调解。如社区管委会负责协调、组织“两个中心”的日常工作，对矛盾纠纷的接待登记、协调、督办、上报等，城管科负责接待调处因环境、环保、绿化或水、电、气、热、道路等引发的矛盾纠纷，司法所负责接待和调解涉法矛盾纠纷，对调解人员进行培训，开展民间纠纷排查，对符合法律援助的对象实行优惠或无偿法律服务等。要求各成员切实负起责任来，不得无故拖延、推诿，而使矛盾纠纷激化或扩大态势，否则，将追究该部门领导的责任。按照此种运行机制，我们开展重点时期矛盾纠纷排查，有效化解社区矛盾纠纷820余起。

3、社区居民自治是社区民主法治的具体体现

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目标，在社区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一直是我区探索的目标。一是落实《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通过居委会换届选举实现居民自治；二是通过鲁谷社区体制改革，建立大社区的理念，保证政府依法行政，社区依法自治，探索“小政府、大社会，小机构、大服务，”的新型社区管理机制，实现政府行政管理职能和社会化职能的归位；三是通过建立健全社区成员代表会议、社区议事协商会议等制度的建立来体现民主自治；四是通过居民的广泛参与，管理社区事务，决定重大事项，解决热点难点问题实现基层民主自治。2003年10月北京首个街道级群众性自治组织鲁谷社区委员会经社区代表会议投票选举产生，它标志着我区社区民主自治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第四篇：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研究!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研究

刘恩强

内容提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国内外环境复杂，挑战更多，法治建设已成必然趋势。然而法治建设中，体制不顺，基础薄弱，氛围不浓等问题，与我们党提出的依法治国相违背。因此，在法治建设中政府应首当其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必须解决的大课题，它们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远发展，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广大人民幸福安康。关键词：法治建设

践行

核心价值观

一、我国法治建设现状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早在公元前21世纪，中国就已经产生了奴隶制的习惯法。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中国开始制定成文法，出现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唐朝（618年－907年）时，中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封建法典，并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所传承和发展。中华法系成为世界独树一帜的法系，古老的中国为人类法制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为了改变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命运，一些仁人志士试图将近代西方国家的法治模式移植到中国，以实现变法图强的梦想。但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他们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逐步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从全面深化改革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当代中国奋发向前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方略愈加清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必须解决的大课题，它们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远发展，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广大人民幸福安康。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法治的地位和作用将更加彰显，法治必须且必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法治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了许多新思想，采取了许多新举措，取得了法治建设新成效。这就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里的“全面”，就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社会生活各方面、各环节，就是一视同仁、一以贯之，决不允许有法外之地和不受法律约束之人。

二、法治基础的瓶颈效应

商鞅变法首开中国法治建设之先河，随后也出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平等思想，清朝末期，一些仁人志士试图变法强国，然而几千年来得封建君主制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在中国法治谈法治无异于纸上谈兵。新

中国成立后，中国法治建设才得以健康发展，但在法治建设进程中，仍面临两大瓶颈：

一是理论基础薄弱。截止2011年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了现行有效的法律240件，国务院共制定了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706件。由七个法律部门，三个层次法律法规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构成，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但仍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从宪法来说，我们现在最大的欠缺就是缺乏落实一些政治权利的若干法律制度；在经济法方面我们还欠缺宏观调控的法律；在行政法方面，“行政程序法”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程序正义往往代表法律的正义，如果没有行政程序方面的法律限制，那么它所做出来的决策就可能有问题等等。

二是立法存在缺陷：一是立法缺乏科学性。据《南方都市报》报导，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被江泽民称为“凤毛麟角”，她也是中国唯一一位从第一届连任到第十一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她说55年来“从没投过反对票，对党和国家一直拥护”。法律是一门严肃的学科，当人大代表更是一件关系到千千万万生灵的大事。在这里，我没有贬低申纪兰的意思，但其人格的高贵，并不能说明她有资格成为一个合格的人大代表。再比如社区矫正工作，2002年8月在上海率先试点，后来逐步全国铺开，但其法律依据呢？直到2011年刑法修正案

（八）首次将社区矫正纳入刑法，对判处管制、缓刑、假释的犯罪的，依法实行社区矫正。2012年，刑法诉讼法再次明确了社区矫正的范围和执行主体。社区矫正法仍然没有出台。目前社区矫正工作执行是两高两部制定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二是立法缺乏透明度。西方国家任何一个立法都有立法报告书，都是透明的。我们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只是一个法律委员会负责人报告这个分多少章节，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很粗糙，很粗线条的。三是授权立法的缺陷性。授权立法在市场经济的初期是有一定道理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还没有多少经验，所以授权国务院可以在某些领域自己制定一些规则。但是后来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大了，部门立法等于说是授权给国务院各个部门自己来起草法律，铁路法当然是铁道部来制定，环保法当然是环保局来制定。每一个部门的立法都有局限性，因为它有部门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摆脱部门的利益就很困难了，因为我们国家过去也有过专家立法，但是终究这些专家并不是这些部门的实际管理者、操作者，所以专家起草的条文往往会脱离实际，不能够被实际所接受。

三、法治实践的多米洛效应

东北汉子周起财因为地产商以暴力强行拆迁，放火烧房，周母在此过程不明不白死亡而试图以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在四年里，起诉了7个国

家机关，周起财的带孝之诉也让人震撼。周起财四方奔走，耗资几十万，他几乎在所有环节上都依靠合法程序，可是几乎所有努力都在程序的非法操作中化为乌有。周起财遇到了一面铜墙铁壁，是最具典型意义的行政执法图景之一。本案从一开始就因为南岗区公安局不作为而引发了四年来一系列的行政诉讼案件，我们无法猜度南岗区政府一系列违法行为是否与黑社会有关。但是可以看到南岗区公安局的第一次行政不作为以后，各级政府的某些部门连续发生了12次重要的行政不作为或者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南岗区法院、哈尔滨市中级法院在最初的案件审理中都违反法定程序枉法裁判，周起财仅有一次要求哈尔滨市检察院立案，检察院也未予理睬，哈尔滨市中级法院至今已有三次违反法定程序的枉法行为，周起财冲破重重阻力固然有其自身坚忍不拔的精神起作用，但是如果没有中央政府、黑龙江省政府的干预，1998年12月10日黑龙江省高院的公正司法和1999年1月21日哈尔滨道里区法院的重审就很难发生。在如此众多的有法不依行为中，只要周起财气馁了，或者上级的干预毫无作用，那么上述任何一项违法行为都足以使此案不了了之

由于部门利益的作祟，有法不依的行为会成为相关利益者纷纷效仿的行为，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只要倒下第一块，最后一块也会倒下。然而，“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可否认，同立法取得巨大成就相比，我们在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现实生活中，不懂法、不尊法，以身试法、知法犯法;搞变通、打折扣，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随大溜、存侥幸，视法律为儿戏，藐视、践踏法律等现象和行为皆有之。这不仅影响经济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而且损害公平正义和人民利益。

四、法治氛围的对比效应

法治建设需要良好的法治氛围，从历史、国外、个案的对比来看，我国的法治建设还需要一个长久的过程。乾隆和华盛顿，两个同在1799年去世的人身上的现代性实在相差太大。大而言之，这也就是两个国家的现代性。

大清帝国前后延续了268年，总共有10个皇帝。康熙、雍正、乾隆在位的100多年被称为康乾盛世，然而站在人类发展史的角度上，这所谓的盛世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17世纪中期以后，历史开始跑步前进。其后的100多年，正好是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工农业产量成百倍、千倍增加。与此同时，政治文明的进步同样迅猛，西方各国人民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了法律的笼子里。

乾隆留给儿子嘉庆两个重要的“遗产”：一是百年康乾盛世的巨大光环，二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贪官、也是当时的全球首富和珅。在地球的另一端，乔

治·华盛顿去世的时候，留下的是另外两份遗产：《独立宣言》、《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在宪法中，起草者明确了制定宪法的两个目的——限制政府的权利和保障人民的自由。

乾隆留下来的两份遗产，经过两百多年的历史演变，“康乾盛世”的光环反而成为阻碍社会变革的“精神枷锁”，一个和珅倒下了，千千万万的和珅在成长。现今的中国，即使经济再如何实现“腾飞”，物质生活再如何“富裕”，均经受不起现有制度下和珅们的侵蚀，人民得不到多少好处。政府的权力高高在上，无边无际，没有受到任何束缚，人民没有享受到彻底的自由，真真正正地当家作主。事实证明，社会越是发展越需要法治，法治不能仅仅停留在观念上，必须落实到行动中。

五、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法治政府之我见

一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一种观念的改变，也不仅仅是几个人的责任，这一切都需要全社会上下全员参与，尤其是政府，要身先士卒，率先垂范，自觉践行依法治国。“惟有信念，才能坚持；惟有实干，才能成事”。

1、推进“公正司法、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行政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成为维护公共利益的有效工具，又可能成为侵害公民个人权利的手段。要确保行政权力的设立和运作真正顺民心、合民意，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最根本的还是要用法律法规来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真正做到依法“治”官、依法“治”权。

一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为经济建设服务；恪守信赖保护原则。确保行政机关公布的信息必须全面、准确、真实；行政机关发布的政策和作出的决定要保持相对稳定，不能朝令夕改；确需改变的要尽可能给相对人合理的预期，由此造成相对人受损害的，行政机关要依法予以补偿；坚持公开透明原则。凡是需要老百姓知晓执行的政策、决定都要公开；凡是老百姓比较关注且需要他们遵守执行的政策，在制定和执行中应当多听老百姓的意见。公开透明还要求行政机关的信息资源应当尽量共享，这是树立规则权威、克服部门保护主义、精简机构、提高行政效率的基础；建立规则导向型的管理方式。即在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之间，注重间接管理；在静态管理和动态管理之间，注重动态管理；在事前管理和事后管理之间，注重事后管理；在管理与服务之间，注重服务。

二是提高制度建设质量。提高制度建设质量，首先要科学安排制度建设项目。要统筹考虑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在继续加强有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方面制度建设的同时，更加重视有关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制度建设。制度是要解决问题的，是反复、普遍适用的。对需要用制度调整的事项，也要作出适时地调整。其次，要确保制

度建设的科学性。只有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握规律，才能确保制度建设的质量。再次，要提高公众对制度建设的参与程度。要建立公开征求意见和听证制度、制度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专家咨询制度、争议协调制度和定期清理制度，以保证制度建设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三是理顺执法体制。就行政机关而言，确保法律实施，需要从理顺体制、完善机制着手，需重点解决以下问题：（1）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要相对集中行政执法权，积极探索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行政许可权，推进综合执法试点。要减少行政执法层次，改变行政执法 “上下一般粗”的状况。要使行政执法权与执法者的利益彻底脱钩，执法经费必须予以保障。要下大力气建设清正廉洁、专业化的高素质的执法队伍。（2）行政机关必须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必须做到既不失职又不越权，严格按程序办事。要克服“运动式”执法的弊端。要公平、公正执法，平等对待当事人，不得滥用权力。在执法过程中，应当依法保障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3）要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制度。行政执法是一项重要的行政权力，应当由行政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未经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不得行使行政执法权。（4）要健全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这是确保法律实施的重要举措。（5）要强化对行政执法的监督。要积极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探索行政执法绩效评估和奖惩办法；要强化行政复议监督；要加强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要强化社会监督，完善群众举报违法行为的制度，高度重视新闻舆论监督。六是要严格执行行政赔偿和补偿制度。

四是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素养。法律素养的提高是一个漫长过程。当前，培养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素养需要把握以下几点：（1）掌握法律知识，既包括规范行政机关共同行为的普通法律知识，也包括各行政机关从事本部门工作的部门专业法律知识。通过掌握这些知识，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知道手中的权力从哪里来，权力边界在哪里。（2）培养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法律的信仰与忠诚。法律不仅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且也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3）培育法律思维的能力，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能用法律思维研究情况、分析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2、完善监督问责体系，建设“责任政府”。群众知道的法律和权利越多，但不能兑现的失望感也越重，反而可能削弱法律权威，进而削弱政府的诚信。因此，首先要建立自下而上、由公民到政府的真正有效的问责制度，并贯穿到日常的行政管理中去。要使问责制度常态化，并成为悬在每个官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让官员提高责任意识、风险意识、民本意识，切实依法行政，心有忌惮，减少乱作为、不作为。同时也要防止大量被问责官员风头过后移地为官的制度化安

排，让问责制在构建官员能上能下、优胜劣汰的有效机制中发挥作用。其次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行问责制，昭示着政府运作模式的转型和变迁，通过责任机制的约束和具体责任的追究，唤起政府官员对自身权力来源、权力行使的宗旨和如何行使手中权力的深刻认识和反省，并内化于政府日常工作中，转化为对人民负责的自觉行动。通过完善问责制度，使其规范化和制度化，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服务型政府的政体改革，更加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3、服务民生，保障民权，建设“服务政府”。民生工作是政府的大事，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老人、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尤为突出。加强民生工作，强化政府服务职能。把扶助弱势群体纳入法制轨道，切实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加大对经济确有困难群众的司法救济力度，引导群众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诉求。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扩大受援面，做到应援尽援。

4、规范制约公共权力、建设“廉洁政府”。以强化人大监督为重点，构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有机结合的全方位监督体系，完善制度，规范程序，加强监督，保证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5、化解矛盾纠纷，建设“和谐政府”。在全面开展矛盾纠纷排查的基础上，创新矛盾调解方式，要由单兵作战逐步向联动调处转变，逐步形成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统筹协调，相互策应、有序运作、功能互补的“三调联动”机制；要由部门作战逐步向联合调处转变，逐步形成“医患”、“交通”、“劳动争议”、“边界矛盾纠纷”等以职能部门为主，多部门配合的“大调解”机制。

6、推行政务公开，建设“阳光政府”。大力推行政务公开，我们应结合实际着重抓好如下六个“公开”：一是政府文件公开。行政机关所制定的一般性政策法规，都应在报刊或政府网站上公开，公众可以查阅和复制。二是决策过程公开。凡政府的重大决策事项都要公开，广泛征求意见，实行科学民主决策。三是政务活动公开。政府各部门的各项重大业务活动、建筑工程、重大财政开支以及其他政府的重大事项要采取适当的形式，接受群众监督，从源头上防止违法乱纪行为发生。四是办事程序公开。政府各部门都要在本单位最显眼的地方将办事程序公开，方便群众办事及监督，并实行首问负责制和“面对面”直接办事，使群众感到平等、亲切、公正、透明。五是收费公开。要实行一个“窗口”收费，收费项目、标准要经过审批，向社会公开，使群众清清楚楚交费，明明白白办事。六是处理结果公开。凡是决策、办事、处理问题等，其结果要公开，给群众一个交代，即使暂时不能解决的，也要给群众解释清楚，真正树立“阳光政府“形象。

最后，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与深厚法律文化传统的国家，如果我们能够在总结中国固有法律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弘扬中华民族的和谐、团结、互助、注重个人道德修养、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优良传统，自觉践行依法治国，开辟出一条融合中国优秀的法律文化传统与西方法治精神于一体的独特的中国法治之路，那不但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对人类法治文明的贡献。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愿望，符合我国法治建设的趋势，必将为我国法治建设注入新的强大动力，也必将使社会主义中国行稳致远、走向繁荣昌盛，让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五篇：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的奋斗目标，积极回应了社会各界对司法公正和法治国家建设的关注和期待。这也表明，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法治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和社会活动各方面基本实现“有法可依”的历史背景之下，法治国家建设的主要任务将从加强立法转向更加注重法的实施，强调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实现建设法治中国的总体目标。这为我们明确了新时期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总体思路，对下一阶段的法治建设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和促进作用。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以来，我国法制建设总体采取的是“立法先行”发展模式。在当时法制基础相当贫乏的条件下，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当务之急就是加强立法、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这种发展模式适应了当时的历史需要，通过短时期大规模立法迅速扭转了“无法可依”局面。

立法是法治运行过程的起点，而执法、司法、守法是对其的延续和发展。法治的目标与价值最终需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来实现。如果立法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实施，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有法不依、有法难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那么法律将形同虚设，民众就会失望，法律的权威就树立不起来，法治建设也将陷入“口惠而实不至”的境地。

一言以蔽之，建设法治中国不仅仅是加强立法工作，更重要的是要形成立法与执法、司法的有效对接与贯通，是要把“纸面上的法”通过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真正转化为“行动中的法”。为此，十八大报告在提出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法治工作总体布局之后，专门强调要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八届三中全会也着重阐述了当前保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主要目标与任务。

法的生命在于被赋予真正意义上的实施。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高度，多次就法律实施问题发表重要阐述。在纪念现行宪法颁行30周年纪念会上，总书记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这就为新时期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指明了方向和基本思路。

十八届三中全会为进一步保证宪法法律的实施进行了工作部署，指出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建立健全全社会忠于、遵守、维护、运用宪法法律的制度。

这表明，我们已经深刻意识到，能否实现“法治中国”的梦想，能否真正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不仅仅在于我们有无法律，更决定于这些法律能否得以真正意义上的实施，取决于这些法律能否通过执法和司法过程真正作用于社会生活。

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对于保证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实施意义更为凸显。这是因为，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民众尊重和信赖司法，这种尊重和信赖将有助于克服政府执法的缺陷;如果他们失去了对司法的信任和尊重，则他们对法律和秩序的尊重将会消失，从而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故可言，司法无公正即法律无公正，司法无权威即法律无权威，法律无公正无权威即无法治。如果司法缺乏公信力、权威性，存在大量徇私枉法、司法腐败现象，那么立法乃至整个法治建设的成效将丧失殆尽。鉴于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与任务进行了详细而深刻的阐述，为当前的司法工作明确了方向和基本思路。